第518章 中场

理欲统一!

这四个字如洪钟大吕一般敲击在众人的心坎上。

姜星火理论的完整程度,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从本体论的角度,姜星火的理论,对于整个现实世界的解释,对于之前的历代大儒,尤其是宋儒而言,详实等级无疑是辗轧级别的。

无论是张载的“太虚气本论”还是程颐的“理气二元论”,亦或是朱熹的“天理人欲论”,气本论的世界观框架,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都很难让人完全理解和信服。

气,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没有人观察到?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就像是一条传了四五代人的破裤子一样,每代人都在缝缝补补,只是争取它不会露馅丢人太难堪,至于想要多美观,那就做不到了。

而现在,这条破裤子彻底被姜星火的名为“细胞”的大剪刀给裁剪烂了。

跟抽象的、无形无质的“气”相比,细胞是能够被普通人在几乎所有生命体上普遍观察到的真实存在,这种真实存在,是构成生命的基本单位,同时几乎不会因为观测者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只要观测手段固定,使用标准的显微镜,那么不同的人,就能得到相同的观测结果。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

在传统的各种派别的本体论中,无论是佛家、道家,还是儒家,对于本体论的观测,都是“因人而异”的。

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根据资质/悟性/佛缘等因素的不同,对于各派别的本体论,在观测或者说体悟过程上,得到的结果是不统一的。

这就导致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也有理。

正因如此,三教之间互相争执不休,持续了上千年,对世界的结构和构成,都有自己的一套认识理论,也就是本体论。

但姜星火的“物质一元论”,通过发现微观层面上细胞的存在,完成了本体论划时代的变革。

从此以后,本体论的观测者,嗯,用儒家的话说就是“体物之人”,不再需要个人禀赋,所有人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观测到相同的详实结果。

这样一来,不仅具有眼见为实的说服力,而且这套理论能普及的程度,也极大地增加了。

受众多了,信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公论。

实证主义方法的最大效果,就是“不信你自己看”。

这种效果,在科学原理和实验的普及过程中,已经初见端倪。

譬如热气球气压原理,以及棱镜散射原理,都是能够通过实验复刻的。

正因如此,科学原理才在国子监生中受到追捧,继而流行。

这个道理,在座的诸位大儒都很明白。

所以他们都清楚,一旦今日的成果面世,尤其是以孔希路的名义发布,那么随着显微镜的普及,姜星火以细胞物质学说作为基础的“物质一元论”,将会迅速风靡大江南北,而且理学家们根本无力反驳。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细胞物质学说能够实证自己的存在,理学家怎么证明“气”的存在?

证明不了,没这个能力你明白吧。

而除了“物质一元论”这个本体论,基于本体论延伸出的人性论,姜星火显然也下了相当程度的工夫。

“暂且休会吧,诸位且歇息片刻。”

就在这时,胡俨作为东道主,利用了一下手中的权力。

姜星火当然清楚,胡俨这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就像是打比赛,打到最后只能喊暂停。

但他并不畏惧胡俨等人能怎么样,这时候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强行推进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不如大度一点,容他们喘息片刻。

“好,诸位且起来活动活动,一炷香以后继续。”

辩论不知不觉已经持续了很久,太学之会的与会众人年龄普遍偏大,平均下来也得五十了,所以确实也都需要稍微休息。

“方才他们说的有点乱我怎么没听明白?”

隔壁的胡汉苍,靠着墙壁,用一口满是广西口音的汉语,向其他人询问道。

实际上,刚才是好几个人一起加入了论战,再加上观点都比较有深度,涉及三教关于人性论的方方面面,所以他听不懂才是正常的。

而且,不仅是几个人七嘴八舌地互相接话,话题的核心,也一直在不断围绕着主线变迁,这就给旁边的听众,造成了严重的困扰。

吕恭这位吕宋留学生自不必说,压根没听懂。

而无论是李杰还是贺段志,这两个琉球国来的资深留学生,也都是似懂非懂的状态,小胖子也没好到哪里去。

跟他们面临同样困扰的,就是一直没说话,但在会场中负责记录的杨荣和杨溥。

姜星火基于“物质一元论”的本体论观点,延伸出来的人性论观点,是逐个递出的,整体而言成体系,但在辩论过程中表述比较零碎。

而杨荣和杨溥越是梳理整合,越觉得其中的道理精妙无比,堪称幽微深邃。

第一阶段。

对于理学家的理气和心性,姜星火将理(规律)归属于气(物质),将性(天性)归属于心(人心),也就是物质→规律,人心→天性。

而理学的人性论终极公式:

人心=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知觉

第二阶段。

姜星火认为“知觉”是属于人体的器官性体验,是物质的一部分。

同时,姜星火还认为,“天地之性”并不存在,人只有基于生命运动和细胞遗传的“气质之性”,这就相当于,把“气质之性”也归结为物质派生,同时“高级”的仁义理智之理是性,“低级”的声色臭味之欲同样是性。

由此,得出姜星火的心性论公式:

人心=生命运动+细胞遗传+器官知觉

天性=理(道德)+欲(物欲)

第三阶段。

姜星火认为,人心和天性都是基于物质而产生的,天性中的物欲是为了保证人类生命的正常运动、繁衍、延续,而天性中的道德则是为了端正人心。

由此,姜星火推导出了“理欲统一”的观点。

——理欲统一,强调天理和人欲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人的心性本身。

在这个观点下,自然就没有“存天理灭人欲”的道理了,更不可能存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

杨溥看着青衫玉带,正与孔希路一起在孔子雕像面前私语的姜星火的背影,心中不仅升起了一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觉。

“一代宗师啊”

听了杨溥的话,杨荣先是一怔,旋即苦笑。

在参加太学之会前,他们与杨士奇苦思冥想了一夜,一同准备了许多预案、话术、技巧。

但真到了现场,他们才发现,基本都用不上。

对于大明的庙堂来说,三杨已经算是才学、能力都相当出众的青年才俊了。

但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参与太学之会的这些大儒面前,三杨的学术水平,还远不够看。

仔细数数,能来参加太学之会的辩手们,哪个是白给的?

胡俨、王允绳,这都是大明最高等级教育机构的一二把手,能在这里教书育人,水平毋庸置疑。

高逊志、汪与立、杨敬诚、曹端,个个都是继承学术一派的大儒,都是现在就被称“先生”的存在,纵使达不到理学诸子的高度,在现在的时代,也是排在最前列的。

胡季犛,安南国儒学第一人,稳居安南学术界第一的位置三十多年。

姚广孝、张宇初,佛道两家的扛把子。

名望威孚海内的孔希路就更不用说了,圣人的人间行走,硬实力稳压姜星火半头的终极BOSS。

在这些人里边,就连有着“大明第一才子”称号,已经成名十余年的解缙,也只能垫底的存在。

而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事实是,即便是最垫底的解缙,在才学和儒学造诣上,都是能把三杨全方位吊起来打的。

所以,杨士奇的参与,其实是出乎太学之会众位辩手的预料的。

杨士奇之前不是不知道这种差距,他想要一试,也仅仅是不甘心而已。

姜星火给了他这个机会。

而试过了的杨士奇,才知道自己与这些人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苦心琢磨的、基于现有理论的小技巧,都是没有用的。

最最令三杨绝望的是,此前他们都是以某种“旁观者”的身份,来感知姜星火的。

狗屁“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明明就是“旁观者不知轻重,当局者汗流浃背”!

真到了自己入场的时候,姜星火这种令人绝望的、碾压性的实力,让三杨甚至觉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正如泰山会制服每一个嘴硬的人一样,姜星火同样会用堂堂正正的实力,让所有质疑他的人无话可说。

“你们说,以后姜星火会不会超越北宋五子?”

杨荣忽然鬼使神差地想到了一个问题,旋即脱口而出。

杨士奇在身后看着他俩整理会议记录,听到这个问题,也是一愣。

姜星火的学术表现,在太学之会前,已经解决了理学大厦的最后几块空白的一部分,仅此而论,保守点说,也足以在当世坐五望三这是他们不知道心学新论同样是姜星火提出的前提下。

如果再加上对心学的突出贡献,那么坐三望一是没什么问题的,甚至随着上一代大儒的凋零,稳居第一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姜星火还这么年轻。

但就“以矛盾解太极”这些学术贡献来说,虽然很重要,但还不足以追平北宋五子和朱熹、陆九渊、叶适、陈亮这些能够单独开宗立派的“诸子”级别的存在。

或者说,没资格称“子”。

因为无论是北宋五子,还是理学朱熹、心学陆九渊、实学的叶适和陈亮,都是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的,这套体系,包括了本体论和心性论在内,涉及方方面面,能够逻辑自洽。

姜星火之前没有,但现在显然有了。

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门徒,再加上位高权重,数十年下来,姜星火的学问,也就是包含科学和实学在内的“新学”,很可能会代替理学,成为大明新的官方学问。

到了那时候,姜星火在学术界的历史地位,显然就能够追平北宋五子了。

但想要超越,却很困难。

因为“诸子”这个级别再往上,那就是“圣人”了。

屠龙之术,当然可成圣人。

姚广孝认同姜星火的理念,所以认为他是圣人。

但这套屠龙之术,在眼下却难以广泛流传。

所以,杨荣的意思是,姜星火有生之年,能不能单凭创建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学术造诣,超越北宋五子,逼近封圣的地步。

儒家现在孔庙里有六位圣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颜子、曾子,嫡孙子思,孟子,荀子,荀子是这两年才抬进去的。

儒家六圣里面,真正有实力称圣的,那就是孔子、孟子、荀子。

剩下的颜子、曾子、子思这三位当然也很强,并且对儒家各有突出贡献,但距离硬实力称圣,显然还差了点意思。

那么,姜星火能迫近荀子的位置吗?

目前看来,显然还是差点意思的,先追平北宋五子再说吧。

但杨荣问出这个问题,就已经代表了某种强烈认同,或者说恐惧。

这一点,三杨也旋即认识到了。

“胡说什么?”

杨士奇的神情难掩焦躁,他嘟囔了两句,又左右踱步着。

杨荣和杨溥也意识到了他的焦虑,于是都闭上了嘴,继续认真整理会议记录。

孔庙里,姜星火和孔希路也简单交流完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孔公了。”

孔希路看着荀子的雕像,心情也是有些复杂。

这一步踏出,当然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可孔希路也很清楚,南孔谦让衍圣公的威望,是在逐年衰退的,这种衰退在外人看来微乎其微,可终究是客观存在的。

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倒是没什么,有自己的庇护,南孔的地位依旧稳如泰山。

但靠山山会倒,自己总有死的那一天。

如果家学不振,又没有多少族人子嗣入仕,那么南孔恐怕很快就会开始逐步衰退。

从名满天下的望族,逐渐变成对江南、浙江、江西有影响力的名门,继而衰退成仅在衢州有些势力的本地豪族。

这种漫长的衰退,或许能持续上百年,对于他后面的几代人来说,依旧是家大业大。

或者对于一般的家族,这就足够了。

毕竟,富不过三代。

但孔家是一般的家族吗?这可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孔家!

对于孔家来说,与国同休,都是工作没做到位。

谁与国同休啊?国没了,我们孔家还得在。

而衍圣公的名头,南孔已经让出去了,也不可能再去山东曲阜要回来

因此,孔希路作为南孔的家主,迫切地希望,自己能给家族后代,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对于孔家这种家族来说,钱帛、土地、人口,都是没有意义的;书籍、知识、人脉,有意义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名望和学术传承。

名望,孔家不缺。

孔家缺的,就是一份完整的、独立的学术传承。

就像是杨敬诚代表的杨氏一样,在关中历经金、元、明三代不倒,如今家族已经靠着关学的学术传承,靠着对关学的权威解释,传承了足足近两百年!

而这份学术传承,这份足以开宗立派的东西,只有姜星火能给他,别人给不了,也不可能给。

孔希路可以肯定,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姜星火一样,干出来把完整的学术传承拱手送人这种事。

当孔希路得知张宇初的心学新论,是姜星火所授予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是呆滞的。

伱当这是去菜市场批发大白菜呢?

学术传承,是多么宝贵的东西,能保一个家族绵延数百年不衰。

而这,在姜星火这里,则成了可以量产的东西。

只要你对我有用,愿意与我合作,那么就可以送你。

正因如此,龙虎山一脉所代表的道门,才会如此对姜星火死心塌地。

孔希路现在已经明白了张宇初的选择。

并且,孔希路很珍惜这个能接受选择的机会。

要是有的选,谁不愿意天降横财呢?

当然了,姜星火也不是搞慈善的,这世界上也没有免费吃的午餐。

就如同交易灵魂的魔鬼一样,拿了姜星火的东西,那总得付出点什么吧。

孔希路所需要付出的,就是他本人和南孔的全部名望。

从此以后,他和他的家族将被牢牢地绑在姜星火的战车上,并且是没法半道跳车的那种。

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孔希路这个终极BOSS,都将摇身一变,披上姜星火的战袍,为姜星火而战。

风刀霜剑,在所不辞。

为此,孔希路之前有所权衡。

但在今日太学之会开到一半后,孔希路下了决心。

——上车!

前途一片光明,现在不上车,再等等说不得位置就更拥挤了,能获得的好处也更少了。

这边孔希路下定决心,反方的辩手们,也大略整理好了思路。

双方重整旗鼓,重新回到太学之会的辩论场地,开启了太学之会的下半场。

——————

回到场地,胡俨率先发难。

“戒贪嗔痴,除佛三毒,不悟性空,妄生痴想。

一切贪心,皆为欲障,拂意生嗔,其烈如火。

不遑顾思,以及大祸,惩之窒之,由戒生定。

定慧相生,动常有静,是曰性学,是曰圣功。”

说罢,定定地看向姜星火。

这是《王樵·惩忿窒欲箴》的内容,作者融合佛道之说,用来解释儒家理学心性论,简单翻译就是所有不好的念头都是来自于欲望,欲望的危害极大,而只有克制它才能学会动中常有静,这就是性学,这就是圣人的功夫。

而这个内容,同样也是儒家论战的经典梗之一。

语出朱熹的《案陈同甫(陈亮)书》:“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是用来讥讽实学代表人物陈亮的,嗯,陈亮陈同甫就是辛弃疾的那位好朋友,千古留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就是辛弃疾写给陈亮的词。

现在胡俨拿出来,自然是以朱熹讽陈亮故事,来重现理学对实学的压制。

实际上,拿“物欲”这个论点来战斗,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本体论和心性论,两个大类。

理学“气本论”的本体论被姜星火的细胞物质论彻底攻破,完全无法抵挡。

剩下的就是心性论。

心性论分为“人心”和“天性”。

人心也没得辩,姜星火解释的很清楚了。

所以,只剩下了心性论里的“天性”,也就是理欲论。

这就相当于所有的阵地都已经彻底失守了,只剩下这最后一块坚实阵地了。

而一旦理欲论也辩不过,那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面旗帜,自然就要被拔除。

到时候,就意味着反方辩手们的彻底失败。

所以,胡俨不得不从理欲论出发,做最后的防守反击。

这里要说的是,理学的心性论的终极形态,也就是朱熹的“天理人欲论”,是要客观公正地对待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属于极端案例,而对待人欲,并不是指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物质欲望,而是指超出正常欲望范畴外的东西,也就是朱熹定义的“人欲者,此心之疾,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即人欲是人的后天因受物欲昏蔽而致的疾病状态,循其病态则表现为私且邪。

朱熹不是疯子,相反,他是能列入“诸子”的存在,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宋儒的巅峰存在。

所以,朱熹不会犯逻辑上的低级错误,关于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朱熹认为它们是相对的,所谓“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熹的理欲观念里,是肯定正常的物质欲望的,认为一个人饥欲食、渴欲饮,这些都不是人欲,而是天理但是如果饥不仅食,而要求美味;渴不只饮,而要求琼浆玉液,这便是人欲。

如果是小农经济基础下的封建帝国,缺乏商品循环,严格控制流动与流通,那么这套“天理人欲论”,当然没什么毛病,不仅没毛病,而且非常契合。

朱元璋一直致力于把大明建设成一个道德模范大农村,所以很喜欢朱熹的这套理论。

但在如今的永乐时代,一切显然都变了。

消费主义虽然是陷阱,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必然伴随着物质欲望的膨胀的,人们没有物质欲望,怎么进行消费?不消费商品怎么生产、流通?商品无法生产流通,工场主和工人以及相关社会阶层如何获利?

所以,对于姜星火来说,朱熹的“天理人欲论”必须被批判,逆时代潮流的这些落后思想,也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姜星火沉吟片刻,开口反驳道:

“故君子之用损也,用之于‘惩忿’,而‘忿’,非暴发,不可得而惩也。”

“用之于‘窒欲’,而欲,非已滥,不可得而窒也。”

“《王樵·惩忿窒欲箴》中所言损者,实乃衰世之卦也,杞人忧天莫过于此,若夫未变而亿其或变,早自贬损以防意外之迁流,与畏金鼓之声而自投车下何异?不亦愚乎?”

姜星火的意思就是“惩忿窒欲”这个主题就不对,忿不需要惩戒,欲也不需要窒束,“损”的主张是有害于生命的运动、生长、繁衍的,对于极度抵制和鄙视欲望的这种想法,是纯粹的庸人自扰,跟害怕被贬谪所以自己先跑路,害怕打仗声音所以自己先跳车是一个道理,非常愚蠢。

解缙跟着补充道:“人欲本就与天理一体的,禁人欲不仅妨碍天理之实现,更扼杀正当之欲望,若不择其善或不善而止之,则‘窒欲’恐怕是无用之功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描述百姓对周历王残暴统治的憎恨和恐惧,出自《国语·周语上》),难道就真有用吗?”

胡俨亦是勉力应对:“子曰:克己复礼,《中庸》言‘致中和,尊德性,道学问’,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人性本明,只是被人欲所蒙蔽,如宝珠沉于水中,明不可见,脱水而出,则宝珠依旧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处,哪有身处暗处,还要一力投入水中暗无天日的道理?若是人人思己欲,天下岂不大乱?”

姜星火一眼便看穿了胡俨的小陷阱,但他反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并没有头铁地强调人欲绝对无害。

“因人欲有恶,故而恶人欲,未尝不是另一种弃暗投明。”

姜星火笑道:“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例如我喜食鱼,以河鲂为美味,便要恶非河鲂之鱼吗?”

“薄于欲者,亦薄于理也。”

见姜星火还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着“理欲统一”的观点,胡俨也是有些急了。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胡俨笃定道:“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说罢,死死地盯着姜星火看。

这就是要做最后一搏的意思了,姜星火眉梢一挑,示意胡俨有什么大招尽管使出来。

(本章完)

第519章 尽心

“经国济民者,天理也;世风奢靡者,人欲也。”

胡俨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搏。

而作为最后的对策,显然是经过胡俨深思熟虑的,条理非常清晰。

“经国济民,合气质之性,亦需合天地之性。”

“何谓经国济民与天地之性相合?”

胡俨自问自答道:“仁、义、礼、智、信,此五者也。”

胡俨话语稍顿,众人却变得若有所思了起来。

刚才的核心辩题,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现在,眼见着仅靠“天理人欲论”这个防线,恐怕最好的结果,都只是勉强守住。

而总体上来讲,由于在本体论上的一败涂地,太学之会的总体结果,还是反方辩手的大败亏输。

而且,“天理人欲论”这条摇摇欲坠的防线,到底能不能够守住,也很难说。

所以胡俨索性心一横,直接转移核心辩题了。

一场论战的核心辩题,一般来说,不是某一方想转移,就能转移的,要得到双方的认可。

而胡俨所转移的辩题,既是反方唯一反败为胜的机会,也是正方辩手们,需要正面接下来的辩题。

因为胡俨所抛出来的辩题,其实就是在经济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实际上,之所以会有这场太学之会,就是因为随着变法的进行,商品经济的发展,引来了思想道德层面的种种变化。

所以,胡俨抛出的新辩题,反倒比刚才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为贴近矛盾主旨。

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可靠的论点,那么反方辩手们,失败的概率反而更大。

因为在这种依托于商品经济发展下的伦理道德问题上面,传统的程朱理学,并没有多少深入研究。

也就是说,全靠胡俨自己的临场发挥了。

能不能超神爆种,是这最后一搏的关键。

其他人,也都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

杨士奇满怀希冀地看向了胡俨。

曾经,杨士奇并不是很高看这位在内阁里沉默寡言,做事稳妥的大儒。

因为胡俨的岁数,比他们大不少,也不是科举出身,在基层学政系统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是靠着多年积累的名望以及过硬的儒学实力被提拔进内阁的,但胡俨为人教条,甚至有些死板,是不可不扣的醇儒。

故此在很多事情上,做事较为灵活变通的杨士奇,都不太认可胡俨。

但不管是变法开始时胡俨的挺身而出,还是今日胡俨堵上一切所换来的这场太学之会,胡俨强硬的风骨,都让杨士奇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

而今日胡俨一力担之的决绝,以及从绝望中不断寻找希望的勇气和能力,更是让杨士奇非常敬佩。

但是胡俨,真的能做到打败姜星火吗?

杨士奇的心头升起了一个问号。

姜星火是如此的强大,这种强大甚至让他产生了慌乱和绝望。

但胡俨很快就用自己的爆种表现,给予了杨士奇和所有反方辩手新的希望。

“天地之性,道德也。”

“道德之仁义礼智信,不仅约束天下之人,更可约束经济关系。”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

“义者,君子之所喻也。君子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若有白金遗道中,君子过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过之,则便以为利而取之矣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已随之。”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

“智者,犹识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足食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则在乎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矣。”

“信者,约信也,以实之谓信。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交易以信,则市易易,反之,则难矣。”

当胡俨停顿的时候,现场响起了不小的惊疑之声。

显然,胡俨根据“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观念来对商品经济行为进行约束,是基于程朱理学里朱熹观点的一次不小创新。

胡俨的整体观点,就是认为财富可以后天获得,但财富获得的途径和手段要符合道德标准,“不义之财”不可以被提倡的,虽然趋富恶贱是社会的现有价值取向,但君子取利要有道。

而在消费观念上,胡俨也试图以程朱理学,为大众提供一个标杆,主张把个人消费伦理拔高到了脱离世俗物质享受的层次,追求一种精神享受的至高境界。

总得来说,是程朱理学现有的义利观基础上的理论突破。

既坚持了儒家根本的道德原则,又显得不是那么不切实际。

实际上,由于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人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对道德底线的坚守,而胡俨的这种提法,就有点类似于近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理论假设,而在经济活动中,诚信等基本原则确实是值得提倡的,以损害道德为代价的经济活动,其实对于整个社会风气都是一种损害。

胡俨的观点,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这是无法否认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胡俨就已经取得了稳住阵脚的作用。

毕竟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下面指指点点,天然就立于某种不败之地。

但这种改变,对于传统的程朱理学,或许是一种进步,可对于姜星火的新学来说,却依旧太过保守和落后,是披着“仁义礼智信”的虎皮的道德绑架。

姜星火思忖片刻,开口道:“仁义礼智信,不待发而始有也,未发之时,此五者未尝不流行于中,即使发之时,五者有何声臭之可言乎?若必以不容说者为头脑,则参话头以求本来面目者为正学矣。”

“宋儒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层以谓之性,谓之曰仁义礼智信,性反觉堕于渺茫矣。”

姜星火的立场站的很稳,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某种“让步”而随之妥协。

因为从心性论的角度,姜星火压根就不认为儒家基于天地之性所衍生出来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是属于实理范畴,也就是他反对这种在“仁义礼智信”之前先立一性的形而上学,如果是基于这种逻辑去推导一个“天性”,那么跟佛家成佛的逻辑有什么区别呢?

说白了,“仁义礼智信”没错,道德也没错,但理学家将这些东西,定义为“天理”范畴,属于“天地之性”,来居高临下地指导社会经济生活,在姜星火看来就是错的。

如果今天他接受了这种对方的“妥协”,承认了理学家的道德准则对于经济活动的指导地位,那么其实一切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今天的太学之会,争到现在,争的就是到底存不存在“天地之性”这种至高的、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的概念。

“解大绅方才所言,盖赤子之心,见父自然知爱,见兄自然知敬。”

姜星火继续道:“若是真有一个天理,基于物质遗传的种种本能,方是天理源头,何消去存天理,而后发之为仁义礼智信?如孝子见父赴役,天寒起盥冷水,见之痛哭曰:为人子而令亲如此,尚得为人乎!于是以身代之。此痛哭一念,是从天理而求得的吗?我以为,宋儒往往说倒了。”

“《孟子尽心上》所言: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有亲亲而后有仁之名,则亲亲是仁之根也,今欲于亲亲之上,求其所发者以为之根;有敬长而后有义之名,则敬长是义之根也,今欲于敬长之上,求其所发者以为之根.此宋儒所以有‘性中曷尝有孝悌来’之论,天地之性不明,由此故也。”

针对胡俨所提的“仁义礼智信”这个根本论点,姜星火给予了重点针对回应。

对于当先的“仁义”两点,在儒家体系里,仁的基础是亲亲,义的基础是敬长,这个是孟子明文规定的,而所谓亲亲,指的就是孝,所谓敬长,指的就是悌。

姜星火认为,孝悌作为仁义的根基,非如程朱所理解的那样仁义为孝悌之根本、孝悌为仁义之发用。而是“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都是虚名,譬如仁义,是先有亲亲敬长,才后出现的。

从名实关系上看,“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是基于物质遗传的人伦关系和后天社会关系形成的,孝悌之行为实,仁义礼智为名,这就完全颠倒了程朱理学在天地之性所派生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问题上的观点。

而接下来,双方又是一阵唇枪舌剑。

辩论,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姜星火“理欲统一”的心性论观点非常牢靠,反方辩手们根本无法驳倒,之前以退为进的招数,也宣告无效了。

实际上,辩论到了这里,所有反方的辩手,胡俨、杨士奇、王允绳、高逊志、汪与立、杨敬诚心头都升起了一股无可奈何之感。

本体论方面,姜星火的物质细胞理论,实在是无可辩驳,所以已经开局输一半了。

剩下的这一半,也就是心性论,姜星火更是咬死了“理欲统一”的观点一步不退。

如之奈何?

几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杨士奇这时候忽然看到,在负责记录的杨荣,给他使了个眼色。

“若是真到了局势为难的时候,不妨用此法破局。”

杨士奇想起了此前他们所商议的内容。

眼下,似乎就到了不得不用的时候了。

因为再拖下去,没有对策的话,那就输了。

杨士奇又等了等,眼见胡俨也是无计可施,于是咬牙出声道。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性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

曹端闻言却是一怔。

——尽心论。

因为理学的尽心论是心性论的一部分,全靠心证,而心证的东西,拿来辩论是没有结果的。

所以,这就是属于拖时间的无赖打法。

但凡要点脸面的,肯定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情的,所以胡俨没好意思。

而杨士奇今天为了赢.不,或许只是为了输的不那么难堪,直接把理学的尽心论给祭了出来。

而理学尽心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尽心与穷理致知、体认天理这三者,是一并显发的,只要尽得此心之全,亦即意味着对万物之理的穷极无余,在逻辑层次上,万物之理是天理的显现。

最终版本的朱熹则认为,对于人心,想要尽得此心,必须穷理致知,只有这样才能透显涵具灵昭明觉之知的本心,并上达天理,最终实现人的气质之性与天理的天地之性的统一。

解缙此时只道:“谬矣!”

“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强恕而行’,讲的都是尽心,心之在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如此种种,如孺子入井而有恻隐之心,不尽则石火电光,尽之则满腔恻隐,无非性体也,人与天虽有形色之隔,而气(物质)未尝不相通,知性知天,同一理也,何必舍近求远?”

解缙的意思是,朱熹等宋儒认为“性/理”是独立实体,所以才有“必以知性先于尽心”的尽心论说法,继而以穷理为入手工夫,而其所穷所知之理乃天地万物之理,反失却人心恻隐羞恶等条理,不说南辕北辙,也可以说是舍近求远。

汪与立这时候反驳道:“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

汪与立的说法,就是典型的理学的“交融贯通之境”,也就是宋儒们总结出的境界法门,是知觉之心体在穷理、致知之后“心理合一”的证成。

此时此刻,反方辩手们已经不指望赢了,只指望输的不要这么难看。

而眼见杨士奇用的“尽心论”这招似乎有点效果,反方辩手们也是跟着一拥而上。

高逊志亦是开口道:“专务于内,从心求理,则物不尽;专务于外,从物穷理,则心不尽。物不尽,心不尽,皆是理不尽,故而必心物内外交融,达至于心理合一之境界。”

杨敬诚亦是打起精神来说道:“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君子之聪睿,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

融会贯通之境,这个说法被反复提及,实际上就是宋儒认为当为学致知进至脱然贯通境界,知觉之心知与物之理则一体契合,故本心所具之灵昭明觉之知,不仅能够究极天下之物的精微义理,也能够究极此心体之量。

有点类似于“大自在”、“大圆满”的意思。

胡俨亦是勉力说道:“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是以平居静处,虚明洞达,固无毫发疑虑存于胸中.至于事至物来,则虽举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尝接于耳目思虑之间者,亦无不判然迎刃而解,仁义礼智信,种种天理,皆由此而证。”

张宇初这时候也开口了,既然涉及到心性,那正是他最近研究的心学所在,他更有发言权一些。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体(宋儒概念里的‘性体’)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气,似落于迹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为知命,犹之太虚何处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则生机散漫,无所收拾。”

这就是绕开宋儒,回归到孟子这里,强调在先秦儒学的哲学体系中,“良心”和“平旦之气”比“性”更为根本。

顺着这个思路,姚广孝亦是说道:“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此语即喜怒哀乐未发之体,未尝不与圣人同,却是靠他不得,盖未经锻炼,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不妨说‘工夫所至,即为本体’,尽心而得本体,有违先儒之论。”

破题的思路,基本都是一致的。

既然反方辩手始终强调尽心而得本体的宋儒观点,那就去先秦儒家的理论上找依据。

反正理论体系上,肯定是古代圣人的观点,更加有权威性。

而在宋儒这里,是强调有心体或性体之类的一先天本体,然后经由工夫,复其本体。

正方辩手们,就强调先尽心工夫,工夫精熟,心体流行自然条理分明,此为性体或者说本体的根本,在这个逻辑框架下,本体不再是一先天本体,而是工夫所至,心的一种良好状态或属性。

“不然!”

杨士奇固执道:“人生时浩然之气,被那气质混浊颓塌之气所遮掩,这浩然之气,乃是工夫后养得。”

解缙笑道:“浩然之气本非固有,如何养得?与那昏浊颓塌之气不过是一气罢了,工夫则点铁成金,不是将好气来,换却此气去也。”

杨士奇坚持道:“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而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媸俯仰,因物赋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

这里就是分别从体、用两个方面来论说人心,也是程朱理学对于人心的经典论断。

从本体的一面来讲,认为人心本体、本真的一面如明鉴一般纯净虚明,不染一物,又如衡器(天平)一般公平公正,不著私意;但在发用的一面,则认为人心不能不因“喜怒忧惧”、“妍媸俯仰”这些外在情绪表现出随感而应、因物赋形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

实际上,这也是程朱理学心性论与尽心论的根子了。

从理学对人心体用两个方面的阐发不难看出,人心不仅是知觉的主体,且作为知觉主体的人心本身具有德性色彩和善恶判断。朱熹所谓人心不仅能知觉,而且有善恶,也就是“心有善恶,性无不善”.由于朱熹的人心在发用一面既已体现为善恶两方面的道德属性,因此从尽心论的角度来看,人的认识就不是纯粹的认知问题了,而是心性的道德修养问题。

胡俨亦是说道:“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知有不尽,故其心之所发,必不能纯于义理,而无杂乎物欲之私,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

这里就是说,程朱理学认为人心即便通过“尽心”的工夫,也并不能穷极事物之理,究其根本就是人心被私欲遮蔽,而私欲对于“尽心”是有极大危害的,仅会影响和阻碍“尽心”的进一步推进,也会对修身养性带来直接影响,而朱熹的观点则是人心一旦被私欲所蒙蔽,那么就算想勉强“尽心”,也很难做到.换言之,“尽心”不是一个靠自身努力所能完全达成的认识过程,阻碍认识活动难以继续推进的非是人自身之知识能力缺乏的问题,而是认识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也就是人欲的问题。

实际上,双方激烈争论的观点,始终都是基于不同本体论派生出的心性论。

而宋儒以朱熹为代表的尽心论,正是其分别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反映,根本上是理气二元在心性论上的反映。

正方既然主张物质一元论,那么自然反对有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别,认为浩然之气与昏浊颓塌之气总是一气,养得好则昏浊颓塌之气变而为浩然之气,养不好则浩然之气变而为昏浊颓塌之气。

所以,根子上这些心性论派生的说法,还是本体论上的争端。

只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本体论可以用细胞学来实证,心性论却不能,所以驳不倒反方。

姜星火静静地听着他们的争吵。

一场太学之会,眼见着就从上午,来到了中午。

明日高悬。

姜星火方才开口。

“所以,诸位都认为,尽心难以致良知?”

胡俨微微颔首应道:“然也,诚如伊川先生所言: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

反方辩手们,并没有觉得胡俨的回答有什么不妥。

“良知”是尽心论的一部分,属于专有名词。

该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而在宋儒的话语体系中,有进一步的引申含义,朱熹在作《孟子集注》时对“良知”这个词的“良”作注时,用的事“本然之善”这四个字解释。

呃,倒也不必一看朱熹做的注释,就觉得夹杂私货了。

实际上,朱熹确实缝合了不少东西,也自己为了理论上的逻辑自洽而夹杂了私货,但至少在“良知”这个词上,朱熹所注与孟子的原意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良知”是一种先天的知觉,也就是孟子所谓不必思虑而能知觉的意思。

同样,朱熹在注释孔子那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时,写的注释是“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这里面对于“知”的语境,跟之前是完全一致的。

但跟先秦儒家零散地提到良知或知不同,朱熹把这个词跟之前所重点说的“敬”“诚”之类的一起提高了重要程度。

在朱熹这里,良知是人生来就从天那里继承的东西,是天赋,是天灌注到人心中的东西。

换句话说,还是“天理人欲论”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良知”在朱熹这里会高频率地出现,而且往往跟他的心性论绑定在一起。

朱熹在《大学章句》里写了“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在《大学或问》中写“人莫不有知”,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对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进行注释“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如此种种,不胜枚举,都是良知的意思。

正因为这种广泛使用,所以当姜星火提出“良知”的时候,根本就没人反应过来有什么问题。

姜星火看着高悬在天空中的太阳,额头被阳光照射,已是沁出了几滴汗珠。

——他有点烦了。

所以,姜星火决定早点结束这场太学之会,给予反方辩手们最后一击。

“依我看来,经济社会运行,不需要什么仁义礼智信作为高高在上的约束,说到底,既然良知是与生俱来的,那就能使人知善知恶,能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判断,所以不管是解决尽心还是方才提到的道德,只需要三个字就够了,致良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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