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承基被捕之后，为了保护其他人，完全回避了密山起义的计划。

加上他“暴毙”的相当突然，外头试图营救的人，根本来不及反应，也因此，营救计划全部取消。

不过，这些人活动频繁，多少也引起了清廷的怀疑。

因此，朝廷命令东三省督抚，严查隐藏在东北的革命人士。

那些活跃在东北的革命派人士，不得不停止他们的活动，分散开来，各展所能，投入到学堂、军队、警察等行列中。

商震考入了新军二十镇随营学堂，程起陆、李培基考入东三省讲武堂。

后来，这些人又考入了东三省陆军测绘学堂，作为他们进行秘密活动的掩护。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一片欢庆祥和的气氛中，宣统二年来到。

去年过年各家没能好好庆贺，今年没了限制，都想着找补回来。

于是从正月初一开始，巡抚府上就十分热闹，前来拜年的人络绎不绝。

正月初六，曲绍扬在省城最大的戏园子办堂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共庆新春佳节。

席间，众人少不得要对曲绍扬歌功颂德一番，称赞其清廉正直、勤政务实、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

算起来，曲绍扬在吉省任职已经快八年了。职务从将军到巡抚，统揽一省之军政要务，算得上是一方封疆大吏。

曲绍扬在任期间，整顿地方治安、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办工厂、盖学校、建医院，可以说是做了不少实事好事。

吉省这几年稳定发展，人口几乎翻倍，经济形势也一路向好，曲绍扬确实功不可没。

当然，人无完人，谁也不可能一心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曲绍扬同样有私心，借着机会，曲家的产业遍布东三省各个行业，几乎所有挣钱的产业，都有曲家的影子。

这一点，曲绍扬从不否认，他做的已经可以了。

至少他不干那些刮地皮的事情，不盘剥百姓，不私自增加税赋。

自打他就任之后，吉省百姓的日子，比以往好多了。

因此，曲绍扬在吉省的官声极好，百姓但凡提起这位巡抚大人，无不竖起大拇指来，称其是难得的好官。

当然，面对众人的恭维和夸赞，曲绍扬还是要谦虚一下。

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恳请吉林城的父老，多多批评指正。

宴席之间觥筹交错，戏台之上歌舞升平，众人开怀畅饮，高谈阔论，十分热闹。

省府事情多，自然不能像以前那样，等到正月十六再开印办公。

初七之后，就开始处理一些紧急事务了。

正月初八，朝廷下令，裁撤延吉边务督办处，调吴禄贞回奉天。

吴禄贞在延吉边务帮办的位置上，属实做了不少事情。

除去间岛问题之外，他还修建了戍边楼、加强边防军、管理边民，而且筹划兴建高丽垦民学堂、修路、开发森林资源等等，可以说功劳不小。

当然，吴禄贞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之前就曾经资助过熊承基。

清廷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却也不敢放任吴禄贞在延边的势力继续扩大，于是借口经济拮据，撤销了边务督办公署。

吴禄贞接到朝廷命令后，只能卸任离开，临返回奉天之前，来吉林城拜会曲绍扬。

曲绍扬对吴禄贞在延吉的作为予以肯定，并赠予其很多金银，言称若将来再有机会，一定保举吴禄贞。

就这样，吴禄贞离开了吉林返回奉天。

没过多久，又被调回了京城，授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之职。

后来，吴禄贞被派往德法考察军务。

吴禄贞虽然被调走，韩登举依旧任延边镇守使，驻守珲春。

经过这么多次的交锋，倭军没占到多少便宜。

再加上延边地区已经开了商埠，所以倭军并没有因为吴禄贞离开，便大肆骚扰进犯。

但是，倭国驻公主岭守备队，却以侦查地形为由，经伊通州抵达吉林城。

此事被曲绍扬得知，立刻派巡防队将其驱逐，同时上奏朝廷，要求外务部与倭方严正交涉。

若再有守备队擅自离南满属地之事，绝不姑息。

宣统二年是革命风潮高涨的一年，各地立宪派也利用这个机会，发起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要把清政府的假立宪变成真立宪。

刚开年，奉天、吉林两省谘议局代表参加了一年内即开过会的十六省请愿团。

二月，奉、吉、黑三省的谘议局选派代表召开会议，联名向东三省总督提出呈文。

呈请速开国会，救三省以保大局，谨请总督代奏。

二月末，倭国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与奉天交涉使韩国均协商，从鸭绿江上架设铁桥，铺设铁轨通火车相关事宜。

因安东归属曲绍扬管辖，安奉铁路也是吉省出资修建，韩国均无法做主，于是倭使找到曲绍扬。

曲绍扬直接拒绝对方的提议，言称若需要修筑铁桥，吉省可自行修建，不需要倭国插手。

倭使对此十分不满，向曲绍扬提出抗议，曲绍扬不予理会。

等倭使离开后，曲绍扬吩咐家里人，往后出入一定要多带随从护卫。

虽说小倭子目前还不敢嚣张到这个程度，可也得小心防范。

毕竟曲绍扬没少得罪小倭子，就怕他们狗急跳墙。

三月初，郭尔罗斯前旗四等台吉陶克陶胡，因抗垦起事失败，带领残匪四十五人，由桑贝于旗界多罗克卡伦越境投靠沙俄。

之后，沙俄用轮船将陶克陶胡等人的家眷接到哈尔滨，并用火车送往沙俄。

此事引起了曲绍扬的重视，他上奏朝廷，建议严密监视蒙地动向，避免更多部落投沙俄，引起动荡。

然而曲绍扬的奏折，并未引起朝廷重视。

三月十七，奉天巡抚程德全调补江苏巡抚，三月十九，朝廷宣布裁撤奉天巡抚，命东三省总督锡良兼管巡抚事宜。

就此，奉天巡抚一职不再设，只剩吉、黑两处巡抚。

四月末，振杰、振民、佳玲，连同一批优秀学生，被送去美、英、德等国留学。

这已经是曲家孩子里面，第四批出国的了。

第一批出国的振邦等人，已经在德国学习将近四年。

前阵子振邦来信，说是他提前修完了本科学业，导师想要留他读博士，他拒绝了。

要是读博士的话，保守估计也得五年之后才能回来，闹不好得八年，毕竟德国是出了名的难毕业。

当然，德国的博士含金量相当高。

振邦觉得眼下还不是读博士的时候，父亲身边更需要他，因此拒绝了导师的邀请，决意回国。

至于新源，他的学业进度差一些，估计今年毕不了业，得明年了。

赵颖兰、何泽雯等人在德国也很好。

尤其是何泽雯，这姑娘蛮厉害的，各门功课都优秀，导师非常喜欢她。

孩子们陆续出国，陈秀芸身边就剩下振堂、振祥两兄弟。

振堂今年也十五岁了，已经读中学，这小子成天调皮捣蛋，跟振武似的，不怎么爱学习。

而且早早就放出话来，他不打算去留学了，他也要进讲武堂，或者进定边军从一个小兵当起。

孩子们大了，各有各的志向，曲绍扬夫妻也不好强拧着。

家里这么多孩子，也不可能个个儿都成材，总得有几个歪瓜裂枣儿。

陈秀芸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四个出国留学，这已经算是老曲家祖坟冒青烟，还想咋地？

后头这些孩子，爱干啥就干啥吧，由着他们性子发展。

还是那句话，只要别败家，别当汉奸，堂堂正正做人就行。

到了五月末，朝廷批准，将吉林原有陆军第一协，和吉林巡防队左、右、中、后四路二十七营，改编为全国陆军第二十三镇。

本来，朝廷属意孟恩远任统制，曲绍扬想了办法，将徐世扬任命为第二十三镇统制，郑铁柱任副统制。

这孟恩远是天津人，曾经是青楼里的大茶壶，三十岁了才入淮军当兵。

甲午年时，孟恩远在定武军中任哨官，后来老袁小站练兵，孟恩远与一众定武军旧部被吸纳。

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孟恩远随行，出任吉林巡防督办。

至于徐世扬，不是旁人，正是徐世昌的六弟，也就是振业未来的老丈人。

当初随着徐世昌一起来东北，在吉林新军中任职。

有自家人在，曲绍扬哪会把统制的位置给旁人？

于是举荐了徐世扬出任统制，郑铁柱为副统制。

也就等于是把第二十三镇的官兵，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至于孟恩远，则是调去奉天任新军统制。

六月，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等人又参加了第二次各省各界过会请愿团。

没过多久，资政院成立。

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亲赴摄政王府门前，忍痛割臂写了请开国会的血书，参加了全国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

第三次请愿运动的特点就是声势很大。

黑龙江谘议局副议长战殿臣、奉天谘议局副议长孙百斛到京出席了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大会决议联合各省谘议局推动速开国会。

到了九月，吉省谘议局以代表全体人民的口号，泣血上书给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曲绍扬，呼吁代奏皇上即行降旨，成立国会。

以期号召民众，抵御外辱，振兴国威。

两天之后，吉省商务总会上书巡抚，以“时局艰危，民心涣散”，请求速开国会，以联民气，而挽大局。

众人在上书中特别提到，“日俄定约不数日，倭人即施其阴险之手段，吞并高丽。

是东三省危亡之祸，已延眉睫，若再不函图挽救，将不免为高丽之续。”

接着，长寿县绅民王炳辰等六百三十人联名上书吉林巡抚，要曲绍扬以天下苍生为念，俯顺舆情，代为奏闻皇上，即开国会。

“这些人啊，一个个还对清廷抱有幻想呢，成天喊着什么开国会。

开了有什么用？真以为开国会，就能解决眼下的困境了？”

曲绍扬被这些上书弄的烦不胜烦，又不好在外面说什么，只能晚间跟妻子吐槽一番。

“嗯，那些上书我也看了，他们都把建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看作是内结人心、外御强敌的有效手段。

不得不说，这些人初衷是好的，可就是这想法，是有点儿天真。”

陈秀芸这些年受曲绍扬影响，对时局也有些见解。

“是啊，这些人太天真了，朝廷只是拿君主立宪当个幌子，糊弄百姓而已。

君主立宪，也改变不了国家积贫积弱，受列强欺侮的局面。

只有彻底来一场革命，人民当家作主，才能改天换地，开创新局面。”曲绍扬跟着感慨道。

陈秀芸闻言，倒是吓了一跳，“绍扬，你不会也想掺和革命吧？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曲绍扬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没，你想多了，我只是有感而发。

我没那么高尚的情操，也没那么伟大的胸怀，我啊，只希望家人平平安安，好好过日子。”

陈秀芸听了这话，才稍稍放心了些，“嗯，咱们家走到今天不容易，可不能一时脑袋发热，就掺和那些事儿。

我别的不求，只要你和孩子们都好好儿的就行，咱好好过日子，可别折腾。”

两口子絮叨一阵子，便昏昏睡去。

面对这些上书，曲绍扬也不好明确表态，于是他尽力跟谘议局周旋，夸奖众人上书的热忱。

同时又表示，最好的办法是前往京城相关部门，陈述请求，多方面呼吁，与其他省份联合起来，全国一心，定能奏效。

鉴于内外呼声的强大压力，资政院也不得不通过了恳请朝廷速开国会的奏稿。

摄政王载沣认为难以扑灭各地立宪请愿的烈火，不得不筹划先设立新的内阁，然后再提前召开国会。

之后，摄政王载沣在十月初三宣布，缩短三年，即于宣统五年成立国会，并表示这个决定“万不能再议更张”。

否则，朝廷将不惜以镇压手段对付各地的活动。

然而众人很清楚，这种先设立内阁，缓开国会的决议，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做法，这也表明了清政府所采取的是应付策略。

各省立宪派，对朝廷上谕表示不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