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练的统治者，一定会想方设法增加小生产者和自耕农的数量。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看，刘钰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皇帝说这些话，有极大的可能要借黄河决口为京畿和松苏之间，创造一个完美的小生产者和授田农的缓冲区。
小生产者和自耕农，是最为支持统治稳定的，也几乎算是最保守的。
一方面，他们和那些啥也没有的贫农佃农不同，对贫农佃农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新时代也是充满恐惧的，或者说对变革是充满恐惧的，因为他们并无能力在新时代分一杯羹，而且又对任何变化都惴惴不安。
对原本的大顺而言，山东问题是大问题，不敢轻动，甚至皇帝压根儿没有借机做事的资格。
但现在真的不同了。
运河漕米的改变，以及铁路的出现，海运的兴起，海军的强盛，皇帝有九成的把握，能在黄河决口后，完成对皇权最为有利的处置方式。
即便刘钰不确定皇帝是否会这么想，但借刀杀人这种事，还是很简单的。
利用大灾后的起义、吃大户等方式，消灭掉一部分地主；然后再出兵剿灭起义军；最后安抚赈济剩余的百姓。
这个很简单，不堵口子，派兵防止流窜，或者慢点打，三五年就够彻底大洗牌的。
同时借助灾后百姓的无以为生而降低对迁徙的抵触情绪，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授田耕种，另一部分人则远迁海外或者黑龙江。
实际上，以此时大顺的漕米运输路线和财政能力、军事能力，这么做的成本是最低的，也是对皇权最有利的选择。
反过来，站在真正做到全国解决土地制度、推翻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山东地区的地位变得相当尴尬。
如果，没有刘钰行海运、废运河这件事，一旦黄河决口，运河阻塞，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基本上……就是为王前驱。
但这种为王前驱，是说能够导致大顺朝廷混乱、对地方的掌控降低，憋着的阶级矛盾会此起彼伏地爆发出来。而大顺要保运河，肯定会选择重点镇压运河区的反抗，使得地方的反抗无力镇压，保不准就有能成事的。
这不是说造反有瘾，而是有些东西，只有靠这种方式才能解决。不管是均田保证大部分百姓在转型期不至于饿死；还是说瓦解掉士绅对地方的控制以新政府的新面貌集中力量移民……只靠大顺这艘旧船，是做不成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就算运河区爆发了起义，那也是死路，而且纯粹是白白牺牲、不可能影响到全国局势的那种牺牲，而且镇压起来会非常的容易，且也不会造成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切断。
如果皇帝足够老练，那么借着黄河决口问题，也就意味着大顺皇权的阶级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京畿地区，可以垦蒙、闯关东；黄河改道之后为天然的护城河；山东地区的重新洗牌塑造大量的授田自耕农和小生产者——这就是刘钰说的，那些良家子或者血税边军的小地主、富裕自耕农，才是皇权最锋利的刀。大地主和士绅，其实狗屁不是，脆弱无比。
实际上，在刘钰看来，当大顺集中了全部力量，完成了印度之战和这场欧罗巴之战后，大顺皇权已经没啥利用价值了。是要适当削弱、并且把那些埋下的雷一个个引爆的时候了。
老恩说：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存和死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就像是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没有垄断的、专营的、集中力量的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大顺就没法打开欧洲市场，小散商全都会买办化，被欧洲的垄断公司一个个吃掉。会在小仓走私被人打死、和巴达维亚卖茶被人扣船压价中，不断轮回，打不开局面，绕不开商品同质竞争的印度。
但现在，他即将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即将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所以刘钰已经琢磨着让他死亡。
皇权，也即将如此。
某种程度上，这时候刘钰跳出来要解决黄河问题……
只说思路和逻辑，其实和后世沙俄斯托雷平改革时候，一些人想要干掉斯托雷平的思路差不多——真要改成了，将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其统治力量将大大增强。
而黄河决口，在二十年前，是极大动摇大顺统治的；但现在，刘钰觉得，老练的统治者，很可能借此机会，化祸为福，极大地增强皇权的统治基础。至少以此时皇帝的统治水平和手腕威望来看，很有可能。
即便不考虑这些原因，只是出于个人良心的角度，刘钰也希望能够尝试着以一种人定胜天的方法，来解决黄河改道问题。
尽人事，听天命，成不成的，尽力而为。
决口不是大问题，几乎年年决，年年堵就是了。
但前提是得有河道，没有河道，怎么堵？
改道是大问题，因为北边没有河道，只能是大水漫灌，彻底破坏山东地区的耕地体系——黄河漫灌区，会导致严重的盐碱灾害；会导致水文混乱；也会导致原本的灌溉体系彻底报废，这不是决口能比的，而是一场巨大的涉及上千万人口的灾难。
由是，皇帝由一开始的不解，再到沉默，再到琢磨着刘钰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简单。
而且以史为鉴，觉得能够缚住黄河这条苍龙的实践，好像除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其余的貌似都失败了。
在一阵沉默后，皇帝也没必要和刘钰打这个哑谜，即便刘钰并没有直接提出来要出镇青、兖而治黄河的明确说辞，但不代表皇帝听不懂刘钰在说什么。
“爱卿以为你要做的这件事，百姓会不会反对？”
刘钰也不遮掩，直言道：“会。不只是河道区的百姓会，周边的百姓，也会。黄河是个灾神，摊着黄河的百姓，尤其是下游，要比别处苦的多。”
“决口之险、淤积之困、河工之疲，我要是山东的百姓，我也反对。数百年没有黄河之患了，加之太行堤修筑之后，运河以东，再无黄河之患。”
“加之河道占地占田，百姓安土重迁。若说无人反抗，臣是妄语。”
“臣可以明确地说，原本山东富庶之地，是曹州、菏泽、聊城、临清。”
“一旦这件事做成了，原本山东最富庶、工商最兴盛的曹州、菏泽、聊城等地，便要成为山东最穷的地方。”
“而且，自开封到曹州一段的河道，将是黄河至险之处。”
“至于沿途水路，皆废。”
“沿海利津等地的盐场，皆废。”
“沿途城市的排水，皆废。”
“如果百姓不反抗，那才是旷古罕有之事。”
自古以来，山东最富庶的地方就是鲁西南。但黄河一旦改道，鲁西南将成为山东最穷的地方。
黄河改道，将会改变很多事，也必然会激起反抗。不只是百姓，还有士绅。
谁也不想家门口放个“炸弹”。
扬州城的繁华不再，不过是扬州一地。而因为扬州附近的河事而被害不浅的周边，对此还是支持的。比如饱受里运河之苦的东岸南北。
山东这件事，本来就因为废运河，在一些人那里积累的严重的不满情绪。
免去了漕运、漕粮之苦的农民，自然是受益的。但他们都是单独的小农，没有力量，也发不出声音。
而漕运附近的城市，那里的人，沿途的士绅，那里的人，可以发出足够的声音。
这些积累的怨气这些年被不断的起义和镇压所消磨，现在刘钰这么做，显然是要再引发一些风波的。
皇帝听到刘钰回答的如此干脆，明确就说肯定会有反抗，倒也不以为异，这是明摆着的事。
所以皇帝又问道：“如果爱卿出镇兖州，真要出河道、修河堤。朕问你，爱卿真的是准备以国库财货，赎买吗？”
刘钰面不改色，淡淡道：“是，也不是。”
“是，的确要出钱。”
“不是，钱要出，但不要给到手里。作为迁徙路费，你有三十亩地，补你六十亩荒田。给到手里，毫无作用。既加剧了土地兼并，又使得当地百姓依旧无法前往水草肥美之地垦荒。”
“朝廷应该引导钱往哪里去。如果这笔钱不想往移民上去，那也未必不能以戍轮台之手段，强制迁徙。”
“正如如果钱不想往垦关东、殖南洋，而是非要往兼并土地上去，那就用尽手段，使之不愿去、不肯去，亦或不能去。”
“若以理服众，则服。若不能，则强迁。朝廷亦未尝不可强出法令，规定无人区，凡居此间者，强制迁徙。”
“十里哭，胜过整个山东哭。此事并无两全之法，臣思虑数年，实在想不出两全之法。”
“所能做者，也不过是将钱用到实处。保证即便远渡大洋往扶桑，死亡率也要控制在5%。压低死亡率，此事已经能够做到，只是要多花些钱，准备食物补给，以及一艘船不能像塞牲口似的塞那么多人而已。”
“况且，此事若十年、二十年做，每年所耗，并不甚多。以鲸海移民为鉴。初期移民，甚贵。一旦形成规模、粮食产出颇多、工商渐兴，再行移民，将大为便宜。”
“若陛下能允臣三五事，均衡下来，其实不需要耗费朝廷多少钱粮。若能允臣，此事废朝廷四五千万两，甚至更少，或也可完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