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6章 临别告诫(二)

谈钱,就必然要“伤感情”。

钱、权利、利益,这些都是经济问题。

而经济问题,往往会变成政治上的风波和事件。

比如说,后世历史上满清的覆灭,其灭亡的原因当然很多,腐朽、无能、反动、民族的压迫等等。

但是,哪件事是“萨拉热窝的枪声”?

川汉铁路,保路运动。

但是,川汉铁路、保路运动,一开始就琢磨着要干波大的吗?

并不是。

【文明争路】

【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烧教堂,更不聚众暴动】

这,是一开始的诉求,只是个非常纯粹的“经济问题”。

当然,如果不是经济问题,也不至于会有那么多人参与,保路同志会成立两个月,会员20万。四川当时一共多少人?参与比例达到了个什么样的程度?

除了经济因素,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这么多的人。这比例已经高到吓人的地步了,20万布党,可是直接干翻了帝俄和临时政府、打赢了干涉和战争,而这里面伊里奇认为还有15万是“动摇分子”,实质核心就5万。

简单来说,就是“让川人百姓强制储蓄、强制入股修路”。

结果,掌握这笔钱的一群人“贪图人家利息、人家贪图你本金”,一下子祸祸没了。

当时汽车行业刚刚兴起,一群“金融家”搞“橡胶概念股”。

空的。

圈了块地,就敢说自己是要干成最大的橡胶种植园,疯狂炒作概念。

100两银子一股,三个月给利息12.5两,算起来年回报率50%——明显是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2月中旬发行的,100两一股。3月29号,已经涨到了1650两一股。

再往后,倒也不必说了,因为搞成这样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每个入场的人,尤其是大笔资金入场的,都知道这是击鼓传花的游戏。

但每个入场的人,都觉得自己不是最后一个,而是能把利息赚走。但实际上,大部分时候,人家瞄上的,是你的本金。

这里不要以为,当时的中国人都傻,没见过这种游戏。这么想,就太低估国人了。

事实上,当年天国忠王李秀成转战江苏的时候,国人中的大商人就瞬间看到了商机——“长毛”不得吓得富人都往上海跑?这上海的房价不得起飞啊?大量囤地搞房产,最后崩了,死的人不计其数。

不久之后,炒作工业股,什么轮船局股、开平煤矿股、长乐铜矿股、鹤峰铜矿股,哪一个不被炒到了翻几倍?

你要只看1880年的股市,尤其是工业股,那伱可能真以为,这大清国要中兴啊、藏富于民啊,光矿业股那几年的估值,随随便便买12艘勇士级铁甲舰。当然,最后的结局就是……

所以说,会玩的,早就会玩,并不是说不懂这一套。

历朝历代,你把耕地,理解成商业资本主义的“金融投资”,多考虑其中的金融属性,而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属性,很多事就很好理解了,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重农抑商”,以及商人们一个个玩的那个花花,压根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哪怕说“洋人”的股票交易这套花活没来之前,商人们玩盐票、玩盐纲的垄断、炒作、差价,玩成什么样了?

是以,工业股灾之后没几年,又来了一波橡胶概念股,那真是玩出了花。

橡胶概念股,四个月之内,狂吸1400万两白银,然后炸了。

修川汉铁路的四川老百姓的血汗钱,被金融家一波带走。

没钱了,那咋办?

要知道,这钱可不是主动买的,而是以类似征税的手段,问四川征了“三十一税”愣生生征出来的。男女老少,在户在册的,基本都得按照人头税、亩税来筹钱的。

否则,也不可能说波及面会这么广,保路会瞬间集结了20万人,而这个比例相对当时的人口,已经可谓骇人了。

是以,经济问题,很容易引发政治上的大风波。

尤其是在大顺,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

至少,比此时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要严重的多。

因为,大顺是个“私有制”意识,深入人心的国家,至少比此时的法国,要深入人心的多。

老马说,经济学家总是故意搞混两种私有制。而后一种私有制,必须建立在前一种私有制的尸体上。

这两种私有制,是两回事。

而“私有制”本身,又是另一回事。

大顺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社会运转的基石,并不是建立在后一种私有制消灭了第一种私有制的基础上的。

但是,大顺是个非常明确的私有制的国家。

简单来说,此时的法国,哪怕说贵族,他实际上也并不拥有一块法理上属于自己的、产权清晰的土地。

这里举个例子,就可以理解到底什么才叫“私有制”。

什么才叫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以及为什么说按照封建法理实际上法国贵族并不拥有一块明确产权的土地。

或者说,此时的法国人,对于“私有制”,其实是相当不能理解、但又充满期待的。

比如说,法国的农民,其实也有一些封建权利,类如,拾穗权。

这块贵族的土地,收获之后,农民可以去捡麦穗。

要注意,这里是“权”,是拾穗【权】。

真正的私有制下,比如大顺。

我的地,你有权在我地里拾麦穗吗?

假如说,我是个善良的地主,我可以允许你在我的地里拾麦穗。但是,不代表,从法理上、法权上,权利上,你有拾穗的【权】。

什么叫私有制深入人心?

别说这种土地的完全排他性的所有权,就是路边的树,那也是私人所有的。张家的就是张家的、李家的就是李家的。

但是,这个真正的“私有制”的法权,在法国,此时是很多农民所不能理解的。

比如,经常会出现,法国的城市资产阶级,从贵族那,实质上是“非法”地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按照封建法理,贵族没有这片土地的完全所有权。比如说,法国农民的永佃权、拾穗权、村社公地、放牧权等等,这些封建权利,你跟农民打招呼了让转让了吗?凭啥这地你就能卖给或者租给资产阶级?你都没有明确的产权,你这租出去或者卖出去,这不是“非法”吗?

而资产阶级,当然是支持私有制、理解私有制的。

所以,在取得了土地之后,农民就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拾穗权和放牧权了。

那农民就不理解了,为啥呢?为啥这地就是你的了?为啥我们的拾穗权放牧权就没了?

在比如说,村社公地。

荒地、牧地、场地等等,这些,所有权,既是贵族的,也是村社的,还是农民的,还是国王的,你说不清楚这些公共土地是谁的——要注意,既不是集体的,也不是国家的,法国国王敢说地是国有土地,能让贵族把头剁下来。

资产阶级是反对这种公共土地的,认为这样,明显妨碍他们经营。

93年,真正私有制建立起来后,对于一些土地,法权是这样追溯的:比如说村社公地,这根本就不归贵族所有,但是这200多年不断被圈占,这根本不是你们的。

所以,雅各宾派是可以从私有制的神圣的角度上,为自己分地土改辩经的:比如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不是说在破坏私有制,而是说,这200多年来,这些贵族把不属于他们的公地给偷走了,这本来就不是贵族的,这怎么能算是违反私有制的神圣原则呢?只是向上追溯了200年而已。

《拿破仑法典》说:所有权,是对物有绝对无限制的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

93年在法国、在欧洲的伟大意义,在于确定了真正的私有制,解决了法国“理论上、法理上,没有人,包括国王在内,拥有一块产权明确的,真正的、自己有全部所有权的土地”的问题。

私有制的概念,这才逐渐在欧洲彻底的深入人心。

那么,在大顺,存在这个问题吗?

你的地是你的,我的地是我的。大顺的百姓,不知道啥叫私有制吗?还是不明白,自己只要有地契,就对土地拥有绝对的处置权?

士绅、污吏、贪官、地方黑色势力等,可以用各种办法侵占土地。

但是,要用“各种办法”,把地契骗到手。

可以骗。可以逼。可以下套放贷。可以利滚利抵押还债。

但是,绝对没有法国贵族“非法侵占村社公地”这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简单来说,骗、逼、放贷,本身就是对“私有制”的尊重。如果不尊重的话,废这劲儿干嘛,抢就是了呗。

私有制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偷、坑、蒙、拐、骗、放贷等,这又是另一回事。

你包括说,陕西资本被安徽资本从扬州干回陕西,又去四川后的开发盐井。一直无法解决的,就是实业资本和当地地主之间的问题,地主说,这地是我的,开口就是二一添作五,弄出来的盐一人一半,否则不租。

这样的契约,历史上比比皆是。而这样的契约本身,反应的就是私有制深入人心。

均田,不反私有制。

均田,恰恰是在试图维护“第一种私有制”,只不过用暴力重新去分配而已。

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是两回事。

但私有制本身,是一回事。

私有制存在,所以才会出现第二种私有制,把第一种私有制干死,并在其尸体上发展起来的情况。

所以,私有制本身,意义重大。

大顺这边的百姓、士绅、商贾,对私有制这个概念,非常理解、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不用说那么遥远的欧洲。

就是在此时的朝鲜国,朝鲜的百姓,明白什么叫私有制吗?日本那边,日本的百姓,明白什么叫私有制吗?

理解不了的。

朝鲜国百姓手里的土地,和大顺小农手里的土地,不是一回事。所以对于“我的、你的”这个意思的理解,也和大顺这边的人,天差地别。

包括说,刘钰在两淮搞的盐政改革,这里面就有个明显的“私有制”和“非绝对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盐户认为,那些草荡是他们的;但在法理上,这些草荡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有使用权,而他们却因为深入人心的私有制意识,把那些草荡认为是他们所拥有的。

也所以,在大顺,经济问题,很容易搞出来大风波。因为私有制过于深入人心,所以只要经济上出了问题,很容易衍化成政治上的混乱。

尤其是修路。

地权、征地、股权、收益等等这些东西,只要出了岔子,出事是必然的。

因为,私有制深入人心,你不需要一场“欧洲的启蒙运动”,大顺这边的人也知道,自己的权益受损是要反对的。

93年7月17日的那场关于土地、私有制的风暴雷霆,在大顺,早就已经刮过了。

而在法国,则需要一场从农业技术进步、农奴因为技术进步变成永佃农、实质上的自耕农、法权上的非自耕农开始算起,持续了200年的酝酿,以及启蒙运动的辩经,法国农民才理解什么叫“私有制”——地是别人的,我没权在上面拾麦穗,人家让我拾那是情分,不让我拾那是合理,这就叫私有制。

这是要辩经的。要从国王是上帝给予的权开始辩起的,一直辩到贵族在土地上拥有的乱七八糟的权利等等:没有93年的那场风暴,资产阶级要买地经营,不只是买地,还要“买断”贵族的养鸽权、狩猎权、管业权、徭役权;还要“买断”农民的拾穗权、放牧权、村社公地使用权等等、等等。

而这个道理,在大顺,是不需要“启蒙”,更不需要“辩经”的。

别人家的地,你可以骗、你可以设局、你可以欺诈、你可以逼迫等等,但是最终,只要你拿到地契,那么一切好说。但你拿不到地契,就算你官府有人,事也不好办。

兼并,是在私有制这个大的所有制下,进行的。比起法国那边乱七八糟的产权根本不明确的土地、买都不知道该找谁买的情况,兼并起来方便多了。

故而,在这种私有制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经济、权利这些东西,很容易引出大事来。

某种程度上讲,一个正统的、真正理解中原的封建王朝,应该清楚,核心是“维护第一种私有制、并减缓第二种私有制的出现和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抑兼并,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但本质上,仍旧是私有制的。并且,无需启蒙,也无需教化,人就会在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站出来反抗。

(本章完)

第1477章 临别告诫(三)

从满清最后修川汉铁路的经验来看,以“强制储蓄”或者“强制工业投资债券”的方式,完成基建,并不是没可能。

只不过,脑子里一定得清楚,在私有制不需要“启蒙”的这边,要么靠类似“三饷”的手段、亦或者隋炀帝修大运河的手段,使之完全是朝廷的,前提是你有本事压得住隋末大起义和明末大起义;要么就搞强制工业债券强制储蓄,但要是搞成满清那样,钱玩没了,就赖账,那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李欗琢磨着,说是要搞强制赎买,等于是让地主强制储蓄、强制投资工业债券、亦或者算是强制迫使工业资本不向农业上回流。

这个想法……只能说,还欠缺点东西。

显然,李欗既然不敢搞均田、也支持内外分治的手段,那么他的这种政策,最多也就是在先发地区搞。

但是,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山东地区的租佃和自耕比例,还没有到离谱的地步。

只靠在先发地区强制赎买,让用行政手段迫使地主搞强制储蓄……简单来说,钱,不够。

但李欗绝对没胆子把这个政策,延伸到全国。这都不用想,因为搞变法、改良要是敢这么搞,就是王莽改制。

所以,之前李欗也说了,要借助大顺即将要搞的货币改革,来依靠国家信贷和银行,做那根指挥棒,让资本被操控着流向该流的地方。

但还是那句话。

你把路修好了,不用你指挥,资本也会跑到松辽分水岭去圈地种黄豆。

而关键是修路这件事,而不是修好路之后的土地开发。

要么,想办法,弄到钱。

比如学刘钰的扶桑泡沫法。进化一下,就是拿三的那一套,通过金融手段,快进快出赚息差、贴水,保证泡沫不炸,给得起承诺的高股息。以此投资基建等。

要么,就要把铁路和圈地这两件事,捏在一起。

提前把松辽分水岭的土地,作为“投资基建的回报”,实质上低价售卖掉国有的土地。

也即是说,根源问题,在于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太少,而民间的资本是很丰厚的。

如果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源,那么修路就是小事,国家投资就是。但显然,大顺朝廷没这个资本。

既然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显然不够,那么就得琢磨民间的资本。

资本当然是好东西。

假如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本,依靠官办解决铁路问题,那么这相当于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土地的增值,完全可以归于朝廷,从而实现一个正向的循环,资本不断积累增加,能干的事也就越多。

而若没有,那么又要修路,也就等于说,必须要把将来铁路带动的土地增值,交给民间的投资者。尤其是大顺已经逐渐成型的通过航运、对外贸易、垄断对日贸易等积累起来的一批原始财阀和金融资本集团。

同时,大顺的新兴军功贵族,实学派的军官团等,可能又会和这些新兴的金融资本集团通过联姻等方式,绑定在一起。

这个集团,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成形。

因为,现在金银是世界货币,而大顺继承了大明的白银货币改革,同时自身又缺乏金山银山。所以,实质上,之前的对外贸易集团,就是大顺的发钞行,他们手里掌握的金银数量,其实远胜大顺朝廷——大顺的内部货币,理论上是铜钱,但是大明也好、大顺也罢,之前都没有做到“强制结汇”,即将对外贸易的白银强制兑换为内部的铜钱、或者宝钞。刘钰在先发地区试行的兑换券,也只是为资本流向内地去兼并土地、囤货居奇,设置一定的障碍而已。

李欗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干的这些事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

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识地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这套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玩明白的。不是说建两个纺织厂、搓两条铁路,那就叫资本主义了。

要搞清楚,或者说要不搞错方向,就必须得理解大顺的情况、这片土地的情况、以及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老马说:【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了。那两种私有制之一,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另一种,则是以对其他人的劳动的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这句话,是解决大顺问题的关键。

是不搞成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关键。

简单来说,这两者,都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为最高原则下,后一种私有者,即可在私有制下,对前者进行“合法”的谋杀。

最终把前者彻底杀死,在其尸体上发育。并且整个过程是完全合法的,因为私有制就是法。

那么,欧洲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答:创造私有制,为最高原则。即为后一种私有制,“合法”谋杀前一种私有制,创造条件。

这个过程,在英、法,尤其是土地上,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进行的。

在英国。

圈地运动,确定了私有制,清晰了所有权。原本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村社公地、共有土地、农民的封建权利、永佃权、习惯地租、传统地租等等,在私有制面前,全都是狗屎。

不再那么复杂,不再弄不清楚地到底是谁的、我有没有在这块地上放羊的权利什么的。

私有制下,我的就是我的、伱的就是你的。圈地之后,圈地者对这块地,拥有完全的处置权,我爱租给谁租给谁、我爱收多少租子收多少租子只要人家给、你在这里没法放羊活不下去了关我屁事?

即是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既神圣了私有制的所有权,也依靠暴力手段完成了后一种私有制对前一种的合法谋杀。

在法国。

启蒙运动在发展。

93年的风暴,彻底解决了土地的私有制问题,使得私有制成为最高的、最神圣的社会准则。

在法权上,已经为后一种私有制“合法”地谋杀前一种私有制,创造了法律条件和意识条件。

但是……

但是,显然,他们忘了一件事。

你想杀我,可我不想死,怎么办呢?

这算是为法国在18世纪后成为“革命老区”,奠定了基础。

93年的风暴,诞下了“神圣”的私有制,可也使得法国的小农阶层,也即第一种私有制的力量,急剧扩大。

小农,既反对封建,也反对资本。他们极力想要维护私有制,但又极力希望私有制保持为第一种私有制。

93年风暴之前。

后来的英国农业局局长阿瑟·杨,曾在法国搞社会调查。

他问法国的农民:【假如我是个领主,你会怎么样呢?】

法国农民很自然地回道:【当然会把你吊死喽,活该你倒霉。】

这是对领主的恨。

而对资产阶级呢?

【在农村逐渐出现的农会组织中,不难发现农民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恨意。农民会单独开会、单独起草陈情书……他们常常把新的所有制下,资产阶级占据的大片土地在陈情书上提出】

比如说,私有制,可以。

但是,村里的公地,应该归我们农民,怎么就卖给资产阶级了?他们从谁那买的?卖的人又凭什么卖?

只不过,法革的狂风骤雨中,资产阶级们要先确定私有制的神圣性,再慢慢解决后一种私有制合法谋杀前一种的情况。

于是他们召唤出了格拉古、布鲁图斯、甚至凯撒本人,带着农民,干成了。确定了私有制的神圣原则,打碎了封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老马说的法国小农的情况:封建贵族的压迫没了,但是资产阶级又骑在头上了,抵押、放贷、兼并这些问题,使得法国的小农陷入了普遍的贫困。

于是,老马断言:在小农国度,旧的那一套资产阶级革命,在小农所有制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是走不通的,因为农民已经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小农想要守护的第一种私有制,也必然灭亡。于是,在反复挣扎中,小农会彻底打碎了对皇帝、拿破仑等等的旧事物的迷信,最终必然会和城市的无产阶级工人们,联合在一起,推翻旧世界。

那么,这些东西,放在大顺,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顺需要一场漫长的启蒙运动,告诉农民,啥叫私有制吗?

习以为常的东西,不需要不断解释和辩经;反常的东西,才需要解释和辩经。

在大顺,需不需要和农民启蒙说:在私有制下,你的地就是你的,我的地就是我的,你不能来我的地里拾穗,因为我对我的土地有全部的处置权。

大顺的农民不会惊呼:哇,好有道理,原来是这样啊?真的感谢你的启蒙和教化。

大顺的农民只会翻翻白眼,骂一句:你脑子有病吧?我用你告诉我?别说地的麦穗子了,我家的狗拉的屎,都是我的,别人捡去沤肥也不行啊。

所以,在大顺,想要走资这条路,问题的重点压根不是启蒙运动,或者说绝对不能是东施效颦式的启蒙运动。

重点在于,第二种私有制,如何技术性的、高效的、技巧的,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

什么叫私有制下的合法谋杀?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土地兼并。

我是地主,贷给小农钱,用小农的土地抵押,然后到期还不上我去收地。

整个过程,在私有制的最高神圣之下,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说,坑、蒙、骗、九出十三归、殴打、恐吓这些东西,这和“私有制的神圣”无关。私有制的神圣性,体现在你就算坑蒙骗放贷,最后还是要拿地契。

这就是第二种私有制,在私有制这个最高法权下的“合法”谋杀第一种私有制。

但是,历朝历代来看,这种“合法”的谋杀,必然失败。

当地主拿出地契、买卖文书、欠债的手印,说这些都是符合神圣的私有制的时候。

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铲平王等英杰,就会拍拍手里的刀,问:是私有制神圣?还是我的刀神圣?

于是,在这一刻,老马说的经济学家们混为一谈的两种私有制,立刻泾渭分明。

小农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小农很清楚,他们要私有制,但要的是第一种私有制。

并且很清楚,在他们眼中,神圣的是第一种私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本身。

或者说,小农比经济学家更清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常被混为一谈的私有制。

很多所谓经济学家说的“私有制”,实际上是“我有制”。

私有制的精髓,不是“我有”。

而是“处置”。

换句话说,私有制的精髓,是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卖出去,归别人所有。

只有在私有制下,第二种私有制,才能“合法”地把第一种私有制谋杀,并在其尸体上建立起来。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需要暴力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的拥趸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

所以,想要大顺走资这条路,需要技巧,技术。

谋杀,是个技术活。

而在土地兼并周期中,这种谋杀,毫无技巧。

给人的感觉,纯粹就是一个小崽子,还没长大,就拿着刀要捅死一个壮汉。结果每每被壮汉一把夺回刀,噗嗤来上一刀,反杀。

是以,这可能需要退一步、走两步;也可能需要退两步、走一步;甚至可能需要迂回。

总之,壮大支持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或者在“保护”小农的姿态下悄悄把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养大。

小孩杀大人,必然被反杀。

而若小孩长大、大人老了,再杀呢?

老皇帝是历史的无意识的推动者,李欗差不多应该也是,显然他们脑子里没有一套成体系的学问,也不可能说李欗和老皇帝是站在第二种私有制,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去做事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也算是洞悉了大顺的经济基础。

故而,他们恐惧小农破产、恐惧兼并加速。

甚至于,李欗提出了要强制赎买、将地主的赎买金强制储蓄、强制投入到工矿业基建上,迫使他们转型。

但,这也意味着,李欗的想法,至少是摸着了大顺的真正问题。

包括说,大顺的实学激进派,均田、迁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的思路,也是如此。

其思路,就是退一步、进两步。先迁民、垦殖,是为了将来杀起来方便,反抗的不强烈、以及创造内部市场壮大产业资产阶级的力量。

或者说:

欧洲的农业革命,是促成封建瓦解的基石,也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从农业起步的。

而大顺,是否有必要,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农业起步呢?

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对欧洲的意义,对大顺是否有意义呢?

论原始积累,大顺有世界一流的手工业,还有丝茶大黄瓷器黄铜漆器等等这些“特产”。

论亩产提升,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远不如18世纪华北两年三熟。

论劳动力,大顺真的不缺。

那么,为什么非要刻舟求剑、非要东施效颦?

为什么不看破表象,追究本质,理解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的矛盾,明白大顺即便要走资本主义,千万千万不要在农业上起步。反而,要尽可能在保护小农利益的情况下,把产业发展起来。

刘钰的疯狂对外扩张,支持老皇帝增加内部关税,是这个思路。

李欗的试图修路,赎买转型,农民迁徙解决中原的人地矛盾,还是这个思路。

实学派的均田、征税、移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先以垦殖扩大内部市场,在发展产业,仍旧是这个思路。

归根结底,一句话:

如何限制资本主义在农业的发展、如何保护资本主义在工业的发展,是大顺要转型的根本问题。

无形之手,在大顺,起的是反作用。

在这个可以被称作“封建晚期、前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私有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欧洲和大顺,其实都处在这个过渡期。

只不过,这个过渡期的表现不同。

在荷兰,这个商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体现在金融、放贷、航运、商业、投机。

在英国,体现在金融、航运、商业买卖、航海法下的三角贸易。

在大顺,则体现为资本向耕地流动,将耕地作为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投资——风险几乎为零,清中期很多士大夫就谈过这个问题,现实如此,傻子才不去投资土地呢。

荷兰的命运,是金融业摧毁了荷兰的实业。

英国的命运,是亚当·斯密所批判的“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通过强有力的国家管控、保护主义、政府补贴、殖民地掠夺、消灭竞争等手段,让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发展起来了。

大顺的命运,现在还是未知的。刘钰只是走完了一半,击碎了英国的保护主义,夺取了三角贸易中“工业品生产者”的地位,圈禁了印度,拓展了北美,并在大顺产业急剧发展、很可能出现货币不足的时候,引爆了北美和澳洲的金银矿。

至于如何有技巧地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合法谋杀”,那就看后来人的手段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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