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8章 战前舆论准备(下)

对新教国家的“诋毁”,刘钰也就是点到即止,无非就顺便再说了说新教国家的美洲殖民地原住民都死光了这点事。

天主教当然也不是啥好鸟,但有一说一,旧教殖民地的人确实没死光。

五十步笑百步,偏偏有时候是真能笑的。

他说的这种“人与畜生”的感觉,也算是解开了齐国公在欧洲这几年一直心存的诸多疑惑。

回想这几年在欧洲的点点滴滴,那些有意无意中的文明冲突的细节,一个差不多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也渐渐在齐国公的脑中成型。

同时也似乎更加理解刘钰为什么早早就把目标定在了那些新教国家,不管是荷兰还是英国,甚至在计划中要被推到英国那边的普鲁士。

齐国公心想,似乎按这个说法,这些新教国家更极端,更容易拿别人不当人?

然而这普鲁士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太过拿人不当人当畜生的事,暂时看着挺正常的啊。

将这个疑惑一说,刘钰实在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心道那都不是看做人和畜生了,直接往肥皂上奔了,连畜生都不是了。

苦笑了半晌才道:“普鲁士?且看将来吧,若它能在这场纠结了儒、旧天主两姐妹、东正罗刹的反新教大同盟活下来,日后也未可知。”

渐后,齐国公似是想到了什么,笑道:“守常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你要拉的合纵连横,倒是有些意思。”

“等于是拉上东正、旧天主、本朝名教,对抗新教?”

“可见你对新教着实警惕啊。你觉得其实天主教威胁反而没那么大?”

刘钰摇摇头,又点点头道:“是也不是。”

“我自警惕天主,但天主教成不得事。教条颇多,便难在本朝传播。东正更不必提。”

“但于新教,这就另有说法。”

“凡有圣人之学,欲要变革,必称复古。”

“所谓新者,往往就是极旧。”

“也非是欧罗巴如此,本朝、日本、朝鲜,其几道新学,或者‘宋儒不灭、真儒不兴’;或言‘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那他们到底算是新学?还是旧旧学?宋在春秋之后,他们要回先秦之学,却称自己是新学;而在先秦之后的宋学,倒成了旧学。”

“代之以新教、旧教,虽不一样,道理却是一样的。改新、改新、越改越旧,越改越原。”

“倒是旧教,日后可能会出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事,不知道会把经文解成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更老的东正,多半也就儒教化了,封个衍圣公置于皇权之下;更近的新教,反倒最可能原教化,最是狂信难改,半点动不得。”

“耶稣会这边,和东正教,走的都是‘附儒辟佛’的路子。但听起来新、便觉得似乎一定更宽容的新教,是绝不可能走‘附儒辟佛’这条路的。”

“哪种危害大,不好说。可能附儒辟佛,比狂信狂热危害更大,藏得更深。”

“但因各有教廷、牧首管着,其实也是戴着枷锁。若不本土化,便难传播;若本土化,其内部又不许。”

“是以其在美洲等文明原始之地,或许传播。但于本朝,实则极难。”

“此其一也。”

齐国公对此倒是不担心,挥手笑道:“附儒辟佛的路子,倒真是这么回事。但也就是赶上了好时候,自前朝末,便多有大儒觉得宋儒为释家所污,非要正本清源,否则被天竺释家所染的儒学不改,早晚必要重蹈明末之祸。”

“利玛窦倒是会见缝插针,抓得一手好时机。但再这么附儒辟佛,有些东西终究是冲突的。”

“他是附儒辟佛,然后重注六经,重解上帝之名号。但那些反宋儒、为祛除释家所染的,岂能分不清这个?”

“祛了旧污、却添新染?”

“无非就是本朝对宋明儒学破而未立新,却少个大儒破后立新悟道。但越是这么僵着,他们想要附儒辟佛就越难做。”

“你这么说,确实有理。本朝只要禁绝,罗马教廷依旧尚有指示,便难传播。”

“我于法国时候,法国有号伏尔泰者,闻天朝禁教,亦言:天朝的天主教徒是听皇帝的?还是听教廷的呢?若是听教廷的,哪一个皇帝会允许自己的臣民侍奉另一个皇帝呢?”

“既有此等道理,确实还是可以管住的。其二呢?”

刘钰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其二,而是问道:“岳父大人觉得,佛教、白莲弥勒,此二者哪个为大患?”

白莲教那是造反专业户,谁都反,这问题齐国公只笑了笑,连回答都没回答。

刘钰又道:“新教所谓因信称义、各印经书,自旧教脱离,没有教廷管束,其实很容易走向由佛而为白莲弥勒的路子上去。”

说到这个,齐国公不由吸了口凉气,细细一想,似乎好像确实有可能。

齐国公虽然去欧洲次数颇多,从罗刹到法国,东正旧教新教国家全都去过,但要说真正分清楚这几个教派间的区别,却是极难。

不过,大顺既然禁教,烧毁的圣经版本可是不少,从表皮来看,很多大顺的大臣还是很容易“分清”这几个教派的区别。

当然,只是表皮的区别。

聂斯托利派翻译的圣经,叫《真经》、《旧法》。

旧教内部派系,也有两种不同的译法。

耶稣会翻译的名称是“上帝”。

多明我会认为上帝是异端,用的“陡斯”。

折中派既不想反教廷,又希望本土化,用的是“天主”,取《史记·封禅书》里的“一曰天主,祠天齐”的天主一词。

但天主这个词其实也被否了,因为有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翻译到了罗马那边,天主后面还一句“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

要是用天主这个词的话,便等于说淄博南边的山才是天主圣山,所以实际上天主教这个说法理论上也并不存在。

东正教翻译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些问题,用的是“道”、“神”这种概念,约翰福音开篇是“太初有道、道即为神”。但很快,也被上面否了,因为用“道”这个概念,按照西方的词汇,有点偏重于希腊那一套了。

至于新教的经书,此时还并未翻译。

齐国公想到之前禁教时候的东正、天主的那些翻译问题,以及由翻译问题引发的诸多争端,似有所悟。

似乎,刘钰的意思是说,这都是一群咬人的狗。

但东正、旧教,是被链子锁住的。

哪怕利玛窦那样的人,抓住了明末反思儒学被释家所染的机会,大肆搞本土化替代的“正确”路线,也被教廷紧急叫停。

单单一个“天主”、“上帝”、“神”的翻译该用哪个词,旧教这群人就挣了快一百年了。

而新教,则像是一群没有链子拴着的疯狗。不一定能搞成什么样。

这也就是刘钰说的“佛教”和“白莲弥勒”的问题。

大顺对天主教不视之为邪教,只是视之为文明冲突,禁教是皇权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端,文化对抗体现在儒家士大夫和传教士争夺“道”、“天”、“上帝”、“太极”、“气”之类的解释权上。

这和白莲弥勒不一样。

不过刘钰也不只是在危言耸听,实际上打着改革革新、实在原教复古的新教,是非常容易衍生出诸多奇葩教派的。

这时候还没有新教传教士的翻译版本圣经。

但历史上新教版本却闹出过一个著名的本土化魔改按例。

比如新教讲究的是各国自行翻译圣经,不会出现明末天主教那种到底是上帝、神、还是天主的争论。

于是,新教第一版把圣灵,翻译成圣神风。

结果被否了三位一体的太平天国本土化发挥了一番。

既有圣神风,为啥不能有圣神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呢?

遂有圣神风法王杨秀清、圣神雨法王薛朝贵、圣神电法王韦昌辉……凑齐了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

如果死板地用天主教规定的“圣灵”,而不是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也根本传播不了这么快。

这就是个类似于佛教转弥勒的例子。

中国很特殊,是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所以,特殊到历史上凡有“国际”总部,直接干预的,必然失败。唯有“国际”总部不管,这边本土化发挥,方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甚至包括当年的佛教,也是本土自行解决了“比丘需要十个比丘戒师才算正式、但本土一个比丘都没有,土办法解决从0到1”的问题。

东正、天主,都有国际总部,形式主义的教条很严重。

这一点,刘钰算是针对大顺国情,准备对付新教诸国的一大杀手锏。

如果说,前面说的“人和畜生”的区别,只是叫皇帝感觉不爽,但觉得人和畜生、人和老虎是有区别的,毕竟此时天朝甚强,完全不必担心被新教诸国送去地狱。

但这个“佛教转弥勒之虞”,那就是针对大顺皇帝的特效痛点了。

而且,这里面的道理,确实是一点就通的。

有链子拴着的狗,也没链子的疯狗,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问题,就是刘钰在法国说的那一套“中国和法国,将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之类的说辞。

实际上,中国和法国,怎么看都像是一波干碎王冠绝对没人敢拾的激进共和最坚固堡垒。

而此时看起来似乎更不那么君主制的荷兰、英国,反而可能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

英国、荷兰搞成现在这种制度,并不是新教、旧教的缘故。

但是,一个人手掌有红晕则肝有病;两个人手掌有红晕肝还是有病……那到底是不是会叫人产生某种猜想,觉得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呢?

这就是一个摆在皇帝面前的思考。

刘钰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齐国公也不会思考这些东西。

但是一旦把新教和荷兰英国制度强行联系在一起后,皇帝必会去思考。

应该说,在大顺禁教、英国也能用放开茶税做筹码的背景下。

刘钰的“人与畜生”、“佛转弥勒”、“英荷制度”这一套素质三连,将会极大地影响皇帝做出判断。

那些不知情的西洋人,说刘钰是大顺的“幕后外相”,实则刘钰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

自己最多也就是个类似于法王路易手底下那个“国王的秘密”的小圈子外交国务的成员而已。

真正决定大顺政策走向的,还是皇帝。

他只能引诱皇帝,却无法自行决定。

这一点从始至终他都想的很清楚,田贞仪说想要做事就要摆正心态做“阉党”,便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素质三连的加持下,联法反英,就不只是印度的财税、贸易的争端,而是更加上了一种“神圣同盟”的特殊光环。

俄国、法国、中国,这三个君主制最“坚固”、看起来最不可能发生革命、最不可能皇冠落地的国家,将联合起来,展开对英荷模式的“神圣围剿”。

而且,看似大顺禁绝天主教,但实际上这种禁绝反而加深了和法国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法国后续驱逐耶稣会做了一些铺垫。

因为齐国公说起大顺禁绝天主教却又联盟法国的事,谈到了法国国王的态度。

“以我观之,本朝驱逐耶稣会、多明我会,法王嘴上虽不说,但心里未必不支持。”

“本朝说的明白,只要教廷允许天朝教徒祭祖、拜神、祭周公儒庙。效和尚道士度牒制度,由礼政府监管本国天主教徒,由礼政府任命中华教区大主教而非归罗马管,那么也不是不能允许传教。”

“法王路易也多次问我,本朝是如何解决‘大儒携大义而欺帝’这个问题的。”

刘钰笑笑,问道:“岳父大人如何回答的?”

齐国公也笑了,摇头道:“我能怎么说?法国人囚过教皇,本朝降衍圣公为奉祀侯、主祭周公、仲尼替颜回,依次往下降。立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匾羞辱、开国公侯自成武德宫体系分庭抗礼呗。”

“当时我便说了,即便佛陀复生,来到本朝,亦要老老实实做个伯爵必要在奉祀侯之下。”

“且,要么世袭,要么由礼政府加封挑选弟子继承。”

“你也知道,因为其好美姬、宠爱妾的事,法王当年被主教扣下忏悔,强迫其认错。此事,我在法国这些日子,法王提了不止一次,可见心多有恨。”

“本朝禁教之法,法国民间大儒名士如伏尔泰者,亦是支持;而其宫廷之内,法王的态度亦是如此,虽不明言,但以我观之,他日法国必也会有类似之事。”

“我此番去,陛下也正要我看看法国对本朝禁教驱逐耶稣会一事的真实态度。本想着要多结好,以备长远结盟之用。如今看来,似无甚问题。”

刘钰哈哈大笑道:“本来就不会有问题。法国与那鲁密国亦曾结盟,能有什么问题?”

“岳父此番回京,陛下面前,还是要说说新教诸国的事啊。”

“朝中多有人言,说我是最喜欢好治不病以为功。”

“这英人不是什么好鸟,鸦片的事,现在确实不严重。真要严重了,必深恨之,方知其狼子野心。”

“然而我宁可好治不病以为功,也不想等着真的病的厉害了再做杏林事。”

“伐日如此,征准如此,此番联法、夺印、反英亦是如此。”

“吾宁被人嘲笑好治不病以为功,也绝不想学伍员非要悬头证明自己说得对。”

“宁在史书上扣个好战求功、屡开边衅、求利无义的帽子,也不做被人感叹悲剧可惜的千古诗篇常客。”

“万请陛下知西洋国势日盛,不可停战舰建设。自古京长安者,未有不经略西域的,今南洋既定、漕米南迁,马六甲为玉门,春风当度,不可反复犹疑,必应定死国略不当修改,任那些人大义如雪反对如潮。”

(本章完)

第929章 觉醒(一)

齐国公知刘钰一时半时走不开,他要在这边处理完账目问题,再带着皇帝内帑投资的利润回去。

不过齐国公手里也有一批白银需要带回去,就是大顺在荷兰发行的第一笔国债,叫淮河水利建设债。

年息6.5%,鉴于是中国的皇帝或者说是内阁六政府借钱,此时中国在欧洲的富庶形象使得荷兰金融资本并不担心大顺这边还不起钱。

而且借的也不是很多,区区700万两而已,为期十年,每年支付年息的一半,十年后支付全息,可延期。

每年大顺只需要支付20万两左右的利息。这比每年的蠲免相比,还是便宜;而且若能修好,蠲免省了许多不说,一些三等田成为一等水浇田,税收也能收回来。

这种国债,其实只要按时付利息,根本不用还本金。而且可以预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6.5%的年息,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都算是高息了。

伴随着大顺与荷兰展开了合作,以及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大量的闲余资本伴随着战争结束无处可投,这种在大顺算是白捡一样的利息,在阿姆斯特丹变成了了炙手可热的长期投资。

齐国公也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商人无义”,荷兰的金融资本对大顺夺取东南亚的行为,伴随着大顺与荷兰展开合作,这些人对大顺的态度并不仇恨。

这也是荷兰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某种程度上讲,产业资本,是有祖国的。

金融资本,是没有祖国的。

产业资本需要祖国的关税保护、舰队控制原材料、驻军控制海外市场。

金融资本……谁是县长无所谓,反正都是县长夫人。

历史上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资本吸干了荷兰后,转移到了伦敦,最后转移到了纽约。

荷兰的产业资本,实质上已经被荷兰的金融资本打死了。

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刘钰对能从刚结束双方战争状态的荷兰借到钱一事,信心十足。别说仗都打完了,第二次英荷战争的时候,支撑英国打仗的国债,超半都是荷兰人买的呢。

当然这是大顺第一次借外债,这件事还是很重要的,齐国公需要把这大把的金银运到京城去。

大顺是没有中央银行的,之前一旦急需用钱,用的办法就是让商人报效。各路商人报效一波,也能弄个几百万,但这一次皇帝只让盐商报效了一下,对海外贸易这个新崛起的资本集团并没有杀鸡取卵。

齐国公在外,却因为借债的事,早就知道这边要修淮河。想着这一次的大手笔,也知道刘钰这一次处理完账目把大笔的现金带回去,皇帝必会更加坚定支持海外贸易事。

但他还是有些隐忧,问道:“守常啊,我在去欧罗巴前,便有风声说要先解决周边诸国事。不说复安南吧,至少也要控制缅甸、暹罗等地,使之与南洋无异。如此得利又多、也不费事。你对此怎么看?”

刘钰道:“此事我已经回禀陛下,如鲸海故事。画地为牢,先圈四周、再定邻里。我的意思,就是先难后易,勿要先易后难。”

“陛下圣明,正当先做难事。至于易事,或留之子孙、或日后再说。总归,我的意思就是在下印度之前,要安抚日、朝、安南等国。一些事,就可以如以前一般‘视而不见’、‘掩耳盗铃’。”

“天下舆论,虽有开疆拓土盛唐之风是好事,但现在还是要多引导新教事。岳父倒可找枪手出书,谈谈欧罗巴之行新教诸国之怪异事。只叫天下儒林年轻人,将目光放在这事上。”

“至于缅甸安南等国不敬、明贡暗帝等等事,掩耳盗铃即可。之前数百年都这么过来了,也不差这么几年了。”

齐国公也对“先难后易”这个战略颇为赞同,遂道:“如此,我心里有数了。至于欧洲诸国事、亚琛诸事,我也理应先回了陛下,再和你说。这个流程万万错不得。不过,细节不谈,整体上你心里有数就行,一切顺利。”

“嗯。我知道了。那岳父就休息几日,便回京吧。我这边去处理一下账目分红事。估计要在一个多月后能回去。”刘钰盘算了一下今年要处理的大事,估计也就这么多,剩下的时间他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两边说好之后,齐国公又在松江府休息了三五日,自乘船往天津。

送别之后,西洋贸易公司的第一次股东分红大会就正式召开了。

现在的西洋贸易公司还处在监管阶段,实质上就是刘钰把握大方向,整体模式类似于前朝内阁制:董事会类似内阁,或者秘书,处理一些细节问题,制定计划,大方向需要刘钰签字同意才能执行。

这种制度能够被支持的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让他们赚到钱。

这是荷兰那边的经验。

当有50%年息的时候,VOC十七人绅士团可以连公司账目都不公开,联省议会要求,股东会联合起来反对联省议会,质问联省议会闲的没吊事为啥非得公开账目?

当有20%年息的时候,董事团屁的权力都没有,只有分红权。十七人绅士出台政策,没有任何董事团成员提出质疑。

当只有10%年息的时候,董事团的其余董事就会质疑十七人委员会的权力,要求改组董事会。

这条经验,也算是葡萄牙和英国被抓鸦片问题;丹麦商馆被欲加之罪增25%出口关税的原因之一。

这一次股东分红大会,要开大约一旬的时间。有资格参会的,都是入股在3000两以上的。再往下那些散户,也不是不能来,但没有桌椅,只能自备小板凳了。

六月初一天一亮,公司总部大楼那里就已挤满了人。

海关总队的士兵早早就在那维持秩序,今天是黄道吉日,大大小小的股东昨天就没睡好。

心里一直装着的最重要的分红问题,今天就要揭晓。

虽然知道肯定是赚了,但到底赚了多少,并不知晓。有人猜今年能赚15%的,也有人猜可能没那么高。

因为之前刘钰说过军事义务的问题,也说过最低年息分红的问题,所以有人猜测,刘钰这算是提前给众人“接了牛痘”,让众人有个心理预期。

不过大部分大股东,心态还是比较轻松的。

主要是大顺这几年新开发的市场,迅速被瓜分干净了。

钱要生钱,才是资本。

实际上这些大股东的投资方向并不多。

日本贸易资本已经饱和,挤不进去了。

南洋开发,真正的大高峰要等到三五年后那些投资巨大的种植园真正见到利润之后。

买地,朝廷又诸多限制,而且这几个大股东实际上是被孩儿军的探子盯着的。皇帝都说的很明白了,下江南修淮河募款,不用你们的钱,是为了让你们在外面挣钱的。但要是真有不开眼的,给脸不要脸,非把这些钱投到囤地上,那就别怪朝廷展示一下什么叫“四民之中、商人最贱”了。

多数人盯不过来。

但这些个身家百万的大股东,可是盯的严实。

国内其余产业的市场,因为小农经济,和村子地主经营小工商业的缘故,实际上并不大。

能投资的铁矿、煤矿、机械制造等,这几年也只是缓步发展,并没有井喷式的迅速发展,能投的方向也不多。

淮河正在修水利,倒是很多荒田在修完水利之后会变成好田。

然而朝廷不准这些商人插手。

准备把那些水利增值的土地作为国有地,在淮河地区搞出足够的基本盘“官田永佃不得卖”的类似均田制的自耕农。

一方面为了赚回来荷兰人债务的利息,另一方面也是朝廷在废弃运河国策之下,必须要保证南北之间的陆上稳定,要准备置至少五万户官田永佃农,主要是退役士兵。

本来商人想着,朝廷修淮河缺钱,真要是确定修淮河了,也可以投资买荒地,朝廷得了钱,他们也得了地。

奈何大顺依旧是严重的抑兼并、保小农国策,坚决禁止大商人在“畿内”搞任何形式的土地开发。

包括收地搞大田经营种棉花,农场经营,也坚决禁止。

所谓畿内,是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嘉峪关以西、松辽分水岭以南、广西以北、到东海。

过了松辽分水岭往北、西域、南洋、鲸海、虾夷等地,若有本事,就是买一百万亩地去开发,朝廷一个屁都不会放,反而会该给政策给政策、该减免三年减免三年。

这种情况下,这些身家最厚的大股东们,其实是被逼着只能往工商业、而且还是刘钰允许的工商业上投了。

也因而,种种限制之下,他们的资本其实没有太多地方可去。这也造成了松江府这个特殊的“迁茂陵”政策下的畸形之地,贷款利息是逐年下降的。

贷款利息逐年下降,大商人们对利润率的底线也就逐年降低。

大顺算是“亡羊补牢”了一波。

在人头税摊入土地税、国税君子远庖厨政策地方摊派导致土地价格暴跌、地租猛涨、自耕不如佃的背景下,依靠出台的种种政策,至少将松江府一代的大豪商能接受的利润底线,从30%,降到了12%左右。

这已经是极限了。

而且只是在松江府畸形有效。

因为松江府已经实行了十一税改,国税从三十税一涨到接近九税一,极大地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

亩税涨了,自耕农的负担减轻了,松江府的土地所有权涨价了,地租已经最高达六成了,不能再高了,投资土地收益率下降了,钱开始往工商业上走了。

这些商人也知道和朝廷对抗的结果,更明白大顺保小农以稳江山的政策,都做到上百万身家了,也都是人精了。

这种情况下,这是大股东、大豪商们,对这一次分红利润虽然也期待,但至少昨晚上还睡得着觉。

反正是赚了,再不济还有刘钰承诺的最低年息。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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