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3章 济天下和利自己

这个答案,并不是完全符合权哲身的设想。但想着若去松苏,也正好有机会说不定跟着孟松麓见一见兴国公,倒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单就现在眼见的一切,不可谓民不富庶。

只不过听起来,好像过程过于痛苦,代价也很大。

按程廷祚的意思,似乎是说,只要找到一条不需要流血、镇压、苦痛、强制移民、迁徙、流放、处决、被迫退租入工厂做闲民的路,达到现在这个效果,就是成功。

他不反对现在的结果,只是认为过程过于粗暴,不够柔和。

松苏一飞冲天、扬州九天落地的巨大反差,或许是有办法既让松苏一飞冲天、又不让扬州九天落地的。

总体上,既是要融入已经木已成舟的松苏资本的体系,那肯定是要发展工商业的。

只是,程廷祚等人虽讲实学,但受制于舞台高度,距离决策圈终究太远。

有些事,他并不清楚上层的一些分歧。

比如朝鲜国开埠,按说朝鲜国要发展工商业,也是一条路。

可事实上,大顺朝廷这边又多次给朝鲜国那边施压,并不支持朝鲜国开放矿禁、采掘铜矿金矿。

这事儿,追其根源,源于缅甸和大顺交界区的茂隆银厂问题。

茂隆银厂的情况,就是伴随着大顺需要铸钱,导致云南出现了大量的矿工。

大量的矿工寻找新矿,不断往边境延伸。

往边境延伸,使得茂隆银厂地区的汉人数量急剧增加,因为挖矿冶炼组织这些,只靠当地土司是不行的,汉人矿工在当地确实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力。

这些问题,大顺看在眼里,明白对于苦寒地区、边远地区,开放矿禁会极大地促进移民。

放到朝鲜国,易位处之,大顺这边也就不免有所警惕。

本来,越境采参之类的事就不少,随后又有逃亡过江聚集村落之类的事。

而朝鲜国的金银铜矿,基本都在北边边境山区。

真要是放开矿禁,人呼啦啦地涌过去,边境地区更看不住了。

朝鲜国自己有金银铜矿,虽不多,但确实值得开采。就在北部的边境山区。

大顺这边看到了茂隆银厂的情况,眼睁睁看着伴随着开矿业的发展,数万矿工、十万农民在周围扎堆,于一群土司中形成了一股势力,为大顺日后南下缅甸地区创造了优良的基础。

朝鲜国若是开矿,只怕也会复刻类似的道路。本身边境地区就是苦寒之地,大顺的资本不肯去,因为没有运输线,种了东西运不出,只肯在辽河流域到处圈地。

朝鲜国的逃亡百姓越发的多,最终在边境这边聚集成村镇,以后都是麻烦。

现在是否郡县化还是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大略上还没定下来,大顺这边也不是没和朝鲜国扯皮过。

大意就是朝鲜国可以放开矿禁,但允许大顺商贾投资、亦允许大顺矿工前去挖金。

那显然,朝鲜国不可能同意。大顺这边施压也不能太过严苛,面子还是要留几分的。

索性,那就让朝鲜国继续保持矿禁,免得呼啦啦地往边境地区涌去一堆的人。

这实际上就把朝鲜国发展的路堵死了,这不是后世可以靠高积累快速狂追工业化的时代。

这是个因为一个省的手工棉布,都能导致亚洲欧洲极大强国可能互相开战的时代,市场就这么点。

按照亚当斯密学派的看法,各国分工,总有自己擅长的、别人不擅长的,最终达成一个平衡。

但他的这一套理论,原本历史上尚且需要在“荷兰的航运业被英国夺走后能干什么”,和“中国的贸易品对欧洲拥有碾压的价格和质量优势该怎么办”这两件事上,疯狂打补丁。

况于此时的情况已大不一样。

朝鲜国的几大优势产业,如人参什么的,又不是东北地区种不了,只是因为刘钰为了“惠”法,压着没让发展。

抢纺织业,更抢不过。

种棉花倒是可以,问题是种棉花出口,以现在的粮食单位亩产,朝鲜国先照着去掉三分之二的人口来吧。

实质上,再走下去,就一条路了。

那就是继续扩大开埠,大顺获得在朝鲜开矿的特权,大顺的资本和人口涌入朝鲜北部,发展矿业,挖金子,促进冶铁煤矿等重工业发展。

这可比去大洋洲或者旧金山之类的地方挖金子,更有吸引力。

但朝鲜国肯定也不傻,这就等于汉四郡归顺了,可不是简简单单礼政府几句话就能解决的。

除非一战打完了,大顺才有余力关起门好好玩弄一下藩属们。

所以,实质上,程廷祚给出的答案,是一场空。

这是个闭环。

想发展,就要关门,关开埠,放开矿禁。

而这,又必然触怒大顺。

大顺都城不是在金陵,而是在北京,对东北方向有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明末后遗症,十分敏感。去朝鲜可比去南洋近得多。

想要武力抵抗,让大顺知难而退,前提又得是关开埠、开矿禁、积粟米、造兵工厂。

实际上,在大顺趁着奥王继承战争的机会下南洋,夺取马六甲,禁教拒敌于马六甲之外的那一刻,东亚问题已经注定了。

无非是形式上的区别。

是郡县化,还是保留藩属国地位但打开资本投资特权的区别而已。

至于说现在,程廷祚让权哲身去松苏寻找答案,其实找不到答案,至少找不到权哲身想要的答案。

星湖学派想找的答案,是怎么防止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土地兼并、农村开始放高利贷而导致的底层极端困苦的解决方式。

松苏模式能给出的答案,是不要解决问题,把人解决了就好。

鼓励兼并、鼓励放贷、放弃实物税、推广金属货币,最终形成大地主种棉花种稻米出口大顺。朝鲜国要做的,就是在“东学党起义”爆发的时候,请宗主国出兵。

正宗的南辕北辙。

当然,程廷祚的意思,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也肯定想不到这一步。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刘钰之前在松苏地区还真的讲过朝鲜国的问题,而且当时讲的还很温柔。

温柔到,听起来,当时刘钰的意思是很宽容温和的。

认为应该鼓励朝鲜国的儒生来留学,学习实学。

比如学习怎么种大米、怎么修水利、怎么种大豆、怎么种棉花、怎么造水车等等。

这听起来还是很符合颜李学派的“实学”主题的,觉得这不是挺好的吗?

至于这背后的潜台词,实质上程廷祚终究还是旧时代的余党,还没有看明白松苏模式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社会运行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这种旧时代的余党,仍旧在考虑一个可能。

也就还是刘钰信上说的三条路。

是不是,某种改良后的儒学新派,可以覆盖生产力原始的檀香山、也能覆盖地主佃农小农稳固的河南陕西、还能覆盖基本剥离了小农经济卷入世界市场的关东松苏南洋、进而解决松苏地区工场化之后出现的新矛盾、同时还能解决朝鲜琉球日本的困境、顺带还能在信仰宗教问题上抵御天主回教新教的侵袭?

既不想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而是追求全能、圣道,那就只能继续考虑、尝试这种可能。

…………

数日后,上海。

一些人簇拥着刘钰,在查看刚刚竣工的大顺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建筑群。

包括一片圈占土地后规划的公园、藏书楼、万国博物馆等一系列建筑。

簇拥在刘钰身边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一次皇帝南巡,刘钰肯定是要离开江苏的,不可能再在这里继续停留了。

即便皇帝不说,刘钰也要主动离开。

毕竟,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政策倾斜、以及强制性地关闭广州福州的贸易口岸等等个因素的作用下,凭借着前铁路时代最优秀的水运交通网,江苏已经真正意义上成为天下财税之半了。

每年要为朝廷国库或者皇帝内帑,提供数量惊人的白银。

纵然无险可守,纵然在这里做事的人都没有兵权,但也不可能一直在这种地方了。

刚刚竣工后的这片公共建筑群,不久之后,会作为皇帝接受“万国来朝”、大阅陆军的地方。

足够的空地也是通过圈占土地解决的。

好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强行圈占了足够的土地,伴随着贸易发展城市扩张,当初花了钱圈占的土地,现在价格水涨船高。

颜李学派的王源提出的房屋税设想,也在这里进行了尝试。

伴随刘钰视察的,既有官员,也有省内的豪商。

似乎多少有点“安排后事”的意思。

当初皇帝塞过来的一些人,经过这些年的历练,也都成长起来了。

至少明白了如何管理这几座快速发展起来的、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城市了。

这一次皇帝南巡,商贾们“主动”踊跃助捐,为皇帝南巡准备接待费用。

和上次完全不同,上一次是皇帝允许他们去南洋,不用管接驾的事。而这一次,皇帝没说,商贾们便“主动”出钱。

大部分人内心并无惴惴,觉得一切已经走上了正轨,最艰难的转型期已经基本熬过去了。

唯独就是日后这里的特殊地位,恐怕不是一个节度使能胜任的,节度使的级别已经不够用了。

如今名义上还是林敏做江苏节度使,但现在谁都清楚,改革完成后的江苏,朝廷无论如何不可能交到一个节度使的手里了。

官场上,自有诸多猜测,这块大肥肉会落在谁的手里。

市面上,影响倒是不大,觉得无非是萧规曹随那一套,按着这一套来,众人早已习惯。

即便来个贪腐之辈,这和以前也已不同。衙门手里当初圈了不少当时不甚值钱的土地,现在地价高昂,纵然贪腐,也不会如过去一样增加摊派之类。

众人缓步来到了公园内的小土山上,远处工业区已经出现了一些耸立的烟囱,冒出黑色的煤烟。

即便当初布局的时候考虑到了风向问题,依旧还是会嗅到淡淡的煤块燃烧的烟味。

刘钰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很是满足。

这些冒着冒烟的烟囱,很多事催动蒸汽机的。

但因为大顺的特殊性,这些蒸汽机大部分都不是与纺织业相关的。

他念念不忘的机械纺纱机,已经有些眉目。

松苏地区的纱荒,已经渐渐浮现。从过去的四人纺、一人织;提升到了如今的十六人纺、一人织。

重新塑造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纺织业基础,棉纱产业一开始就采取的是工场制,基本控制了长绒棉的纺纱环节。

一旦机械纺车研究成功,转型会十分的顺滑。

很俗的一句话叫时代的车轮开始转动,现实是真的已经开始转动了,即将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果,将直接决定大顺日后的发展。

他虽庙算在握,觉得必胜,可内心终究还是有些忐忑。

众人见他闭目深呼吸,转而叹息一声,也不知他是舍不得这里,亦或者是对将来回京的日子有什么担忧,是以并不敢说什么。

这话不好接。

接不好,难免引起皇帝的猜忌,亦或者明明是好好的拍马屁,结果拍到了痛处,惹了许多不愉快。

过了许久,刘钰才像是安排后事一样,说道:“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各行各业,都是如此。”

“此时虽已早非松苏草创之时,但很多产业,仍旧前途未卜。智者,当于烈火烹油时候,便想到日后诸多危机。”

“今日你们在此,以为日后松苏产业的危机,竟在何处?”

这是刘钰在试探众人的政治倾向,当然主要是对外的。

现在的情况,以烈火烹油来喻,一点不为过。

痛苦的转型期,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

短暂的和平期,意味着外部市场的快速扩张。

关东南洋的开发,使得工商业从业者经历着粮价最低的时代,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付出更低的工资。

从当初爆发齐行叫歇要求米贴补助开始算起,已经十年不需要额外支付米贴了。米价只有高到当初商议好的某个值,才有米贴,这些年确实没有涨米贴的机会。

政策引导的海外投资,使得大量资本进入流动状态,开发的南洋关东朝鲜日本等周边区市场,也使得物价革命的影响降到了最小。

大顺这边的劳动力价格,粮食价格,以白银计价,依旧压在了大约三分之一于西欧最高地区的水平。

以至于如天津等地,连麦秸编织的草帽,都能卖出去,而欧洲可是小麦产地。

站在新兴阶层的角度,无疑真的可以称之为烈火烹油的时代了。

至于江南地区逐步瓦解的农村、逐步退佃或者被逼着退佃的佃户,被粮价真正伤了了半自耕农,他们并无资格评价现在到底是黑暗之世还是烈火烹油。

现在刘钰问这些新兴阶层,以及和这些新兴阶层联系日趋紧密的官僚,什么是远虑?

众人短暂的思索后,回答倒是基本出奇的一致。

“若有远虑,当在海外。”

“这些年多读报纸,知海外诸事,以今岁的情况来看,域外之地,似又有大战可能?”

“今年法国人的人参期货,尚未到港,已经有人开始抬价。以作囤积。如报纸上说的昔年荷兰人知南洋大战而屯茶一般。”

此时松苏、登州、营口、南洋等地的报纸,与其说是报纸,倒不如说是三分之一是报纸、三分之一是海国图志、三分之一是域外殖民史。

所谓的开启民智,未必非要喊口号,在相信人不是傻子的前提下,展示出世界的动态即可。

大顺的这些新兴阶层当然不是傻子,甚至很多根本就是投机发财的,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域外诸事的风吹草动都会对松苏地区产生影响。

现在来看,影响还不算大,最多也就是一群人赌英法即将在北美开战。当初大顺在亚琛搞事情,要签反海盗公约、反私掠船公约等,两国可都没签。

真打起来,那还不是互相劫船?到时候,岂有不涨价之理?

毕竟,理论上,众人都觉得刘钰颇为亲法,万一到时候拉偏架,英国人劫了船来卖人参,这边加关税或者不让卖呢。

至于说考虑到大顺可能也会抓住窗口期加入战争这件事,大部分人倒是没有考虑。

虽然,其实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几个寡头,对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都相当不满,双方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但,大顺真正掺和到世界大战中这件事,终究前所未有。

下南洋不算。

下南洋的时候,大顺的商贾力量还没有强到有极大的开战意愿,纯粹是皇帝在复刻前朝永乐帝下南洋垄断香料贸易。

所以,大顺终究还是要迈出这一步。

让一些阶层,看到战争带来的巨大好处,深刻体会到战争和自己的关系。

这对松苏地区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大部分时候,他们无法切身感受到战争和他们的关系。

比如西北地区的战争,对他们而言,那样遥远而又没有切身利益。

当然就此时来说,如果和罗刹国再度爆发关于争夺鲸海以北冰洋的战争,他们肯定能够切身感受到,因为一些人就是搞海龙皮和油脂贸易发财的。

西北地区的战争,能发财的,是当年在江南地区竞争失败的山陕资本集团,可不是他们。

现在,刘钰提醒了一下他们。

“先儒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如今我观欧罗巴之战争,国家胜败,损利商贾。既有损利,则有责任。原先这对你们来说,所谓天下兴亡、国家胜负,可能于你们都是一些空话。现在就大不同了。”

“有些事,有些战争,士绅不支持,我非常能理解。一丁点的好处都没有,反倒还要多缴国税,为何要支持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若是欧罗巴诸国再次开战,这对你们的贸易极为有利。你们既然都能看出来,欧罗巴英法之战恐一触即发,想来待今年船来,也会有新的消息。”

“你们既能看出来行业兴衰在于域外,这也算是开眼看世界了。”

“现在你们不妨说说,你们想要什么?日后我心里也好有数。”

刘钰心里是有数的,这些人想要什么,他有自己的判断。

但他心里有数没用,得这些人心里有数才行。

如果他们回答的不对,这一次“交代后事”,就需要指出来:不,你们不想要这个,你们应该想要那个。

他们不需要考虑小农的利益,不需要考虑雇工的利益,刘钰只是在问他们自己这个阶级的诉求。

(本章完)

第1134章 只想当狗

说起诉求,这些人可就精神起来了。

虽然刘钰想说的,肯定要给即将到来的为了市场和殖民地的世界大战打打鸡血,敲敲边鼓。

只是这种事,一旦说起来,到底还是会涉及到资本和政权的关系。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

原本历史上,有三件不算大的、和资本公司有关的小事,基本上也就明白这些新兴阶层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

第一件,原本历史上的俄国美洲公司,也就是此时尚未成立的、但已经和大顺在毛皮竞争问题上围绕着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出现矛盾的那批人的后身。

当时俄国为了在巴尔干问题和希腊问题上得到英法美的支持,舍弃了一部分俄美公司的利益。加之当时公司创始人大股东死后,沙俄政府阶借机入股了一部分股份,不是干股,但年年亏损不盈利。

可能沙俄朝廷觉得这公司也不甚值钱,遂拿来和英法美等做了交易,结果公司顿时闹了起来,沙皇就算再傻,也看出来猫腻了:既然亏损不盈利,为啥闹得这么厉害?

最终,政府要求查账。

再然后,就是十二月党人爆发了起义。

十二月党人最终被判处绞刑的领袖之一,雷列耶夫,是俄国美洲贸易公司的总秘书长,实际上就主持公司日常工作。

俄美公司在彼得堡的公司总管理处莫伊卡街72号,就是兵变贵族的起义指挥部。兵变失败后,公司负责人烧毁了大量的公司档案。

当然,这肯定不是十二月党的主要原因。但要说一点关系没有,肯定也说不过去。

毕竟沙皇自己也对一个参与兵变的公司高管评价说“你们这伙人真他妈不错”。俄语里,公司,与,这伙人,是同一个词。类似中文里的谐音梗。

第二件,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断发展,英国政府成立了“平行的东印度公司”。

成立不久,真·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利用影子持股的方式,彻底控制了平行的东印度公司,继续维系了公司的全部垄断权,并且一直坚持500磅以上人人平等你有一万股也是一票的政策,防止政府控股拿到控制权。

再再之后,是保东印度公司、放茶税、收窗户税、在北美收税?还是不保东印度公司?最终激发了诸多问题,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

包括放开高额福建武夷茶茶税,导致北美走私贩子大亏损而反抗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第三件,就是原本历史上的淮南苏北盐改垦,两江总督的官银借给兴垦公司造成亏空但之后换了总督要查账,最终策动江苏巡抚反正支持辛亥革命,然后账目全部被烧。

这三件事,其实都体现了商人阶层的力量。

不管是抢到了阿拉斯加的俄美公司,还是为苏北良田万倾打下基础的盐垦,亦或者夺取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这都是力量。

可这股力量,一旦失控,又是什么都敢干的。

似乎,往好了说,当皇权试图分润这些商人利益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对抗,而且会用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钱,大部分时候,比口号好用。

然而,大顺的情况真的很特殊。

现在固然烈火烹油,但大顺的这些新兴阶层,一样也要面临的还是程廷祚说的这一次皇帝南巡大阅陆海军的意义。

他们担心,朝廷见他们太赚钱,出手控制、攫取,或者加税。

毕竟,买扑制的垄断权,可不是终身授权的,而是每年交一次钱,下一次是否承包给你、或者下一次承包价格还是不是这个价,那都是不一定的。

眼瞅着皇帝要来南巡大阅,要说这些新兴阶层心里的真实想法,恐怕也只有天知道了。

因为这些新兴阶层生活在大顺,处在大顺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所以,他们从未产生过荷兰等国那些商人的世界观,即,试图构建一个“资本的自由,这是神圣的、合理的、拥有神性的、不言而喻的”的一种新思想。

不是说他们不想,而是明显不现实的事,压根不敢想。

拥有现在的局面、并且希望现在的局面保持下去,是一回事。

拥有现在的局面,并且认为现在的政策法权等,拥有神圣性、不可侵犯、天经地义、不辩自明等等,又是另一回事。

要说起来,他们对现在大顺的金融管制、土地管制、货币兑换、投资限制等等政策,都不是很满意。

但他们也真的不敢觉得这些东西限制了他们,就是要直接打出口号,把这一切限制他们的东西推翻。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他们要这么干,等于是和皇权加士大夫加小农作对,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故而他们对皇权的态度,很是微妙。

既害怕皇权看到他们发大财,插手太多,掠夺他们的财富。

又不得不依附皇权的延伸,期待着皇帝的圣明,来保护他们这来之不易的局面。

这和欧洲那边的情况很是不同。

而这些贸易中,本身又因为刘钰需要在朝中拉帮手的因素,掺进来不少的勋贵势力和良家子势力,这又使得这些对外的垄断贸易公司,塑造了大顺特殊的一种上层社会的“经书”。

“经书”能够塑造,和经济基础和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刘钰嘴上整天喊着自由贸易,可他嘴上喊的他和全力扶植垄断公司的做法,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相对来说,大顺勋贵和良家子上层所信奉的“经书”,更倾向于法国那一边。

即尤斯季的那篇鼓吹重商主义的《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

里面的想法,当然比较激进扭曲,但为大顺的军事贵族阶层经商,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神圣性”。

【国内贸易、兼并土地,掠夺百姓、低买高卖,那是“奸商”的行径】

【而对外贸易,则是“政治家”的事。因为对外贸易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是分不开的】

士大夫阶层,讲究的是耕读传家远。

传统之下,商人阶层地位卑贱,这不是喊几句四民一体的口号,就能解决的。

千百年的传统,靠几句法令、几个口号就解决,那是痴人说梦。

千百年的传统之下,经商,确实算是“贱”业。

这本《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对大顺这边的最大作用,不是鼓吹重商主义。

大顺不需要刻意去搞重商主义,因为白银黄金始终往这边流。

但……“国内贸易是奸商,是贱业,传统是对的”;“对外贸易是政治家的事,是与国家强盛息息相关的”。

关键是这些东西,使得“经商”,或者说“对外贸易”这种“贱业”,有了特殊的含义。

把对内的商人,和对外的商业,剥离开。

既然不能全面扭转“商人贱业”的意识,那就解构,把商业行为拆成对外、对内。

这,和在松苏的儒学解构重建,思路基本出于一脉。

而这,也正是经书的意义。

正如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教的那些教义使得资本主义开拓,拥有了神圣性一样。

这些东西,也很符合大顺的传统,使得大顺的对外贸易,摆脱了贱业的传统束缚,塑造出了特殊的神圣性。

我这么做,是为了发财。

这很俗,而且在传统意识里,非常贱。士大夫虽然爱钱,但嘴上是不会说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

这就很高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顺便发了财,而且发财越大,就为国家为社稷做的越多。

这就非常高了。

类似于新教那边我努力赚钱、杀人、发财,是为了履行上帝给我的义务和责任,差毬不多了。

毕竟这边不讲上帝。

讲的是社稷、国家、天下。

大顺的对外贸易的“神圣性”,在这一刻也算是正式建立了,有了自己的“经书”体系。

这经书,不是教怎么贸易的,这个不用教。

这经书,是把“庸俗”的经商,变为了神圣的为了社稷、是立功于国家。

这又和大顺自身所树立的事功学,完成了主题升华,并且抽象出来了一个社稷和国家,同时伴随着大顺对外交流而使得国家这个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旧天下范围内,盛世时候,国家是很难清晰起来的。乱世除外。

新天下的范围内,我是谁,才有清晰的意义。

本身,这种东西要加深印象,需要有别人,才知道自己是谁。下南洋、伐日本、海外竞争、对外贸易,也让“我”这个概念渐渐清晰起来。

其实,也就是把天下的范围扩大。

这就使得旧天下内的盛世一统,变成了新天下内的列国争雄,于是“我”就越来越清晰。

大顺当然没在大西洋和各国开战。

可大顺今天谴责英国的棉布禁止令、明天嘀咕西班牙总督受贿不办事、后天又面临着走私贩子从印度拿到的棉布竞争,一部分人对这种列国争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毕竟,这他妈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皇权。

军事贵族和对外商人的联合。

新实学精英半数在军队中是中下层军官团、半数在采煤冶铁机械铸炮军工等产业中。

松苏的全面外向型经济,同时又是天下财税之半。

这是大顺走的一条完全不同于英荷法等同步先发国家的路。

某种程度上讲,此时刘钰问这些新兴阶层的头部,有何诉求。

总结起来,多半是,他们希望给皇权当狗,并且希望皇帝能够把这种当狗的现状,政策化、法律化、明确化、制度化。

至少,此时是这样的。如果再成长几年,说不定也会琢磨琢磨诸如兵变、革命、控制舆论之类的事,但现在肯定不是。

现在他们很明确,就是想让他们做附庸犬的现状,明确为制度化。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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