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辽主亦算是英主……”唐康难以相信，“他当年兵变夺位之时，何等果决，岂会……”
范翔摇摇头，“这却非我所能知者。若从辽主之赫赫英名之来看，的确是不可思议。然若以常理而言，契丹也罢，大宋也罢，只要大军调动，便不可能瞒过对方——以今日之事论之，辽国君臣非无智谋之士，不可能不知无论他如何设计，朝廷总不敢掉以轻心。故若用疑兵之计，辽主应当是如此虚张声势几次，令我大宋疲于奔命，日久渐生懈怠后，再出其不意，大举兴兵，打我一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善用兵者，这般疑兵之计要不要真的劳民伤财的大举聚兵，只是我在辽国，见到辽主又是罢朝，又是亲率百官祭奠，当日我也曾亲眼见到辽主，总觉得他神色之间，有些犹疑之态。”
说到此处，范翔又摇头笑道：“不过，连我也不知我有没有看走眼。或许辽主便是要沽名钓誉也未可知。毕竟契丹一向也自诩为是承唐之正统，自居为中国……然无论如何，此皆为可疑者一。”
范翔的解释，的确是儿戏了些，唐康自到大名，便留意北事，若论及辽主耶律濬，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说他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连南侵与否的决心都没有真正下定，这说出来，却如何能令人信服？
唐康心里不以为然，只问道：“既有可疑者一，便当有可疑者二……”
“这可疑者二……康时当知道所谓的‘四萧王’？”
唐康点点头，“略有所闻。契丹自耶律寅吉、萧素相继病逝后，朝中功勋之臣，便余下楚王萧岩寿、卫王萧佑丹、许王萧惟信、陈王萧禧四人，分掌南北宰相府、枢密院，北人唤之为‘四萧王’。”
“康时既然在大名府，想来许王萧惟信极力主张南犯，陈王萧禧却极力维护两朝通好，这些事情，亦瞒不过康时……”
唐康只笑不语，默认此事。辽国内部的这些分歧，无论是苏轼的奏折，还是职方馆的报告，都说得甚是清楚。按理唐康是不该知道的，在范翔使辽之前，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但范翔也猜得到，以唐康的身份，肯定有他的一些特权。
唐康早就知道，契丹如今权势最大的四位贵臣，便是所谓的“四萧王”，这四人中，萧岩寿为北府宰相，萧惟信为南府宰相，萧佑丹为北院枢密使，萧禧为南院枢密使。辽朝官制极为复杂，无论南北宰相府，还是南北枢密院，都各自掌握实权。以地位班次而言，是北、南宰相，要尊于北、南枢密使一些，而萧岩寿与萧惟信的资历，也要远高于萧佑丹与萧禧。但是另一方面，在契丹建国的历史上，宰相府原本是采用“世选制”铨选宰相的，也就是说，大辽的宰相，有很长一段时间，必出于皇族或国舅族，乃是贵族权力的体现。而枢密院之设立，却正是辽主为了强化皇权的手段。因此，在这样渊源下形成辽国官制，便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握有军政实权、位次较尊的宰相府，实际权力，反而不如枢密院。南北宰相府成为次于南北枢密院的权力机构，北枢密使则是群臣之首。所以，辽主虽以资历较深的功勋之臣萧岩寿与萧惟信任北南宰相，却将枢密院交由资历较浅，却是他的心腹之臣的萧佑丹与萧禧掌握。[176]
如此权力结构，原本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却出在许王萧惟信那里。唐康曾经查阅枢密院的档案，知道萧惟信在当年辽主耶律濬发动兵变夺位之时，曾经阴怀两端，以致在后来的平乱中，萧惟信一直被辽主有意无意的防范、疏远。但萧惟信毕竟也是辽主的功勋之臣，而且以契丹的传统，萧惟信亦是手握实权。因此辽主对他虽然并不太信任，却也免不了要一面防范，一面还要笼络利用。所以萧惟信照样能封王拜相，而且也时时被委以征伐之任，镇压女直、阻卜等族之叛乱。
然而萧惟信对于自己的地位，却似乎并不算太满意。从各种报告分析，萧惟信的怨气，可能出在与陈王萧禧的争端上。
萧禧之地位，原本远低于萧惟信，但南枢密院至少在行政、赋税、部族三事上，却偏偏正是南宰相府的上司——职方馆曾经搜罗了一些契丹重臣的奏折，唐康细读过这些奏折，便发觉萧禧与萧惟信，甚至在很多的小事，都是针锋相对，而二人的主要矛盾，则发生在部族事务上。
契丹今日之国策，乃是由卫王萧佑丹所奠定的“联汉、奚以制蛮夷”。契丹在统治的核心地区，优待汉族与奚族，与两族一道分享权力，宣扬“汉契一体论”等观点，并轻徭薄赋，拉拢二族，以稳固统治。但对除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部族，则实行残酷的压榨政策。萧禧与萧惟信的争吵，十之八九，便都发生在对其余部族的态度上。
萧禧主张即使对汉、奚以外的“蛮夷”，也要怀柔……
萧惟信却认为契丹本以弓马立国，对不听话的蛮夷，自然不能客气，更质疑萧禧是含沙射影的指责他在镇压叛乱时，过于残暴——唐康曾经听说，萧惟信曾因阻卜某部族迟交赋税，将满族两千余口，男丁全部杀死，女人与小孩，全部用马活活踩死，还强令着几十个部族头领去观看……
萧惟信请求将汉族事务划归南枢密院、南宰相府管辖，将中书省虚设，以“减少冗官”，节省用度……
萧禧却坚决反对，以为“汉俗不与国俗同”，虽“三族一体”，但依然应当“以汉官、汉俗治汉人”……
萧惟信大赞辽主武功过于唐太宗，中兴大辽，劝辽主以“四海来朝”为志向……
萧禧却上表说“强邻环视”，要辽主“通好于南朝”，“不可复以二十年前之南朝视之”……
总而言之，二人之矛盾，几乎难以调和。
唐康知道萧禧曾经数次使宋，对宋朝之认识，自然远较于其他官员为深。而且他原是北面林牙出身，虽然契丹人往往不分文武，但是能做到林牙，在契丹人当中，便算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而他如今之官位，更被契丹人视为“文官”之首领。故此，在契丹要臣中，萧禧与北面林牙承旨赵思茅、翰林学士承旨室得臣等人，是极力主张维持宋辽通好的——那赵思茅与室得臣，亦非寻常大臣，据说近几年辽主之圣旨，十有八九，都是这二人主笔，凡有军国大事，辽主都会先征询他们之意见。
但萧禧等人对契丹朝政的影响力，却在这几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唐康一直认为萧惟信只不过是希望挑起更多更大的战争，以牟取更多的权力与功勋——对萧惟信这类人而言，他的权力、功绩、财富，都要靠战争与抢掠来满足，但从唐康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契丹内部，萧惟信一直都有很多支持者——契丹的国力欲是恢复、兴盛，这类的支持者，就越多。在几年前，契丹的新贵们还能从宋辽贸易中享受极大的好处之时，萧禧们还能压制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好战之徒。但这几年间，契丹国用日渐匮乏，金银缗钱，要么流入大宋，要么被贵人用来修建佛寺，眼见国内百货腾贵，民怨四起，身为南枢密使的萧禧免不了便成为众矢之的。而自辽主重新统一辽国以来，契丹几乎每战必胜，军力强盛之下，越来越多的契丹贵人，开始怀念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的时代……而对于宋朝趁火打劫，不再向辽国交纳岁币，更让许多人愤愤不平。一段时间内，只是惧于宋军大败西夏的强大，这些人还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宋军在益州颜面尽失，熙宁十七年以来，国内危机不断，千疮百孔，久怀不满的契丹贵人们，几乎都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候。
这一次辽国极力主张南侵的，除了南府宰相萧惟信以外，更有夷离毕韩何葛、北院宣徽使马九哥等重臣——这韩何葛乃是渤海人，而马九哥则是汉人，即是说，契丹国内主张南侵的势力，早已不限于契丹人。其势力之强大，绝非萧禧和他的那一班“文臣”可以相提并论。毕竟，契丹与大宋不同，契丹文臣的地位，总体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此，唐康心里抱的指望，是辽主耶律濬与卫王萧佑丹还能够保持清醒，唐康到大名府虽然不久，却也已了解辽主的关键。辽主耶律濬在辽国威信极高，其权力亦非大宋朝之皇权可以相比，是战是和，最终还是决于他之口。而在辽国，最能影响到耶律濬的，无疑便是卫王萧佑丹。唐康虽然并不知道详情，但他亦隐约了解到一些，石越遣范翔使辽，其中另有隐情。
他表面虽然做出一副很认真听范翔分析的神色，心里面却并未太当回事，他只想从范翔的言语神色当中，得到一些他的秘密使命是否成功的讯息。
“……重臣各持战和之策，人心未一……”
范翔继续在口若悬河的分析着契丹国内的形势，说着唐康早已了如指掌的事情……唐康眯着眼睛望着这位“告哀使”，心里面也在揣测着：他的语气如此肯定，究竟只是出于他那一厢情愿的乱猜，还是另有所据？
4
汴京。保慈宫。
高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阅的奏折，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停下笔，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奏状只要看久了，就头晕眼花，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对这眼病，亦只能束手无措——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聚讼纷纷，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几乎是南辕北辙。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高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悄悄叫人找了几个高僧想办法，高僧们献了个法子，要她一日念数十遍的什么“光明咒”，念够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后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许多时日了，但到目前为止，亦是毫无效果。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多数只说要患者“少用眼”，不可过度劳累，须多多歇息——但这个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对高太后也不适用。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来裁决。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交给两府处理，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只怕时日一久，便容易被两府架空，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可就难了。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高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
更何况，如今朝局还如此“热闹”。
二月七日，“盐债敕”封驳案震惊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门下后省一日三驳，政事堂旋即态度强硬，此事关重要，不容拖延为由，次日便将“盐债敕”交付廷议。
但是，对于“盐债敕”的反对的规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后的预料的。仅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便多达三十余份。其中不乏重臣——御史中丞刘挚，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后在内东门小殿主持廷议，以刘挚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十几名待制以上的官员近乎威胁的表示，如若高太后赞同此敕，他们绝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这些官员，要么是亲近的侍从，要么位居要津，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旧党”，高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对他们颇有好感。
但当日廷议，司马光、范纯仁不惜引火烧身，公开替石越与“盐债敕”辩护，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这些官员马上对司马光、范纯仁也大加挞伐，但无论是谁，都明白此时此刻，高太后将做何选择。仅仅在一日之内，高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罢梁焘、沐康，颁行“盐债敕”。
盐债敕虽然最终通过颁行，但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一日，那些发出威胁的旧党大臣并没有善罢干休，纷纷上表，再次弹劾司马光、石越、范纯仁，要求朝廷取消成命。御史中丞刘挚更是请辞，自请出外。
高太后将这些弹章全部留中，又下旨劝慰刘挚。
但刘挚却并不买账，反而誓言绝不罢休。而除了刘挚外，其余诸人也没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有人怒而告病不出，有人锲而不舍继续上表辩驳，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与司马光、石越理论……
甚至连清议也不支持石越——清议反对的理由，与当初门下后省的理由几乎相同。未入仕的读书人，既坚决反对卖爵，更公然质疑朝廷的信用，许多人都担心这不过是又一轮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为以后朝廷的巧取豪夺，开了一个坏头……
惟一的好消息是，据说自二月七日开始，界身巷交钞的价格便在不断的上涨——但高太后并不能明白那有何意义，她的内心中，反而更赞成刘挚在廷议中说的：“朝廷乃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商贾共天下！”
界身巷的什么事，高太后是漠不关心的，激起士大夫与读书人如此巨大的反对，才是令她怀疑与担心的。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坚定的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原本高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的支持石越，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这令她十分的意外。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他至少成功的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后心里再怀疑、再动摇，她亦只能将这些藏起来。
仅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顶着压力，以政事堂的名义，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
对于反对者来说，这如同挑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