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主义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特征。但总的来说，又是符合工业时代的空想的——在圣西门的精英主义构想中，真正的“读书人”，是懂科学的、干实业的、也是包括产业资本家的，认为他们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的统治者和治理者。

即便说，是空想。

但也是以“工业时代”为基石的空想，而不是以农业时代为基石的空想。

这种空想，打破了原本的分配设想，第一次提出了“以才能分配”的想法。在这里，产业资本家，也被视作一种“才能”。

怎么说呢，在这个时代，最起码，比封建贵族、士绅、国王、皇帝、放高利贷的，有“才能”。

而掌握科学知识、技术、或者说高学历的人，更是有“才能”，理所应当应该是分配体系中拿最多的那群人。

这显然，是符合大顺实学派这群人的利益的。

而圣西门主义，在法革之后的法革，是名副其实的“显学”。

法革之后的法革，又是个什么状况、或者说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

先是雅各宾土改，分了地，自耕农人数急速上升，小农经济小资产者经济成为法国的支柱力量。哪怕到七月王朝时期，农民依旧“贡献”了5.6亿法郎的农业税，是法国名副其实的第一产业。

拿皇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那一年，整个法国，一共才15个用简单机器的工厂。

法国产业最出名的丝织业，水平未必赶得上大明时代的江南。里昂地区的丝织业，依旧是以手工业为主，甚至可以说非常类似与此时南通地区的包买制纺织业。

一直到1825年，英国放开了蒸汽机技术的出口管控——主要是到25年，已经管控不住了，到处流出，管不了了——法国才开始逐渐出现大量的蒸汽机产业。

简单来说，圣西门主义在法国成为显学，其宏观的经济基础层面，是“资本主义在发展、但资本主义又不够发达”。

而在更现实的层面，圣西门主义的两大核心，又是当时的法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固然说，圣西门、傅里叶、欧文，是三大空想社的代表。但这三人的空想方向还是不同的。

圣西门主义的基础，是认为：

【资本主义为啥会有问题，这么残酷，乃至于有周期性的危机？】

【因为生产实际上处在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瞎鸡儿生产，瞎鸡儿投资，完全无序，这能不危机吗？】

由此，又产生了下一步的推理。

就法国当时的情况来说，实业想要发展，但是他妈的融不到钱；而土地，则成为了最好的投资方向，钱嗖嗖地往土改之后的耕地上跑；要么就是搞投机。

而被圣西门认为是未来的“实业”，则往往融不到钱，即便融到了钱想要发展实业，被投机、土地投机、买地、放贷等，弄得过高的利息，又使得法国的实业很难发展起来。

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圣西门主义的两个核心：

一：银行。

既然说，实业是未来，可实业弄不来钱。那么，为啥不组织一个超大型的银行，让银行把钱，给应该投资的方向，从而刺激实业的发展呢？

二：实业科技。

国王、贵族、士绅、放贷的、金融家什么的，懂个锤子的工业化？这帮子人都死绝了，似乎对法国也没啥影响，反而更好。

那么，就得靠“真正的读书人”，包括懂工业的、懂农业的、懂纺织的、懂学问的等等，当然，也包括产业资本家。这些真正的懂实业、懂工业的人，组成一个“最高实业委员会”，由他们制定政策、控制银行、指导产业。

也即：

最高实业委员会，定路线，做“脑子”。

银行，作为路线的“手”，把钱给该给的人，而不是给那些不该给的人，给到实业手里。别鸡儿让钱瞎跑，往土地兼并上跑、往投机倒卖上跑、往外国债券上跑。

而这一套东西……

而等到他的信徒拿三上位后，老马曾讽刺道：【圣西门啊，是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守护天使，是骗子的预言家，是普遍贪污行贿的救世主】。

之所以说，这一套东西，在此时的大顺，也会成为显学，甚至会成为刘钰影响下的实学派这一整套“歪经”的终极未来。

就源于这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在发展，但又不够发展，小农小资的所有制理念深入人心。同时，本身，圣西门主义，又是三大空想社之一，这里面是包含了类似于“仁、义、道、德”这些东西的对底层的关怀，尤其是对小农、小生产者、佃农、雇工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关怀，是仁义道德的空想社。

其二，大顺的新兴阶层，尤其是实业阶层，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大顺的土地私有制、耕地自由买卖之下，使得实业想要拿到资金总的来说还是挺难的。

钱，或者说，资本，自己长腿，总是往那些“不想让它们往那跑”的方向上跑。比如，买地、囤地、兼并、放高利贷等等。

而本身，作为空想，自然有向原本的统治者妥协的心态。

在这种妥协下，新兴阶层，尤其是实业派，在不考虑彻底的所有制变革和极为激烈的暴力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下，自然是希望有这么一个“银行”，把钱给该给的人，免得实业发展困难，弄不到钱。

但是，显然，这个“银行”……可想而知。

这才有了老马的讽刺：你圣西门的社，社的真好啊，社成了证券交易所的守护天使、社成了贪污行贿的救世主。

这种空想的脉络，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两条线。

产业革命。

启蒙运动。

产业革命，催生了圣西门主义的“实业”思想，即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实业发展，代表着未来。

启蒙运动，催生了圣西门对新时代的反思——他妈的，这新时代，和启蒙思想家们所描绘的“为全体人类所设计的理性王国”，不一样啊。这新时代，咋也吃人不吐骨头呢？

而资产主义在发展，同时又不够发展的法国土改之后的现状，让圣西门琢磨了半天，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就琢磨，这是咋回事呢？

琢磨来琢磨去，他又不可能理解剩余价值之类的理论，于是琢磨出来了：哦，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想办法把这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终结，那不就好了？

而他既然是作为“启蒙时代”的尾巴，自然对于人性什么的思考，是建立在“永恒正义王国”这个基础上的。

即，认为“历史是终结的、抽象的人性是固定的、是存在永恒的正义的”。

在这种理解下，空想社的“社”的产生，是和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是无关的。所谓“社”，不过就是“符合人性的、永恒正义的、理性的”社会。

别说什么工业社会了，按照这种永恒正义的想法，就他妈的铁器牛耕时代，也完全没问题嘛。

于是，按照这种抽象的人性观，去琢磨“人类的未来”，基本上就类似于在一道题上打对号、打叉号。

一夫一妻？符合人性，肯定是永恒的人性，对号。

唯利是图？这不符合人性，至少不是“理性王国”，叉号。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明显不对，叉号。

资本投入实业获得利润，以利润推动实业发展？明显好，对号。

平等？符合人性，对号。

博爱？符合人性，对号。

仁义道德？符合人性，对号。

既然说，抽象的人性，是避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离开人的社会发展，抽象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学说。本质上，算是对“宗教”、“上帝”、“神创人”的一种延伸。

人对“道德、真善美”的标准，其实是亘古不变的。

而启蒙运动的核心，又是理性，是用理性冲破宗教的桎梏。

由此，又衍生出把理性作为审判台，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审判，认为只要诉诸理性，人类的一切“迷误”都能克服。

于此时，资本主义才开始发展。

资本主义吓不吓人？

吓人。

那么，为啥吓人？

显然，是因为人类的“迷悟”嘛，把错的当成了对的、把坏的当成了好的。

所以，只要解决了这些“迷悟”，资本主义这么吓人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人人都讲仁义道德，都是好人，不要迷悟、不要走偏了，那这不就是世界大同了吗？

这和生产力有个吊毛的关系？和人类历史发展有个吊毛的关系？这么看，别说前工业时代，就是奴隶时代，只要能达成人性、不“迷悟”、达成永恒的正义，完全可以“社”嘛，达成一个美好的社会。

这，在本质上，和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梦想，没啥区别。

无非，一个的生产力基石，是工业时代；另一个，是青铜铁器时代而已。

毕竟，哪怕儒生，也不是空谈仁义道德，也是编造过一整套《周礼》制度，空想着指导社会运转。

而圣西门主义，在这个时代，造出一套“实业制度”，也正常得很。

由此，也就产生了刘钰所谓的大顺实学派的大毒草“歪经”里的最后一环。

大顺是科举制。

圣西门主义是精英主义。

科举制不就是选拔精英人才的吗？只不过，时代变了，现在的精英，应该是懂外语的、懂地理的、懂工业的、懂技术的。

实学派觉得，我们取而代之，则大妙。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的精英，而你们应该让位子了。

同样的。

三代之治、大同之世，也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形、永恒的正义上的。

无非，就是你们那老一套的《周礼》，里面没说蒸汽机、没说纺织机、没说铁器牛耕、没说高炉铁。伱们那一套过时啦。现在，要靠“实业制度、银行调节”为政策的新《周礼》啦。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大顺的“意识形态”问题。

即，大顺开国，用的是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

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走到陈亮、叶适那一步的时候，就有绕回了“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问题。

叶适解不开这个结，于是最后不得不绕回“复礼”的制度化运转这一步：既然走由外而内这条路，周礼、六艺，就是“外”的最终标准。

练外功，能不能练出来内功，并且确保这内功，是正派正道？

万一练偏了咋整？一身外功咔咔一顿练，最后练出的全是魔功，这不扯犊子吗？

这是朱熹和陈亮互撕的根源，你陈亮说要富国强兵，那么你富国强兵的外功练到了极致，你确定这是正道？金人虎视眈眈，你说富国强兵、由外而内，道统不绝，那他妈的万一金人获胜，国祚延续，国家富强，那你这意思，金人也有道统呗？兄弟，你听我的没错，就说三代之后，道统已绝，大家都没道统，金人就算赢了也没道统，道统在咱们读书人手中，咱们随时还有以“复道统”为大义的主动权。

既然这个问题绕不开。

那么，叶适也只能走回“复礼”的制度路上：你看，夫子把制度这一套外功，都写的清清楚楚了，就在《周礼》里面，制度、官制、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等，圈套的。咱们只要按照这套外功练，难道还能走偏吗？

延续到大顺，到颜李学派这，也是卡在了这一环。亦即“由外而内”的这一环——颜元、李塨，是让弟子学“艺”，别鸡儿先去读经，只要把六艺精湛了，由外而内，正道自生。

这才有了开国初年，理学派狂喷颜李这一派，说他们“不知道往哪走，就先把车造出来了，使劲往前奔，这不是瞎走吗？你不先内，你知道你该往哪走？你都不知道你该往哪走，你学艺，‘造个车’出来，到时候方向跑反了，那不是距离正途越来越远吗？”

这也是为什么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尤其是涉及到“伪书考证”问题时，牵扯到周礼、尚书等是否是“后认杜撰”的考证问题后，颜李学派这些人如此的激动、反对、争论。

就源于这个“由外而内”的问题。由外而内的基础，是得有《周礼》、《尚书》等这些上古典籍的“制度”。

最终是要通过“复古时制度”，来达成外功练的是正道的最终目标的。

如何保证“由外而内”练的内功不是邪路这个问题，是大顺学了宋儒永嘉永康学派，在解决了“夷狄之辱”问题后的治国过程中，一直绕不过去的坎儿，也即卡在对理学“破而不立”这个尴尬意识形态构建场面的根源。

为啥当初选永嘉永康的学问？

答，这是战斗的学问，是靖康耻之下催生的的学问，是符合前朝末年现实的，是大顺拿大义的。

拿了之后，到治国的时候，这玩意儿，都知道“霸道太重”。现在东虏已废，这种“霸道太重”的学问，怎么能作为正统呢？

当然，既然当初选了，那么现在，对大顺而言，实际上在“克己”还是“复礼”的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更接近大顺意识形态的，是“复礼”。

克己，然后复礼。由内而外，是一条路。

复礼，由外而内，制度构建，从而内外一致而复礼，最终自然克己，由外而内，又是另一条路。

也即是说，大顺自开国之初为了拿“大义”而选的意识形态，是着重“外”的。

这种思路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之下，在蒸汽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即便是实学派，也急需一个“成体系的外功”。

这个“外”，要和周礼类似，是一整套制度，法规、政策、所有制、甚至连利息多少都要考虑在内的。

故而，非常符合大顺实学派、又和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贴近的、空想的“圣西门精英实业主义、加强力银行向实业倾斜抑制兼并、从抽象人性的仁义道德和永恒正义出发的美好社会构建的圣西门空想社”，也就很契合地成为了大顺实学派这一整套【歪经】的最终“终极未来”。

现状解读、工业化生产力的未来理解、再加上空想社的终极未来，这一套歪经，亦算是有头有尾、人亡政不息、门徒有信仰、政策改革有目标且是可以根据“经书”推出来的目标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