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7章 多歧路,今安在(十二)

与忠诚无关。

与忠诚这样的个人品德无关。

这是刘钰军改和下南洋夺印度的基础。

也是皇帝允许下南洋夺印度的基础。

与忠诚无关。

杜锋没有自立为王的资本,因为他手里一支海军都没有,一个枪械制造所也没有,甚至连贸易途径都没有。

脆弱的、外向输出肉桂和槟榔宝石珍珠的锡兰经济,富庶,值钱。但如果自立反叛,那么大顺的海军会掐死这条贸易线,自立者会自己崩溃。

所以他必须忠诚,所以与忠诚这种品德无关。

在刘钰忙着江苏改革的前前后后,皇帝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扩建海军,提拔了大量良家子新人。

皇帝出于对刘钰的不信任,对刘钰影响的力量进行了洗涤,所以皇帝对刘钰信任。

皇帝掌握了一支可以让南洋都护们瞬间瓦解的力量,所以相信南洋都护的忠诚。

大顺有很多猛人。

有很多天赋卓越的乱世英豪,隐藏在盛世之中。

这一点,皇帝很清楚。乱世来临的时候,每个县,其实都能凑出来一个政府加将领的班底。比如沛县、比如凤阳、比如榆林延安。

但即便这样,也没有人能摆脱中国人的身份,去印度做一个印度人,然后卷起风云,一统印度,力抗大顺的清剿,消灭英法的威胁,这样的能力过于逆天。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帝国的扩张期,野心勃勃之辈为什么不选择在帝国的军中博个封侯拜相封妻荫子呢?

对外扩张的好处,就是把帝国内部隐藏的狼,全都丢向边疆,让他们到处撕咬。

而且因为海军在手,也不用怕这些饿狼反噬。

最优秀的狼,会被收为狗。

丹书铁劵上刻上名字,给他们在京城盖一间大大的府宅,每年给予几万两的白银,并且还可以让他们的后代天生就带有皇权狗血,高人一等。

杜锋只是很冷静地告诉杜普莱克斯,你没有自立打出一片天、做印度王的能力。

其实我也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站在国家、朝廷的角度,去思考所谓的战略取舍。

故而,固然可叹,但论起来也算是咎由自取,因为你不能摆脱法国人这个身份,却又违背了法国朝廷的战略。

虽然,刘钰嘲讽法国,说路易十五的战略,就他妈是没有战略。但客观事实下的正确战略都打不赢的话,客观事实下必然失败的战略方向难道会赢吗?

杜普莱克斯愕然许久,长长叹了口气,看了一眼杜锋,露出了苦笑。

“人的命运啊……真的是难以预料。”

“我第一次去广州贸易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贵国有那位公爵的名字,更不用提你。”

“我第一次去威海的时候,那位公爵还不是公爵,他和我像是平等的朋友。那时候你还只是个海军实习军官,我是法兰西的本地治里总督。”

“而现在……我只能平视你的眼睛,并且听着你对我的评价和指点,却不能说出一句反驳。”

杜锋也深深吸了一口气,对这番话感触颇多,颔首道:“是啊,人的命运……如果一切如常,我现在或许还在黑龙江畔,做一个找机会打劫商队的边军。”

一边是凄冷悲催的命运折磨,一边是慨叹历史的进程,同样的叹息,不同的心境。

只不过,杜锋,甚至杜普莱克斯,都不会知道,今天的这场慨叹,还没有彰显命运的全部力量。

原本历史上,当杜普莱克斯穷困潦倒于巴黎街头,闭目待死的时候,他留下的对命运无常的经典感叹:

【我曾经掌控着一片比法兰西更广阔的领土,每一个印度王公都渴望得到我的帮助。】

【我牺牲了我的青春、我的财富、我的生命,来为祖国经营亚洲。】

【不幸的朋友,可悲的父母,挚爱的兄弟,为我的目标,奉献了他们的一切财富……作为祖国在印度征服的经费。现在,我一无所有,他们也急需这笔钱来生活。我尊重国家的法律,向债权人询问了我的债务,但他们却不认为我的付出需要偿还。】

【我的事业被当做寓言,一个警告别人不要像我一样愚蠢的寓言。我被视为人类中最卑鄙的人……】

【此刻,房东向我要房租,我无法支付,我被迫要求缓刑,以避免因为不交房租而被拖进监狱。】

或许,很难想象,一个曾经南印度的太上皇、风光无限时候被英国作为英法和平的筹码的人,在面临房东要房租时候,卑微地恳求宽限几日以免被拖进监狱时候的心情。

或许,也很容易想象,尤其对大顺人而言。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垄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抗;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经久不衰的、不断重复和循环的故事。

超越了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常见的,普通的故事。

因为普通,所以伟大。

只是杜锋此时还不可能读懂这番话,即便他好像听刘钰说过,但彼时青年的他又怎么会记得这番没滋味的句子?既没有刀剑,也没有血光。

他的内心,只有一丝同为都督一直调令归京养老的共鸣,却还远没到理解命运的年纪和阅历。

于是当杜普莱克斯谈到命运的时候,杜锋的感叹中,兴奋战胜了共情的悲哀。

自己一个边军的野小子,一个本该一辈子窝在黑龙江畔终老的人,因为历史的进程,此时此刻成为了锡兰的都督,并且即将送走两个敌人中最可怕的一个,然后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勒石孟加拉、饮马孟买城。

叹息中,两个人都感受到了命运的奇妙、难知、难测。

两个人,却都不懂什么叫历史的进程。

对杜锋来说,历史的进程,就是英法在加勒比蔗糖业发展,让锡兰有了几万归义汉人,让他有了都督锡兰的机会。

对杜普莱克斯来说,历史的进程,就是大顺的商业资产阶级与伦敦东印度公司的矛盾,迫使英国东印度的商业资产阶级,急需摆脱对大顺货物的依赖,加大了对印度的力量投送,让他在这几年感到极大的压力,处处受挫。

鸦片案、教案、对丹麦东印度公司的制裁……从帝国的视角来看,抗击鸦片、抗击基督教,这是帝国在维系统治。

但在商业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这是大顺的商业资产阶级,在利用行政权力,打压欧洲的商业资产阶级。

不同人的视角,看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结论。

商业资产阶级不生产商品,只是做商品的搬运工。

大顺的棉布、丝绸、药材、黄麻、稻米等等商品,最适合的替代者是谁?

是印度。

因为大顺发动了鸦片案,发动了对丹麦东印度公司的制裁,导致英国的资产阶级,必须要投入更大的精力于印度。

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来说,大顺制裁伦敦东印度公司?还有这等好事?制裁死才好呢!妈的,这帮买办、垄断专营的吸血者、无耻的本国工业的摧毁者,死了才好。

可对英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来说,大顺制裁东印度公司,传递出一个可怕的信号,那就是大顺有能力通过商业制裁,让东印度公司无法在大顺拿到东方货物。

手里没东方货的东印度公司,一文不值。就像没有香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杜普莱克斯在印度感受到的、这几年忽然增大的压力。

是英国的商业资产阶级,迫于大顺商业资产阶级的压力,急需摆脱对大顺商品的过度依赖,未雨绸缪,展开的一场阶级自救运动。

再往后三十年,英国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会联合一致,寻找市场。那时候,商业资本的价值,在于将本国的工业品卖出去,换取更多原材料,配置更多资源。

可现在,英国的商业资本,只能在本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大顺商业资产阶级的双重打压下,孤掷一注地把全部命运,压在了印度上面。

对杜普莱克斯而言,历史的进程,是悲哀的。

如果是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法国人民的生产效率,那么印度这片广袤的市场,一定会让他得到法国的极大支持,不惜代价的支持。

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历史进程,就是法国劳动者所生产的货物,无法在印度销售,无法打开市场,更不要提和印度的手工业竞争。

所以,命运才会把他拉回巴黎,因为无利可图。

大顺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良好关系,源于大顺千百万勤劳聪慧的劳动人民,他们领先的手工业技术和商品,是大顺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最牢固的粘合剂。

否则,如果欧洲的工业水平超越了大顺,那么,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和大顺南通纺织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会如胶似漆?还是水火不容?

这是不需考虑的简单问题。

今天可以欢呼大顺西洋贸易公司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明天就会愤慨他们是外国资本的买办集团——中国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水平,工业力量越强,工业产值越高,越能促使敌国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裂和矛盾,甚至直接撕裂对方的社会。

刘钰所处的大顺,和满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隐约间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力量,而刘钰又知道什么是历史的进程。

他只是借助了劳动人民的力量的一点点,而劳动人民的力量即便被压制,在他没出现的那个时空,依旧展示了强大的、撕裂对方社会的力量——否则,你以为笛福和东印度公司的互喷、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争论、曼彻斯特棉布法案的大辩论,到底在喷什么、争什么?

引发笛福和东印度公司争论的真正力量,是景德镇烧瓷的工匠、是松江府织布的女工。他们用双手,撕开了英国社会内部的裂痕;他们用双手,创造了现实世界,而那些人的辩论,只是在解释这个被劳动者创造的现实世界。

福建采茶的闽妹,贵州冶锌的黔首,景德镇烧瓷的赣匠,江南缫丝的吴女,松江织布的苏巧,他们创造了这个世界的许多现实。

他们用勤劳的手,创造了荷兰工商业资本的进一步撕裂。

创造了北美走私贩子蠢蠢欲动的合法走私欲望。

创造了科尔贝尔主义的法国无法在东方获得商业利益。

创造了英国商业资本的孤注一掷押宝印度。

创造了西欧游离的商业资本对大顺国债的信赖……

刘钰用后世学来的看世界的眼睛,看懂了世界的真实,引诱或者逼迫着大顺的封建统治集团,追随历史的进程。

其实直到现在,大顺的蒸汽机总马力,依旧不值一提;大顺的铁路,依旧只是跑马车的玩具;大顺的火枪,依旧还有工匠搓出来的公差不能零件通用。

眼前这一切,都是旧世界的修修补补,却已足够。

他只是再让这个古老的、世界贸易兴起时代的、手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的国家,找回了本该与他的手工业产值相适应的、在全球贸易时代中的地位。

杜锋只知道感叹个人的命运。

他不知道印度对华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甚至他可能也根本不关心。

他想的,仍旧是老旧的一切,封妻荫子,封侯拜相,衣锦还乡。无非只是勒石的地方,从燕然黄沙,换成了印度润土。

但这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就像是当初在黑龙江与刘钰一起抗击过的、为了毛皮利润和发财而东扩的哥萨克;就像他认为的两个敌人之一的、为了发财和冒险、为了抢劫和功名的克莱武。

他们怎么想的,一点不重要。

而历史的可笑之处,在于三人印度命运之斗中的杜普莱克斯,是这三个人里面,唯一一个脑子里装着祖国、国家、荣耀、法兰西、民族未来、真的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做军饷买大炮的人……

(本章完)

第1158章 多歧路,今安在(十三)

杜锋这个人,从个人角度,更像是克莱武。

杜锋这个锡兰都督,从国家制度角度,更像是杜普莱克斯。

个人角度,杜锋想的是冒险、封侯、功名、利禄,想从黑龙江畔的边军穷小子,一跃而成为大顺排在前二百的家族。

国家制度的角度,法王一纸诏书,就能让杜普莱克斯乖乖滚蛋,杜锋也一样,紫禁城的一句话,就能让他回京养老。

固然,杜锋不懂什么叫历史的进程,也不懂大顺现在拥有的绝佳的外交环境到底是源于刘钰的纵横捭阖,还是源于劳动人民的苦干创造了此时世界贸易的物质现实。

但是,他跟着刘钰这么久,最基本的商业、资本、贸易的知识,还是了解的。

所以,杜锋对杜普莱克斯,或者对法兰西这个国家,至少在印度这个地方,还是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更有共情的。

至于原因,很简单。

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贸易上面临的困境,相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顺只能从法国东印度公司这找到共情。

简而言之——单纯的商业角度,浑身难受!

在大致了解大顺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问题之前,先要了解几个最基本的数据。

印度的气候条件,比大顺大多数地方好。

此时印度拥有耕地,2.78亿比格。1比格,等于三分之二英亩,等于4亩。印度此时拥有耕地,11亿亩。

此时印度的人口,大约在1亿3500万,到2亿之间。

印度的棉花种植亩数,比大顺多,而且适宜种植棉花的耕地,比大顺多得多。

印度大部分地方,比大顺的华北东北地区的亩产高,因为东北地区只能一年一熟,华北地区也刚普及两年三熟,而印度,一年两熟是基操。

印度的手工业,不比大顺差多少。

印度的人工费,和大顺半斤八两。

可能,就因为气候过于均衡,纬度跨度太小物产区别不大,加上民族、宗教等问题,比大顺少了一个大运河时代的南北互补的统一且交流互换密切的国内市场?

所以,商业贸易难受吗?

难受。

太难受了。

浑身难受。

法国人能感受的难受,大顺都能感受到。

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顶着【每100英镑的东方棉布,需要另缴纳68英镑的特别税才能在本国销售(另有3.5%的普遍共同关税)】的巨大debuff,每年往英国运输至少75万匹棉布。

法国国内市场卡的严,加之人参贸易等让法国选择直接买松江布,所以法国东印度公司根本没办法买印度布。

大顺呢?

大顺真的就是“很多商人,欲当买办而不能”。

大顺商人在印度买棉布回大顺销售,那真是嫌爹妈留的遗产多了,钱没处花了。

可问题是,大顺的棉布,也怼不进印度市场。

也不是说一点怼不进去,而是相较于庞大的经济总量,怼进去的棉布数量还是少了些。

在大顺国内实际上掌控着大顺对外贸易的刘钰,此时算是深刻理解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法等帝国主义面对中国的感觉了——货卖不出去啊!

那么,把印度作为原材料产地,行不行?

也不行。

至少,此时此刻,不行。

还是以棉花为例。

大顺继承了、或者说抢走了,荷兰人在印度占据的几个城市,名字比较长,但基本都夹在锡兰和孟加拉之间,四五个吧。

此时印度有四大棉花产地。

孟买附近的苏拉特棉,不在大顺的影响力范围内,对着阿拉伯海。

马德拉斯,去殖民化后改名叫金奈,在英国人手里,离大顺的控制区很近。

孟加拉。不必提。

博帕尔,后来农药出事那地方,在内陆中心,离海都远,而且在马拉塔人手里。

大顺的松苏纺织业,是以墨西哥长绒棉为基础的。

尤其是南通这几年大为畅销的、提升了四倍织布效率的南通大布,必须以长绒棉为原料。

印度棉绒短,不适合这种宽幅大布。或者说,松苏工业革命的原材料,就是以苏北长绒棉为基础的,大顺此时的技术水平,没能力搓出来以短绒棉为基础的机械纺织。

松苏纺织业能用的,只有博帕尔地区的上等棉。

但是博帕尔地区在印度中心,交通不便不说,而且拿不到。

孟加拉棉的绒,太短。

马德拉斯的棉绒,更他妈的短。

在大顺唯一畅销的,是苏拉特棉花。

因为苏拉特、孟买的棉花,质量虽然不如博帕尔,但是质地柔软,棉绒稍微长一些。

不适合松苏的大规模的半机械化纺织。

但是非常适合大顺的东北人做棉裤、棉袄,非常棒,质地非常柔软,保暖效果很好。

印度的气候,其实比苏北更适合种长绒棉。

但就像是历史上中国推广长绒棉的困境一样,小农经济下的印度,推广起来是不可能的。

小农经济下,想要推广长绒棉,需要什么?

要么,如历史上北洋时代推广长绒棉所总结的:必要大灾之后,赤地千里,政府掌控土地,垦荒屯田安置灾民,方可推广。

要么,如刘钰在苏北做的那样,用刺刀、皮鞭、棍棒、军队,让原本的小生产者、小农,生不如死,资本圈地,改良棉种。

要么,需要一个根本不在意百姓死活的商业资本控制下的政权,强制推广,强制征收。

要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能够将统治能力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强大的组织力可以做到省里面下发下来的棉种,一个月内行政官员和干部就能在每一个村庄推广。敢继续种植短绒棉的,村干部带人直接铲平,一棵不留。

除此之外,并无他法。

虽然残酷,只是现实。

否则,良种很快就会退化、杂交、变异、变短。

大顺每年都能从孟买,进口不少的苏拉特棉花,用来平衡东北棉裤导致的升高的棉花价格。

让做棉裤、棉袄、棉被等填充物的棉花,用苏拉特棉,从而继续压低苏北棉作为织布原材料的价格,确保每一斤苏北长绒棉都被作为工业原料。

另一个原因,是皇帝看着这几年华北有种植棉花的趋势,非常不爽,担心统治的核心基本盘区,不种粮食种棉花,出大事。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孟买和苏拉特,并不是此时大顺的势力范围,这问题倒是不大。

商业嘛,只要有钱赚,就能有买卖。

至于大顺为什么能够在苏拉特买到便宜的、比较上等的棉花原材料,而当地为什么不把这些棉花搓成棉布卖、或者因为当地的棉布拉高了棉花价格使得没进口价值?

这……这就要从大顺伐日本、下南洋说起了。

在大顺下南洋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往印度输入的贵金属数量,是比较惊人的。

大顺下南洋之前、日本那边新井白石改革限制贵金属出口之前,荷兰从巴达维亚输入印度、买印度货的贵金属,最高一年是460万卢比;从波斯地区做转手贸易运到苏拉特的,大约600万卢比。

加在一起,大约是1000万卢比。

虽不精确,大概的兑换比是1英镑=3两库平银=12法郎或者弗洛林=8卢比。

每年400万两白银吧。英国每年给印度“送”的白银,只多不少。唯独法国比较拉胯,贸易额始终保持在100万法郎左右,也就是30万两白银,大约折合一艘从北美装满人参貂皮东珠的船到松江府的贸易额。

荷兰人巅峰时候,每年花的400万两白银,大约一半用在购买苏拉特棉布,往南洋卖。

所以,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大顺下南洋之后,不会傻呵呵地跑苏拉特去运棉布,自然是运松苏的棉布去南洋。

苏拉特周边的棉纺织配套产业,本来就是外向出口型的。

从波斯人去那贸易开始算起,几百年时间了,等着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纷至沓来,更是直接形成了外向型经济。

大顺下南洋之后,苏拉特的棉布产业,每年一下子少了200万两左右的出口额——甚至不止200万两,大顺还往欧洲走私,挤占了苏拉特棉布在欧洲市场的销路。

一个全部外向型棉布产业的地区,几年之内,少了三分之一的出口量,会发生什么?

自然饥荒、起义、崩溃、反抗、死亡、混乱。

以及,棉花降价。

18世纪初的世界贸易,亚洲和欧洲的贸易,其实和常规印象中完全不同,而且贸易额其实也真的不小。

拿贵金属来说,新井白石改革之前,巴达维亚的贵金属,主要从日本那里得到,而且是以黄金的形式,每年大约能够拿到120万法郎。即便改革之后,依旧还能保持三分之一的贵金属获得量。

大顺伐日本,直接导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崩了,就源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从日本获得贵金属,从而在印度拿到棉布,再把棉布运到南洋销售。一旦缺了日本的贵金属,不是说少花俩钱省一省的事,而是一个贸易链条直接断了,短时间内又无替代品。

苏拉特的情况也差不多。

大顺下南洋之后,荷兰人帮着“开拓”的南洋棉布市场,依旧还在。

只不过,身上穿的棉布,是松苏棉布,而不是苏拉特布了。

苏拉特脆弱的外向型经济,只能、或者说必然,走向提供原材料,也就是原棉为主,而不是以有附加值的棉布为主。

简单来说,之前纺纱织布的,死了;之前种棉花的,还能活着。

问题就在于,固然大顺能从苏拉特买走棉布,可大顺的棉布在苏拉特也卖不出去。

因为……苏拉特的棉布,也能顶着68.%+3.5%合计72%的关税戳进伦敦……大顺这边真的是暂时顶不动。

那是不是说印度,在商业上看,就无利可图了?

当然不是。

老马是教过的:商业作为未发展共同体间的生产物交换媒介时,商业利润就表现为侵占和欺诈。

老马还教过:商业资本,在优势的统治地位中,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掠、抢夺的制度。

逆练即可。

逆练之妙,存乎一心,妙用无穷。

最有效的抢劫、掠夺是啥?

收税呗。

是不用修水利、不用赈灾等义务的税收、盐税、垄断交易下的强制低价收购。

有比无民生义务的税收更有效的劫夺?显然不可能,否则荷兰大资本为啥都优先买包税权,其次才是做生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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