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恶而纵之，此郑伯克段于鄢之故智。朕叫你多读史书，看来还是有些用的。”

皇帝的语气已经渐渐有些轻松，至少比起之前那副听到“从长计议”就垮下脸的神态好了不少。

刘钰倒是没觉得这算是什么郑伯克段于鄢的故智，他也根本没把澳门本身当回事。

他说人嫌贫爱富，其实历来如此。只要大顺冲出了马六甲，澳门的事根本就不算事。

从明末东学西渐开始，刘钰就说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就像是个草履虫。

都是被动、回应；受刺激、被动反应的状态，很难说有什么主观能动性。

包括禁教，也是如此。受到了冲击，然后自己做出一些反应。

但反应的是否剧烈，取决于刺激者的能力，或者说另一个文明的强势程度。比如历朝历代，从来不会被西南诸土司刺激到，也不太可能被东南亚土邦刺激到，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意思，便是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文明的、代表文明的，那么夷狄的那些自然都是疥癣之疾，迟早要被文明所融化。

汉唐时候，距离太远，消息不畅。

而至明末，应该算是天朝第一次发现，原来远方还有一个可堪文明的竞争者。只是由于距离遥远和文化自信，并没有去主动参与这场文明竞争，只是采取这种被动、应激的模式。

从刘钰琢磨着下南洋开始，大顺算是迈出了主动参与文明竞争的第一步。当这一步迈出去后，其实澳门问题或者天主教问题，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竞争的一个投影罢了。

刘钰不担心事情本身，只是担心这件事可能导致的诸多后果，甚至导致大顺这边搞断绝交流。

现在皇帝的语气轻松了一些，悬在刘钰心头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只不过，更大的隐忧也就随之而起。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

但却不是偶然，而是大顺向外走必然要遇到的情况。

这种类似的情况，日后会越来越多的。

今天这件事压下去，明天另一件事就去浮起来，皇帝内心的天平也就会不断左右摇摆，直到有一天彻底倾向另一边。

刘钰清楚，留给大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启蒙运动已经在法国如火如荼，这些东西，比起天主教，会让皇帝更加紧张。

大顺特殊的大一统的历史，以及被改造后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特质，使得让皇帝真正紧张的东西还未出现。

就如同之前荷兰问题类似的扭曲的西方中心的神学史观，似乎就是荷兰模式和需要一个国家实体提供军队水手工人的寄生体系，从阿姆斯特丹转西移到伦敦、又从伦敦转西移到纽约；而科尔贝尔的国家工业主义统制经济从巴黎转移到莫斯科再转移到北京……

此时在法国方兴未艾的启蒙运动，也可以扭曲地理解为，某种意义上脱胎于西欧封建制的权力制衡的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与已经隐约看到新时代之忧的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和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算是两条线。

大顺特殊的历史和经济基础，如果是以平等主动的方式加深对欧洲的交流，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皇帝多半不会在意那套分权制衡的理论，觉得这根本不是威胁，若腐儒之复古尔。连丞相、开府、实权爵、分封邦国、私兵都没了，谈什么制衡、过渡？若忧韩昌黎堕入恶鬼道一般，实无稽之谈，杞人忧天。

但要是哪天看到了卢梭的那一套，作为一个比较的专业的皇帝，必然会很敏感地发觉，这才是对大顺李家王朝和皇权威胁最大的东西，也是最可能在大顺煽动造反的一套东西。

故而到时候，可能内心的天平，已经不是摇摆了，而是直接倾向于关门。

是以，留给大顺的时间，或者说留给皇帝和刘钰同行而不歧路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要在这个必然导致皇帝必现在惊忧百倍的“威胁”传到这里之前，把很多该铺垫好的基础都铺垫完。

这本就难。

再加上类似于这一次教案事件的种种意外事件、类似于治淮担忧的天命不予的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危险，都让刘钰压力极大。

一块石头落地，谁知道下一块石头又什么时候砸在心头呢？

按下葫芦起来瓢。

未来难知，刘钰也只能见招拆招，一件一件地把事情解决。

看着皇帝此时心情略有轻松，刘钰又说了一些让皇帝更加安心的话。

皇帝渐渐安心，便问道：“卿既言，从长计议。又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那依卿之见，那传教士白多禄，该当如何处置？”

刘钰只道：“回陛下，国有国法，君有圣谕。禁教时候，如何定刑，早有定论。此人如何处置，问一刑吏足矣，何用问臣？”

皇帝点点头，他本以为刘钰是要暂时放了白多禄，或者驱逐出境了事。可这么一说，只问一刑吏足矣，那意思也就很明确了。

杀。

既是让刘钰去出镇处置此事，又得了刘钰按律治罪的意思，皇帝也就没有再问到底如何。

下面的刘钰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嗤嗤地笑了起来。

“卿因何发笑？”

“陛下，恕臣失仪之罪。陛下刚才问及白多禄事，臣忽然想到了一桩趣事。”

皇帝也有些好奇，刘钰又道：“臣之西学蒙师，曾与臣讲过这天主教的一些事。”

“说若是殉教者，若有神迹大功，日后当赐真福、封圣。”

“凡赐真福、封圣，必要画一像。画像中，头顶必悬一物，为其被害之物。或刀、或绞索等等，或许是出于朗基奴斯枪为圣物之故？”

“依天主教之规矩，僭圣人都有某样器物作为他的标志，殉道者必以刑具入画。”

皇帝身边之前也有不少天主教传教士，这个事他倒是也知道。

刘钰忍不住笑道：“臣见过头顶上画着斧子的、画着刀的、画着匕首的……臣刚才忽然在想，若以炮决，这画像该怎么画？”

皇帝一怔，随后脑补了一下画像的滑稽模样，亦是忍俊不禁，笑道：“倒是难画！难画！卿不妨试试，朕也正有些好奇。”

本十分血腥的事，君臣之间也不以为异，竟都笑了起来。

笑过之后，皇帝又道：“他既触犯天朝律法，因罪而死。若将来教廷竟封其为圣，其心可诛。这不是说，本朝法律，都是错的吗？此事且观后效，若真行此事，朕必留旨于子孙，定遣使往梵蒂冈问罪！”

这种事，上升到国家角度，皇帝的想法确实没错：在大顺犯了罪被杀的，结果被另一国封圣，站在国家角度肯定是要反对的。

刘钰心道，此事倒也简单。教廷那群人，吃硬不吃软。祭孔，因为伪满洲国所需；拜异教徒君主，因日本帝国主义所需，不也都允许了吗？

到时候舰队去一趟，保管比辩一万句经文都管用。

“陛下所言极是，此事涉及国格律法，不可不虑。臣此番去澳门，定也不负陛下所信赖，定把此事解决的不辱天朝。即便臣言从长计议，却也不会为之从长而辱国。”

皇帝点点头道：“爱卿做事，朕是放心的。朕说了，策略如此，再容十五年。你只记得，叫他们出丑、断天下明事理者之恻隐就是。”

“福建、苏州之事，无非无知小民，智短村夫。但之前，多有生员、士绅入教，更多蒙蔽士大夫，甚至有人提出以耶补儒之说。乃至朝廷重臣，曾亦有信者。”

“卿之言，极是。杀人易、诛心难。此事，确实重在诛心。只要天下士大夫、有识之士勿被其蒙蔽，见其伪善，便无忧矣。”

“本朝太祖、太宗皇帝事，你亦多知。士绅士大夫若不从，便难成事。若只乡民，未必及得上白莲弥勒。”

刘钰心想好像也是这么个理儿，看来说动皇帝的，主要还是皇帝想要打破天主教在一部分儒家士大夫心中的良好形象。

而且，刘钰觉得，皇帝之所以相信自己这个诛心之法，也有说法。

明里看似皇帝极是赞同那番留人诛心的言论。

暗里，实则还是皇帝潜移默化下接受了一个道理：说仁义、道王政，讲良心、谈万民，最终都绕不开利益二字。

而耶稣会、多明我会，也不可能免俗。

阿堵物有铜臭气的年代，那是世族们出生就有大官做、家里钱财万万千，只比花钱土里土气搞不出逼格。

如今连皇帝在内，一个个天天只恨钱不够用，哪有什么情怀？

皇帝多半心道，朕富有四海，自黑龙江至南洋、自西域至东瀛，依旧还缺钱花，移民且移不起，你耶稣会何德何能能有这么多钱贴补这些百姓？

其实刘钰对天主教和各种教会了解的并不多。

他只是秉持着三个最基础的常识，做出了符合逻辑的推断。

首先，这个世界的历史虽然发生了许多改变，但终究是个现实的世界，不是魔幻世界。所以，五饼二鱼这种事，耶稣会也好、多明我会也罢，绝对不可能会。

其次，如今这个时代，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迟早都要变成了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最后，澳门就是一个纯粹依靠大顺贸易政策而兴盛而衰败的城市，断其贸易，其内必乱。

由这三个最基础的常识，足以推出后面的种种后续。

因为西学开蒙的老师是戴进贤的缘故，前世即便根本不懂天主教，如今却也知道了一些内部的事。而戴进贤也讲过耶稣会的一些问题，吐槽过耶稣会、多明我会的一些问题。

刘钰自觉自己推断的差不多。

然而，事实上、或者说历史上，耶稣会的事，比他如今推断的，要离谱的多。

历史上，耶稣会被取缔，恰恰也是因为“钱”之一字。

至少，得算作是导火索。

也就十年二十年之内的事，好像是加勒比也不中美洲教区的耶稣会会长，和澳门那边一样，传教之余顺便经商，做做生意。

他是法国人，而众所周知，法国的海军在这个时候实在是拉胯，海军不行，在加勒比地区做生意想不赔钱那也是难。

然后，理所当然的破产了。

按说，耶稣会国际是挺有钱的。

这么大的组织，这点钱当然还的起。

但耶稣会觉得，这是个人行为，凭啥要用耶稣会的集体财产来还这个破产债务呢？

于是就拒绝帮忙还债。

这个导火索，开启了法国解散耶稣会的浪潮。

也是因为法国内部各方势力斗的厉害，国王可能是想借用新势力排挤旧势力，再加上路易十五的情妇问题，以及国内的高卢主义、集权主义、启蒙运动等，都和耶稣会不对付。

趁着耶稣会传教士欠钱不还的事，顺势就把耶稣会给弃了。

能给耶稣会极大支持的，一共就三。

西、法、葡。

笑话里“蜡烛灭了意味着可以取消晚祷”的耶稣会，两百年后还搞出了奇葩的“南美解放神学”。

这年月，耶稣会也在巴拉圭搞出了巴拉圭耶稣会地上天国，严重影响了葡萄牙在南美的统治。

所以，对葡萄牙来说，耶稣会也挺膈应人的。

要上帝？

还是要国王？

这个原本是新旧教战争的问题，在百余年后，也延续到了旧教国家。

加之随后的里斯本大地震，耶稣会语出惊人。

言：地震乃上天预警，天人感应，足见葡萄牙道德之败坏。

当思修德。

更言：假装地震是自然事件纯属荒诞之谈。就连魔鬼也难于造出这样难以让人相信的借口。

而笃信的葡萄牙天主教徒，也因此陷入了一个神学悖论：

【如果我们自己去拯救自己，这是否不虔诚、不信任上帝呢？这是否与上帝抗衡呢？】

【如果是上帝公允地制裁，虔诚者应该接受这样的制裁。】

【如果上帝是爱人的，那么我们就不该自救，而是等待上帝来救。我们在地震后自救，就是不信任上帝；而地震后进行救援，就是在抗衡上帝公允的惩罚。】

好在当时的葡萄牙宰相是个狠人，把葡萄牙耶稣会成员一窝端，全抓起来了。

然后又给耶稣会扣了一个巨大的大锅——葡萄牙当年地跨七海，教皇子午线瓜分世界，何其威猛？现在却混成这般模样，皆耶稣会之愚昧导致。

打倒耶稣会，救出真上帝。

耶稣会不亡，葡萄牙不兴。

实际上，这就是百年前新教战争“神权和君权”之争在旧教国家的延续。

法、葡都反对耶稣会。

还剩下个西班牙，看似和经济利益无关，貌似只是因为耶稣会散播流言，诽谤说国王其实是野种、和宰相的老婆勾搭之类的。

但实际上，拨开表面的云雾，内里还是集权、王权以及经济利益。

西班牙国王需要一群世俗的、西班牙的传教士，去殖民地，控制殖民地的地产、土地，增加税收。

而不是一群国际的、教廷的耶稣会传教士。

总之，西班牙、法国、葡萄牙等旧教国家，最终一致施压，取缔耶稣会，从而使得本国教会势力彻底臣服于王权。

教廷也不得不解散耶稣会。但结果……结果就是最后各国权贵发现，比起这群吸血的耶稣会，那些要把他们挂路灯的巴黎的那一套更可怕，最终在拿皇之后，又恢复了。

比起刘钰设想的用经济手段，迫使教会自己显露出自己的贪婪，其实欧洲各国表演的更好看。

但本质嘛，都差毬不多，经济利益权力问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