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6章 强迫去过好日子(中)

只不过,移民的难度是很高的。这里的难,更多指的是移民的意愿。

应该说,此时的鲁西地区,对于移民这件事,是极不热衷的。

从文化历史的因素上讲。

一方面,这里是孔孟之乡,历朝历代这里都不喜欢迁徙,更喜欢守在家里。

不只是守家。

更是守祖坟、守父母、守祖屋、守祠堂。

另一方面,这里的纺织业,相对来说也并不差,基本上,自耕农的小日子过得还算相当可以。

这个纺织副业的问题,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地理因素。

历史上,春秋战国时候,就有“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的语句。当然那时候肯定不是棉花,但不管是苎麻、柞蚕、麻布,总归,纺织业的底子在这摆着。

诸如什么孟母三迁、曾参孝母之类的故事里,也多半有一个“纺织为业教育儿子”的母亲。

自宋代黄河决口之后,这里水患渐渐小了。随后明初,洪武皇帝强制推广了棉花种植,彻底取代了苎麻等。鲁西地区的气候、土壤,又极为适合种棉花,很快棉花种植就发展起来了。

永乐迁都之后,大运河再度流转起来。

没有铁路公路的时代,大运河就是沟通南北经济的交通命脉,鲁西地区处在运河沿岸……

固然说,因为拉纤、河工、助漕等,老百姓的负担肯定是有的。

但辩证地去看,因为有这么一条“交通主动脉”,使得鲁西地区的纺织品,也得以快速流通。

即便说,前些年,大顺“割肉剜疮”一般,废弃了运河漕运——废弃运河漕运,并不是说闲着没事干把运河堵死了。但要知道,作为黄河冲击平原,只不过,没有清理、水柜、调水、漕运总督、每年高额的漕运维护费等等,用不了几年,运河就淤积了。

从原本的全国性的交通干线,混成了一段段的地方性交通干线。

对纺织业,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正所谓,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自宋黄河南决之后、再到明末混乱,及至大顺初年,鲁西地区经历过战乱、起义、反抗、屠杀等。

大顺的均田政策,没有彻底的、全面地执行。但在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地,因为种种因素,使得大顺开国之初,鲁西地区的口均土地面积,大约在25亩左右。

这种条件下,男性劳动力的地位,是远高于女性劳动力的。

非常简单的道理,没什么这个权、那个权的。人均25亩的情况下,一个男性青壮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在农业时代,就是比女性高。

于是,这样的社会存在,造就了这样的社会意识:女性找婆家,是需要“展现自己的劳动能力”的。

这种展现,体现在婚俗上:女性在结婚时候,必须要准备大量的鲁布嫁妆。包括背面、褥子面、门帘子、衣衫布等。

以证明“我作为妻子是合格的,我有劳动能力,且我的手很巧,可以织很多布”。

男耕。

女织。

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加上这里适合种棉花,使得这里有俗语唱曰:插花描云不算巧、纺纱织布吃到老。

固然说,伴随着李淦继位,社会稳定,休养生息,气候转暖等等因素的叠加,人口激增。

社会现实已经是:只靠男性在人均三亩的土地上劳作,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的税收、地方赋、铜银兑换、劳役等封建压迫的需求,使得女性的劳动价值在家庭内部的比例增加——原本人均25亩地的时候,男耕女织,家庭劳动就算不算钱、不算在社会劳动里,那么男女对家庭的价值创造可能是八二开;现在人均3亩地的时代,大概就是六和四开、七三开。

但一方面,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依旧延续这人均25亩地时候打下来的意识基础。

另一方面,也使得女性对于鲁布的技巧,若是不足,是真的难以养家。

在这种氛围下,即便说,大运河已经不再是全国性的交通主干线。

但是,这里一般自耕农的日子,也还基本过得去。

如果说,移民是放在黄河北决之后的背景下,肯定从者如云。

一方面原本的经济贸易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黄河漫灌,农业基础也基本崩了。

那时候,留在老家,就真的只能饿肚子了。在那时候,说移民,自然简单。

可尴尬的就是,现在,黄河没决口,要防患于未然。而这里的自耕农,小日子基本还能凑着和过。

再加上这里严重的安土重迁、故土难离、守着祖坟等等情结,真的是件很难很难的事。

最简单来说,安山湖周边的围垦,已经数百年。很多家庭的祖坟都在这里。

现在刘钰说,要把这里重现大野泽、梁山伯,要把这里淹了。

也就等同于,要把人家的祖坟给淹了。

这,要是没有阻力,那就真的只能在编造出的“中国”里找这样的地方了。反正,现实里,要淹人祖坟,在现实的中国,肯定是要闹出大事的。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也并不是传统文化、民族性、特有性什么的。

这是个普遍问题。

很简单,也很现实的玩意儿。

以此时的欧洲为例,愿意移民的是什么人?

在法国,愿意移民的、愿意背井离乡的,是啥?

是胡格诺教徒。

那是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被杀到塞纳河都堵住了的异端。

那是《枫丹白露敕令》直接宣布,这群人是垃圾、要清除、是非法的人。

法国的农民但凡要是愿意移民,不至于加拿大地区,要靠混血的阿卡迪亚人,或者“红皮法兰西人”来挑大梁。

西班牙愿意移民的,那是什么人?

是犹太人、是新教徒。

西班牙、葡萄牙,那是还有宗教审判所的。军事化组织耶稣连队等各个教团,是连里斯本大地震都认为这是活鸡儿该,谁让葡萄牙的天主教徒不纯洁道德堕落呢?

英国愿意移民的,那是什么人?

是分离派、公理会、加尔文宗、长老会,这群人在英国内部,没死了就不错了。

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尤其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那是直接进过北爱尔兰种植园的,经历过死了四分之一的大屠杀的,能跑肯定跑。

而富兰克林认为会玷污北美血统的“德国乡巴佬”,那是什么情况?

那是三十年战争,直接干没了三分之二的人口;那是新教旧教互相杀;那是普鲁士就是个大军营、士兵就是连长的劳力奴……

北美独立战争的时候,穷的叮当响的黑森雇佣兵去了北美,北美豪绅那边直接开价:一人30英亩(180亩)土地,投降就有。瞬间就能拉走一大批黑森雇佣兵,很多黑森雇佣兵心里还得“感谢英国政府出的船票,谢谢啦”。

但凡日子能过下去、但凡不被祸害屠杀、但凡还不至于说实在活不下去甚至朝不保夕了,谁愿意背井离乡?

全世界都一个鸟样。

问题也就在这。

鲁西地区的经济存量,还是很高的。

相对于胶东地区……后世有个说法,胶东人说鲁西,是山东的“西藏”;而此时之前,胶东才是山东的“雪域高原”。

运河之前流淌。

黄河整个大明王朝都没从山东走。

黄河留下的冲积土。

朱元璋推广的棉花种植。

朱棣迁都之后的南北交通干线的交通便利。

种种因素在这摆着。

再加上,北边是京畿、东边是胶东山区、西边南边是人口比这还稠密的河南,本来迁徙条件就不利。

现在,忽然之间,就要强制迁徙。

对于迁徙,从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故事,就能看出来民众对迁徙的态度:

说当年朱元璋要让迁徙,说是不愿意迁徙的,就去洪洞大槐树下集合。结果大家都去了大槐树下,实际上是朝廷骗人,让来到大槐树下的都迁走了。

这当然只是个故事,但这个故事里,百姓对于移民是什么态度?对于朝廷是什么态度?也就可见一斑。

理论上,有两种办法,可以让鲁西的百姓愿意迁走。

要么,不管黄河,等着黄河北决,直接把鲁西祸害成黄泛区,三十年内土地盐碱化、运河彻底淤死,闹出来捻子和绿林,民不聊生,那么可能大家就愿意接受迁徙了。

要么,放开内部钞关,让松苏的纺织品,直接把鲁西地区的小农经济冲死。靠着那人均三亩地,根本活不下去了,女性劳动的鲁锦面对松苏布和印度棉的冲击彻底失去市场,造成严重的民不聊生。那么,可能大家也就愿意接受迁徙了。

前者,奔着山东地区三十年左右,人口不增长、甚至负增长来。

后者,奔着爆出来四十万绿林捻子白莲唐赛儿之类的事,镇压下去。

但这两种情况,都是刘钰想要极力避免的。

否则,他就没必要在这鼓捣黄河,更没必要非要去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松苏资本寻找海外市场求求他们先不要急着吃国内。

既然思想工作根本不可能做的通,大顺朝廷也不可能完成均田改革有足够的钱和组织力来解决黄河问题,那么他就只能来唱白脸,用一些强制手段,来完成这件事。

现在他狠话已经放了出去,安山湖就是第一批移民的重点地区,那么能够选择的做法,已经不多了。

故事里,似乎总是美好的:只要画个大饼,说海外土地广阔,大家纷纷乐呵呵地移民,高兴地不得了。

现实里,哪有那么多美好。

相信那种美好故事的,和相信要是早早和欧洲贸易欧洲人一定高兴地不得了、巴不得贸易的人,是一个想法。正如他们不知道棉布禁止令和自由贸易的“中国商品恐惧论”一样;他们也不会知道北美的欧洲早期移民到底是怎么去的、为什么要去,甚至真以为那是有着开拓精神、民族性什么的去的。

18世纪的休谟,就知道,如果没有大海阻隔、没有各国东印度公司被政府监管不准过渡买办,整个欧洲将只能用中国商品,直到中国把欧洲的白银吸干净。笛福写“小作文”,说因为东方商品的冲击,导致民不聊生、哀嚎遍野、普遍失业、大英要完的时候,可是在1720年。

17世纪的路易十四,就知道,移民哪是那么简单的事?不要说土地管够,就是给愿意去的,财政出钱给嫁妆、国王出名誉给“国王之女”的称号,都他妈的没人去。科尔贝尔给出的解决思路,是“国内加紧祸害异端,但准许异端去北美”,来把人逼走,用祸害人别人逼走,而不是给好处。科尔贝尔认为,祸害人逼人走,是比给好处求人去,更有效的方法,

刘钰不想走祸害人逼人走的办法,所以他至今压着松苏的商品不要冲国内市场;也没有琢磨着不管黄河等着决口再移民。

但这也就意味着,此事,甚难。

道理,都懂。

包括脸色不好看的州牧、县令,刘钰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这里面未雨绸缪、治未病的道理,他们了然于胸。

但,实际操作起来,千难万难。这不是靠讲道理,能讲清楚的事。

东平州州牧听着刘钰说不惜弹压,他也只能为民哀求道:“国公,黄河早晚要北决的事,这不是什么秘密,天下有识之士,皆知早晚的事。我亦知其中诸多道理、好处。”

“但鲁西北、鲁西南,自古富庶,远非胶东等穷地方可比。固然说,去了有地,可富庶之地不愿离乡,自古以来的道理。”

“加之,这里的百姓……”

东平州州牧叹息一声道:“朝廷变革三十年,好处这里是一点没沾着,坏处这里占尽了。鲁西北自废漕运后,昔者千百商户聚集之地,如今一片萧条残破……下官之前在鲁西北为县官,切身感受,没有半句虚言。”

“现在,又要走黄河、占耕地。百姓对朝廷,只有怨气。这种时候,火上浇油,必要出大事。若有有心之辈,期间鼓噪,只怕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下官只希望,国公做事,勿要急躁。还请国公考虑一下,变革二三十年,鲁西地区从富庶之地渐成贫瘠,其中百姓的怨气,非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刀。”

“多有人言:国公杀戮过重。两淮盐改、杀;废漕走海,杀;乃至于松苏开埠废弃广东,五岭脚夫事,国公亦是管杀不管埋。”

“只是,还请国公想清楚。人皆有怨气,将来远走他乡、大洋相隔,岂能归心于朝廷?只恐分离心切,而效赵佗故事。”

刘钰闻言,却笑道:“你搞错了主次。我要的是黄河,不是要扶桑。朝廷要的,也是黄河,不是扶桑。学赵佗也好、效靖海也罢,这都无所谓。况且来说,朝廷自有安排、另有部署。”

“扶桑尚有五十年窗口期,不必急,我非是为了扶桑占地移民。黄河呢?黄河难道真能等五十年?此事不可不急。”

“如今正值盛世,盛世不做事,日后做不成。”

“此事,与仁义无关,我亦不想辩什么大小仁义事。我要的、朝廷要的,只是把这件事做成。做成之后,是对是错,自留后人说。”

“此事需要再辩,就这么定了”

“大略之上,富户,迁关东,垦田,许招募本地贫民带去为佃、雇、工,五年免税,招徂200人随行,为贡生监生。”

“中等之家,先迁。”

“下等家……我已表奏朝廷。如今欧罗巴战事已毕,西洋贸易,划出份额,从这里定出一定量的棉布,以助百姓谋生。女子纺织,售卖于西洋,强制份额,糊口足以;男子从役,月银两半加粮米,挖河修堤。”

“舰队巡于印度,印度的棉布份额,松苏拿一半、鲁西拿一半。现在朝廷还监管着西洋贸易公司,也还管得住产业无序扩张,这份额空得出,也做得到。西非那边,还是很喜欢这边的结实粗布的。”

“这玩意儿,不说你死,就是我活。没办法,孟加拉、孟买的纺织工,他们只能死了。他们不死,这边的就得死。”

(本章完)

第1397章 强迫去过好日子(下)

如果只考虑松苏江南地区的话,印度这边空出来的产业份额,应该一点都不分给齐鲁,应该全力支持松苏的产业发展,通过欧洲和西非的贸易,快速增加纺织工场的数量,全力加速当地的转型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入。

但如果考虑整个大顺的情况,那么印度这边空出来的产业份额,就必须要拿出许多分给齐鲁这边。借由朝廷的调节管控,渡过挖河修堤占地的艰难日子。

不过,即便这样,短时间内生活水平的下降,那也是肉眼可见的。

的确,相较于大顺开国之初,鲁西地区的人均土地面积锐减,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滋生,人多地少的矛盾确实愈发严重。

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一方面是妇女从事副业纺织,另一方面也是人多地少辩证地去看,也确实依靠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有所缓解。

二年三熟制,固然说需要小冰期结束之类的限制条件。

但,人口滋生这个因素,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假如说,一个劳动力,耕种着家庭的三五十亩地,你让他搞两年三熟的种法,他也真的承受不住。劳动量实在太大的。

伴随着人口增加,人口因素也导致了两年三熟制度,在山东这边快速普及。

冬小麦——夏大豆——春高粱;亦或者冬小麦——夏玉米——春谷子的模式,开始推广。

因为人均土地减少,使得劳动力不得不在有限的生产资料上,投入更多的劳动。

而更多的人口,也使得两年三熟这种极为疲惫、极耗劳力的种植方法,是在劳动极限之内的。

人均25亩地的时候,就算你有两年三熟的技术、也有小冰期过去的气候,没有拖拉机和收割机,你也玩不转两年三熟。太赶时间了,种收日子一旦下雨,那就根本不可能了。

人均5亩地的时候,两年三熟的技术,就可以迅速普及。一方面是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确实能忙过来。

故而,虽然说人均土地的面积已经减少,但是日子也还真差不多过得去。当然这种过得去,就是过得去,很脆弱,稍微有点灾害,就要完,而且基本上家里根本没有积蓄。

而且,两年三熟、抢种抢收的劳动强度,真的是能让人崩溃的。

此时北美的一些上层、军官等,吐槽北卡罗纳州的“懒散”农夫,说是农闲时候晒太阳、一年就忙那么一阵的日子。但,这种懒散,正是许多农夫巴不得的事。

几十年后欧洲工人渴望的那种当农民的梦想中的“农民”,可绝对不是大顺这种撅腚哈腰芒种前后热死人的天气割麦子、然后赶紧抢种豆子甚至不睡觉、然后第二年种高粱还得把高粱秸秆一刻不落地收拾回家垛起来当柴禾否则连饭都做不了的华北平原的二年三熟和缺乏燃料状态下的“农民”。

固然说,此时大顺绝逼可以嘲讽全世界的“亩产”,真的是群嘲全世界。

甚至于,此时的山东,嘲讽150年前的山东“亩产”,都没问题。

但这种“嘲讽”,是建立在拼了命干活的事实上的。实际上,嘉靖年间,二年三熟制还缺乏足够劳动力,依旧还是一年一收的半粗犷式劳作。

可以说,两年三熟,是技术进步,最大化地利用太阳能量,使得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增加,平均亩产冠绝全球,在智利硝石和海岛鸟粪石大规模投入种植园之前,富户凭借豆饼肥田、穷户只靠豆类固氮,整个世界没有比这亩产更高的操作。

但也要清楚,要是“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在牛耕时代,是不可能有力气搞什么两年三熟的,更是没必要搞的。

就如同,法国人会惊呼荷兰人排干沼泽以种地的壮举吗?不,法国人只会觉得,这不脑子有问题吗?不嫌累吗?去旱草甸子种地多好?为啥要费好大力气去排干沼泽?

假设两年三熟,简陋来算,就算增产到原本的1.5倍。

以两年三熟三十亩地计算。

若排除掉税、赋、摊派、银钱兑换、火耗等等这些,只算毛产量,基本可以视作和北美的120亩地的一季麦产量差不多。

因为到了北美那边,120亩地,是要拿出10亩作为草场地、剩下的那些要轮作休耕种豆科植物等。另外还有个人的柴草地,不需要非得烧秸秆做饭,没秸秆连饭都做不成。

但是,这两者的劳动强度、生活舒适度,农民这两个字的吸引力,是截然不同的。

更不要说,那些税、赋、劳役、水旱、柴草等问题,是不可能排除的。

山东,河南一些县的农业彻底崩溃,历史上要到1855年黄河决口之后,漫灌淤积导致的大面积盐碱化、荒漠化、耕种土层被覆盖。

现在,华北地区的农业,小农经济,是在崩溃的边缘,但还没有崩溃。

这正是最难搞的一个时间节点。

往前点,可以转型,人均土地只要达到20亩,男耕女织的体系崩溃,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最多是活得艰难点。

往后点,真到崩溃的时候,所谓的“盛世”一过,再想搞大移民、大工程、大水利……除非是一个逆天组织力的中央政府再度出现,否则没戏。

但偏偏,现在移民这事,大家都不情愿。

尤其安山湖地区。

因为大顺废弃了运河漕运,所以安山湖作为“水柜”的意义消失。

做水柜的时候,保漕是第一要务。垦荒?围湖?抓着就给伱平了。

现在漕运都废了,安山湖淤积半死,朝廷的草荡漕运巡逻队也裁撤了,湖边人家纷纷围湖垦荒,耕地面积相对于废弃漕运之前,还有所增长。

因为大顺不是宗教入脑的国家,社会氛围也不是如此,所以造就了之前的辉煌。

但同样的,因为大顺不是宗教入脑的国家,一切得讲利益、讲实际,所以没办法用“应许之地”的故事、用“出埃及记”的附会,让许多人漂洋过海,相信“先知”的指引。

是故,哪怕刘钰和各层官僚,把道理说破了天、画了美好的饼、讲的去那边有多么好,依旧是应者寥寥、阻力极大。

…………

一般来说,在关于时代变革的故事里,多数会选择一个中等家庭的视角。

可上可下,才能叫体验人间沉浮、变革时代的中产命运。

而刘钰之所以选择分化移民,第一批移走的,是鲁西农村地区的中等之家,原因倒没这么多沉浮之叹。

主要是富户和士绅,他们造反意愿不强,给他们好处,甚至是类似于“逃奴法”一样的隐藏好处,让他们裹挟佃户远迁关东。

而底层,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而这些中等家庭,一来家里即便没有功名,但是可能距离秀才很近,最起码也是开过蒙、识得一些字的;二来挖河修堤并不是个好活,底层或可忍,甚至觉得生活水平没怎么下降、毕竟本来就在底了再降也降不到哪去,而对这些中等家庭来说,挖河修堤无疑肯定是苦日子,他们的情绪会更加强烈。

毕竟,一般来说,就算出劳役……那至于乱世时候被抓壮丁,中等家庭也会选择出点钱,雇人去。

安平湖周围的一家姓王的家庭,就是这样的中等之家的典型。

家里尚未分家,老爷子今年六十多岁,唤作王成,娶妻刘氏,也还健在。

膝下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嫁了出去是别人家的了。

四个儿子的名字,也是俗之又俗的龙、虎、豹、彪,在一起过活。

老房子、带堂屋。

和历史上黄河北决之后的鲁西地区的中等家庭,最大的区别,可能也就是少了一艘始终在房顶上“躲水”的船。

再就是因着黄河数百年没从这边走了,是以这边的老屋子,并没有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地基淤积。

家里四五十亩在账的地,七八亩湖边不入账的垦田、养了个牲口。

四个儿子都结了婚,孩子也有了。

在迁徙这件事被公开之前,家里面的事,无非也就是围绕着婆媳、妯娌这点事转。

老爷子多给了大伯哥家半个西瓜、婆婆悄悄给了老三家二尺布、昨儿二嫂子买了斤桃没给我家小孩……无非就是这些。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不分家单过、婆婆掌内公公掌外、纺纱织布自己用、偶尔卖点换棉花。

体现在这,便是大顺已经变革了二三十年,甚至已经在欧洲干了一仗了,但实际上外部世界的变化,对这样的家庭而言,几无影响。

倒也不能说变革毫无影响,比如说漕运被废,这就有影响。至少,他们家以后不用每年都出漕运徭役了,也不用去修安平湖的堤坝以便蓄水济运河了。

这算是为数不多有影响的对方。

至于剩下的,不管是松苏已经开始用蒸汽机了、还是大顺在直布罗陀击败了英国舰队、亦或者大顺的棉布在西非取代了印度布等等,这些,对他们家都无影响。

日子还是照常的过,一如既往。

直到要迁徙的消息传来,平静的日子破碎,一切熟悉的生活轰然崩塌。

此时,长子王虎正跪在祖屋前,双手死死压着老爷子早就打造好的寿材,劝道:“爹,没用。我们就是抬着棺材去衙门,那也没用。前几天县里已经闹过一次了,一群人抬着棺材去了就是不肯走。结果怎么样了?还不是把各家的儿子叫去,打了一顿板子。”

“胳膊拗不过大腿,人家是当朝国公,县太爷能怎么办?爹,去也没用,你是不知道,他们都是带着兵在县里呢,一个个凶神恶煞的,都是北边的兵,那是真打啊。”

六十岁的王成拍着桌子,胡子气的一翘一翘的,骂道:“真就没有王法了吗?戏里说什么金兀术坏、东虏鞑子坏,我看就是他们得了天下,也没说要逼着人搬走的吧?也没说要扒黄河的吧?我看呐,这大顺朝啊,是要完呐!奸臣当道,不辨忠奸了!”

他虽不是秀才,却也读过些书,胞弟是中过秀才的,但也就是个秀才,没借着什么力。但既是读过些书、识得些字,最基本的“奸臣乱国”的认知,是有的。

东虏鞑子到底什么样,他又不曾亲眼见得,自是难免生出一些他们也未必干的比这还坏的想法。

王龙听的父亲这样说,赶忙道:“爹,这话在家说说也就是了,可千万别出去说……要我说,既是拗不过,不行就从了吧。要不咋办?说是到了那边,十六到五十的丁口,一丁120亩荒地,几年免税,又没劳役……”

王成骂道:“听他放屁。关东没人,那是冷,尿个尿都得拿棍子敲。我就不相信了,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竟没人住?要走你们走,我是不走,他要是非逼我走,我就吊死在祖屋里!”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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