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照临听出他话中的坚持，不由皱了皱眉，道：“相公又何必如此固执？某实在难以理解相公为何到今日仍要坚持反对北伐，如此除了让皇上对相公心生不满，更有何益？即便如相公所言，北伐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但若战争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不能打赢的话，岂不是更加糟糕？为国家社稷计，相公亦当委曲求全，若相公支持北伐，则皇上必以相公为率臣，这场战争，至少不会有最差的结果。但若是相公一意反对，皇上也只能另委他人，届时若万一有不可言之事，相公悔之何及？”

这番话却甚是犀利，石越神情复杂的看了潘照临一眼，沉默无语。

如果仅仅是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潘照临的话是难以反驳的——不管石越之前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否成立，既然如今北伐之战已成定局，那么，不管怎么说，都肯定是打赢比打输要好。虽然石越也不能说自己担任主帅就一定能打赢，但至少也比别人胜算要高出许多。更换主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以石越为主帅的宣抚使司，无论是宣抚使司内部，还是与诸军的关系，都已经经过战争的考验，彼此之间也建立起了一定的信任与默契，换一个人出任主帅的话，即使别的方面都没有问题，这些也需要从头来过。不要以为这只是细节问题，无足轻重，很多战争实际上便是输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没有处理好，才引起了其他导致战败的问题。

而且，石越若转而支持北伐的话，即使只是锦上添花，对小皇帝也是极大的支持。

因此，正如潘照临所说，石越继续主导北伐之战，无论是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选择，石越不应当有继续反对的理由。尤其是石越在政治上，一直是个务实主义者。

潘照临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是在大名府等这么些时日，而是早一点北上见到石越的话，石越很可能已被他说服……

正是从河间府南下至大名府的途中，让石越想清楚了许多的事情。

在河间府决定与李清臣一道南归的时候，石越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那个时候，他认为继续北伐收复燕云，对于宋朝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那是宋人自建国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那是被割裂出去的汉唐故土，身为华夏正统的宋朝有义务有责任将之收复，虽然那也曾经是令石越都耿耿于怀的事情，也曾经是石越自己最初的理想与报负，虽然那块土地被辽国割裂占据一直是被视为宋朝一种衰弱的象征，若能收复，意义重大……但是，石越还是认为，维持辽国的存在，对宋朝利远大于弊，而辽国的存续，需要山前山后诸州。而现在的宋朝，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幽蓟诸州来证明自己的强盛，那块土地对于宋朝，心理上的象征意义，已远大于实际价值。

即使是从针对北方的防务来看，定都开封府的宋朝，以大名、河间、真定三府构建防线，虽然无法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但这种以大半个河北路为诱饵的收缩防守，实践证明也是非常有效的。与在雄州、定州沿边州郡构筑防线以求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同，以大名、河间、真定为基础的防线，能极大的拉长敌人的补给线，缩短宋军的补给线，而且利用河北的纵深，还可以使敌人的兵力分散，反之，宋军却能聚集于几座坚城之内，兵力集中，只要这三城不失，也没有任何敌人敢于轻渡黄河，开封府京畿之地可以确保安全。宋军据坚城而守，在河北本土作战，有野战能力则可以图谋拖垮并歼灭敌人，即使没有野战能力，也足以保证河北不失、汴京安固。虽然如此构筑防线，一但有外敌入侵，大半个河北就会沦为战场，代价也是极为惨重，但比起在雄州、定州等边州构筑防线，效果仍是要好太多，因为地形的原因，后者并不能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会使宋军补给线过长、兵力分散，如果敌人大举入侵，往往一击就破，反而使得敌人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汴京——因为宋朝不可能同时在雄、定等边州与大名府防线都部署重兵。

而若收复幽蓟的话，从表面上看，对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将非常有利，占据形势，据险而守，有大名府防线之利而无其弊，但实际上却同样有极大的隐患。守大名、河间、真定的话，宋军兵分三路，稍远的河间、真定为侧翼，不足以成为内患，而大名府离汴京又很近，宋廷能够很方便的控制大名府禁军。而且，大名府地处腹地，只要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平时宋廷可以将大名府兵权分给几名将领，使其互相制衡。但守幽蓟则不同，守幽蓟宋军兵力固然得以高度集中，补给也不需要千里转运，但兵权却同样也会高度集中，其地离汴京又远，宋廷难以直接控制，再加上幽蓟是边郡，随时可能与外敌发生冲突，就算宋廷刻意分割兵权给几位将领，在不断的战斗中也极容易产生有威望的将领……有兵有粮有威望，兼之幽蓟在手，宋朝又不可能再在河北部署重兵——若是幽蓟主将滋生野心，将可以毫无阻挡的直下汴京，兵临汴京城外，动作快一点的话，宋朝君臣恐怕连仓皇出逃都来不及——或者说，即使幽蓟主将原本没有野心，如此有利的造反格局，也会鼓励幽蓟主将滋生野心。

于是，宋朝要么承受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安史之乱的风险，要么就要同时在大名府防线仍然维持一支与幽蓟守军相当的禁军。

也就是说，收复幽蓟之后，因为幽蓟地区特别适合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如果宋廷不打算迁都析津府的话，为了吓阻叛乱，宋朝在河北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加上幽蓟的守军，反而要翻倍！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宋朝只要在雄州、定州一带再增加足够的兵力，同样也能令任何侵略者不敢轻易入侵。甚至，极端一点，将这笔钱省出来，宋朝完全可以沿现在的宋辽边境重新建一道长城——之前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辽国的压力，对辽国来说，宋朝营造长城无异于宣战，那是宋朝准备彻底打破军事平衡的战争行为，但今非昔比，现在宋辽之间的旧平衡早已打破，宋军不北伐辽国就谢天谢地了，还敢对宋朝建长城说三道四？

北有长城，南有大名府防线，河北完全可以固若金汤，而且还没有叛乱的风险。

更不用说，经过安平之战后，如果双方能成功议和，即使宋朝什么也不做，辽国再次入侵的可能性，在几十年内，都接近于零。

因此，所谓幽蓟能够有利于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期望。这是由宋朝立国的形势决定的——对于一个立都于开封的国家来说，说得到幽蓟有助于国家的安全，无异于一群羊说，得到了那只老虎的保护，我们再也不需要害怕那群狼了。

在石越看来，如果宋朝只是打算采取守势的话，幽蓟并无真正的价值，并不值得通过战争去夺取。幽蓟地区的价值，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是心理上的。又或者，如果宋朝对塞北及东北地区抱有进取之意的话，那么，幽蓟地区便至关重要了。

燕云诸州，究竟是对宋朝重要一些，还是对辽国更重要一些？其答案恐怕有些耐人寻味。

没有了燕云诸州，宋朝就难以如汉唐强盛时那样扬威塞北，但是，如果宋朝有一日亡国了，其原因，也绝对不会是因为它不曾拥有燕云诸州。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石越才决定要谏阻小皇帝北伐。

不管把话说得多么漂亮，在这个时代，中原民族都是无法真正控制塞北的，对塞北的策略应该是防止入侵，而辽国的存续，正好能够帮助宋朝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这也是石越最初的想法。

是石越站在宋朝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

人心，的确是极其微妙的。

一但下定了决心，要回汴京谏阻小皇帝北伐，石越便也有了即将下野的觉悟。又或者说，是石越已然觉悟到他与小皇帝的关系十分棘手，难以处理好，才令他这一次断然决定要谏诅皇帝北伐……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因果纠缠，无法分辨何为原因，何为结果。

但是，要离开权力中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石越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归隐，他设想的是退居地方，却仍然能对朝政产生影响……但即使是这样，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离开河间府开始，石越心中那种恋恋不舍的情绪，便日甚一日。

他甚至会不时的想起关于项羽的那个笑话——韩信曾经嘲笑项羽，说他要给人爵赏时，官印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棱角都磨圆了，还舍不得给人。石越不自禁的感觉，自己竟然也有了类似项羽的心情，腰间的那方右丞相印，从未如此可爱过。想着很快将要与之永别，那种难以割舍的感觉，委实无法控制。

这种忽然兴起的情绪，让石越也感到荒诞、可笑，但是，那是真实存在的，他也无法自欺欺人。他会不时的想起自己还有很多事业未能完成，还有许多抱负未能实现，心里面不时的变得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再妥协一次？如果转而支持北伐的话，或许，可以和小皇帝处理好关系？

虽然，即使这一次和小皇帝处理好了关系，也会是暂时的，他和小皇帝之间的矛盾从长远来看，是无法调和的，这涉及到政事堂与皇权之间权力分配的斗争，以石越的威望与能力，只要他还在两府之内，权力的天秤就会非常不利于小皇帝。小皇帝迟早、必然会想方设法赶走他，无非只是过程与结果难看不难看，是和平还是血腥而已……但是，虽然如此，石越仍然可以多赢得一点时间不是么？他仍然可以多获得一些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么？

妥协仍然是值得的，不是么？

但另一方面，石越的心里面，也在不断的告诉自己，自己做出的，是正确的决定。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坚持。

石越从来不抗拒妥协。

但是，妥协是一门艺术！

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理解这句话，他们是如此理解这句话的——只要妥协了，就是艺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毛笔字是一门艺术，并不是说，提起毛笔随随便便写几个字，就是艺术。

妥协是一门艺术，乃是说要做好“妥协”这件事情是非常复杂与困难的。何时妥协、如何妥协、哪些事情可以妥协、哪些事情不可以妥协、向谁妥协……如此种种，须得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完美无缺，方可以称得上是妥协的艺术家。如果在不该妥协的时候妥协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向不该妥协的对象妥协了，又或者妥协过份而变成了献媚，妥协不够被人误会为冥顽不化……如此种种，则便成了所谓的“画虎不成反类狗”。

所谓政客与政治家之间的区别，其实也不过就是对妥协的理解而已。

石越的确经常的妥协，与新党妥协，与旧党妥协，与皇帝妥协……但是，他所有的妥协，归根结底，都只是为了绕个远路以便更快的达到目的地而已。

即使在熙宁年间，他也不曾以妥协的名义向赵顼献媚！

这一次他明明心里是反对北伐的，如果连试着谏阻都没有尽力试过，就因为害怕与小皇帝关系交恶，因为眷恋权位，就打算“妥协”……石越有一种感觉，如果他真这样做了，他将会彻底的失去某一样东西。

某一样他绝对不愿意失去的东西。

于是，他就这样犹犹豫豫，一直走到了冀州。

他到达冀州的时候，正逢冀州在大做水陆道场，超度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一时间，僧道云集，既然适逢其会，石越便与李清臣也在冀州停留了几日，一齐祭拜在战争中死难的军民。

便是在冀州停留的时候，一日石越途经某座小寺，见到寺内信众齐聚，在听一僧人讲经——自古以来，战乱之后，往往便是宗教兴盛之时，石越之前也有所闻，知道这次辽军刚刚退出河北，便已有不少大德高僧前来河北，收捡骸骨，念经超度，并妥为安葬，同时还为灾民看病施药，以此深得百姓信任。而河北官员也对此意见分歧，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好事，官府理应予以褒奖鼓励，有些官员则担心这些行为会损害官府权威，甚或有邪教趁机传播，应当保持警惕甚至予以禁止。两派官员为此争吵不休，前者讥讽后者尸餐素位还杞人忧天，后者则说前者鼠目寸光养虎成患。官司一度打到宣抚使司，宣台之内，同样也是意见分歧，难以统一，结果石越也只是勉强压下，权且掩耳盗铃，只当此事不曾发生。

这次亲自遇到，石越心血来潮，便即停车入寺，旁听那僧人讲经。

让石越略略有些意外的是，那名僧人并不是多有名的高僧，讲的东西，也极为普通，乃是佛经之中，最基础的“四念处观”。这“四念处观”，乃是佛教的一种修行之法，所谓“四念处”，指的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教人如此四念处的修持，而消除烦恼。

这些最浅显的东西，石越虽然对佛教并不十分了解，却也曾经有所涉猎，这些内容，此前也是知道的。但那个时候，知道也就是知道而已，并无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觉得这和禅宗的“明心见性”，或有渊源。仅此而已。

然而这一次，在这座冀州小寺中，听无名之僧，讲最浅显的佛法，却是忽然之间，给了他内心深处极大的触动。

他在那座小寺中听了许久的经，但那讲经僧人所讲的内容，他十之八九，都没听进耳中，然而，他却确确实实，有了顿悟的感觉。

那无名僧人讲的“四念处观”，并没有教给石越什么，但是，却如同一道药引，让石越瞬间想通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

人们为何烦恼？

那是因为人们总是易于忘记自己的初衷。

这让石越意识到，若想要摆脱自己的困扰，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弄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起欺骗别人来说，人类最擅长的事情，还是欺骗自己。告诉别人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很容易，但是，找到内心深处自己真正想要的，永远不会容易。

他首先便拷问自己，自己想要的东西是权力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