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3章 决胜千里之外(六)

诡异的安静之下,这些私盐贩子中有实在受不了的,把心一横心道大不了一死个驴毬子的!

“国公,也非是我们夸口,就是我们有本事,是那些卖官盐的没本事。这便叫占着茅坑不拉屎,白白占了那么好的位置,却做不出事来。若他们有本事,我们别说卖到信阳,怕是襄阳都卖不到。”

刘钰笑道:“扯淡,你们要是卖官盐,也一个鸟样。那就是个笼子,在外面本事再大的,进去也得变王八老鳖。这是笼子的问题,竟还真以为你们真个就有翻江倒海的本事了?”

说完,轻咳一声,唤了个人,一个随从从外面拿着纸笔走进来,就坐在下面的凳子上,将手腕悬起,等待着审问的速记。

短暂的沟通之后,刘钰就开始问这些私盐贩子一些关键性的、逐渐开始严重的问题了。

从私盐运输的线路开始,到各个县的销售数额、接应人手、运输成本、行贿的额外成本。

再到私盐从何运来,盐井的老板是哪里人,四川的盐业政策等等,逐渐深入。

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从这些私盐贩子的口供里,刘钰看到的,是大顺开国百年的战争史。

从甲申年开始的四川拉锯,再到反击,再到收复失地还于旧都。

然后开始北伐,开始对蒙古和辽东用兵,然后陕西、山西商人因为协助军需后勤开始崛起。

再然后,北方逐渐平定,大量的陕西商人有了做大买卖、和官府打交道的经验,也有了在淮地办盐支持军需的经验。

同时因为战争,使得陕西商人富集了大量的资本。

伴随着大顺北方战争的结束,携带了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资本、和之前几十年置办军需和官方打好的关系、以及之前就搞盐业运输的优势加身的陕西商人,越过了秦岭,进入了四川。

四川开办盐场的,都是些小手工业,资本不足。

加之没有两淮盐业的锻炼、没有置办军需的锻炼,对朝廷的政策反应有些迟钝。

而陕西这边的商人,则抓住机会,很快崛起,成功垄断了四川的盐业。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在刘钰看来生机勃勃的模式。

四川士绅的土地、陕西的资本、四川的劳动力,以及实则是江南的白银货币,在这里成功地融合到了一处,迸发出极大的、勃勃然如英国羊毛让地主和资本家拧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机。

四川拥有土地的士绅,乐于陕西大商人携带资本来投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地租将要涨价。

有些人是长期出租土地给陕西资本,签订许多年的合同。

有些人则是很聪明地选择了“以地入股”,但又带一部分“押山银”。

所谓“押山银”,就是一次性的收入,由陕西资本在租地之前,抵押给四川地主,保证在租赁经营期间不会破产跑路,而如果破产跑路则这笔钱就直接给地主所有。

与其说这是四川与陕西之间的商业差距,不如说是四川与江南地区的商业差距。

因为此时世人皆知“蜀人不谙行盐,唯谙产盐;秦人多于江南习鹾业,资本又厚”。

也算是两淮地区与徽商的竞争失败者,跑到这里又打赢了本地原有的小手工业者和本地商帮。

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顺特殊的隐藏的财政转移。

打一口上等的好盐井,要保证天然气充足且卤水丰富的话,需要的成本最高可能要三四万两银子。

几百米深的井,不是一般的从业者所能承担的资本。

而陕西这些商人的资本是哪来的呢?

从北边战场上赚的。

那北边战场花的钱又是哪来的?

朝廷从江南收的。

应该说,战争和漕运,是大顺为数不多的国家干涉调控和财政转移手段。

只不过伴随着北方战争结束,逼得刘钰不得不搞别的方法让大顺的资本往边远地区转移。

而刘钰请史世用千里迢迢去抓私盐贩子的用意,则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还是信阳等地,作为淮北盐区的偏远地带,那里最可能遭到淮南盐商的阻击。

淮北盐区的周边,刘钰就根本不担心。不会有傻子玩阻击食盐的时候,守着盐场无限收的,那不是家里有钱,那得是家里有个波托西银山。

这种偏远地区,才是可能发生“战争”的主战场,他需要一些“精锐”的私盐贩子来当“打手”。

第二个,便还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大顺改革的问题了。

在刘钰看来,这就是修修补补。

他心里早就存了大顺早晚要完,修修补补毫无卵用的心思。

所求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直在给大顺挖坟。

只不过,挖坟的时候,要考虑让大顺这个旧母体,健康一点,蕴蓄的新时代强壮一些,别到时候搞出来一尸两命的事儿。

新时代只能孕育在旧时代的体内,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刘钰怎么看待这一次朝堂中提到的盐政改革方案?基本就觉得两个字:扯淡。

既是要改,直接动两淮盐区。

还要因为运河被废,需要重新定山西、山东、长芦的盐区。

以及……修淮河水利等问题。

实际上,刘钰想要的盐改,是让两淮盐区直接放弃湖北湖南,全部分给四川盐。

反正要动两淮盐商,不如一次性动的动静大点。

漕运、盐工……这不是刘钰计划中的苏北经济支柱。

他要直接废掉整个运河经济带,从淮安到扬州,全搞废。

苏北还是给苏南做原材料产地,种种棉花、种种粮食,做苏南的经济附庸和“廉价劳动力提供地”。

这么考虑,有几个原因。

他对四川盐好还是两淮盐好,没有太大兴趣。

但他知道,四川盐井的模式,开发一个新井需要几千几万两白银,是个天然的资本聚集型产业。

这也意味着,蒸汽机可以在盐井区展开应用。

至少,可以取代马拉的绞盘,当地本身就有配套的工具,蒸汽机只是个动力,取代马的动力。

趁着这一波出让湖北、湖南给四川盐,保证大量资本投资的时候,把蒸汽机推出去。

谁说蒸汽机的使用,非得先盯着纺织业呢?

同时,盐井技术,是可以用来低效采油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既能打上百米的井,技术积累之下,陕西的油田也是可以发展发展的——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和鲸海动物脂肪业的发展,以及盐井区劳动密集对照明的需求,都使得延长的油可以提上日程的。汽油柴油全扔掉,现在石油最值钱的就是煤油。

等于是刘钰通过自己在封建王朝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割两淮肉、给四川盐凭空变出一个两湖市场的机会,让一部分新投资直接应用蒸汽机。

而对苏南淮北而言。

在刘钰看来,运河被废,实际上,淮安这样的此时全国排名前八的城市,衰落就已经是必然的了。估计废了运河的二十年后,莫说前八,估计前十八都没影了。

同时,淮河入海,整理灌区……

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运河被废,保北不保南的潜规则被取消,大顺已经有了在黄河决口之后,不管,任其向北流解决两淮水患的先决条件了。

一些次要的问题,比如雨季时候,运河排水冲田;旱天时候,运河卡水禁灌的问题,都伴随着海运兴起而解决了。

也即是说,苏北地区的农业条件,马上就要好转了。

淮南是煮盐法,又需要大量的林地提供木柴,这些都可以开垦成为土地。

淮河入海,直接修整淮河灌溉区,使得淮河灌溉区的条件,完全可以发展农业了。

中国有很多适合的棉花产地,但很多都是理论上的,对苏南的轻工业革命发展毫无意义。

比如西域,那真是种棉花的好地方,但此时卵用呢?

山东河南,那也是上等的棉花产地。

但问题是那里是大顺北方的粮食主产区,巨大的人口压力,怎么可能鼓励种棉花?

东北倒是地广人稀,但那地方却又种不了棉花。

苏北则没有这个问题。

在宋朝黄河南下之后,苏北地区一直就是粮荒区,几乎每隔几年就需要蠲免,救助,漕米赈济。

这个此时的“破地方”、拿河南一个县都舍不得换除了盐的“穷苏北”,朝廷压根就没有考虑粮食安全的顾虑。

刘钰要说:为了发展工业,让河南种棉花吧。

估计能让人喷死,从皇帝到言官,都得狂喷,这是取死之道。

但要说,让苏北种棉花吧。

只要能保证苏北的棉花,能换到南洋的稻米,朝廷得蹦着高的同意,心想着总算不用每年二三十万两赈济了。

而且,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使得如果改革持续下去,是大顺的天下畿内地区,唯一一处适合资本大规模投入土地运营的地方。

三个原因。

其一,因为淮南要煮盐。

所以,大片的土地,覆盖着草、树,尤其是一些荒滩,朝廷是有严格管控的。

禁止开垦。

目的就是为了淮南煮盐做燃料用。

而刘钰是双管齐下的策略,要直接把这些土地变成可以开垦。

四川盐把两湖地区抢到手,让淮南盐衰退,是一招;另一招就是晒盐法推广,晒盐法可以与盐票配合,但不容易与盐引配合,制度改革算是软件更新,为硬件更新做准备——这正是大顺的奇葩之处,先软后硬,很难做到先硬后软。

这两招一下,淮南盐区即便不废,但大量的草场、林区,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都可以开垦。

其二,小农区,和资本投入的大规模土地垦荒区,二者并不重合,互不影响。

很多荒滩,只能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才有利可图。

小农搞,三年就得撂荒跑路。

比如这些滩涂盐碱地,是可以种棉花的。但,不是小农的种法。

种一亩地的棉花,需要一亩地的草、一亩地的轮耕田、一亩地的养地田。

比如,甲地种棉花,乙地要种草,用乙地的草,覆盖甲地,防止太阳曝晒水分蒸腾出现盐碱现象。

丙地则种苜蓿、蚕豆、金花菜等,不要空着,防止土地反盐。

而丁地,则预备第二年要覆盖棉田的草。

这是淮北地区的老经验,但显然这不是小农玩得转的。

要小农种,最多三年,土地盐碱化、失去肥力,种啥也不会长的。

资本投入则不同了,人力又便宜,地也便宜都是荒滩,而苏南即将迎来一波对外出口的新高峰,正是急需棉花的时候,如何能不赚钱?

其三,还是蒸汽机的使用。

水利设施,也需要动力提水。

大规模的农田,才让拥有者有改良的动力,也有改良的资本。

哪怕是挖水渠呢,一户户小农是不可能挖水渠的。要么归集体所有,要么归资本所有。

伴随着苏北盐业和运河产业的瓦解,大量的失业人口,都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要是不想去南洋的种植园,那就留在苏北摘棉花呗,或者去松江府当包身工去工厂干到死。

故而刘钰对这一次盐业改革的想法,就和别人大为不同。

比如朝中整天头疼的“川盐侵楚”问题,别人老想着怎么杜绝,刘钰的思路则是直接把楚划给川,在扬州收盐税,和在某种意义上另一个时空的大顺革命老区夔州收盐税,有何区别?

让楚地归川盐,那不就没有“侵”这个字了吗?类似于不给钱就不算卖的思路,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

原本不得不把两湖划给两淮,是因为运河和盐业之重,关系到大顺的财政。

现在运河被海运取代、紧急财政被对外贸易取代,这还非得把湘楚归两淮,这不就是标准的刻舟求剑思维?

让淮南烧木柴煮出来的盐,逆流而上到武汉;去和用天然气煮的盐、顺留而下的川盐去争。哪来的自信呢?

这种自信的先决物质基础,是一种冒着黑烟、逆流顶风也能运货的船。但显然,现在并没有这玩意儿。

只要没有冒着黑烟能逆流而上的这玩意儿,便不收盐税都争不过,这是明摆着的事。

大顺对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和对俄勘定边界的完成,陕资入川就已是必然了。江南顶不过徽商,难道在陕西投资种树?不去四川去哪?这时候要推一把,而不是往回顶。

(本章完)

第984章 决胜千里之外(七)

这件事既需要朝廷内部的影响力推动,需要说服皇帝。

还需要的,就是借助这种资本流动的大势。

现如今的大顺,一共四大资本集团,每个资本集团的后面,都站着不同的势力。

如今资本实力最强,但根基最浅的,就是背后站着皇帝、刘钰和一众大顺的老兄弟勋贵们的松江府财阀集团。

通过股份制的垄断整合,以及朝廷将各国商馆迁徙到松江府的行政干涉举动,使得这个资本集团在二十年内异军突起。

利用封建王朝的朝堂力量,干掉了背后势力最弱的广东买办集团。迫使原本依靠澳门和广州的买办集团,要么转行去走私鸦片,要么北上松江府“投诚”,顺便逼出来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岭南大庾岭起义。

除此之外,还有三个资本集团。

以江南士绅为后台势力;以宗族关系和师生关系、门客体系为支柱;手里捏着盐与运河这两个摇钱树的两淮资本集团。

脱胎于两淮盐业,江南地区商业竞争的失败者、依靠大顺对准噶尔战争和移民西域而东山再起,背后站着西北军功新贵、西南改土归流和入藏军功新贵的陕西资本集团。

脱胎于前朝两淮盐业,经历过大顺开国拉锯战胜利后被大清洗的旧晋商集团的漏网之鱼,在大顺犁庭扫穴、收服漠北、与罗刹勘界之后重新崛起的,以山西人和京畿达官为后台的山西京畿资本集团。

如今这四大资本集团闹了出三国演义。

晋、京资本集团,全程看戏。

反正他们的主营业务,是蒙古的皮货、盐、碱、往罗刹国卖的大黄、茶叶,给蒙古贵族放高利贷、卖烟草、烈酒。

他们在国内的势力重心是山西、蒙古;国外的势力重心,是圣彼得堡;重要的交易口岸,是色楞格河、贝加尔一带。

南边的事,他们既不想插手,也没能力插手。强龙还不压地头蛇,猛龙还不过江呢,况且他们南下的话哪里算什么猛龙呢。

剩下三家,则就很有意思了。

大顺日后的战略重心,是南下。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变动,燧发枪配刺刀加棱堡,使得深入潜意识的北方威胁其实已经消失了。

罗刹人就算自古就是食草民族,现在都不能以五千人规模过西伯利亚,那得是食苔藓民族才能办到的奇迹。

以史为鉴已然制度化思维的大顺虽有隐约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很难这么快完成战略重心的重新调整。

整个战略布局的改变,包括运河、盐政种种,都要与这个大战略相配套。

南下的南,是以京城为中心点的南。

包括入藏、缅甸、西南改土归流、南洋、印度等等方向。

陕西资本集团的崛起,和大顺征准噶尔、移民西域、在蒙古高原修棱堡驿站,有直接关系。

北方战争结束之后,大顺又开始加强西南改土归流的强度,开始驻军雪山,开始对川西高原进行围剿。

调动的主要兵力,肯定还是西京军。

而西北边军和陕西资本集团的关系不言自明,伴随着西南改土归流政策的加剧,陕西资本凭着对置办后勤的熟悉,开始大规模入川。

他们背后的军中新贵阶层,和刘钰的关系都不错。

一方面西北边军里有不少青州军的老人,另一方面是刘钰主持的军改给了他们这么容易立功的机会。

刘钰不是权臣,皇帝让他死,他除非提前跑路否则必死的那种,最多算条看起来很老实的忠犬。

但不是权臣,并不代表他在西北这边没有威望和影响力。调动军队他肯定是调动不了,写封信让人帮个忙还是很容易的。

现在看南方的局面,就非常清晰了。

从资本的角度看,是松江府财团和陕西财团,想要合伙弄死两淮财团。

陕西资本集团非常想要湘、楚这两块大市场,河南占不了,但湘楚人口也足够让卖盐大赚一笔了。

松江府资本集团,非常支持废运河,也非常想要大量的资本流入,以便于他们对外扩张,攫取世界市场。想要大量资本流入,那就得干掉一拨人,吃他们的血肉,干谁?

反正是既不可能去干老死不相往来、全程看热闹的在蒙古放贷往罗刹卖茶的那群人。

也不可能去喝那些隔着八丈远,而且明显吃不饱的陕西资本集团,自然也就只能是琢磨着吃两淮资本集团了。

站在朝廷内部势力和路线斗争的角度看。

当年的榆林、延安老兄弟勋贵们,现在找到了新的发财路子,那就是海外扩张。

而这几年征准、西南改土归流、入藏崛起的新军功勋贵集团,他们极度渴望战争,他们是最能理解什么叫“独汉以强亡”真正意义的一群人,巴不得在边境地区整天打仗好刷军功——朝中喊着要郡县汉四郡静海军节度使胁迫缅甸等口号最响的一群人。

西南和入藏,四川都是最好的基地。那么,让四川发展起来、让四川的盐收到钱便于周转军费,他们肯定是支持的。

这就是路线斗争问题。

以刘钰为首的老勋贵集团、和以这几年战争爬上来的新军事贵族集团,是强烈要求对外扩张的。

而对外扩张的前提,是内部稳定,是内部能收的上来钱,是内部不要把钱花费在高额的修运河、赈济洪泽湖每年洪灾上。

要把钱用在造军舰、造大炮、买军装、发军饷上。

这群人,是油门。

而以两淮盐业、运河贸易为经济基础的士绅集团,他们则是帝国的刹车。

他们保守,因为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地租,对外扩张的好处他们没看到,只看到刘钰打下南洋、大量稻米入境之后,他妈的原本卖一两银子的租子,现在只能卖八钱银子了。

对外扩张抽象上来讲,对帝国是有好处的。

但要考虑大顺的特殊性。

英国的保守派,包括土地贵族、乡绅集团,他们支持对外扩张。

因为,他们的地租和英国的呢绒出口息息相关:呢绒不是英国特产,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普鲁士奥地利,全都能搓呢绒。

不进则退。没有退路可言。

大顺的保守派,尤其是乡绅集团、土地主,他们为什么支持对外扩张?怎么可能支持对外扩张?

丝绸生丝,不是呢绒。

对不起,全世界最优秀的货就在我这,爱买不买。

不买?不买就学法国,搞国产替代,三年之内差点让高端丝织业崩盘,里昂的高端丝织工匠怒骂科尔贝尔的“遗毒”;或者,不买就学瑞典,拍拍脑袋,要在靠近北极圈的斯德哥尔摩养蚕。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江南的生丝不愁卖。哪怕到太平洋铁路修好的年代,西海岸港口的生丝也是往东海岸的重要货物。

坐在家里也能收钱,拿着枪炮打出去也能收钱,而两者收的钱是一样多的,谁脑子有病啊往外打?

哪怕是松江府集团,那也是被刘钰用鞭子抽、顺便在棍子上绑个胡萝卜抽出来的进步。实际上,去大西洋夺取东方贸易主导权的效费比,现在看真的不怎么高,如果不提前考虑工业革命的市场问题的话。

毕竟当买办躺着赚钱多舒服啊,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也想躺着赚钱卖东方棉布嘛。

只是其国内的羊毛地主阶级势力大,不准他们躺着赚,用套上议会皮的封建铁拳教了教他们,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

况且来说,对外扩张,需要税收,税改动的谁的利益?南洋物产的大米疯狂往国内运,稳定国内米价,动的又是谁的利益?

甚至于,刘钰整合了对外贸易的力量,动用各种手段快速完成了垄断,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是原来丹麦、瑞典、葡萄牙、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大家都来买货。谁给钱多,就卖给谁——制茶业最风光的三五年,就是奥斯坦德公司没解散之前,在广州打贸易战要破英荷茶叶垄断的时候。

现在呢?现在是松江府资本集团拿到了定价权,给个差不多的价,爱卖不卖。

有本事,你自己送到加尔各的、自己送到孟买去走私嘛。

问题是一群读经的,知道孟买在哪吗?知道什么叫季风什么叫洋流什么叫印度洋暴风季吗?

这几年还好点了,也就是刘钰非要搞纸币兑换控制白银,不然就凭海商手里的白银,能把那些生产者玩死:操控银钱价比浮动,收获算铜钱、卖货算白银。发钞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而作为这些保守集团的对立面,或者说因为航海贸易的出现导致的旧统治集团的分化——在英国,航海贸易的发展,使得旧统治集团和新兴阶层合流,对外扩张维系地租;在大顺,航海贸易的发展,使得旧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

勋贵和士绅,原本都是地主阶级。

就像是英国的乡绅,原本也都是地主阶级。

但伴随着航海贸易的发展,在英国,一部分乡绅依旧靠地租生活,另一部分乡绅则将地租收入投入到航海贸易当中赚取股息。

在大顺,乡绅还是乡绅,而大顺的老勋贵们已经升无可升,只能如前朝勋贵那边把兴趣放在钱上。

前朝没办法,只好并地;本朝有海贸,自然投资海贸。前朝也不是没海贸意识,只是永乐帝非要吃独食,皇家垄断香料贸易,用的陆权和海岸线太长导致的特色版的《航海条例》和《垄断授权法》。而且吃的太急了,吃独食你当董事长别人都打工哪行啊,也得给他们当股东的机会才行。再说学学荷兰人,用倒牛奶思维,把大量香料烧了以便涨价也行啊,结果几年就把香料价弄崩了。

大顺这边这种分化的根源,要追述到大顺开国的那段历史。

定制度的时候,皇帝没有太多皇庄,也没有广封子嗣就藩。一群勋贵蹲在京城,打仗的时候出去带兵,不打仗的时候在京城“蹲监狱”,弄地则因为大顺开国的记忆抓的极严。

一些“老战士”、“老五营”身份的“良家子”,直接归皇帝管,他们的地不能动,就是个优化版从农奴升到小贵族的军户制。

没办法过度兼并,海外贸易的口子一开,自然是疯狂往里面挤。

而这几年新崛起的军功勋贵……那就更简单了。

你刘钰能靠着打仗,从个勋卫一路封到了公爵,我们缘何不能?

你升完了,就说独汉以强亡,要防止过度扩张,要防擅启边衅,他妈的你没封爵的时候在边境搞事搞得比我们还欢呢。

现如今军改之后,刷军功容易多了,不趁着这个机会,觅封侯,挤到上层勋贵圈子里,还等啥?

不打仗,怎么封爵?不打仗,怎么升官发财?不打仗,自己的儿子怎么能出生就有蒙荫的勋卫散骑舍人之类的铁饭碗?

勋贵圈子就那么大,就算现在没机会混到那个开口就是“当年我祖爷爷跟着太祖皇帝弄死那个姓艾的驴毬子的时候”;或者“当年我祖爷爷跟着太宗世宗皇帝在天保府以数千偏师顶了阿济格吴三桂几个月的时候”的圈子,但现在对外战争的上升通道是有机会让子孙和那个圈子里的人谈笑风生的。

要说新旧勋贵之间有没有矛盾?

有,就是先强后弱还是先弱后强的分歧。

是先西进印度夺大西洋贸易权再慢慢整合朝贡圈?

还是先吃嘴边的肉把朝贡圈吃干净再往外打?

但这是非对抗性矛盾。

在主要的“对外扩张”还是“保守封闭”的大矛盾上,新旧军事贵族的利益是一致的。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大矛盾压着小矛盾。

陕、松两大资本集团要弄死两淮资本集团,除了两淮资本,饥饿难耐的两大资本集团找不到更好的血食。

新军功勋贵和旧军功勋贵,则要趁机打压士绅阶层的话语权,改革内部税收体系、调整战略中心,为对外扩张的转型做准备。

此种大背景下,刘钰在约见这些私盐走私贩子之前,就连续给皇帝上了关于盐政改革的第三、第四封奏疏。

而把这场“战术变法”,上升为“战略变法”的撬棍、支点,就是眼前这几个看起来不甚起眼的私盐贩子。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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