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4章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八)

在这些流氓秀才再往下,则是专业的负责下黑手的打手。

在松江府的长期斗争中,这些资本家乏走狗的专业打手,也在斗争中日趋成熟。

过去的许多经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屡次对雇工罢业的镇压中,他们总结出来两个经验。

其一:人一多,下手就没轻重。

所以,打人、打到暂时不死不用吃官司这种专业的活,必须要保证由专业的人来做。

其二:专业的人来做,还必须要有专业的团队,负责拦阻那些被煽动起来情绪的人。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大约十个人左右的团队。

专业下黑手的,三个人。

拿所有杀人费用的50%。

剩下的七个人,则负责团成个圈,保证外面那些被煽动起来的人挤不进去,不会因为拳打脚踢而当场把人打死。

这七个人,拿杀人费用的剩下50%。

按技术分配。

这内部都是有规矩的。

比如说,金主要求,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死,这边只要保证对面在规定时间不死,剩下的费用,金主全包。

日后打官司啊、讹烧埋银子啊之类的,就和他们没关系了。

这些人,主要是宁波人,他们被称作“宁波打郎”。这些人聚集到松江府,和日本关系很大。

前朝抗倭,宁波是前线,大量的武师加入,将武艺传下来。

倭乱平息,对日贸易的宁波帮崛起,需要和漳州帮、福州帮争夺对日贸易,当初抗倭的武艺传承,就成为了斗殴专用,要的就是要打死人但又暂时不死,避开那些战场杀人术的要害。

再往后,大顺航海术进步,走松江至长崎的直航线,不走琉球。东洋贸易公司垄断贸易,股份制瓦解了宁波帮福州帮漳州帮,很多宁波打郎也就来到了松江府讨生活。

他们的专业性很快得到了肯定,迅速卷赢了嘉定、崇明等地的老牌名号。如在崇祯年间就成立了地皇会、团圆会等,纷纷退出了专业打手行列,改行去搞仙人跳了。

这些宁波打郎。今日来就是奔着打死人去的。

而他们再往下,则是混入到盐户队伍中的80多人的专业打手。

这些打手,主要是山东人,尤以登州府居多。

基本上,都是退下来的水手。

他们毕竟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有一定的组织性。加之跳帮战战斗,本就是混战,更需要强调小队之间的配合。

他们凭借自己的组织力,也很快卷赢了在前朝就名气极大、在哭临事件中一举成名的东阳、义乌等地的打手。

这些东阳、义乌的打手,在前朝末年的阉党、复社街斗中,击败了松苏南京的青衣,大放异彩。但终究还是打不过经过专业训练的、有一定组织度的退役水兵。

这些登州府打手的主要目的,是一旦混战,迅速冲散对面的打手,使得对面那些有组织的打手溃散。

同时在秀才打手的带领下,以“义愤”为名,抓捕对面的打手群体,迅速控制市井,保证对面无法发出声音来。

应该说,资本相对于旧时代优秀的资源配置优势,通过资本的配置能力,发挥其各项优势,吸引了大量“人才”。

由早就出现的“秀才跪舔大盐商,询问昨日府上拜谒您不在家,您家人知道吗”的被正统书生惊呼乾坤倒转的时代风气,资本出钱、秀才出文、从宁波到山东京畿的“流氓界顶尖人才”出力。

经过多年的斗争经验,在斗争中不断成长。

这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说,苏南地区的雇工阶层的组织度,也在不断提升。

否则的话,作为对抗雇工罢业齐行叫歇而生的流氓组织,怎么会有动力成长和进步呢?

在这么专业的流氓组织下,松江府的踹匠联合会依旧罢业成功,可见也在不断进步。

今日这些流氓界的“百战之师”,要来对抗那些从大顺鼎定、稳定下来后,百年都没有啥大进步的旧打行,自然是信心满满。

而至于说这一次真正利益攸关的盐户们,很难说,他们这场斗争的主角。

实际上,不管是这些单独的、希望垦荒废盐的掩护;还是那些不希望垦荒废盐、或者说被刘钰坑了一把很可能一分钱补偿都拿不到的盐户。

他们的存在,和前朝江南很多奇幻的高觉悟的市民反抗故事里的“民”,是一样的。

而真正有力量的“奴变”,不是民,在读书人的记录中,是“匪”、“贼”。

这些支持垦荒的盐户,是非常容易组织起来,前往县城伸冤的。

因为,垦荒公司只需要做个绑定,即可把这些人都煽动起来。

废盐垦荒。

圈地种棉。

这是两件事。

废盐垦荒,是圈地种棉的基础。

但是,废盐垦荒,是否一定要圈地种棉?

盐户根本无法从正常渠道得知朝廷的政策。

所以,垦荒公司只需要将“废盐垦荒”与“圈地种棉”强行绑定在一起,这些盐户自然会群情激奋。

理论上,如果是朝廷出台了废盐垦荒的政策,那么这个大政策,是要管着小政策的。

这里面的所有权、使用权问题,朝廷模棱两可。解释权在刘钰手里。

如果只是废盐垦荒,那么,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垦荒行不行”?

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草荡卖给垦荒公司?去当垦荒公司的下辖佃农,或者也可以叫次级土地承包者。

显然,朝廷并没有说明白这个问题。

也没有明确表示,废盐垦荒令,意味着,草荡的所有权,由朝廷赠与了盐户。

实际上,朝廷这么模棱两可,或者说刘钰故意不出政策解释,为的就是让垦荒公司降低成本。

一旦出了政策解释,明确草荡所有权归盐户,那么大量的掩护会选择拒接卖草荡,自己垦荒。

刘钰不出政策解释,但也没出政策说草荡一定不给盐户。

这就给了垦荒公司钻空子的机会。

他们派人去告诉这些已经谈妥的盐户:契和完课票,还给你们;答应给你的补偿款,也作废了;这地,我们不圈了,你们继续煮盐吧。

因为有人不准我们垦荒。

这里面,巧妙地将圈地和垦荒绑定,仿佛只有圈地才能垦荒。这种绑定的叙事,非常有效。

世界上最残忍的事,不是从出生开始就永堕黑暗。

而是给人以希望,然后再让希望破灭。

这就像是一个盲人,有人拿来了药治好了盲人的眼睛,盲人才看了片刻的光明、看到了七彩的世界,送药的那人却说:有人说,你们应该一直瞎下去。对不起了。

然后送药的再把那人的眼睛刺瞎。

从头至尾,垦荒公司的决策层,职业经理人,就很清楚他们的策略。

也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就是将来让这些转为小农的盐户破产,收走他们的土地。

因为这不是清末,投资者和主持者不存在“实业救国、发展农商、开展教育”的那点科举状元的传统情怀。

这是大顺中期,如日中天、烈火烹油的时候,投资者只存在“利润”这个情怀

但这些盐户并不知道这里面的陷阱,只知道他们要摆脱煮盐的命运了。

盐户并不怕辛苦,只是辛苦并不能带来钱财,劳动也根本无法致富,真的是穷的叮叮当当。

理论上,他们也可以去割“无主”地的草荡芦苇,熬煮私盐,改善生活。

但基层基本崩溃、皇权不下县的状态下,有“无主”的土地吗?

法律上的无主,不代表现实里无主。

穷人去山上砍柴、割草,被人打一顿说那山是他家的,后世很难理解,觉得好像是假的。

因为后世真的能落实山是国家的、集体的,不是个人的。

一个后世普及了几十年的新三观,山区百姓仍旧不能理解为什么随意开荒、上山砍树不对?

而这背后,就是之前千余年隐藏的民间产权的潜规则意识——没有公田、没有公共山林、没有集团产权或者国有产权,只有我的和别人的。

这种旧时代,只看法律去反推底层生活的逻辑,是扯淡的。

法律说,不交草荡折色的、且没有官府盖章的草荡,是不可以动的。

但结果就是淮南私盐泛滥,淮南既没有煤矿、也不是晒盐法,那这些盐是怎么加热结晶的?

这些单独的小盐户,敢去“无主”的地割草,能被人打个半死。

即便自己煮了私盐,还有盐霸欺压。

即便这里的盐霸都是好人不欺负本地人,都是侠义心肠,还有灾荒之后的借债度日。

朝廷,甚至皇帝的内帑,都借出去过支持盐业。

但是,一定会选择借给商人。

因为,商人能还钱。而借给小盐户、小农,是还不起钱的。

宋代的青苗贷,理论上还可以靠牵牛、卖地之类的催债。

但小盐户呢?草荡都不是他们的,灶台、灰坑都不是他们的,而是朝廷的,吊毛都没,借给他们靠什么还钱?

现实就是朝廷控制的、招募的盐户,经常是招来1000,几年后跑路脱籍只剩下一半在苦苦支撑。

现在来到县城的这些盐户,和几天前来到县城的盐户,都是盐户,但很不一样。

现在这些盐户手里,是有草荡使用权的、是自己完课的。

也就是,是能拿到垦荒公司的补偿,和所许诺的土地的。

垦荒公司给了他们一个看似美好的希望,又在短短几天之后,把这希望变成绝望。

这些盐户,自然就很容易地被煽动起来,组织起来,来到县城讨说法。

之前,他们是讨不赢说法的,因为之前他们只能靠自己和盐霸、场商斗。

而现在,站在他们背后的,是一个新兴的资本集团。这个新兴集团有钱,有底层的流氓。

还有一个在朝中给他们站台的勋贵,以及一连串的支持改革的官员。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来到县城,伸冤。

一副美妙斑斓的画卷,似乎最无用的,是那张承载笔锋色彩的白纸。

但若没有这张最寻常的白纸,再优美的线条也无处落笔。

这些盐户,就是这张白纸。

反对盐改垦荒的,并不在乎这些盐户的生存。因为这些盐户不是今天才苦的,苦了数百年了,从不见恻隐之心辈真正试图改变盐户的生存状况。

支持盐改的,甚至就是准备让这些盐户数年内破产收地当雇工的。因为他们压根就不是为了改善盐户生活来垦荒的,是为了“海外市场急需棉布,棉花今年内价格必大涨”这句话来投资垦荒的。

两边只是借着这些盐户,达成各自的目的。

白纸已经就位,只看最终谁赢,谁落笔,来按照他们的需求涂抹、改造。

(本章完)

第1065章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九)

“我们盐户不冤,是垦荒公司冤。请老爷做主!青天大老爷!”

到了审案的时候,并不激烈的流氓斗殴已经结束。面对着用断指的血写在白布上的巨大“冤”字,县令问出来了那句经典的“你们有何冤情”,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斗殴已经过去,整个过程几无波澜。一群专业的政治流氓,打一群不专业的政治流氓。顷刻间对面就做了鸟兽散。

大顺在九宫山之后选择了妥协,保留了江南的很多“有活力”的面貌。

而这里,曾经是县官在县衙审案,有势力的原告被告各自雇打行的人在县衙门口打架,县官无可奈何,全都惹不起,所谓【既审以后,布阵拦打,藐官法如弁髡】,官、法,就是个吊毛的地方。

是朝廷特派的、正统的“巡抚应天”都能被人当街抽大嘴巴子,打人者飘然而去的地方。

专业打行,党争市井打架,秀才这种地方议员流氓化,想想后世92年才取消教坊司制度女囚在军中乐园服役可减刑的某地,就可以粗略理解一下此时真实的流氓秀才配打行,到底什么样。

县令对这种事压根不管,民不举,官不究。

打死人再说打死人的,但他知道,这边的打行下手都有分寸,一般打不死人。

这种事,县令见的多了,经验丰富。

前朝就有诸多类似的事,如《五人墓碑记》故事,也是专业秀才、诸生先出面,质问来拿人的校尉咋回事啊,校尉反问这件事关你们秀才吊事?两边很快就动手干起来了,以至于“巡抚战栗不敢动”。

县令对此习以为常,只要不打死人,便没啥大事。一般情况在审案之前,原告被告都是要在县衙前开干的,今天不过是干仗的人多了点而已。

这么大的县,朝廷就给那点钱,也不给编制人员,靠基层秀才。基层秀才很多都是流氓头子,能维持县里运转下去、把税收齐就不错了,哪能什么都管?

刚才县令的亲信全程围观了斗殴的过程。

那群抬着天官地官牌位的支持垦荒的盐户们,先是吸引了大量的市民。

然后流氓秀才用说书人的技巧,陈述盐户的生活苦难。

随后在恻隐之心泛滥之际,由盐户转到了前朝的纺织业匠户封建义务制的相似之处,引发了以小工商业为主的市民共情。

接着,直接诛心言论,说之前那些喊冤的盐户,是自己把草荡卖了,如今听说有圈地补偿,是以闹事想要要回契约而已。他们就纯粹一群刁民,你们不要同情他们。那我们这些盐户吃蛆虾酱,你们咋不同情同情我们呢?

在迅速扭转了舆论后,专业的流氓剁掉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割掉了胸口的一大块肉扔进了香炉里。

烧的滋滋冒油,肉香四溢。

然后又用断指在白布上写了个大大的冤。

借着这种自残的震撼,高呼要和反对垦荒的人不共戴天。

不知道他是专业流氓的,都觉得这简直气冲霄汉。

原本几天前还在那边的市民,此时全都转向。

接着这群专业的政治流氓,就冲到了街上,阻拦那些反对垦荒的盐户,直接动手把对面冲散,围打了那些一看就不是盐户的对面打手和秀才。

真正的反圈地的盐户毫无组织,瞬间败退散去,从城中逃亡而出,四散奔逃。

支持垦荒的盐户一方大获全胜,然后在城中巡游两圈。

前朝崇祯皇帝的哭临事件,让干这一行的明白了一个道理:辩论是愚蠢的,直接用打手打的对面不敢露头,那么自己就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因为大家都在谈抽象的仁义之类的王八犊子,抽象的东西,永恒的公平正义这东西,全凭一张嘴。

既然不谈阶级的利益,不谈具体的利益,只谈抽象的永恒的正义仁德道义,那不就是谁打赢了谁说的算嘛,甚至满清打赢了都可以空谈这些抽象的扯淡。

不过,这都是旧经验。

这一次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些政治流氓们,提出了具体的利益,而不是抽象的仁义;具体到某个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抽象的全体的仁政;具体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而不是抽象的要施仁政之类。

现在这些人大获全胜,控制了市井舆论,把该打的人打跑了,现在跑到这里来喊冤。

却不是为自己喊冤,而是为垦荒公司喊冤。

县令对这些流氓的做法,还是很满意的。

这伸冤的目标是垦荒公司,而不是直接和那些反对圈地的盐户对立,这就让县令免去了许多麻烦。

他也不急着审案,叫人把专业讼棍写的状纸呈上来后,慢斯条理地拖延着时间,他在等一些人。

才拖延了一阵,就听着远处一阵号鼓声,随后有小吏传道:“节度使大人到!”

看热闹的百姓纷纷让开,县令也赶紧整理衣帽,与县中小吏衙役等一并出去迎接。

行礼之后,林敏道:“你自审你的,只要秉公办理就好。本官非来主审,也不是越俎代庖。”

“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县令应下,自请林敏上座督查。

待周边安静下来后,几名垦荒公司的人,还有那些手里有大量草荡契的场商,也被带了过来。

原本按照上次的控告,这些垦荒公司的人是被告。

现在这边的流氓打胜之后,反手一弄,垦荒公司的人成了原告了。

而这些手里有草荡契的场商,则成为了一个尴尬的存在。

县令先读了读实际上看热闹的百姓都已经知道内容的状纸,便问那些场商道:“圈地时候,垦荒公司找的你们,说你们手里有草荡契。完课印串等,一应俱全。你们自愿接受圈地补偿之款项,此事当真?”

这些场商听到“自愿”二字,心里只想骂娘。

心想什么叫自愿?

我们要是不自愿,兴国公就要查我们办私盐的事,我们倒是不自愿,但不自愿行吗?

若是别人来查,倒是好说,总能糊弄过去。

可这天底下的事,只有想不想查,没有能不能查。只要想查,自己这些人办私盐、搞私煎的事,没个查不到。

但事已至此,这时候若说不自愿,或者直接喊冤,那才是傻子行径呢。

因为……他们买草荡本身,就是不合法交易。

“大人,我等都是自愿接受圈地补偿款项的。”

“垦荒公司与我等协商,我等皆出于自愿。”

“一来煎盐从业乃天下苦业,我等早有换业之想。”

“二来所给补偿,颇为合理。”

“是以,皆是自愿接受圈地补偿的。”

“这些草荡典押契、五年之内的纳税完课证明,都在这里。请大人过目。”

小吏连忙将这些契约都拿到县令身边,县令随便抽了几张,点头道:“这倒都是真的,尤其是完课纳税的证据,这些做不得假。盐政那边也是有存根的。”

“既有证据,各项契约也都完备。那按你们所说,前几日来这里反对垦荒的那些盐户,都是刁民?”

“前几日事情之定性,当为刁民典卖草荡,不能得圈地之补偿,遂聚众反诬,人多闹事?”

“若真如此,非得重罚不可。”

这些场商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能把事情做绝了。

否则的话,真要追查起来,当初那些盐户反对圈地,最开始都是谁组织起来的?

可都是他们在背后扇阴风、点鬼火,而且是他们领头组织起来的。试图要挟对抗,从而保证自己继续还有煎私盐的利益。

这里面不是说场商想要卖草荡、得圈地补偿。

圈地给的那点补偿,只能给明面的。那些法律上“无主”的草荡,圈地公司是直接在朝廷那里承包的,是不可能给他们一分钱的。而且这官司,真的是哪怕打到北京城,这些场商也不占理。

但如今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场商还能怎么办?

退一步,当堂反悔,说自己其实不想被圈地,是兴国公逼的。因为要是不同意圈地的话,兴国公就要查自己煎私之事。

煎私盐,真要是查起来,要赔的钱可就多了。

这种事,基本可以理解为大明前期的反贪。地方上的钱到底够不够用,皇帝心里是有数的,定一个极高的圣人标准,然后皇帝手里就有了绝对正义的执法名义,想办谁就办谁,而且是以反贪的名义。

私盐也差不多,商人入场之后会什么样,朝廷是傻子吗?但法律就在这摆着,还真就有理由办这些煎私盐的。

很多法律是不明说的,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压根不可能依法办事的。真要依法办事,那事可大了去了,不只是盐业,包括土地、田产等等,不合法的问题多了。

比如从明初开始的江南各县的税率不统一政策、一开始的官田民田之分、税率按照户籍所在地承担的各种奇葩政策,导致的经典的嘉兴和嘉善两县从隆庆年间干到崇祯年间的土地争端。

简单来说,明初时候,江南承担的大量的国税。但是,这部分粮税的基础,是靠明初战乱结束后,朝廷手里掌握的官田达成的。

官田是可以收很高的税的,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后来官田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整个县的税收额度并未调整。乱七八糟的投靠、转移户籍到税率低的县纳税等等,到后期已经发展成两个县的人互相干,从百姓到士绅再到官员,已经上升到地方政府互相之间拆台的地步。

散装到县了都。

其实,都是和这一次圈地里的“草荡所有权”问题差不多:

非法传承的东西久了,一动就会引发很大的社会动荡,但又因为全国的经济基础不同,法律不可能全部适用。是以朝廷选择了默许地方按照非法的传统去办的方法。

明中期开始的社会失控、地方基层崩溃,按照全国搞成农奴大农村计划设计的早期上层建筑绷不住的情况下,除非来一次大洗牌,否则只能是按照“明明违法、但默许不深究”的态度去承认地方的政策。

就拿圈地这事来说,如果真的按照法律来办,真的不要太简单。但现实是真的不能按照法律来办。

现在这些场商也是无奈。

法律灵活的掌握在刘钰这样的朝廷大员的手里。

随时可以在严格的依法办事、和宽松的地方自有特情之间切换。

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初没全都砸碎建出来新的,也只能这样。

这种切换,使得总有一款“犯罪”适合这些场商。

他们不说自己是自愿的,还能怎么办?肯定“自愿”啊。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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