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2章 迁徙路(五)

大顺这边,土地私有制的历史比较长。所以,一系列的道德、文化、意识的底子,其实都是土地私有制。

早来这边的垦殖移民,担心的无非两件事。

一是这些地垦出来,是不是自己的?

别自己废了好大劲,垦出来后,却是官田。

二来就是这些地垦出来后,亩税多少?

别兴冲冲地垦了几十亩地,结果亩税是一半一半,二一税、三一税,效前明早期官田税制,那就操蛋了。

只要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垦荒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而且,地多了,就不那么忙了。

比如说,在华北平原,两年三熟,那真的是要忙的脚打脑后勺。

而在这里,种春小麦、春玉米,时间是错开的。

春小麦收获的季节,并不是玉米收获的季节。时间一错开,地既是管够,加上枫林湾的气候是每年秋季到第二年四月份多雨,收小麦的季节天气都是相当好的。

是故,大顺要移的五千多户的粮食,已经算是攒出来的。

反正他们种植的粮食也有些尴尬,在大顺,粮食基本是不愁卖的。固然说谷贱伤农,但最多谷贱,还不至于说到粮食压根卖不出去的地步。

而这里,则确实存在粮食卖不出去的尴尬。粮食需要交换成他们想要的商品,而他们想要的商品又控制在移民组织方这边。

到这一年的冬天,早期移民便被组织了起来,说是新一批的移民马上就要到了,需要他们帮帮忙。

这两年的日子过得也着实还行,而且主要是因为大顺这边压根禁止私人囤地,是以山川河泽乃至于草原森林,都是大顺朝廷的官地。

是以,这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土客矛盾。

在东海岸,是存在土客矛盾的,而且非常严重,因为早来的跟狗撒尿似的,把地都圈了,自然会有奇葩的十三州这么大的平原区二百来万人口就爆出来土客矛盾的事。

在西海岸,大顺从一开始就杜绝这种事。

既无土客矛盾,反应到具体的人身上,便是不需要担心后来的人抢他们的地。于是,对于同胞的热情,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大顺走的是经典的马尼拉大帆船的类似航线,靠的是洋流,是以在山东那边必须要在端午麦收之前组织移民,到这边的季节一般就是冬季。

大顺在这边的官吏,也提前发了通告,如今还要再重复一遍。

“新来的人,暂时要先在你们家里住几日。不用担心,和你们一样,在上船之前都接了牛痘了。”

“虽多有不便,但既都是垦荒人,互相帮一下。也就住一段时间,自会组织他们另建村落。”

“既是按照百二十户一村来建,各个村子,都要接收一定的数量。”

“虽然这里并不很冷,但天气潮湿,冬季的日子也得需要个屋子暖和。各家都有自己的林地、各村社也有自己的林地,亦不缺这点柴禾,非是如在老家,连收了豆子都要拿着耙子把豆根挖出来,是以便改一改舍不得生火的毛病……”

有些东西,确实是大顺特色,尤其是华北特色。

比如舍不得生火,冬季往外跑晒太阳。

这也真是没办法,楞给逼出来的。

华北平原,种了两千多年的地了。一些人口稠密区,唯一的树林,肯定是柏树,而且基本可以确定是坟圈子。

包括高粱在华北的普及,也是如此。

一方面,是明朝开始推广,因为治水需要这玩意儿,高粱秸秆可以在修堤坝的时候作材料。

另一方面,也是被柴禾问题逼出来的。

农村不是京城,京城况且都能因为煤的问题,闹出许多事端。华北农村在烧火这个问题是,确实老大难。

是以,说一些家庭,到了秋天,妇女拿着小耙子,去地里刨豆根什么的回去烧火做饭,并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尤其是移民的重点地区,山东,早就没有“公地”了,早就完全私有了。公地林地,既不存在,便有些林木,那也是私人的。

耙豆根,并不是为了取暖,而是单纯为了做饭。

取暖……取暖自然是冬季蹲在房子前面的向阳面,晒太阳。号称外面比家里暖和的多,那也确实。

到了这边,很多习惯是要改的。

艰苦朴素,得看为了什么。明明有的是木柴,为了艰苦朴素而艰苦朴素,那便实在没意义了。

既是搞了村社,又有点类似于上古井田的设想——仅限于九村一城这种布局模式——是以,诸如农正之类的官员,也都派了过来。

都是些鲸海移民锻炼出来的,最起码,搭火炕、做壁炉之类的技术,是有的。

这些村社的房子,基本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至于以后怎么弄,那是个人的意愿,但现在嘛,还是按照一个模子搞出来的,也算是教会这些移民冬季不要去外面晒太阳、而是躲在家里烧木柴——这里冬天也没太阳,晒不成。

大顺这边有鲸海移民打下的底子,主要是“干部”底子。在这边,组织能力、农业技术、住房技术、取暖细节等问题,都是轻车熟路的,搞就是了。

早来了一期的移民,对于暂住在家的要求,并不抵触。一方面没有土客矛盾等土地冲突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来到这里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各个村社的人现在也正是农闲时候,没什么太多要忙的,便按照村社的组织,自来枫林湾这边帮忙。

随着移民船队抵达,枫林湾很快就忙碌起来。

妇女被组织起来,做饭,提供移民的伙食。

男子也被组织起来,帮着拉船、用小舟运人、运货、牵牛马等任务。

刚下了船的王成一家,看着这里的热切氛围,很有些不太适应。

再一个就是晕船晕了太久,这一路风浪颠簸,虽然不至于出人命,但也罢移民们折腾了够呛。

如今终于踏上了岸,看着这么多人、感受着阴冷的天气,还是不太适应的。

在枫林湾吃了点饭,傍晚时候,便按照分配的名单,被送到了一个在北边靠河的村落。

百二十户的村子,一下子涌入这么多的陌生人,要是几年前,肯定是不适应的。

但先来的这一批,也都是从陌生人开始组建村社的,彼此在这等陌生之地,需得互助才能生存。

是以,如今再来了一批陌生人,倒也不会觉得不适应了。

主人很是热情,给他们提供了晚饭,就是简陋了点。

玉米面窝头,加上腌的芥菜疙瘩切成丝后蒸熟的,最后点了几滴豆油。

一个巨大的木盆,里面装了满满一大盆的揪疙瘩。

鉴于王成的年纪颇大,尊老爱幼的习俗还是有的,专门给王成弄了两个白面馒头,也算是尽了地主之谊。

屋子里木柴劈啪作响,很是暖和。

吃完饭,略聊了几句,无非是家是哪的、几口人什么的。

夜里暂时就男人一屋、小孩女人一屋,挤挤巴巴地就先睡下了。

休息了两日。

第三日一早,新来的各家男丁就被组织起来,要在已经勘定好的村子地那,先把窝棚搭起来。

所谓窝棚,倒也简单。

在地上挖个半坑,或者直接选择避风的地方。

木头搭成三脚架扣上,上面覆盖上草,堪堪够冬天住。

人住的自然是简陋,而牛棚、马棚什么的,就不能这么简陋,需得好好弄起来。

用这里的话讲,一匹马,比人值钱多了。

看似一百二十户,每户百二十亩地,实际上也没多大。也就是个三四公里见方的圈,新的村社迁民地也并不远。

女人也要组织起来,去做饭、挑水、割草等。

唯独如王成这样的老人,不必去做;私塾先生,因着有秀才身份,来就是教书的,故而也不必去做。

对王成而言,他是老人,年纪不算丁口,当然也不授田。

对私塾先生而言,他是教书先生,村社和他没关系,他又不住村社,日后是要在镇子里生活的。

如今才来,诸多不便,地也未垦,尤其关键是还没有完成第一次春种秋收的过程,老人心里终究还是不踏实。

但要说震撼,这里的生活已经震撼到了王成了,至少冲淡了他被儿子捆绑着塞在土车子上推倒济南府的气愤。

震撼的倒不是这里吃的窝头或者白面馍,这就是正常餐饭。

震撼的,是看着他暂住的这家人院子里,堆得满满当当的、像是墙一样高的木柴。

还有这两天看到的让他震惊于几乎又要骂“败家子”的场景——做饭,居然不是烧高粱秸秆或者麦秆,而是烧的木柴。这些木柴,都是大腿粗细,被斧子劈开的。

正如他家的那几棵榆树,在确定要走的时候,还卖了个价钱。

这是很正常的,有些人家会在门口栽几棵树,既是为了荒年时候能够吃自己家的榆树叶子——荒年时候,榆树叶子也不是随便摘的,都是有主的,摘一堆榆树叶子送人,那是莫大的人情。

也是为了有时候急缺钱的时候,把树砍了,卖几个钱。

不管是当柴、亦或者成材做木板,一般都是能卖几个子的。

可在这里,大腿粗细的木柴,竟是直接烧火?

更让他震惊的,便是询问暂住的这家主人:你们家的麦秸垛怎么不见?

这家主人的回答,直接让王成惊掉了下巴:烧了啊。收完麦子,直接在地里烧了。

这就是在鲁西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移民到扶桑之后,所震惊的第一件事。

仿佛,之前生活的一切逻辑,在这里都被颠覆了。

烧柴,而且是烧笔直的粗树劈开的木柴、而不是树枝麦秆之类的“小事”,真的可以颠覆很多移民者的三观。

不敢想象。

甚至……难以理解。

(本章完)

第1403章 迁徙路(六)

震惊,亦或已经习以为常,都是社会意识。

而社会意识,依托于物质存在。

所以,这种震惊,道理很简单。

因为物质存在方面,很简单的道理:

其一:华北的生态已经崩了。

其二:开垦了两三千年的土地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全面普及早已经没有了村社公地。这里的公地指的是村社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等,过早地完成了土地的排他性产权、或者说过早地完成了“圈地运动”的产权归私问题,使得华北的自耕农只能接受秸秆作为燃料。

英国的圈地运动,解决的就是比如这片小山坡、或者这片小草地,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亦或者是公地体系下的大家都可以来砍柴放牛的矛盾。

这种“做饭烧什么”折射出的社会物质基础,甚至于,并非是华北一地的特色。

历史上,华东苏北的棉种改良问题,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为租佃制度和奇葩的分成制,使得佃户更愿意种植秸秆多的本地棉,因为苏南地区缺乏燃料,而这些本地棉的秸秆,还是能卖几个钱的,并且苏北棉田的奇葩分成制秸秆归农。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基础就是这样,那么自然就会生出了面对着用原木劈柴生活做饭而震惊的心态。

当然这种物质条件,也并非全都是坏事。

辩证地去看,这是大顺朝廷能够支持开发京西煤矿、徐州煤矿的一个原因,并且成为和井盐等配套进行了蒸汽机升级的契机。

同时,也让这些移民在第一次耕种收获之前,就能感觉到这里的物产丰饶。最起码,实现了做饭烧柴的自由。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历史上,鲁西地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很多家庭经常断炊——并不只是没米下锅,甚至真的就是连点能冒烟烧火的东西都没有,有些村子因为盐碱化,已经人均到了一二亩地的地步,靠那点高粱杆是真扛不住。

此时,物质层面的变化,带来了意识上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除了单纯的物质基础之外,也包括一定的政策上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制造的社会意识层面的“移风易俗”。

从大顺鲸海移民开始,刘钰就在移民村社的政策上,有意识地培养“公地”意识、村社小共同体意识。

简单来说,就是除了耕地、私地之外,还有公地、需要每隔几年重分的草场等。

一来是为了培养社会意识。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国家的”。全都是“我的”、“你的”,那么也就很难有“我们的”这种意识;而连“我们的”这种意识都无法建立,也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国家的”。

二来是为了重建基层组织力——组织力,需要权力的支撑。

权力,意味着要有经济分配权,否则谁吊你?而经济分配权,就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草场地的每隔几年的重新划分、公地的集体使用、公地资源的不得归私等。

以这里的物质条件,诸如草场地、烧柴林地、集体林地等东西,理论上其实是没必要存在的。

和大顺本土那种,物质条件不允许,根本无法存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是以,这边还是强制增加了一些政策规则,靠政策的主管能动性,强行在物质丰富到有的是草地的地方,强行划分出村社的公地和草场重新分配等权限。

用于培养集体的社会意识、去掉千年私有制入脑导致的“要么是我的、要么是伱的”这种认知,让他们明白除了“我的”、“你的”之外,还有种东西叫“大家的”。

草场地迟早会分配不公,迟早会出现亲疏远近,到时候怎么办,那就需要村社的人在斗争中成长——理论上,让媳妇在村长门口,跳着脚骂做泼妇状,那也是一种斗争。

不过这种斗争,就是将来的事了。于现在,新来的移民,并不会想这么多,而是琢磨着怎么尽快把自己的家园搭建起来。

即便是当初闹着要上吊、要抬棺材、最终被儿子们绑在车上推到船上的王成,在经历了物资、最起码燃料物资的极大丰富之后,也是收起了那些怨气,晃悠着和私塾先生一起来到了他们家族将要定居的村落。

说是村落,现在其实啥也没有,只有一处用木头和石头标记出来的中心点。

男丁们要在冬季,完成简单的窝棚搭建,争取明天春播之前,有个住的地方。

王成这回终于相信了,这里的土地的确是多。

或者说,终于相信了,在四季分明、雨水充沛、且气候比较适应的温带地区,真的有这么大片的土地无人开垦。

看着儿子们和其余男丁一起在那砍树、挖坑,他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勤恳的自耕农理所当然的举动,要去帮忙。不过很快,就被年轻人给劝回来了。

说是劝也好、说是骂也好,都差不多,大致就是不要来添乱。

比如抬木头,这需要一个双数的人。而且要求配对的人,体力要差不多,否则的话,那就不是帮忙而是添乱,更有甚至甚至可能出事故。

私塾先生倒不至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他也是按照这里的规矩,并未参与这场建设新家园的劳动。毕竟这个村落和他没有关系,垦出来的地,也和他没有关系。

看着在那唠唠叨叨、指挥指挥的王成,私塾先生便道:“老哥,你还是歇歇吧。人家自有农正之类的官员指挥,你又不懂,在这里不过是添乱。”

“这里人各尽其职,男女各有分工,我看你还是歇歇吧,别在这里添乱了。”

“那日我在去你家喝酒,劝你把东西都卖了,你还骂我来着。如今看到这里,也知我当日所言非虚吧?”

“只要肯干,地有的是。地主是当不成的,但你若有猪八戒给人做女婿时候那样的力气,便是自己能垦耕种收三四百亩地,也没人管,甚至巴不得呢。”

王成下意识地骂道:“你才猪八戒呢!”

可骂归骂,也隐约觉得很多想法是要变一变的。

在鲁西的时候,自耕农的梦想是啥?

如果非要说有梦想的话,肯定是将来有机会多买地,混成地主。

这是社会问题,并不是个人的问题。意识、道德、法律等等,都是要维护现有制度的,大顺的制度就是那样的,土地私有加可以兼并,当地主当然是自耕农的梦想。

否则还能是什么?

放着自耕农不当,去当工人?那真是脑子被驴踢了。至少现在,这么想肯定是脑子被驴踢了。

只不过,到了这里一看,即便王成没学过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却也知道,私塾先生说的没错。

在这里,当地主是别想了。

地有的是,没人愿意做佃农的。

况且,这里的土地买卖,也很麻烦,有几分隋唐时候的影子,牵扯到永业、私田、以及畸形变种的还田制等等。这几日跟着“房东”聊了一些,多少知道了一些这里的道理。

是以在这里,至少二三十年内,如果朝廷一直延续这种政策的话,那么当地主是不可能的。

因为地主是和佃户、长短工共生的。没有光芒,就没有阴影,反过来也一样。

只有土地、没有佃户和长短工,也就没有地主。

如今虽还未经历过一次完整的春种秋收,但是看到这里广袤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以及并不是想象中那种“豺狼满地、虎豹横行、冬天撒尿也得用棍敲”的场景。

王成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当然,主要是来都来了,就像生孩子一样,既是生了,也不能塞回去了,那就只能充满希望。

来时将近半年的时间都在海上漂泊,又经历了许多风浪,深知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于是也只好充满希望。

回骂过揶揄他的教书先生,王成忍不住又问道:“兄弟,若朝廷说话算话,这自然是好地方。”

说罢,他伸出苍老且布满老茧的手指,捏了一把土,在手心里使劲儿攥了攥,道:“这土真的好。在这里种地,确实是好地方。可我就觉得这一年,过的像是做梦啊。你说,这么好的地方……怎地朝廷会让我们来?我就是不敢相信这个。”

“理儿在那摆着,官官相护不提,只说皇帝还有三五门穷亲戚呢。这么好的地方,我是真不敢相信朝廷会让我们来。”

私塾先生嘿了一声,无奈道:“老哥,你让我说什么?怎么说?”

“我说道理很简单。”

“朝廷真的觉得,黄河可能要北决。”

“于是朝廷真的想修黄河。”

“朝廷又不想把你们都屠了。于是让你们迁徙到这。”

“这道理很简单,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可你们就是不信,你让我怎么说?”

私塾先生也很无奈。

大顺固然是封建王朝,但算是不怎么过于操蛋的那种封建王朝。从历史上来讲,1683年前迁界禁海的满清,那就是封建王朝之屑。

问题是大顺并没有干过这么坏的透顶的事,故而大顺这边的人,会认为迁徙黄河河道是件很麻烦的事。

没经历过,所以也就无法理解私塾先生说的“朝廷又不想把你们都屠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然,大顺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鸟,很多制度性的压迫,也是根深蒂固。

最简单的大运河问题,保漕不保田、旱季争水济漕、雨季放水淹田保运河的事,大顺年年干。但相对于私塾先生说的可怕的“为了修黄河,直接强制连杀带屠地弄出十几里宽的无人区、迁界修渠”这种事,终究还是超脱了此时大顺自耕农良民的想象范畴。

如今王成按照他所理解的“这么好的事怎么能轮到我们”,来为自己之前的想法找理由,并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大顺的社会平日是什么鸟样,或者说,土地私有制和极端排他性所有权下每个人都是其余人的敌人、其余人都是自己的敌人这种状态下的大顺百姓,很自然地会想到简单的道理:这么好的事,皇帝都还有三五房穷亲戚呢,为啥这等好事会落在自己身上?

而私塾先生的解释,也真的是很无奈:其实,真就是朝廷既想修黄河、又不想把你们屠了。真就这么简单,没那么麻烦。

当然这个屠,不能说是没理由的屠。

真想屠的话,也很简单:就强迫迁徙,不考虑安置。那么肯定会反,反,则就有理由屠。

私塾先生读书不算多,也没经历过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的迁界禁海。

但基本的史书还是看过的。

别说这些小农,就是功勋卓著的士兵、军团,为了省钱,不也是说屠就屠?屠百姓,那不比屠那些立了战功的军队容易的多?

所以他能给出的理由,也真只能是这么直白:朝廷里有人还是讲一点仁义的,不想屠百姓而已。

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直白,以至于王成虽然不想相信,但琢磨了半天,终究还是没法反驳。

“那你说,朝廷说以后就定准了八而税一,前五年免税,且除国课之外再无其余摊派,这事做不做的准?”

对于征税要干什么,王成缺乏基本的认知,比如想到诸如什么养军、修河、筑路之类的合理的事,都得靠税。

但是,长久以来的意识,已经让他对征税这件事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了。

交皇粮,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为什么要交皇粮?

因为要交皇粮啊,所以要交皇粮。

私塾先生想了想,说道:“这事,我相信。其实,我是盼着这里交皇粮的。倒不是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要说起来,交皇粮未必是件坏事。”

“你得知道,这里交皇粮,意味着这里的学生,就有资格科举、考实学、进国子监、甚至中举人考状元。”

“我怕的就是,这里不交皇粮,朝廷只把这里做羁縻地。亦或者,只是为了迁民有个去处,而不是只能做流民饿死。”

“真要那样……并不是好事。正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出人头地的事,前提就得是朝廷真把这里看成天朝内地。”

“你看我,读过几年书、教的十几年开蒙,也被迁到这里。总归,朝廷还是希望这里的百姓,不忘万里之外,亦要书同文、车同轨、乃至大义隔海而相同。”

“识字,总是好的。即便说将来这里举人名额不多,可我想着,读书识字总不是坏事。”

“我不种地,但我教书,故而一些事,你们未必看得清,我却多少看的明白一些。”

“朝廷让这里行八一税,其意便有复‘周礼、学校’之想。”

“以往各地书院、州县学堂、义学等,何以维系?靠的是学田。”

“学田免税少赋,租佃出去,以租子助学。”

“而如今,朝廷在这里,是要行学校制的。不再允许有免税的学田,而是从皇粮八一税里拨出来办学。”

“这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就算有学田,你会来租佃吗?既是这样,那么就从根上断掉。”

“依我看,这是好事。”

“而且,也足见朝廷并不想将这里做羁縻地,而是欲为直辖郡县地。否则的话……若只是为了迁人过来,我这等人,那便不必来的,来了也是浪费朝廷钱财。”

“若只为迁民而解黄河之困,何必还要征税、办学,甚至连我这种教书的也要占船上位子给送来?”

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视角。

自耕农的视角,和跑到这里继续当教书先生的视角,自是不同的。

私塾先生是秀才,但也就是秀才而已。

范进没中举之前,也是秀才。

大明晚期,顾炎武就感叹生员都大几十万了。到大顺,生员百万亦差不多。

私塾先生这种秀才,在大顺内部很是普遍。

这种普遍,指的是他们并不脱产。

教书开蒙,也是劳动,也不是脱产。

而只要不脱产,那么就不至于变成脑子不好使的人。

脱产,使人魔怔。

劳动,让人清醒。

私塾先生既参与社会劳动,又读过书,多多少少还是能分清“学田助学”和“中央拨款建学校”的区别。

虽然,在大顺,后者一般是“复古派儒生”最爱念叨的:学校、六官、周礼、拨款、十税一等等。

也虽然,王家庄的私塾先生和复古派儒生八竿子打不着。

到相对而言,他还是更喜欢中央征税拨款办学校的“复古”模式,而不喜欢“学田租佃租子助学”的模式。

他既进过学,多少也知道免赋少税的学田,里面有多少弯弯绕。

学田始于北宋,发扬于蒙元。

亦相当于朝廷直接拨生产资料给学校,学校作为地主,收佃户租子,维系学校运转、补助求学学生。

官方支持的学田,所能享受到学田租子福利的,得是秀才级别的。若不进学,官方学田和你基本没啥关系。进学之后,各种补助,多从学田里出。

而现在,在私塾先生看来,朝廷在这边要搞的,更像是要普及学校教育。也即是说,要把收上来税,办开蒙学校,享受这其中福利的,算得上是所有在籍百姓。

这其中的区别,他还是分得清的。

那这算不算好事呢?私塾先生觉得,这当然算是好事。

而这么办,是要有成本的、是要承担百姓不满的——如果科举名额有限,普通人学习有个屁用?为什么要交税办学校?还不如把八一税,改成十五税一,大家才高兴。收钱办学,本来就是要承担不满情绪的。

故而,在私塾先生的视角来看,收钱办学、承担不满,而不是学北宋蒙元直接把问题甩给地方和基层、或者为了图省事直接让县学那生产资料出租收租等,这当然是好事。

这意味着,最起码,朝廷的意思,并不是把这里作为羁縻地。

这对一个读圣贤书、进过学、开办过私塾的读书人而言,意义重大。

固然说,他其实不是很满意这边对他们的态度:你们算是个鸡儿的【读书人】,就是群领工资教书的干活的而已。

秀才在大顺固然一般和酸臭联系在一起,但终究还是有个与众不同的身份,在等级制里也是受到优待、且有神圣光环的。

在天朝,【读书人】这三个字,是有特殊含义的。

而到了这里,则直接把“读书人”这里面的特殊含义全都打破了:按月领工资的人而已,和纺织的、伐木的、甚至种地的,并无区别。

读书人在这里,并不具备天朝科举制体系下的神圣性。只是一种身份牌、资格证,证明你有资格在学堂领工资。

这种转变,可能对脱产的秀才而言,挺难接受的。

但对于这种不脱产的秀才而言,没啥难以接受的,只是略微有些不舒服,很快就接受了。

总归,大顺将近百万生员,也不都是范进、孔乙己。还是有一些如《儒林外史》最后篇幅里,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这样的干活、且不认为不脱产丢人的儒生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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