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9章 算账

户部衙门。

姜星火正在与夏原吉对坐喝茶,热气在两人中间袅袅升起。

“还差多少钱?”

夏原吉没拨算盘,也没翻账本,吹了吹茶水上的浮沫后,提笔在纸上写了一串数字。

“175万两。”

目前约定的是一年时间内,大明的商税增长到210万两,而正常情况下,一年商税约35万两,也就是有着175万两的差额需要姜星火凭空给变出来。

现在没法去日本挖银矿,国内的银矿产量也可以忽略不计更不可能增产,所以只能是姜星火自己想办法。

正常来讲,商税想要得到大规模的爆发式增长,其实只有一个办法,也就是通过朝廷给政策,调整和减免相关的过路费、过卡费,减少商卡,同时提高道路的安全性,多派兵丁维护交通。

如此一来,商人们才有大规模进行商品地域流动的积极性。

否则的话,按照大明现在的商业税收政策,每过一处就要被卡一次油水,即便两地之间同一商品差价再高,也没有商人会选择去远途贩卖,因为挣的钱都不够交税的。

而且如今天下初定,在官府控制力度强的地方,安全性还有保障,但在控制力度不足的地方,被人截了道,杀人越货扔到山沟沟里,官府根本就管不了,更别提破案了。

所以,经商其实是一件既可能搭钱,又可能搭命的买卖。

但是现在姜星火面临的问题就是,朝廷不给政策。

是的,不给政策,还要搞钱。

这就像让媳妇做饭不给她米一样。

原因也很简单,还是在《大明律》上。

变法变法,“法”如果变不了,一切都无从谈起。

但虽然一时半会儿,无法推动法律制度的变革,搞钱却是一刻都不能停止,因为这是【奉天殿廷辩】的核心,一项极为严肃的政治承诺,如果完成不了,是要出事的,而且是出大事。

“175万两,扣掉专营商品还差约143万两,那就是玻璃和化肥工坊的产品,一共卖出去并获得了32万两的利润。”

“正是如此。”

夏原吉的神情也有些严肃,他的双手交错着,随后食指松开,互相碰了碰,还是没想出什么好办法。

化肥因为主要面对的销售对象是地主和自耕农,所以售价是不能跟玻璃一样,按奢侈品来卖的,这32万两里,玻璃,尤其是玻璃镜子的销售额占了大头。

明初不是明末,没有动不动几百万、几千万两白银,全国上下白银都有限的紧,按照明初白银的价格坚挺程度,其实短短几个月内,靠着专营商品能赚出来32万两,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足够大明下饺子式地造一年的舰船,或者支付修《永乐大典》两到三年的费用。

然而这对于承诺的210万两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姜星火抿了口茶水,接着在纸上写了两个字,随后说道。

“最新传回的消息,李景隆已经在清化港发动了登陆,成功控制了港口和安南国的西都清化城。”

夏原吉一怔,随后眉眼略微舒展。

“这是个好消息。”

“是啊,好消息。”姜星火笑了笑,“之前占城国国王占巴的赖已经同意了《明占友好通商契约》,咱们从占城国拿到了沱灢港的租借权,而且占城国国内全面开放城池、道路、河流与大明进行通商,还是零税率光是这一项,每年大明最少能从占城国赚回上百万两白银的贸易差(贸易差是商人收入,不等于大明朝廷的收入,应按百分比折算关税),给沱灢港2万两/年的租金算什么?若是把占城国的那些象牙、犀角、沉香木等物都卖到与其贸易隔绝的朝鲜和日本,价值更是要再翻一番。”

姜星火谨慎地估计道:“安南国的体量比占城国还要大,能赚的钱更多,收的关税也更多,即便今年刚刚展开,这两个国家与大明贸易到明年年中,最起码关税收个二三十万两是没什么问题的。”

夏原吉提笔记了下来,一边记一边说道:“143万两,保守点,关税减去25万两吧,还有118万两的缺口.明日非武装自由贸易区呢?”

提起这件事,姜星火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再怎么说,以肥富为代表的日本商人们,对大明的经商环境还是信赖的,拍卖会做的很不错,圆满解决了当时礼部左侍郎王景的刁难,而且大明和日本有头有脸的大商人们,也算是凑在一起见了面吃了饭,达成了基本的共识。

毕竟在大明这种严苛的海禁政策下,说实话,有能力做海商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背景惊人的。

“今川了俊已经带着使团和随行商人们回国了,大明这边同意了,日本应该不会反对,毕竟对于足利义满来说,虽然没能拿到他最想要的勘合贸易,但离岸贸易也是一块大肥肉,足够缓解幕府的财政窘迫,能躺着收钱,干嘛还要看商人们的脸色?谁不喜欢自由贸易呢?”

夏原吉思忖片刻,说道:“海洋贸易刚起步,虽然过去三十多年,日本的贸易需求一直非常强烈,但明日非武装自由贸易区能做成多大规模,现在还不确定,估计的话,还是要保守一点,甚至做好这件事做不成的打算.日本跟安南不一样,大明的远征军能在安南取得胜利,将其纳入到大明的势力范围内,这是做估计的底气,可日本毕竟是个独立的国家,幕府军力也颇为强悍,大明暂时不能武力征服,就不能说非武装自由贸易区的事情谈不成,又能把对方怎么样。”

姜星火微微颔首,说道:“是这么回事,打完安南,军事战略上的重心就要放在北边,日本一时半会儿是打不了的,我们的舰队也需要两到三年的发展说到底还是水师力量太弱了些,南宋的时候,能跨海的水师动辄船只数以万计,如今却是远远不如,仅仅从广东投送三万兵力到占城国中部,就已经耗费了全部的远洋水师运力。”

两人商讨了片刻,觉得明日非武装自由贸易区的事情既然还没谈下来,也没百分百的把握进行,那就不要自欺欺人凑数字了,所以数字还停留在118万两上,而朝鲜方面贸易额,由于道路等原因,规模实在不大,大明能从中抽的商税更是少得可怜,因此也忽略不计。

“松江棉。”

姜星火把纸拿过来,亲自写下了这三个字。

事实上,姜星火之所以有底气做210万两商税的政治承诺,就是因为松江棉恐怖的利润。

这210万两,大头还是在松江棉上面,仓库里现在通过水力大纺车和密集劳作,生产出来的棉布可谓是堆积如山,只要这些能卖出去,不仅户部垫付的建场、人工、原材料费用统统都能回本,而且这是皇室借由户部资金投资的工场区,利润扣除掉成本和扩大再生产所需后,是可以直接都算入商税的,跟化肥、玻璃这种专营的特殊商品,性质是一样的。

不管是日本还是朝鲜、安南,这些国家的棉纺织品,基本都是成本价0.17-0.2两银子/匹,售价是0.3两银子/匹。

大明现在的家庭棉纺织品成本价0.13-0.14两银子/匹,售价是0.15-0.16两银子/匹。

而手工工场通过水力大纺车和集中劳作生产出的棉纺织品,成本价是0.09-0.1两银子/匹。

即便为了保护国内的家庭手工纺织业,维持住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形态暂时不被撼动,只往国外倾销商品,手工工场出产的松江棉,依然可以打价格战,把国外棉棉纺织品的价格倾销到0.15-0.16两银子/匹来竞争,也就是说把国外的棉纺织品价格拉到跟大明国内一个水平,同时让国外的棉纺织业无利可图。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算上运输和仓储费用,在零税率或低税率的通商条件下,每一匹出口的松江棉,都能赚到0.05两银子的利润。

利润率高达50%。

这无疑是一门好生意。

而且松江棉的贸易还有两个优势,第一个是鉴于松江棉的物美价廉,外国的权贵阶层,是一定会大量购买囤积,自己主动做买办,帮助大明冲垮本国的棉纺织业的;第二是安南和占城的市场被占领后,郑和的船队只要继续西行,不需要走太远,抵达天竺建立稳定的贸易站,就可以把松江棉反向倾销到天竺和阿拉伯地区。

为啥叫“反向倾销”?

因为棉花的原产地就是天竺和阿拉伯,在棉花传入华夏之前,华夏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唐朝时期,据说棉花有传入,但并未引起重视,而在铁血大宋以前,华夏只有“绵”字,没有“棉”字。

即便如此,棉花大量传入中原,也是在宋元时期了,“宋元之间始传种于中国,关陕闽广首获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关陕通西域故也”。

事实上,正是蒙古人的世界大征服,才促成了这种广泛的、跨地域的资源交换。

而正是在这种变化到来以后,华夏、朝鲜、日本、安南、占城,才开始大力发展棉纺织业。

大明从洪武年间开始,棉花走进平常百姓家,让百姓终于获得了一种平价保暖物,不用像先人们那样穿着缊袍在冬天瑟瑟发抖了,所谓“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便是如此。

一般而言,仅松江府一地,棉纺织品在明代中叶(嘉隆万时期)年产量大约1500万匹,外销1300万匹,官府税收150万匹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棉纺织品的年产量则高达一亿匹。

所以只要打通到天竺的商路,天竺与阿拉伯的贸易是一体化的,也就能够间接卖到阿拉伯了,即便不跟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比,就比对一百多年后的大明,现在手工工场通过水力大纺车形成的产能和对外销路,是基本一致的吧?

因此,一年外销1000万匹棉纺织品,每匹利润0.05两银子,总利润50万两白银,这个估计是极为保守且可靠的。

事实上,即便纯利润达到70-80万两白银,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毕竟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物美价廉就是最大的杀招,这个时代可没什么贸易保护的意识,更别提关税壁垒了。

“松江棉按50万两算,那就还剩68万两的缺口。”

以最保守的估计,不算日本那头的非武装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收益,也不算松江棉可能多赚取的利润,最后的缺口,就剩下这些了。

“还是得从盐法开刀。”

姜星火沉吟片刻,问道:“此前要调查的数据,都查到了吗?”

绕来绕去,这么大一个窟窿,核心还是在盐法上。

夏原吉自然清楚姜星火今天前来的目的,事实上,对于姜星火身上的压力,他是感同身受的。

变法到了如今的阶段,说什么都没用,只有把成绩做出来,才能击溃一切阻碍,继续推行下去。

夏原吉放下茶杯,把桌子上的纸在旁边的火盆焚烧完,一边烧,一边回答道:“查到了,前代的这些东西不好查,都分门别类放在另一处连通的屋子里了,姜师且随我来。”

两人来到了户部的另一处临时存档的地方,这是一个三间的屋子,中间隔断被打通了,里面不同的架子上放着密密麻麻的文书,而从桌子上的账本和算盘来看,此前应该有不少人在这里工作。

事实上也是如此,户部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清点此前的盐税数据,为的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

想要对盐法动刀,想要摆平这些被开中法养出来的怪物,光是把早就烂透了的盐政衙门做些外科手术式的除贪是没有用的,必须要从根源上整治。

而姜星火一贯施政的态度,就是那套“无调查勿发言也”,先把事情的事实研究清楚,然后再说怎么动手。

夏原吉拿出整理好的数据结论,挨个解释给姜星火看。

“宋朝巅峰人口过亿,每年盐产量大约在10亿斤左右,两宋最重要的盐产地是两淮盐场,这跟大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而且由于两宋始终控制着两淮流域,直到南宋灭亡前夜,两淮防线都没被蒙古人突破,而宋朝时期,两淮盐场的盐产量占到全国的二分之一左右,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绍兴二十七年的记载,淮南产盐就达到380万石(宋代度量衡1石=120斤,约合4.56亿斤),而根据《宋史·通货志》记载: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也就是说当时宋代的盐引,一引是116.5斤,跟一石区别并不大。”

“那宋代的盐税收入是多少?跟人口一样,也按峰值数据来算,这样方便等比例带入到大明来估算理想数据。”姜星火敏锐地捕捉到了问题的关键,问道。

“宋神宗的时候,宋廷官盐把盐引卖给盐商,一引价格不变,还是6贯钱,但是盐税达到了1200万贯,也就是卖出了200万引,大概是卖出206万石。”

“不对。”

姜星火先打断了夏原吉的话,捋了捋思路。

“按理说,北宋的盐产量一年是800万石,约合10亿斤,而北宋人口1亿,每人每年食盐用量大概10斤?”

“不到10斤,产量一直是富余的。”

夏原吉解释道:“《管子》上写得明白,‘齐人食盐之数,一年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的事情,但齐国是产盐大国,而且盐食用量的变化始终不大,即便有上涨,北宋也最多每人每年7斤。”

嗯,按照度量衡来换算的话,齐国的一升约等于200毫升,齐国的食盐标准也就是男人6克、女人4克、小孩不到3克,现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饮食健康标准也是每人每天6克。

而每人每年7斤盐,是按10克每天的标准来计算的,北宋时期能不能有这个标准尚且存疑,所以只能按最多每人每年7斤来计算。

“那也就是说,北宋人口1亿,每人每年7斤,年耗盐量7亿斤,而产量是10亿斤。”

“不对,还是不对!”

姜星火重新计算了一下数字,根据盐税收入,反推出来的卖出的盐的数量是206万石,也就是2.47亿斤,而实际上的耗盐量小于7亿斤,但再怎么小,中间还差了4亿斤左右的盐,而且这里面是有官府盐场产量的。

如果按2.47亿斤来算,肯定是不够北宋1亿人口消耗的,这点盐连维持身体基本所需都不够,而北宋的人口数字是没问题的,卖出去的盐也是有数的。

“所以说,北宋有六成的盐,是私盐,而且私盐是大量由官盐流出的,也就是官盐开采以后,没收上税,变成了私盐流入市场,满足了百姓的食盐需求。”姜星火算出后说道。

“没具体的记载,这种事情没法统计,但是从数字上来推论,应该是如此。”

夏原吉点点头,接着对比起了现在大明的盐产量。

“大明的比较好算,因为太祖高皇帝全面禁止私盐的原因,目前朝廷每年发放的盐引是20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所以盐场每年的盐产量是6亿斤,这个是非常清晰的。”

姜星火又问道:“需求量呢?大明每年实际消耗的盐是多少?”

这个问题同样不难,夏原吉答道:“按照洪武二十六年那次的人口统计,大明总人口6054万人,如今过去了十年整,算上自然增长和战乱损耗,应该还是在6000万左右,每人每年同样按7斤盐来算,需要4.2亿斤盐。”

这样看来,北宋年耗盐量7亿斤,而产量是10亿斤;大明年耗盐量4.2亿斤,而产量是6亿斤。

也就是说,食盐产量比实际消耗量大一截是正常现象。

夏原吉点点头,然后继续说道:“接着说盐税,北宋官盐的盐税收入是1200万贯,假设铜钱价值不变,按现在的银价(1两银子=1200文铜钱)折算,基本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两白银。”

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北宋的商税收入此前明确过,约合760万两白银。

而盐税收入,则高达1000万两,这还是官盐只占市场流通四成的情况。

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北宋岁入1亿缗钱是怎么来的了。

“大明的盐税,换算成白银,大概每年250万两。”

“所以,这个数字无论怎么看,都是有古怪的。”

这里的古怪,不是指的私盐问题,事实上私盐这东西,光靠制度是无法禁绝的,姜星火说的古怪,是刨除私盐后的事情。

既然每人每年的盐食用量是一样的,北宋1亿人口,大明6000万人口,而北宋盐税收入在官盐只占市面流通量四成的情况下,达到了1000万两,大明如果同样官盐只占市面流通量四成,那么合理的税收,应该是600万两,但如今实际上只有250万两。

——剩下350万两差在哪了?

只要解决盐税的问题,那么姜星火面临的赌约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这里面有两个变量有可能导致数字的差异。

第一个是官盐占市场的比例,第二个是每斤盐在北宋和大明不同时期抽的税是否相同。

但就“官盐占市场比例”这个问题来说,大明是禁绝私盐的,而且官府严厉打击贩卖私盐的情况,虽然私盐交易屡禁不止,但再怎么说,就算是比烂,也不可能官盐仅仅占市面交易的四成份额,实际上情况,大明的官盐应该占到了五到六成,也就是说数字不仅不该下降,反而应该上升才是。

但这么算,差异越来越大。

“大明怎么抽盐税的?”

这个问题,作为户部尚书的夏原吉自然门清儿。

“大明每斤盐朝廷抽税,只比北宋要少一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似乎陷入了死胡同。

市场比例高,抽税一样,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能差出350万两之巨的盐税收入。

开中法吗?

不,不完全是。

大明为了防卫北元对中原的袭扰,在边境部署了几十万兵力,但由于边境距离大规模产粮区太远,为了解决后勤补给的困难、减轻财政负担,采用甩包袱的开中法。

开中法确实是消耗了盐引,商人将粮食运往边塞地区来换取盐引,然后去朝廷指定盐场换取盐,再在固定范围内进行销售,通过将食盐的贩卖资格下放,促成食盐的商品贸易。

但不管怎么说,实际支出盐引的,大头还是在两淮盐场,这部分盐引算作朝廷抵扣给商人运粮费用的,但绝对不会高达350万两白银。

为什么?因为每年通过开中法,给北边运输的粮食数量是固定的。

开中法末梢的晋商,负责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提供粮食,获得河东盐池的盐引,以及两淮盐场的盐引,每年通过商屯和运输,大约是500万石米。

姜星火在常州府,是扮演过米商来暗访当地的粮食盗卖案的,很清楚按照大明现在的物价,一石米的价格大约是240-250文,也就是约0.2两银子,每年朝廷通过开中法,为了给边军运输到位500万石米,米价运输前是100万两白银,运输后折算成盐引,大概是200万两左右。

是的,千万不要按什么10石米运到北方,路上要吃9石米来算,这是战时标准,而开中法解决的是北方数十万军队的日常开销,选的是最便于朝廷的经济方案,朝廷才不管开中法的商人怎么运输你就是不运输,就在军营旁边种田我都不管,只要你把500万石米送到边境就行。

你以为商人真的是千里迢迢运粮?

商人才不傻呢!

现在晋商都是直接在北地屯田种粮食,然后数量不够的,才从南方海运过来,人家自己都不用漕运,知道海运损耗极低。

这种屯田+海运的方式,让晋商运输给边军的米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大约在0.25两白银/石的样子,然后再把盐引一卖,晋商自己根本不管分销之类的,就是把盐引过一手卖给盐产区的商人,每年就是数十万两白银的利润。

所以,即便是按照最谨慎的估计,在官盐占市场比重四成(实际上大约五六成)的情况下,依旧有高达150万两白银的盐税收入,不翼而飞了!

“还剩68万两的缺口。”

姜星火看着最终算出来的数字,喃喃自语。

夏原吉算了笔账:“别的地方都不用管,只要把产量最高的两淮盐场的盐税整顿清楚,把这朝廷发盐引该拿的税钱拿回来,最起码70-80万两白银的盐税,是能追出来的,作为额外收入,补充到约定的210万两里面。”

姜星火理清楚了210万两税收的全部构成,此时终于定下了决心。

现在仅仅把盐政衙门抓一些人的打击力度,还远远不够。

“所以,伱们是自己找死啊接下来,就要好好算算过去的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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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第440章 蛀虫

《永乐新政纪事本末·盐法改革》:“当我们客观地评价一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明朝的洪武皇帝真诚地想为其臣民谋得更大的福祉,可显而易见的是,他在开国时所制定的种种政策,如果将时间线拉长,在政策的长期成效方面,可谓是与其本意截然相反。

在姜星火所发起的改革之前,朝廷无力解决财政上的窘境,因为盐法涉及的利益是如此之重大,任何对现有盐法制度的改变,显然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基于各种理由,朝廷没有意愿进行变革,文官士绅们的唯一共识就是坚持‘成宪’,也就是洪武皇帝最初的决定。”

——————

“150万两?好啊,好得很!”

奉天殿内,与会群臣鸦雀无声。

“砰!”

朱棣狠狠地砸掉了手边的茶盏,怒道:“废物!都是一群饭桶!朕养了你们这帮蠢货!账面查不出来,算数不会算吗?还要国师亲自算才能找出问题?!”

盐税这种东西,从账面来看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人家根本不做两本账,直接就天衣无缝了。

可惜姜星火和夏原吉的计算角度不同,是直接把宋朝的盐税数据翻出来,然后等比例去计算的,根本不按盐务衙门的账走。

既然抽税比例基本一致,官盐市场占有率更大,那么我直接按宋朝的数据,乘以0.6(宋朝一亿人口,明朝六千万人口),得出来的就一定是应收的盐税。

应收的盐税减去现在实收的盐税,再减去因为开中法兑换盐引而减少的盐税,那就是被贪墨掉的部分了。

无论你怎么做账,做的再巧妙,再严丝合缝,也没法规避掉这个漏洞。

这就是数学的魅力。

那么这么久了,没人发现这个问题吗?

当然有人,但发现的人,要么位卑言轻不敢说,要么利益相关不能说。

所以也就成了一些关键人物那里心知肚明的秘密。

朱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朱棣原本以为盐法虽然水深,但最多也就是十几万两的规模。

毕竟之前李景隆管着银课时候捞的那些,朱棣是一清二楚的,整个大明的银课,都不见得能捞出来十万两白银。

朱棣跟他爹朱元璋不一样,对于文官贪墨,并非是一点都忍受不了,在朱棣这里,只要你能干活,只要伱拿的不是很过分,他都是能容忍的。

但没有想到,光是两淮盐场,被贪墨的就是以近百万两白银来计算。

而且,这是每年!

大明开国三十多年,在盐法里,总共被吞噬掉了多少财富?

如果不是姜星火告诉他真相,恐怕他还要继续蒙在鼓里。

想想自己刚刚登基,屁股还没坐热龙椅呢,底下就已经乌烟瘴气了。

这让朱棣怎么可能淡定?

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就是这样,别人都已经把你骗了了,结果你却什么都不知道。

而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你已经知道真相了,偏偏又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这就像是明知道自己被人给绿了,还得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该吃吃该喝喝,该上班上班。

一想到这群人甚至连渣滓都不给朝廷剩下,朱棣便恨得咬牙切齿。

“陛下息怒!”

大殿上一片附和之声,显然众位大臣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次参会的,主要是三法司和户部,再加上内阁和总裁变法事务衙门。

“息怒?你们让朕息怒?”

朱棣暴躁道:“如此庞大的数额,朕如何息怒?!”

皇帝到底是真生气还是表达某种姿态,与会的官员并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时候需要有人出来接话了。

皇帝的目光扫向谁,谁就得自觉点。

刑部尚书郑赐,刑部左侍郎马京、右侍郎李庆,此时正是皇帝目光的聚焦点。

到了这时候,他们哪里还不明白,皇帝或许确实生气了,但作为皇权的世俗化身,他生气除了个人情绪的表达,更多的是某种再明确不过的政治信号。

——皇帝对现在的盐法制度非常不满。

这时候关乎到他们的个人命运,之前他们便已经私下碰头过了,自然不敢再有什么反对,于是郑赐出列说道。

“陛下息怒,请恕臣斗胆,盐法积弊已久,确实需要改变,刑部对于变革盐法并无异议。”

“陛下,郑尚书此言有理。”

新上任的审法寺少卿金幼孜也赞同道:“这件事必须立即查清,否则后患无穷!若是查不清此事,盐法上面今日之事将会反复重演,我大明必定因此元气大伤”

金幼孜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而且绝对有私心,想要借势把新部门成立的第一仗给打好,但立场是没错的,其他大臣闻言,纷纷表示赞同,都觉得这是个巨大的危机,必须要从重从快处理。

想想这段日子以来,每天批阅奏折处理国事时那种面对财政窘迫,愤怒又疲惫的感觉.朱棣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

朱棣的后背靠回龙椅上,脸色阴沉得吓死人,一字一顿地说道:“陈瑛,把调查出来的结果念一念,讲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众臣闻言,皆屏住呼吸。

这可是涉及到了朝廷经济命脉的大案子,谁敢乱说话?

就连大皇子朱高炽也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

这些日子,陈瑛一直负责着案件调查工作,他带着都察院新补充、提拔进来的年轻御史们倾巢而出,把黄淮布政使司走了个遍,根本不用那些巡盐御史。

虽然陈瑛为人阴狠,但这种酷吏却无疑是皇帝手里最好用的刀。

即便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陈瑛的都察院,依旧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成果。

此刻,他神态恭敬,语调却带着一股淡漠,平静说道:“回禀陛下,都察院通过对两淮盐场的调查,虽然没有搞清楚国师计算出的150万两盐税亏空出在何处,但既然两淮盐课约占全国盐课的一半,如此说来两淮盐场有大约70-80万两的盐税亏空,总该是有些端倪的,这次倒是可以相互印证,已经查出了不少问题。”

“其一,是纳粮与领取盐引的顺序问题。”

“原则上讲,国朝盐务衙门根据开中法的要求,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而开中的商人每获得一引盐而须上纳的粮食数量,根据开中要求的路程远近等因素确定,被称为则例.实际施行的时候需要盐务衙门编制勘合及底簿,然后发给对应开中目的地的布政使司及都司、卫所。只有商人把粮食运抵缴纳到目的地,目的地所在的布政使司、都司、卫所签字了,用公文形式书写其纳粮及应支盐数,然后商人才可以凭公文去对应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取盐引。”

事实上,对于纳粮和取盐的先后顺序,朱元璋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盐引是商人将粮食缴纳到目的地后才能获得的凭证,就像是某种任务兑换奖励的凭证一样,本质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保障朝廷的盐税不出现以外,而老朱所谓的“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更是就差把“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态度挑明了.上学不带作业可以说自己忘家里了,要是运盐的时候没有盐引,那你脑袋就得搬家了。

陈瑛继续道:“但都察院的御史在彻查两淮盐场的转运提举司时发现,有本地豪商,是先取盐,后纳粮。”

此言一出,殿内顿时凛然。

顺序这东西很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顺序一反,很多事情就不对劲了。

先上车后补票还是小事,若是玩的复杂了,那就是空手套白狼,这边拿着盐引,不去取盐,而是以盐引为抵押物去借钱,借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再打通关系拿盐引,若是周转不开就先卖盐换了钱,然后再把钱给晋商一部分,让他们去运粮,如果是一引盐倒也无所谓,如果上万引呢?

这跟某些产业的玩法是一样的,先拿着凭证去拉资金透支,再办事情,最后若是粮食运抵不了目的地,那也没办法,盐引被透支了是大事,谁都不敢戳破这层窗户纸,只能自己做烂账了。

朱棣这时候没说话,朱高炽、夏原吉、郑赐等人,神色也都明显有些诧异,盐法之混乱,显然在大家的意料之中,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短短三十多年,开中法最重要的根基都被动摇了。

“还有什么?接着说。”

“其二,是灶户跨过盐务衙门直接与商人接触。”

军户是当兵的,灶户自然是烧灶的,在老朱规定的大明社会分工下,灶户是食盐的生产者,而灶户生产的食盐,从性质上来讲,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正盐,另一种是余盐。

正盐是灶户需要上缴给朝廷的规定部分,也就是每年盐产出总量指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定额,譬如今年需要生产200万引盐,给每个盐场分配后,盐场再给不同的片区分,最后再给灶户分,这种方式属于赋税性质,也就是所谓的计丁办课。

余盐顾名思义,就是剩余的盐,也就是除了正盐以外,灶户多煮出来的盐煮盐过程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正如种田一样,不是说有多少种子或者土地面积有多大,就一定有多少产出的,虽然灶户的指标大部分时间都难以完成,但偶尔出现比预期指标要多,也是很正常的。

灶户手里的正盐和余盐都需要如数上缴,但按照盐法一开始规定,“余盐者,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也。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余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引分大小),给米一石”,余盐可获得高于正盐一倍的工本费。

嗯,不要以为大明是大发慈悲,这玩意就跟现代的支付宝刷地铁卡一样,名义上每个月消费满多少钱以上可以打折,但实际上你就是天天坐,最后也只是勉强过线一点而已,打折后赚到的部分,还不够受累的。

而按照盐法规定,开中的商人是在纳粮后才能到盐务衙门的仓库支取食盐,是不能跟灶户有什么联系的,灶户手里的盐上缴后,也是从官府的米仓里领取作为工本费的米,也就是“令两淮运司于各场便利处,置立仓囤,每年以扬州、苏州、嘉兴三府所属附近州县,及淮安仓并兑军余米内量发收贮”。

“但是余盐工本米改为工本钞后,由于钞法日渐崩坏,宝钞实际币值是在下降的,灶户本来仅凭正盐收益就无法养家糊口,所以只能日夜煮盐,以增加盐产量的方式来维持生活但由于朝廷赤字严重,盐务衙门管理混乱,越来越多的余盐,出现了无力包收的情况,面对灶户的抗议和商人们的请求,盐务衙门开始默认,商人可以绕过盐务衙门,直接从灶户手中收取余盐,以缓解余盐过多而盐务衙门无力照单全收的窘境。”

“而且”

说到这里,陈瑛这么猖狂的人,都不太敢说了,但皇帝盯着他,他也不能不继续说下去。

“根据御史的实际调查,驱使灶户和商人直接接触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工本钞的改变,而是丁盐制。”

正如一开始是用米来收灶户的余盐一样,一开始对于正盐这种赋税性质的,也跟现在的制度不一样,用的是户盐制,也就是征税时以户为基本单位来收正盐。

但这种制度显然是有问题的,那就是有的灶户家里丁口多,劳动力多,完成正盐任务很简单,完成以后,还有余力多煮盐,煮出来的余盐,就都是自家财富。

“两淮盐场煎办盐课,其役不均,灶户有一丁而办盐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办三十引者。”

当时巡盐御史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给朱元璋上书如是说道。

鉴于户盐制这种制度明显存在严重的弊端,因此老朱下令按丁口数来征收盐税,洪武二十三年,丁盐制正式在大明的一京十三布政使司通行但按丁口征收正盐虽然看起来很公平,而且也为朝廷增加了盐税收入,但实际上给灶户造成的负担,比以前还要大。

于是,一边是需要缴纳更多的正盐,一边是余盐只能换日渐贬值的宝钞,也就怪不得灶户要铤而走险,冒着违反盐法的风险,直接把手里的余盐卖给出价更公平的商人了。

但这样做的后果显而易见,破坏了开中法的根基——盐引制度。

朝廷给灶户宝钞,灶户向朝廷缴纳食盐,这是闭环的过程,商人想要获取食盐销售的资格,就只能向朝廷购买盐引,盐引就是销售食盐的合法依据。

现在盐引和纳粮的顺序出现了混乱,灶户又与商人直接接触导致盐引的逻辑失效没有朝廷这个中间商赚差价了,哪个商人还会费劲巴力跑去先给边关运粮食再来拿盐引呢?

正是这两点,导致了盐税的收入凭空消失了150万两。

弄清楚了这150万两究竟是怎么消失的以后,殿中众臣,不由地心头忐忑。

看来,一场血雨腥风已经无可避免了。

“臣派往两淮盐场各地之人,带回了一些信息和票据,此事事关盐政大业,臣不敢擅专,所以特来呈送给陛下御览。”陈瑛说着双手递上一封信函。

朱棣拆开信封,取出里面薄薄的信纸扫了一眼,脸色瞬间黑得如同锅底一般,抬头看着殿内的众臣,咬牙切齿道:“岂有此理!盐税收纳不足,还敢贪墨如此之多?你们就是这么报答朕的吗?!”

“微臣不敢,微臣绝对没有贪腐。”

“臣绝无贪赃枉法之举!”

“臣是清廉之官,定不会做出此等违背良心之事。”

“微臣亦无此举请陛下明察”

大殿上一时间乱糟糟的,各位大臣纷纷叫屈,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贪腐行为。

“好,朕相信你们。”

朱棣目光森寒,说道:“那么,朕要你们解释一下这个。”

说着,信函里的几张票据,被朱棣捏在了手里。

“这些钱究竟是怎么到你们这些中枢大员的口袋里的?难道朕养着你们,就是养着一群蛀虫吗?”

紧接着,朱棣一个一个地点名。

听闻此言,这些被点了名的官员连忙跪倒在地,叩首求饶。

“臣知罪臣知罪啊!”

“还望陛下从轻发落啊!”

“陛下恕罪!陛下恕罪!”

这些刑部和都察院的官员纷纷痛哭流涕,悔恨不已,三法司里,反倒是大理寺因为跟盐政没有联系,没受到牵连,而这些人现在只希望皇帝能网开一面。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当皇帝铁了心要查处贪腐,那么再多的解释也都无济于事。

“来人呐,把他们拉下去,依律笞刑后投入诏狱,严惩不贷。”朱棣冷冷地说着。

随着太监高喝一声:“拖出去——”

几名身强体壮的宦官走了上来,将跪伏在地的刑部郎中、主事、员外郎,都察院的御史等,如拖待宰猪狗一般拖了下去。

一阵惨呼哀嚎响起。

过了片刻,大殿上恢复了平静。

朱棣沉吟半晌,忽地问道:“郑尚书,朕记得你向来爱财,这次为何没参与其中?”

“陛下!臣虽是贪财了点儿,总向陛下讨要赏赐,但绝对忠君报国,断断没有干过任何危害大明的坏事啊,更别提贪污受贿了!”

朱棣冷哼一声,厉声呵斥道:“好一句忠君报国。”

“既然如此,为何你的副手会收受贿赂呢?你就是这么带刑部的吗?”

朱棣顺势瞟了一眼刑部左侍郎马京,顿时怒火冲天,厉声喝道:“马京,你以为刚才朕没点到你,便是没有你的证据吗?朕给你一个认罪的机会,你倒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马京这时候方才晓得,现在不是刑部能不能给盐商们一个交代的时候了,而是自己都已经死到临头,他浑身一哆嗦,噗通跪倒在地,急忙磕头认错道:“臣该死!臣罪该万死!臣一时鬼迷心窍,才做出收受贿赂的事情!陛下,臣知道错了!求您放臣一条生路吧!”

“放你一马?”朱棣冷笑,“若是你今日安然无恙地从这里出去,那么明年的盐课的时候,朕拿什么向太祖高皇帝交代?”

“臣知道错了!陛下饶命啊!”马京跪在地上,砰砰砰地磕头认错。

朱棣皱眉,冷冰冰地吐出了三个字:“拖下去!”

马京吓破了胆子,拼命地喊道:“陛下,臣真的是冤枉的!臣只是受人蒙蔽才犯下此等错误的!”

马京被两个孔武有力的宦官架住了,想挣扎却根本动弹不得,只得任由两个宦官拖走。

一旁的刑部右侍郎李庆,看到这种情况,不由地松了一口气,幸亏自己及早撇清了关系,否则现在也逃脱不了这一劫啊。

朱棣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三法司和户部、内阁的碰头会,就这么在冰冷到极点的气氛中结束了。

内阁只负责记录会议,而户部则是报告了姜星火的猜测,都察院的陈瑛负责公布调查结果。

从结果来看,最大获益人是陈瑛,他借着这个机会,彻底清扫了黄信留下的那些御史,以及一些不服他的御史,基本掌控了都察院。

而刑部和都察院的削弱,对于负责复审的大理寺和新成立的审法寺,也是一个微妙的利好,毕竟之前刑部的权力太大,又太过强势。

一个虚弱的刑部,是所有人都需要的。

马京被投入诏狱,罢官后左侍郎的位置大约是要李庆来接任的,而新的侍郎到底会落入谁手,就成了各大势力争夺的焦点。

——————

会后。

朱棣看着眼前被单独召见的李庆,平静地问道:“朕问你,你和内阁三杨是否私下有联系?”

李庆愣了一下,立刻回答道:“臣和内阁众人只是泛泛之交。”

李庆当然知道皇帝的意思,皇帝问的不是他和内阁三杨有没有来往,而是他和大皇子有没有来往。

六部里,大皇子提拔了四个左侍郎,皇帝显然不希望他成为第五个。

对于其他的司法、立法部门来说,这时候的刑部显然越弱越好,但朱棣却只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收了刑部的立法权,撤换再提拔一批官员,让刑部彻底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中,才是最符合朱棣利益的决策。

“泛泛之交?”

朱棣微眯着眼睛,盯着李庆,说道:“既然是泛泛之交,那内阁之前怎么会替你说话?朕可是问了内阁对于刑部众人的评价。”

李庆连忙说道:“这个臣真的不知道,陛下,臣和内阁以及大皇子绝无任何私下联系,只有一些公务往来,仅此而已,绝无其他交集。”

朱棣脸色看起来阴晴变幻片刻,说道:“起来吧,朕信你,今日起你便是刑部的左侍郎了。”

“谢陛下。”

李庆欣喜道,他知道刚才的一切,都是朱棣在试探他,只希望自己的表现还不错,朱棣不要因此产生猜忌。

在李庆离开后,朱棣又对身边的太监吩咐道:“传令户部尚书夏原吉来见朕。”

“是,陛下!”太监躬身领命而退。

不多时,一身绯袍的夏原吉,急匆匆地赶到了朱棣面前。

夏原吉进屋后,先是对朱棣行礼,随后说道:“臣户部尚书夏原吉参见陛下。”

朱棣淡淡瞥了夏原吉一眼,说道:“爱卿免礼平身。”

说罢,朱棣指了指龙案上的奏折。

这是夏原吉的上书,主张在盐、茶等所有领域,全面推进税制改革,其中也包括之前姜星火在诏狱中提出的地税思路,针对地主士绅进一步征收继承税、分家税等等。

“太急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夏原吉站起来后,朱棣又道:“维喆,你是朕的左膀右臂,朕非常器重你,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朕的苦衷,也清楚今天为什么召见你。”

夏原吉叹息一声道:“陛下,您的苦衷微臣明白,可是微臣真的不想卷入庙堂争斗中,这份奏折,都是臣作为户部尚书,出于为国的考量。”

“朕也从未想过要让你卷入其中。”

朱棣也有些无奈,他揉了揉眉心,缓缓说道:“改革税制,整顿钞法,清理盐茶.这些事情不是不该做,但总得一件一件来,国师想要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夏原吉眉宇间透露出浓浓的担忧之色:“陛下,这次的两淮盐场的事件反应出的问题,实在是太严峻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整个大明的财政可就完了.唉!”

他摇头长叹,似是在为大明惋惜。

“这封奏折你拿回去吧,朕不留中了。”

“陛下恕罪。”听到这里,夏原吉连忙叩首,一脸的惭愧之色,他的神色,显然是给朱棣看的。

姜星火虽然没有自己出场,还在大明银行里工作,但却委托了夏原吉来做报告。

同时也计划好了,如果能进一步扩大两淮盐场事件的规模,那就借着这个机会,争取全面改革盐茶等专营商品的榷税。

但目前看来,这个目的显然没有达成,朱棣有他的顾虑,不愿意骤然加快改革的脚步,只同意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来。

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朱棣与姜星火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分歧,目前当然只是在行动步骤等问题上,称不上谁对谁错,怎么做都是有道理的。

“盐茶等事,盐是第一;天下盐场,两淮第一。”

朱棣的意思很清楚,别的东西先不动,这次只动盐,而且只动两淮盐场。

事实上,这是由淮盐课税在大明财政收入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决定的,按《明史·食货·盐法》的记载,两淮作为明代最大盐区,光是洪武五年,开中法刚刚颁布施行的时候,就能够每年达到年产盐35.2万引,占全国116.1万引的30.32%,而且每年缴纳中枢的税额占全国的55.1%,远远高于其盐产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是名副其实的盐业半壁江山。

而目前大明的外部局势确实比较恶劣,正在进行对安南的战争,同时帖木儿汗国的入侵就像是悬顶之剑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大明必须抢在这柄剑落下来之前,先把北面的蒙古人打疼,而后全力应对帖木儿。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国内的变法才必须稳妥,不能冒进,不能造成大规模的变乱。

所以,朱棣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朱棣相信,姜星火和夏原吉,是能理解他的苦心的。

朱棣摆手道:“你先下去吧。”

“臣告退。”夏原吉行礼,随后转身离开。

“唉!”看着夏原吉离去的背影,朱棣轻轻叹了口气。

夏原吉是个聪明人,也是他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如今在朝堂上的威势甚至比蹇义、茹瑺还要盛。

可惜,自从在诏狱里被姜星火的财政和税收学折服后,如今和姜星火是走的越来越近,这让作为皇帝的朱棣,感到了一丝警惕.这种警惕虽然还没有演变成猜忌,但终归是令人不安的。

不过不管怎么,朱棣想要完成他的伟业,就得搞钱,而且得搞很多钱,而不管是大皇子朱高炽,还是那些迂腐的文官,都没办法帮他搞钱。

只有姜星火、夏原吉这样他眼中的能臣干臣,才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代替他去跟士绅文官集团对着干,去撬动这些固有的利益集团的墙角,给他源源不断的搞钱。

所以,改革不能停下脚步。

朱棣虽然有作为皇帝再正常不过的一些对臣下的心思,但正如“君子论迹不论心”那般,必须的支持,他依旧痛快地给予了姜星火。

很快,一道圣旨从皇宫里传出,命国师姜星火全权负责盐法改革事宜,同时都察院、锦衣卫配合继续深挖两淮盐政贪腐这道圣旨一出,一时间,又惊起满城风雨。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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