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尼森旁边的研究员亦是忍不住，一边记笔记一边道：“我听说，中国的研究员，每周的薪水只有几美元。”

“这么低吗？几美元还不够吃饭吧，中国的物价有这么低吗？”再旁边的研究员极为好奇，对他们来说，中国就算不用神秘来形容，大家的了解也是不多的。

不过，总有人会知道一些所谓的冷知识，此时就肯定的道：“我看过相关的报道，他们的食品价格只有我们的百分之一，但薪水确实很低。”

瑞典的食品价格是出了名的贵，法国和美国人到了瑞典，也会觉得餐厅消费昂贵。

所以，在场的瑞典人对于别国的食品价格低，都没有什么感觉，有人更是道：“没想到几美元周薪，也能诞生如此有价值的想法。”

“我想一会告诉他，他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再看看他的表情。”尼森常年严肃的脸颊，忍不住也露出了一点笑容。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尼森说的话，他身边的人都考虑了起来。

“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留在阿斯特拉。”

“即使不能留在阿斯特拉，留在瑞典也很好。”

“我们的助理研究员的薪水，就比他一辈子拿到的薪水都高了。”

“研究经费呢，杨锐的研究经费是怎么解决的。”

“他们是有特别的经费开支渠道吧。不过，这件事不能太冲动，我们得找一个合适的契机才能与他谈，免得为他惹上麻烦。”有人想到了苏联的一些情况，悄然提醒。

尼森道：“不错，我们应该这样做。”

几名瑞典人在讨论过程中，都不看其他人，也不会看向彼此，而是眼睛盯着讲台，嘴里说着话，像是自言自语，实际上却都参与了进来。

而他们的心情，更是远比表面上更激动，从研究员的角度来说，讲座的时候说些干货是再正常不过的。沃森做双螺旋之前，也是听了别人的讲座才起意的，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受到了同行启发而来的。

但是，从阿斯特拉人的角度来看，周薪只有几美元的杨锐，白白说出如此重要的干货，不免令人心有愧疚。

杨锐却是在台上越讲越兴奋。

就像他说的那样，动态质量重测法只是他在闲暇时间研究的小玩意，或者说，只是他闲暇时间，从脑海里翻出来的小东西。

这是个理论很有趣，实践很有用的课题，只是以杨锐和国内目前的条件，难以去研究。

首要问题在于，动态质量重测法是一个经费开支和时间消耗堪比离子通道的项目。光是基础的检测各种光通量的设备，就等于重建一间离子通道实验室了，事实上，以86年的标准来看，成本还要更高，一些目前尚未研发出来的设备，也许还得找厂商来定制。虽然这在科研中是常见的事，但成本是要考虑进去的。

粗略来计算，若是在欧洲进行此项研究，首期的经费开支要在3000万美元以上，以后每年也得开销一两千万美元，才有机会做出来。

如果目标是一年或者两年以内出成果，总经费开支5000万美元肯定是不够的，七八千万美元的消耗，也不敢说一定能做出来。

至于利润的话，若是申请的专利足够巧妙，对于阿斯特拉这样的公司，也算得上是有利可图，不着急回报周期的话，在专利到期之前，赚回两三倍的本金应当不难。但是，对于华锐或者其他什么小公司来说，能卖出个三五成的利润就算不错了。

只有阿斯特拉这样的公司，才有足够多的活性物质去测试，换成小型的生物技术公司，自建实验室或者开放给其他公司使用，都只能赚个辛苦钱而已。

所以，就算是杨锐开着金手指来做，降低利润，加快速度，两千万美元的投入，三五千万的利润，也就是极限状态了。

只不过，对于今天的杨锐来说，压这么多钱在一个小项目上，实在是有些不值当。

这么多钱，若是用来做离子通道，或者做G蛋白偶联受体，杨锐自然砸锅卖铁的也就干了，可是，就做一个动态质量重测法，从杨锐的角度来说，就太没意思了。

用一个运动方面的比较，就好像有人通过艰苦的训练，既能够成为足球巨星，也有很大几率成为蹦床项目的冠军，那么，花费时间或精力在蹦床上，自然是很没有性价比的选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蹦床项目就没有意义了，对于没有机会成为热门项目的有力竞争者的运动员来说，参加冷门项目也是不错的选择，或者，真的热爱，也就不用考虑太多了。

眼前的阿斯特拉的研究员们，在杨锐看来，就是这样一群适合冷门运动的选手。

他们原本就不在科研最前沿工作，阿斯特拉又有充沛的资金和资源，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说，杨锐也愿意动态质量重测法，能够早几年出现。

G蛋白偶联受体的研究被杨锐提前了至少十年，也就需要相应的应用类的研究配合。

另一方面，若是能通过降低资金和时间成本的方式，催生多几种新药，也能有无数人因此而受惠。

而杨锐付出的，不过是资料整理的工作而已，何乐而不为呢。

站在讲台上的杨锐，满怀热情，满怀着来自社会主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

他是真的没有丝毫想要获利的想法。

获取诺贝尔奖的资本不能算。

不能因为有的人在乎声望，就说他做好事都是为了名望。

杨锐放出动态质量重测法，大部分原因，还真的是为了让大家做新药的时候轻松点。

人有生老病死，天底下多一种药物，就多一份机会，这样的技术，他既没有适宜的资源去研究，也没有积极的想法去做，还真不如放出来呢。

实际上，许多科学家都是有这种心态的。

为什么大科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大家都抢着参加，就是因为人家经常能说出“发人深省”的话，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也。

大科学家想到了，但是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就说出来给其他人听听，有愿意去做的就做。

这是多年以来形成的科学惯例了。

宽泛一点的比较，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的关系，都可以看做是此种类型。

比如理论物理学家有一天下午吃葡萄吃多了，突然想，哎呀，你们说，宇宙会不会是膨胀的——实验物理学家结合二三十年的观测，得出一个答案，宇宙红移。很好，两人同时得奖。

所以，理论物理学家看不起实验物理学家是有原因的，你们是吃我葡萄皮长大的矮孩子，就算娶了penny又怎么样呢。

当然，有时候，实验物理学家不鸟理论物理学家也是很惨的。比如钱德拉塞卡有一天下午吃红烧肉吃的撑住了，算出了白矮星的最高质量，得出一个钱德拉塞卡极限的东西，然后拿到会议上兴致昂扬的宣读，结果被人当场撕碎，实验物理学家们也顺势将之嘲笑。直到三十年后，钱德拉塞卡极限被证明，再二十年，钱德拉塞卡得诺奖，73岁才将当年的红烧肉消化了，也是心塞的紧。

这两个故事也告诉科学家们，要做被人看得起的人，不要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发现了点什么厉害的东西，就想也不想的冲上去宣读。

想要做那种，随便说点什么话，就有一群人跑去帮你证明的人，你得首先是一个说得出有价值的话的人。

强悍的大科学家，对于自己做不了，自己的实验室也做不了的课题，就像是丢一根被啃过的骨头似的，让大家去争抢。

自己不会损失什么，别人也能得到实惠。

有的时候，强悍的大科学家也会在参加会议的时候，无意间从牙缝里，调出前天没咽下去的肉丝，有反应机敏的将之抢走，也是没办法的事。

拾人牙慧什么的，对科学家来说，也算不得恶心，比这更恶心的事，大家都在研究呢。

一场酣畅淋漓的讲座，用时整整两个小时，中间连一个休息都没有。

看到后面的阿斯特拉工作人员提醒时间到了，杨锐才放缓了语速，合上讲义，道：“今天的内容，讲的还不是非常具体，另有一些问题，尚未说到，我们明天还会有讲座，欢迎大家再来。”

说这个话的时候，杨锐也是有些不安心的。明天要是人变的太少了，那可就尴尬了。

天底下的事，不是你拿出了好东西，大家就会认，若是那样的话，科研界可就轻松了。

杨锐看向下方，下方的瑞典人也看向杨锐。

杨锐没再说话，他是讲完了。

瑞典人也没有要站起来发言的意思，他们的集体主义在此时表露无疑。

杨锐有点失望，怎么说也是很精彩的项目来着。

迟疑中，杨锐走下了讲台，如果动态质量重测法行不通的话，他就得快点考虑转向了，在瑞典呆的越久，他的态度就越分明，得有足够的声望才能继续呆下去。

一步，两步，杨锐就要走出门的时间，掌声突然响起。

还有几名瑞典人，一边拍手，一边走上前来，似乎在表达隆重之意。

杨锐莫名的觉得自己像是帕瓦罗蒂锐：刚才我唱的莫非是歌剧不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