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的首要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润。这一点中外都是一样的。

朝廷不是公司，但南洋既不归六政府管，至少暂时不归六政府管，那么下南洋就不得不考虑赚钱。不赚钱的话，朝廷是否会为了更长久的利益、解决人多地少这个矛盾而下南洋？

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至少朝中一些人对此并不热衷，觉得守着已有的一亩三分地就够了。百姓下南洋求活可以，但让朝廷为南洋出钱、鼓励百姓移民、支持百姓移民，这就有些难。

大臣都是聪明人，这不是脑子聪不聪明连这点事都想不明白的问题，而是三观问题。

康不怠总说刘钰不是大顺人，其中的原因就是刘钰的思维方式和此时并不一致。

就如所谓大明“得国最正”这四个字，按照刘钰的理解，是出于阶级出身，朱元璋穷苦出身、底层起义、驱逐鞑虏的正义性；而按照大明文人自己的说法，这个“得国最正”的缘由，是“臣杀君为弑、臣反君为叛、臣逆取君位为篡”，这三件事朱元璋都没沾，没当过蒙元的臣，所以得国最正。而剩下的……司马家、杨家、李家、赵家，还有那些乱世中五代十国之类，“弑、叛、篡”，这三字必然能沾上一个。

同样认可的“得国最正”，但认可的内核和逻辑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刘钰从外面看怎么看都是个大顺人，但骨子里根本不是大顺人一样的道理。

放在南洋问题，也是一样的。

以刘钰的三观来看，下南洋，实在是对的不能再对的决定，这还用去讨论、去考虑吗？哪怕暂时不赚钱，下南洋也绝对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可以朝中的观点来看，那就又不一样。

包括皇帝，虽然支持下南洋，但与其说是被“长久之利，可解人多地少之矛盾”说服的，不如说是因着“每年弄个三五个河南的赋税不成问题”。

如今把这个难题抛给了牛二等人，他们颇受刘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更清楚其中的难点在哪。

要说朝廷的态度，首先要考虑皇帝的态度。

牛二等人终究不是大顺的高层、亲佞，并不能从更大的全局去考虑皇帝的想法。

刘钰倒是明白，但他不想和他们说。

皇帝的逻辑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

皇帝的逻辑，以史为鉴，以前朝为鉴，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不能说错：那便是天朝这么辽阔广大，只要内部不出问题，外面一时间是杀不死的。能改朝换代的，只能是天朝内部，暂时还轮不到外部势力。

以此出发点，下南洋的意义，其实还有一个。

那就是废漕改海。

南洋有西洋人，大顺拿不到绝对的制海权、西洋人的堡垒基地在距离大顺很近的地方，那么大顺是没办法废漕改海的。

废漕改海，能否海运，从来不是问题。

倘若海军没有证明自己“可以镇着整个南洋”；倘若没有完成下南洋、彻底驱逐西洋势力……那么，废漕改海就是一句空话。

今儿把运河废了，明儿西洋人的舰队直接拦断了长江流域到京城的海路，南方来一场叛乱，西洋人稍微一支持，效刘钰在日本土佐之事，则恐天下大乱。

是以下南洋，意味着废漕改海最大的担忧也消散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钱的问题。

南洋也好、贸易也罢，是为了挣钱。

挣钱，是为了花，尤其是对皇帝而言，皇帝没必要当守财奴，弄到钱是为了花出去。

在皇帝看来，若下南洋成功、若垄断香料贸易成功、若垄断东西方贸易成功、若全面接盘VOC在亚洲的商馆市场……多出来的这笔钱，优先往哪花？

这些问题，牛二等人没资格考虑，也不可能考虑。

但这个问题很现实。

当年江苏节度使提议废漕改海，刘钰闷着头不说话，也不表态。皇帝也是一种和稀泥的态度。

但实际上，皇帝是认可江苏节度使的考量的。

运河、黄淮，自送宋代以水代兵之后，已然成为了帝国之癌。曾经最为富庶的黄淮，如今成了大片的贫困区。很多明末发生的奇幻故事，诸如除夜权、比如佃户要为主家避讳等等，都是发生在黄淮地区。

而且大顺的天下取自大明，大明从哪起家的？这一点没有王朝比大顺更在意黄淮地区。

这里不能席卷天下，但很容易“为王前驱”，地处帝国的腹心之地，乱起来就是纵横数省、隔断南北。

虽然因着运河、淮河、黄河的分割、阻隔，使得这里即便爆发起义，也容易被困死。

但若是这里持续糜烂，消耗帝国的军力财力，就很容易为王前驱，其余更适合的地方就可能出现一股势力。

站在皇帝的角度，整个逻辑是这样的：

要废漕改海，首先要确保南洋的安稳，没有强大的海军势力可以威胁到海运，保证京城的粮食。

要保证南洋的安稳，就需要一支舰队。所以为了这支舰队，要投钱。

要废漕改海的同时，还能安置黄淮运河地区的百姓，这就需要钱。

原本的赋税和支持，基本平衡，捉襟见肘。需要新的财源，来保证废漕改海的费用。

新的钱从哪里来？

南洋。

至于说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皇帝也有自己的想法。

百姓活不下去，才会下南洋。只要让朝廷在南洋有一定的势力，政策上允许百姓下南洋，但并不是如同内地省份一样管辖，这不也可以解决吗？

朝廷每年收的税，除了打仗、官员开销、军费等，很多都要用在赈灾、救济这些事上。

因为大顺得天下的过程，使得大顺对于赈济和救灾相当在意。毕竟太祖皇帝怎么起家的，也怕后人有学有样。正所谓你李自成干得，我等便干不得？

但皇帝觉得，既然朝廷有了一支海军，海军又特么的简直是个吞金巨兽，寻常割据势力可是绝无能力搞起来的。便是有人在南洋作乱，难不成能一苇渡海，去京城夺了鸟位？

若是如内地省份一般，改土归流、赈灾救济、郡县同化，一年往里面得扔多少钱？

可要是按照西洋人的思维，把南洋做殖民地，这不就省钱了吗？百姓活不下去了，愿意下南洋，且下，但朝廷也不会如同安置东北、西北移民一般，多花好多钱。

这样一来，不但省钱，还能赚钱。

若能有钱把黄淮、运河问题解决了；若能弄到钱，将来科学院的铁轨路计划成功，穿过松辽分水岭、穿过河西走廊……皇帝还觉得大顺说不定真要追赶商周，搞出八百年基业哩。

当初刘钰吓唬皇帝，说南洋若有强势的海军，切断漕运、支持叛乱，我看着大顺要完呐。

现在，海军有了、南洋夺了。东北、西北可能出现一个能问鼎中原的政权，可南洋怕个毬？难不成一苇渡海？

这就导致皇帝对待南洋，与对待东北西北等故土新归之地、以及天朝内部的基本盘的汉地诸省，心态上就完全不同。

在下南洋的问题上，刘钰和皇帝是同路人。别管目的是啥、别管内核是啥，总之下南洋这个过程是一致的。

但在下南洋之后，两个人其实有相当大的分歧。

而这，也将直接关系到南洋将来的政策。

牛二等人的屁股决定脑袋，他们觉得荷兰人的强迫种植制、拉拢乡绅村长的政策，确实不错。

站在皇帝对南洋的态度上，也确实对的不能再对。

十亩地，六亩归己、四亩要强迫种植经济作物做土地税。在欧洲卖10银币的咖啡，强迫种植做土地税、或者垄断收购，可能也就花个1银币。

十倍的利润，而且几年之内就能见效。

咖啡树宜生长在高海拔、火山或石灰岩或花岗岩土质，高温时多云或有荫蔽树，昼夜温差大，干湿季明显，土壤肥沃的地方。

锡兰或者爪哇，有山区、有高海拔、有火山，最是适合种植这东西的。而且爪哇的咖啡，因着很适合，质量确实好。

一般来说，咖啡从种到收，只要四年时间。而且现在咖啡在欧洲的价格很高，利润比起因为“人体四液”学说退潮的香料，利润要高。

蓝叶藤作为提炼靛蓝染料的作物，爪哇也非常适合种植。伴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英国开始逐步放宽棉布管制、《曼彻斯特法案》开始打破棉布禁穿的壁垒等，靛草的价格也在节节攀升。

当初荷兰人想要把在糖厂和甘蔗园的华人屠杀干净，为产业转型设想的路线，就是搞咖啡和靛草。

所以才在万隆地区，试行了勃良安制度，也就是强迫种植制度。

在华人起义之前，勃良安地区的强迫种植制度，一度让公司董事会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利润增长点。

站在良心的角度，这个政策对吗？简直错的离谱，完全就是变种的农奴制。

站在长久的角度，这个政策对吗？也是错的离谱，推广的三十年内，要不爆发大规模起义，那就见了鬼了。

但站在短期的、利润的角度，这个政策对吗？简直是对的不能再对了。几乎零成本的收购价、本地村长当二鬼子来压制强迫村社百姓。

咖啡四年、蓝叶藤三年，最多五年，只要保证能卖到欧洲、打开染色棉布的走私销路，爪哇一年至少贡献三五百万两白银。

而且，短期见效。

对于官员来说，这当然是功绩。二三十年后可能的大起义，关我吊事？哪个王八蛋能当二三十年的爪哇都督？当二三十年都督，朝廷这是准备封爪哇王了呢？还是准备搞出个爪哇土司？显然不用考虑二三十年后的事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