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辞职潮

时维十月,序属初冬。

浙江的太学考选终于开始进行,这段时间谢廷赞反而不用那么忙了。

谢廷赞并不算年轻了,他现在四十五。

但他又是年轻的,因为当官才五年。

宁波府的沈家里,他在沈一贯面前凝视着这个致仕首辅。

“谢学监有很多话想问?”

沈一贯微笑地看着他。

谢廷赞当然有很多话想问,却不知道从何开口。

关于浙党,关于浙江上下的贪官污吏,关于赵志皋的赏赐和浙江上下突然的积极。

“是夏卿给谢学监写了信吧?”沈一贯作揖,“还要多谢,没有把查了那么久的实据都抖出来。”

“……龙江公果然都知道。”谢廷赞语气复杂地开口,看着沈一贯的目光带着些审视。

“老夫痴长你二十余岁,称你一声曰可吧。”沈一贯让儿子沈泰鸿奉着茶,举杯请了一下,“听夏卿说,前些年在刑部时,你孤傲刚直,屡屡顶撞上官。但随他南下办事后,这不是也与他有了一份别样交情,对他也有些敬佩了吧?”

看着谢廷赞,沈一贯的目光同样深邃:“你和老夫打交道就更少了。今日无事,正好闲聊。”

谢廷赞当然有所变化。随萧大亨一同南下之后,他确实有些敬佩萧大亨的手腕,与他也确实有了一份别样交情——他现在还欠萧大亨钱呢。

“……如此看来,萧司农早说予龙江公听了,我先是想查浙江驿传副使,后来越查越多。”

“但夏卿并未阻止你查,还举荐由你来做浙江学监。考察士绅,比巡按浙江更好做,更不易沾上因果。”

谢廷赞默默端着茶杯弯了弯腰:“多谢龙江公提携。”

“谈不上。”

两人对饮了一杯茶,沈泰鸿又为他们斟了半盏。

谢廷赞看着沈泰鸿,而后又对沈一贯说道:“令郎才学非凡,这是一心应会试了。再有龙江公言传身教,将来又是朝廷栋梁。”

“学监谬赞,学生不敢当。”沈泰鸿欠身谦虚。

“是要言传,但身教也谈不上。老夫这些年为官之道,犬子并不高看。”

听沈一贯这么说,沈泰鸿有些扭捏,谢廷赞有些意外。

“为官之道,书本上的要看,要想。但是真在官场里了,却只能多经历,多悟,多决断。”沈一贯说了这两句话,自己先陷入了沉思。

许久之后,才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随后向谢廷赞拱了拱手:“夏卿只请谢学监静待其变,莫要再追查。曰可以为,是夏卿听老夫的,还是老夫请托萧司农的?”

谢廷赞思索着,随后才回答:“我知道龙江公去兰溪拜访后,濲阳公上了一道奏本。浙江要员都来拜访龙江公之后,又去探望了濲阳公。不久后,他们倒是雷厉风行地开始厘定今年优免了。再之后,则是太上皇帝和陛下一起恩赏濲阳公。”

他的意思倒也明白,这显然是沈一贯的运作。

但到底是他的“命令”,还是他的“请托”,谢廷赞不知道。

“曰可以为呢?”沈一贯笑着看他。

谢廷赞看了看沈泰鸿,随后声音转冷了一些:“浙江上下,其罪不小!龙江公、濲阳公和萧司农,都脱不了干系!让我先来查,是让浙江上下惊惧吧?待到三位再以今年免罪之期调和,这才大事化小。依我来看,都是陛下天威临头,三位助着浙江上下自保罢了!”

沈泰鸿有些紧张,这位学籍监察御史显然并不甘心的模样。

沈一贯却赞许地点头:“天威临头说得极对。助他们自保,也说得极对。不是谁听谁,也不是谁请托谁。”

“这是终于肯破财消灾了?还要两位致仕老首辅和南京户部尚书一同作保?”谢廷赞气冲冲地自己喝了一盏茶,“这么多年浙江被侵夺了田产店产,被逼着卖儿鬻女,甚至被怨害了的百姓呢?这等恶行累累之官,三位为何要助他们自保?”

“曰可这个话,就又不对了。”沈一贯平静地回答,“老夫不是只为了私心助他们自保,夏卿也不是只为了将来多一些朝堂臂助,濲阳公不只是为了安度晚年。我们三人,这也是为了陛下,为了朝廷,才要助他们自保。”

谢廷赞一时没想明白。

“曰可不妨想一想,去年陛下为什么又派勇卫营白杆兵在江南,却又怪罪夏卿把案子越查越大。为什么既说以后官绅害民要降优免,又要许今年自首免罪;为什么要厉行优免和商税开源,又要恩免三年学政水利路桥役银,更把将来地方驿站负担都免了去。”

谢廷赞想着,沈一贯自己慢悠悠地喝了两盏茶,最后才叹道:“能把事情办成,比干干净净畅畅快快重要。曰可现在虽然胸有不平之气,却终究还是忍了下来,只私下来问老夫,这就是过了为官之道第一个槛了。以后官居二三品,只是时日问题。”

“……我却欢喜不起来。”

“那是自然。朝堂诸公,谁又是终日里欢欢喜喜,逍遥快活?”沈一贯悠悠说道,“哪有什么清流浊流,只要开始做事了,不论是谁,最后都无法干干净净,无非谁快谁慢、谁更脏一些罢了。”

说罢先看了谢廷赞,又看自己的儿子:“能够时不时自省一番,自己洗刷一番,已是贤良。时势变化,不能迎头去被冲刷一番,那更是已经脏得蒙住了眼。”

“……龙江公是说,他们就算恶行累累,却仍可用?旧衣裳洗一洗,就能继续穿着?”

“让谢学监现在就任一方要员,谢学监做得好吗?”沈一贯眼神锐利了一些。

谢廷赞闻言一愣,随后想了想这段时间以来查访到的事情,心里也不免有些虚。

“这是夏卿认为曰可还不足以巡按一方的道理,也是我们定要助他们自保的道理,更是我们愿为陛下担着得罪同乡士绅、逼着浙江上下好好被洗刷一下的道理,也是陛下要降那么多恩典、适可而止的道理,更是为什么要复设太学、设太常寺专研学问大道的道理。”

沈一贯又一次端起了茶杯:“若是十年后曰可不需要自己洗刷一番,大明上下有三四成贤臣都不需要陛下掀起什么大浪来洗刷一番,那时才不同。那时,不该保的就不必保,要做的事情就还能做下去。”

谢廷赞这回听懂了,心情沉重地端起了茶杯,过了一会眼中多了些泪光。

“龙江公,这是尔等之过!”

沈一贯苦笑着回答:“那便算是我等之过吧。”

说罢这杯茶就像是酒一般,喝下之后引出长长叹息。

送走了这“恶客”,沈泰鸿看着神情萧索的沈一贯,小声呼唤道:“父亲?”

“为父只是庸人。”

沈泰鸿呆了呆。

但沈一贯背对着他,自言自语一般:“若没人治得了我,那我便易自负,听不得恶语,放不开权柄。若有人治得了我,那我又没有硬骨头,没有定要成就什么功业的执着。”

“……父亲何必自伤?”

“三甲一百三十六,考成了庶吉士。”沈一贯自嘲地笑了笑,“有聪明有勤心,但没有大智慧,不是庸人是什么?陛下最厌蠢罪,早些辞官回乡,是对的。”

说罢转过头看着儿子,目光里很多殷切:“陛下长于深宫,二十岁出头,思虑和言行都已经比这谢曰可还要沉稳、老练。你若高中,万不能在陛下面前自矜自傲!你要记住,为父是被陛下斗出朝堂的!”

沈泰鸿心神震动,这是他父亲首度十分坦诚的承认:因为他输了,所以他才回来了。

若是皇帝治不了他,那么他定然还是想权倾朝野、党同伐异的。

赵志皋或者确实是想帮朝廷做点什么、也考虑到他儿子的前程,但沈一贯拉着萧大亨和赵志皋一起逼着浙江上下自首,实则是他自己在自首求饶。

他其实并没有硬骨头。

现在,松江府华亭县却有这么一个“硬骨头”。

“眉公,这太常学士,也是专研学问大道啊。”

这个华亭县的硬骨头,现在却在太仓。他坐馆授徒的这个王家,不是王锡爵家,而是王世贞家。

被称为眉公、又被劝说去做太常学士的,当然是一个声名远扬的大儒。

他名字都叫陈继儒,字仲醇,但士林都称呼他眉公,尽管今年虚岁才四十五。

“既禀命于父母,敢言告于师尊。尝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陈继儒笑着摇了摇头,“冠巾已裂,帖传四方,诸位莫非当我是邀名?”

“太常学士也是专业学问大道啊。”

陈继儒叹道:“莫非因我曾馆于王辅相家,与王辰玉是挚友,你们另有盼望?这不是推我入泥潭吗?再说了,京师喧哗,岂是治学和书画怡情之所?”

“……眉公说笑了。但那李贽登堂入室,难道让他……”

“他们自吵他们的,与我何干?”陈继儒提起几卷书,“几位自去拜访此间主人。我既受托在此坐馆,王家子弟学业却不能耽误。家贫不能养亲,只能藉馆谷,诸位请了。”

说罢就去王家私塾做他的西席去了。

一边是皇帝征辟他去北京做太常学士,以大儒待之,自然有朝廷恩养。

一边只是王世贞家里如今聘的西席罢了。

王世贞已经去世多年,他的长子王士骐如今在北京吏部做郎中,那如何能比得了?

当然,他们也确实希望陈继儒能够到北京去。以陈继儒在江南士林的名望,以他这个年龄所具备的潜力,未来未尝不能成为太常大学士——申时行也好、李贽也罢,毕竟年龄都很大了。

只可惜陈继儒十八年前就公开宣布放弃了儒生身份,是连已经取得的生员身份都放弃了。

他们还不知道,王士骐也刚刚在北京递上了辞呈,态度坚决。

朱常洛找来了申时行和李戴:“他这是何意?”

“……去年江南大案,他二弟妻家获罪,他二弟也忧虑过世。他请辞回乡照顾家小,也说得过去。”申时行只这么说。

李戴则没说话。

朱常洛很不满:“还有多少人这样?”

他问的是李戴,后者只能说道:“两京及地方,因自首提到请辞的,那实在太多了。陛下是问?”

“朕问的自然是因为恩赦张江陵诸子的旨意颁下去之后才依旧坚决请辞的。”

李戴低下了头,无奈地说道:“两京屡递辞表已到吏部的,计有七十三员。地方上已经有一百三十五人。若算上一些在路上的,恐怕是过三百了。”

朱常洛沉着脸:“那就都允了!旨意明白,怕事的,就都去做个逍遥乡绅!”

“……陛下,四品以上都有三十九员,六品以上足有一百六十七员!”李戴提醒了一句。

朱常洛冷哼一声:“如何安排,是进贤院的事。若实在缺,朕这就下旨,明年开恩科!”

(本章完)

第218章 举国的“抄家”

当沈一贯也离开了朝堂、厉行优免的政策看上去无法阻挡之后,又因为皇帝恩赦张居正诸子的旨意,两京和地方都出现了辞职朝。

有些可能只是纯粹怕后面新政过程中上下两难,有些是在表达不满。

但是像王士骐这种,还带着父辈的私人恩怨。

大家都清楚王世贞只怕有“祖训”传下去,所以王士骐“不愿”与张家子弟同朝为官。

朱常洛表达了坚决不会留这些“蠢人”的态度,甚至指出要开恩科,申时行和李戴都很忧虑。

“陛下,阅历不足,仓促拔擢,于诸衙和地方而言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李戴开了口,“臣这两年一直忙着补员、改任,官员变动实在已经太多太快了。”

“那是要朝廷退让,要朕撤回旨意?”朱常洛看着他,“昔年蒙冤的革员,因朝局而请辞的老臣,民间因乡试、会试之难而屡不得中的贤才,尽可擢用。主官阅历不够便多配佐官,办法总是想出来的。”

“即便恩科新授,再加上重新诏令还朝,恐怕也不够。不少人……”李戴看了看申时行,“譬如太常寺,如今也只召得南京国子监司业焦竑北上,其余大儒都不愿入京。”

申时行沉默不语。

这就是现实。

前面还属于抵抗时期,总要仰仗着朝堂之中有“旧党栋梁”而心存期待。

现在一房四院,沈一贯离朝,王锡爵主持施政院,新政既然已经势不可挡,那就一定会出现这种局面。

这还是目前这个阶段并不想得罪官绅同僚而准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数。

皇帝又说了一点:“但这些人既然已经无心官位,留着他们难道就会好好任事?”

李戴不说话了。

这就是目前的局面:既然皇帝不准备退让,定要推行新政,那么这些事就无解。

为官三思,思危、思退、思变,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当然有人认为现在就是“变”,该“进”。但有许多人察觉到了危险,考虑退而待变,你又不能说什么。

这个趋势只怕肯定会放大,仓促之间能补上足够多有经验有能力、愿意遵奉朝廷政令去任事的官员吗?恩科考选上来的新嫩也只能一步步积累。

最重要的是连锁反应:正如李戴所说,万历二十八年至今几乎一直就处于补员、改任的过程当中。

不管哪个衙门、哪个地方,官员变动太快当然都不是好事。

去哪里做官没有一个熟悉事务的过程?

朱常洛心情烦躁,但也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就是不断演变之后会遇到的问题,他闭上了眼睛,想了许久才问:“朕闻浙江学籍监察御史谢廷赞奏来,仅浙江一省,如今应试之生员就是四千有余。每三年一次,举子则只取定额九十员。大明诸省,这个比例如何?”

申时行回答道:“大约都在三五十倍之间。”

举人取进士,比例则很稳定,百中取三左右。

地方添官,其实总计已经能消化很多:每个县州既有新定品的学官和恩定都设县丞、主簿等佐官,还有新设的里正。

一个县州就能多出十个左右的低品官位,整个大明相当于一口气加了万余新官位。

但这批低品官好找,李戴所说的六品以上甚至四品以上就不能那么低的标准了。

大明存世生员可能有小几十万,但存世举人就下降到了一万多,存世进士则只有两三千人。

明年才是乡试之年,就算明年提高乡试录取名额,也应对不了这一批辞职潮带来的影响。

朱常洛看着两人,下定了决心:“地方官当中,不拘出身。阅历丰富、举人出身的官员,一样该擢升的擢升。老带新,出不了大问题!这名单,是进贤院该操心的事。无论如何,朝廷不允许被这种事要挟住!朝廷财计刚有改观,不允许又退回去!明年举子恩科取士、乡试加正榜名额。再加上太学,三年之后,大明不要因为青黄不接而无法应对官员集中请辞!”

又喊来了王锡爵和陈蕖:“能任事,能操劳的,不吝褒赏。勤职奖廉银,地方上给足便是!即便地方上有再多阻碍,宗旨只有一条:为朝廷办事,朕就不会亏待!”

也许接下来的三年里,地方士绅在厉行优免之余将会十分坚决地断了什么孝敬。也许地方存留下来的银子满足不了地方官吏的胃口。也许他们要拿着比以前实际上更少的钱干着更多的事,还要面临诸多不合作与推脱。

但这就是改革会遇到的问题。

风气改变过来,就是不容易的。

变动过快是不好,但是安安稳稳地、流动不足也不好。

不论如何,皇帝对于这一批请辞的态度是:都允了。

然后反手颁下旨意:明年开恩科,明年乡试各省都加一些正榜名额。

说不定后年会试还要增加取士数量。

“不加赋税,朝廷冗官,养士如此之多,钱粮从何而来?”

国子监的监生正处于“身份变动”的时间。

太学即将开学,他们当中优秀的那批,是直接转入大学苑。

他们本就是各地遴选呈贡,倒不必经过考选。

但现在他们也在议论他们的将来,毕竟恩科、乡试正榜名额增加、官位增多,对他们的前程都有影响。

上了车的就想被门焊死,稀缺才有价值。

“厉行优免,自然是取自官绅之家。”

这一伙议论的几个人没有提到商税。毕竟在他们的认知里,能把生意做大的商户,岂是大多是“儒商”之家或者“儒商之族”。

科举、联姻……既然有钱财,终究是比普通小民要容易一些的。

从天下官绅之家“开源”,再养着更多的官员,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够他们讨论的了。

但有一点:已经有官身的,恐怕会有不少人不愿看到权柄被摊薄、不愿有更多人涌入这名利场。

其中又分为进士出身的、举人出身的……各有各的小算盘。

“但他们又各有顾忌。”

枢密院里,朱常洛又来了一出四世同堂之后,对回到京城述职之后即将再回去的梅国祯、邢阶、彭国光、吕兆熊四人说话。

“无需把这个问题放到整个大明来看,要放到一个个具体的府州县、一个省一个部衙来看。每一处,最终都只是数十人百来人的小江湖罢了,重要人物就那么一些。或者他们会以为能遥相呼应,但实则又各成一军,无非各个击破罢了。”

之所以对这些右都督说这些,是要他们凭借仍然在身的文职身份,至少先稳住各个边陲。

这几个人也是第一回见皇帝,和李化龙当初的感受没什么不同。

皇帝说话很直接,指出的要害很准。

朱常洛看着他们:“如今便如攻坚。有些人认为固守之后定有变化,或者是后继乏力,或者是粮草不济,或者是他处有援军。分割开来,官是官民是民,文是文武是武。边陲没有变故,就不会有外忧引发内患。”

“……臣等谨记。”

皇帝自然是要求他们固守好九边及西南,不让大明陷入对外的征战。

最主要的精力,一定要用在把内部的财计理顺,让新的中枢衙署体系能够稳定地管理着大明地方,有远比之前多的财计收入,能够供养着更加庞大的大明文武,明火执仗地压制着“小民”当中的在野士绅:把该交的都交了!

至于他们,如果觉得这种固守等不到转败为胜的那一天了,那就只能“投降”,只能通过出仕为官加入对方来改变完全被管理、被征缴的地位。

“三年!”朱常洛看着他们说道,“就三年。再有三年,大明必定要从如今这种局面之中摆脱。武可进取,文能图治。父皇如今是有心了,却再无力励精图治,这重担就在我们君臣身上。卿等在边陲,自知外族环伺。若神州力弱之时,不免有陆沉之危。如今唯有刮骨疗毒,才能再次震慑寰宇!数征虽胜,焉知外族枭雄没有窥见大明实已强弩之末?”

他在武英殿之中对着前军之外另外四军的右都督作揖,是皇帝的托付之重。

四个人适应着身份的改变,也知道在皇帝心目当中,枢密院才是最后镇压一切的凭恃。

这里是朝中之朝,他们是重臣之中的近臣。

要么皇帝要做的事情成了,他们从此地位超然。

要么皇帝最终退让了,回到过去,他们被当做“佞臣”而清算。

身份是皇帝给的,结局却是别人推的。

就好比当初的张江陵。

谋国未成身先死,那个如今像是露出了悔意的太上皇帝当初又有几分想护住他的功业和身后名、家小的心思呢?

现在,邢阶四人当然知道皇帝恩赦了张居正的儿子们,知道皇帝此刻无比坚决。

他们也可以怕事、请辞。

他们还可以选择试一试。

望着弯腰作揖的年轻皇帝,官场浮沉多年的他们终究是多了一份家国之心。

至少之前虽然交道不深、彼此之间算是不够了解,但皇帝愿意先给他们这份信重,愿意相信他们。

“臣愿为陛下分忧!”

京营之中,是今年的较技。

不在漕运时间,陈璘和王承勋也来了。

左军左都督王承勋、前军左都督陈璘、后军左都督萧如薰、右军左都督刘綎,他们下个月就要从中各挑三千,作为他们分驻各方的标兵营。

养心殿那边,刘若愚带着内书房安排在这里的两个小太监统计着各地给皇长子降世而呈上的“贺表”。

这以奏本而呈上的贺表里面,是各地向皇帝禀明的数字。

泰昌二年尚未完全结束,也不是所有地方的贺表都到了,但至少初步的数字有了个大概。

暂时设于文楼的御书房里,新到任的“书相”朱赓则要整理各地的题本,其中也有回复给施政院的题本,上报着今年开始之后“应征”和“应解”的赋税数目。

他感觉有些眼花,比对他昔年在礼部、吏部时听户部说的,总感觉数目相差有点多。

统计还没有完成,但最终都会汇聚到朱常洛这里来。

“比对出来了?”

夜里,他问田义和陈矩。

“退赃部分,几乎平均抵得上各地往年五年赋税。”田义说的是奏本数据。

“厉行优免后,大抵能多收四到六成。”陈矩说的是题本数据。

他们的语气都很凝重,因为地方上好像“太积极”了一些。

这意味着,大明恐怕在今年一次性收上来一千大几百万两银子,虽然随后还要根据贺表之中所列的今后三年开支存留许多在地方。

而从今年开始,大明赋税也应该稳定地上涨到田赋四千万石以上。哪怕不去搞什么厉行商税,岁入实银也该在五百万两以上。

既是刮人钱财,又是断人钱财。

这样的“成绩单”,让田义和陈矩很忧虑:像是一次举国的抄家,只不过没抄彻底而已。

钱多得令人害怕。他们相信,就算是爱财的太上皇帝也会感到害怕。

朱常洛却只是点着头:“先收上来再说!”

然后就吩咐:“仍如去年,把京营较技的犒赏银子先准备好。”

两人心忧不已地去准备了,朱常洛心里却有数。

无非缺乏对比罢了。

历来如此,就显得如今特别“恐怖”吗?

不,整个大明,在这尚未开始进入工业时代的世界,她真正的国力凭什么只是岁入田赋四千多万石粮、不到千万两银子?

本来就该让整个朝堂都开开眼!

哪个当官的不喜欢宽裕的财政状况?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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