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3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21)

即使这一次安平事件,卫尉寺、职方司所有人都闹得灰头土脸,但曹谌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皇帝对司马梦求的信任并没削弱。这种关系,让曹谌不自禁的感到羡慕,甚至是嫉妒。不过,曹谌继承了祖辈的一些性格特征,尽管是名门望族出身,他也从不会骄矜自大,反而是缜密谨慎的性格,在外人面前,他从不会表露出任何的想法。职方司乃至兵部的僚属,都觉得他和司马梦求的关系,完全是萧规曹随,甚至会觉得他对司马梦求过于顺从了。

老实本份、宽和厚道的外戚角色——这样的性格,本也是时人对于外戚的期待,而大宋朝的外戚之中,的确也不缺这样的外戚,所以,大家期望曹谌是这样的,也觉得曹谌就是这一类的“贤良”外戚之中的一员,这就是时下人们一般的想法。

但是曹谌自己是不甘于这样的角色的,这个角色的定位,表面上看是夸奖,但实际上却隐含着身为外戚,只要老实厚道就行,不需要有什么能力,这种无才便是德的侮辱。而曹谌更希望自己的才能受到认可。

这次的事件,曹谌似乎感觉到了一个机会,但这种内心深处的直觉,隐隐绰绰,似乎就在那里,却极难抓住,对于该做点什么,他始终都是不得要领。

而隔壁的司马梦求,此时还完全不知道他的下属心里面的那些小心思,他也没有心思再关心其他的事情,自从内东门小殿召见结束后,这一段日子,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对石越“左右之人”的调查之中。

司马梦求并不相信石越会有谋逆之心,为了安小皇帝之心,他甚至以身家性命做保,并且曾经承诺小皇帝,若安平之事果真是石越策划,他会亲自刺杀石越,再自杀谢罪。这个承诺,司马梦求也是绝对认真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一切会发生。

司马梦求对于石越的尊敬、信任,甚至可以说是爱戴、崇拜,是毋庸置疑的,没有掺杂半点水份。但同样,他对于宋朝的忠诚,对于两代皇帝对他的信任的感激,也是毋庸置疑的。他从未想过二者之间会有任何的冲突,他认识的那个石越会是乱臣贼子?这样荒谬的事情,司马梦求想都没有想过。

这不过是奸贼的离间之计而已。他能够理解小皇帝的猜忌,身为皇帝,不可能要求他无条件的信任臣下,尤其是在发生了安平事件这样的事情之后,否则那就不是宽仁,而是愚蠢了。皇帝并没有上当,对石越依旧表达了公开的信任与支持,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理就算得上相当妥当了。

但在司马梦求看来,石越还能为这个国家做更多,而为了让他能做更多,他需要小皇帝更多的信任。既然小皇帝能够如此信任他司马梦求,那么,小皇帝与石越之间,应该也有那个共存的办法存在——他并不天真,他知道小皇帝与石越这样宰臣之间有天然的矛盾,他只是认为值得去寻找那个共存的办法!

为此,即使是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因此,他才向皇帝提出,要做这个调查。如果能彻底排除石越左近之人的嫌疑,那么石越的嫌疑,自然就消失了。这种调查,而且还是秘密调查,也许在别人看来,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司马梦求却能够做到。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石越的“左右之人”。

能够被石越托付去做这种事情的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潘照临、唐康、石鉴、陈良……也许还有范翔,最多再加上几个性格缜密的可靠家人。但如果说石越真要干“大事”,潘、唐、石、陈四人竟然一个人都不曾参预,那岂能想象?

当然,实际调查的范围会更广,因为皇帝实际怀疑的对象,应该也是疑心石越左右有人想图非常之富贵,因此河北宣台的一些谟臣,还有一些石越的西军旧部,也需要进行排查。但如果同时全面展开的话,他的人手就会严重不足了。虽然有一些调查下面的人根本不需要知道在查什么,但重要的部分,还是需要精明强干并且绝对能够保守秘密的可信之人来进行,这样的人,在职方司可不算太多,而且他还不能全部抽调,循正常途径追查幕后主使也要同时进行,虽然希望渺茫,却也不能因此放弃。

所以,司马梦求只能一步一步进行,他首先要拟出一个让皇帝认可的名单来,然后按图索骥,逐个调查名单上每个人这一年内的行止,一一排除嫌疑。而优先调查的,就是潘、石、陈、范四人,以及一些石府下人的行踪。唐康乃至唐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调查的,唐康在安平以及之后的表现,已经彻底帮他和唐家洗脱了嫌疑。

至今为止,初步的排查还是颇有效率的。

一些石府的家人,都建立起来了比较完整的时间线,值得怀疑的人都必然在石府有一定地位,这些人在朝堂上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在汴京一般百姓之间,却已然也是个大人物,他们的这一年内干过什么,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特别的人,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并不难查清楚。汴京毕竟是一座街坊邻居都极为热情而且好谈是非的城市,很多时候,职方司的吏人甚至不需要花什么心思,只要喝一杯茶,顺口一提,就有人滔滔不绝的将这些人祖宗三代的故事都讲给你听。

从初步排查来看,完全不出司马梦求意料,这些家人今年之内根本就没有人去过河北。石越在这方面相当谨慎,连家书递送都是用宣台的渠道,全是班直侍卫在送信,这既是他的特权,也是一种姿态。在外领兵,石越是很注重这些小细节的。

对潘照临等人的调查也不算困难。陈良远在杭州,但陈良在杭州也是个名人,几名亲从官找到一些刚从杭州来汴京的客商委婉打听,可以确定陈良一整年都呆在杭州西湖学院讲学,悠游度日,这一年之内,他纳了两房小妾,其中一个还是杭州有名的名妓,添了一子一女,还在西湖边新置了一座园林,又耗费重金从益州引种牡丹至杭州载种,还邀请杭州名流举办了一次牡丹盛会,此外还两次拒绝了诸侯国的邀请,以及又替某个诸侯国出谋划策、牵针引线办成了某件大事,得到了若干让人羡慕的谢礼……

而石鉴与范翔就更简单了,宣台之内,本来就安插有职方司的亲从官,此外轮调回京的班直侍卫也有不少,这两人在河北基本不离石越左右,偶尔出使,也有班直侍卫跟随护卫,从未单独行动过。

唯一让司马梦求皱眉难断的,就只有潘照临了。

一份份的整理所有关于潘照临的报告,司马梦求发现潘照临自从今年二月回到汴京之后,便又重新在汴京住了下来,这是绍圣以来颇为罕见的情况,因为此前潘照临一向是行踪飘忽不定,更是极少回汴京的。这当然也称不上可疑,因为潘照临是石越最倚重的谟臣,今年乃是多事之秋,他在汴京出谋划策,也是情理之中的。

而回汴京后这近一年的时间,潘照临中间也离开过几次汴京,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何处,只是他每次离开的时间都很短,可以猜测不会去太远的地方。他在汴京的时间,虽然不是深居简出,但也是半隐居的状态,很难追查到他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做过哪些事。但这同样也不能算是疑点,因为潘照临的身份与其他人不同,他既不公开活动,却又高高在上,够资格见上他一面的,都不是寻常人物,即使在韩维、范纯仁等宰臣的府上,他也是座上之宾,区区职方司的亲从官,不要说没资格去询问韩维、范纯仁这样的宰臣,就算如李敦敏这样的官员,也是绝不敢去打扰的。如此想要旁侧斜击的打听到准确的消息,就要困难许多了。而且潘照临行事的风格一向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行踪只有他本人才清楚,如今职方司的亲从官想要追溯,本来就只能靠着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拼凑,不可能似其余人那样一目了然。

但稍稍让司马梦求有些在意的是,据他所知,潘照临应该是住在贡院附近蔡河畔的一座宅院,那是唐康送给潘照临的礼物,潘照临虽然没有正式接受,但还是暂住在那里,司马梦求也曾过去几次,那座宅子位置清幽,闹中取静,而且还带有一个布局精巧的小型园林,对这份礼物,唐康应该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除了园宅外,唐康还附赠了一众家仆使婢、马车马夫,以及一具名为“秋籁”的唐琴——司马梦求几次去见潘照临,其中一小半的目的,就是去看那具秋籁。

但是,根据他此刻看到的这些报告分析,潘照临在汴京城内应该还有别的居所,此外在城外可能也有居处。一名亲从官从那一带送报的报童口中得知,潘照临几乎每天都会购买当日的所有报纸,并且出手十分阔绰,而那位报童还在无意中发现,他一个在戴楼门附近送报的小伙伴,经常也会卖给这位客人同样多的报纸!

职方司的亲从官们早已总结了一套经验,要调查一个人的行迹,每天会固定出现在各家各户门口的报童那儿,总是有最多最可靠的消息来源,那些辽国派到大宋的奸细也许什么事情都不做,但一定会看报纸……潘照临肯定想不到,他的秘密就这么简单的暴露了。

调查的亲从官也调查了戴楼门那一处住所的房主,在开封府的档案中,那处房主登记在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下,而众多的被调查者则全都认定潘照临才是宅子的主人。这一切都显示,潘照临不想让人知道这处住所的存在。然而,根据调查,那个住所也没有女子、小孩,虽然经常有各色人物出入,却都不象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亲从官调查了几个被确认经常出入那处住所的人的身份,结果让人讶异,这几人身份各异,有的是衙探、省探,有的是行会的牙人,有的则是写话本的落魄文士。更多的人,则是连身份都无法确认。

似潘照临这样的人物,结交三教九流的人物并不算出奇,仅凭现有的线索,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司马梦求总有一种直觉,他反复阅读手中的情报,总感觉这些线索并不简单。

他感觉也许职方司的亲从官们,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虽然未必与安平之事有关,但是,应该也并不简单。司马梦求是宋朝现有的情报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他也非常清楚潘照临在这方面的贡献,实际上职方馆最早的一批在辽国的细作,有一部分最初就是潘照临安插的,只是后来才被统合进职方馆。因此,他有些疑心,他是不是在无意中,发现了潘照临经营的情报网!

司马梦求绝不怀疑潘照临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职方馆与职方司创立之后,任何官员、将领,私自组建情报部队在原则上都是不被允许的——若是边境长吏、守将触犯此例,枢密院一般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能自己设法解决细作的编制,舍得出自己的公使钱当细作的薪俸就行,密院也并不深究。但是,除此以外,任何官员,哪怕是宰臣,也是极犯忌讳的。尤其这还明显是针对本国官员的,即使是宋廷本身,在这方面都是小心翼翼,生怕激起士大夫的反弹。

这也让司马梦求有些投鼠忌器,如果他的怀疑被证实的话,他不知道这是潘照临自作主张,还是得到过石越的授意。以司马梦求对石越的了解,至少从熙宁末开始,石越在这方面就相当谨慎了,到了绍圣年间,就更加小心不触犯任何忌讳。这也是合乎常理的,到了宰臣的地位,若还要靠着上不了台面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其实是很无能的表现,因为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中,这种行为即危险又无太大的好处。比如这种私下里的情报网,任何参预其中的人只要心中有所不满,跑到登闻鼓院一击鼓,就能彻底毁掉石越——这相当于石越主动送把柄给人以方便其在需要的时候勒索自己。

如果石越是那种一手遮天的权相,拥有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力量还稍微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其后果也就是被人诟病,丧失人望,在史册上留下不光彩一笔。但绍圣年间是三党鼎立,做这种事就殊为不智了。

即使司马梦求还在石越门下的时候,石越也不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并不相信这件事情与石越有关。但即使如此,事情一旦证实,石越也还是很难脱得了干系。虽然现在表面上潘照临已与石越没有关系,但以潘照临和石越的关系,潘照临出了事,石越又怎么可能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司马梦求心里面再次生出干脆将此事掩盖下来的想法,他又仔细的检查了报告上的几名亲从官的名字,都不是班直侍卫与内侍出身,其中一人还是他从职方馆带过来的亲信,只要费点手脚,这件事情,完全是有可能装做没看见的……

如此想着,司马梦求拿起一份报告,放到了身旁的火盆之上,手掌感受着火盆传来的温热,司马梦求稍稍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一咬牙,将报告扔进了火盆中,瞬时,火盆内的火苗猛的窜了起来,不用多时,一份报告,便化为灰烬。

烧了第一份报告后,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份份的关于潘照临的报告,在司马梦求面前,烧成灰烬……但是,报告中的每一个字,却在刻在了司马梦求的心中,让他始终难以释怀。

潘照临究竟想做什么?绍圣以来,他已经退出了石越的幕府,这么久了,还维持着这样的情报网,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还要继续任由他如此胡作非为么?这件事这次是被自己发现,下次难保不被曹谌或者其他人发觉,到时候连累的,还是石越……

各种各样的疑问纷至沓来,想得越多,司马梦求就越发的感到潘照临疑点甚多。他心里面,甚至萌生起不好的预感来。

皇帝那边,潘照临的嫌疑也终究是要排除才能让皇帝信服的,对潘照临的调查,并不能就此打住。司马梦求心中莫名的生出一丝悔意来。看来,之后对潘照临的调查,必须由自己亲自指挥,甚至是亲自进行了。

(本章完)

第684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22)

火光映照在司马梦求紧锁着双眉的脸上,他暗暗做下了决定——为了掌握主动,无论如何,他都要先将潘照临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数日后,北京大名府。

晴朗的冬日里,万里无云,淡淡的阳光照耀着这座河北名城,令整座城市都浸沉在一种明朗的严寒中,透出一种坚硬、洁净的美来。

但对此刻身在大名府的潘照临来说,却是毫无心情去感受这样的景致。石越的行程比他预想要慢许多,他在大名府,已经等了十来天了。这多少让他感到有些不耐。

他还不知道司马梦求正在暗中调查他,对于职方司对安平事件的调查进展,更是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小皇帝在崇政殿召见众宰臣时的情况——他毕竟也没神通广大到事无不知的地步。但是,他现在掌握到的情报,便已经足够让他感到不安了。

这些日子,汴京朝廷中,以封赏有功之臣的名义,大除拜接连不断。

先是左丞相韩维罢左丞相,拜侍中、平章军国重事。然后是石越罢右丞相。虽然没有正式拜左丞相,但从罢右丞相敕书上的溢美之辞来看,拜左丞相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是等着石越回京就会正式下诏。而接替石越拜右丞相的,则是枢密使范纯仁。

紧接着,兵部尚书韩忠彦拜枢密使,户部尚书苏辙辞相自请出外,枢密副使许将拜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章惇拜兵部尚书,工部侍郎曾布拜工部尚书,翰林学士安焘拜礼部尚书……接连不断的大除拜让人眼花缭乱,两府宰臣之中,竟然只有吏部尚书吕大防、刑部尚书李清臣、枢密副使王厚三人没有挪位置!其中王厚也是新除不久。

两府宰臣的变动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汴京朝廷的重要人事变动,却远不止于此。

翰林学士院也发生了大变动,除苏轼仍任翰林学士,安焘高升外,皇帝又新任命了英宗治平二年的状元彭汝砺为翰林学士,又以尚书左丞钱勰、新党干将蒋之奇出任翰林侍读学士。

而在钱勰腾出位置后,又让尚书右丞梁焘升任尚书左丞,诏回张商英,让他出任尚书右丞这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此外,又任命有名的才子,熙宁年间修撰《两朝宝训》,绍圣间又修撰《高宗宝训》的林希为中书舍人,同时负责修撰《高宗实录》。

刚刚换了御史中丞的御史台也迎来大调整,安惇时隔十余年,再次被任命为侍御史,原来御史台中不少旧党的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纷纷升官,离开御史台,前往地方上担任各州通判,而以刘拯为代表的立场偏向新党的官员,以及以贾易为代表的程颐门生取而代之,成为御史台中两股新的势力。

门下后省同样没能逃过这次大调整,原都给事中胡宗愈高升,出任太常少卿,而以三槐王氏第五代中颇有名望的王震接任此要职,三槐王氏乃是宋朝有名的名门世家,出过真宗朝名相王旦这样声名赫赫的人物,王震的叔祖王素也是历事仁、英、高三朝的名臣,但王震立场却偏向新党,为吕惠卿所荐,熙宁年间曾经在中书习学公事,出任中书检正官,为变法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又出任过起居舍人等近职,熙宁末年始出外任职,如今风水轮流转,再次回到中枢,还出任都给事中这样举足轻重的官职。而副都给事中,则由弹劾刘挚立下大功的刑恕担任!

至于此外的各种任免除拜,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次的人事调整,有如暴风骤雨一般,又猛又急,涉及到几乎所有重要的机构,是熙宁、绍圣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次调整。即使是熙宁初年,新党初得志之时,也没有过如此剧烈的人事变动。

但这次剧烈的变动,却没有激起值得一提的反对声浪,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通过了。其中奥妙,便在于这次变动的“剧烈”,其实只是表面上的。

以两府的格局来看,表面看来变化虽大,实际上却只调整了两位宰臣,一个是本就准备致仕的韩维,一个就是自请出外的苏辙。得知苏辙出外的时候,包括潘照临在内,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以为皇帝在针对石越,但曾布拜工部尚书的消息却马上化解这种怀疑。朝中三大势力,旧党范纯仁拜右丞相,吕大防仍任吏书,在两府中的势力可以认为是加强了;新党许将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户部尚书位置,不用说也是加强了;石党少了个户部尚书,却多了个左丞相和工部尚书,也是加强了。其余宰臣则都是游离于新党与石党、石党与旧党之间,要么升官,要么仍维持原职,并没有人利益受损,三党的势力格局也得以继续维持,难得的皆大欢喜,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其余学士院、御史台这些次一等的核心官衙,虽然的确加入了一些新党,但原有的旧党纷纷升官,并非被贬逐,留任的旧党也依然占据优势,新任命的官员中也同样有如贾易这样的旧党官员,即使一些旧党官员对某些新任新党官员心存芥蒂,也很难找到反对的理由。现在三党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合作的状态,总不能说这些官职只能旧党做得,新党便做不得。此外吏部尚书吕大防对于新党的暖昧态度,也对这些任命得以如此顺利通过极为有利,在崇政殿召见之后,范纯仁与吕大防之间,更是已经走到接近分裂的边缘,在这样的敏感的时刻,旧党也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力量去阻止对这些新党官员的任命。

而且许多的官员,比如张商英、林希、刑恕,其实已经很难说他们是哪一党,张商英在一些人眼里其实是石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新党,林希和二苏、章惇都是好友,他被提拔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高宗宝训》编得好,刑恕到底还是不是旧党,现在已无人说得清……这些人,只能说他们是小皇帝比较喜欢的那一类官员。此时的旧党连如安惇这样的新党复出都无强烈意愿阻挡,更不用说去针对这些派系难以判断的官员了。

自然,对于这种种内情,潘照临亦不能尽知,对于旧党在这次大除拜中的微妙变化,他也不明所以,但他依然敏锐的感觉到了隐藏在这次大除拜中的不利因素。

通过这次大除拜,两府、学士院、御史台、门下后省,小皇帝全部实现了“异论相搅”,尤其是旧党丧失对御史台与门下后省两个至关重要的机构的绝对控制之后,表面上是三党势力格局继续维持,实际却是小皇帝在一步一步的收复自己的失地。从此以后,小皇帝有了更多的筹码,在面对宰臣之时,将占据着更多的主动权,三党之间的互动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微妙。

而重新起用安惇、张商英、王震等官员,则是小皇帝在更加明确的向外界释放信号——他想要有所作为,他想要积极进取!他已开始培养自己的人马。

小皇帝想要进取有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潘照临亦不在意。为了让小皇帝的志向得以实现,他还暗中帮过皇帝一把,操纵杨畏、刑恕赶走刘挚,打破朝中平衡,削弱小皇帝推行北伐之策时的阻力。

但如今看来,这个忙似乎帮过头了。小皇帝比潘照临想像的要聪明。在他原本的设想中,刘挚罢中丞后,小皇帝不会再将御史中丞的位置交到旧党手里,新党有机可乘,也一定会觊觎这个重要的位置,两党即使不撕破脸,也会为此来一番明争暗斗。而与此同时,旧党内部的平衡也会被打破,潘照临对算学、几何之学也是颇为精通的,深知三角结构才能稳定,两个巨头则难以平衡,旧党只余下吕大防与范纯仁,若吕大防地位比范纯仁高还好些,范纯仁性格温和,能居人下,可能二人之间的矛盾还要小些,但现实却是范纯仁地位比吕大防高,如此性格温和反成为范纯仁的弱点,他的性格绝对无法让性格刚强的吕大防以领袖视之,如此,旧党内部的斗争也将不可避免。旧党势力若然分裂,而小皇帝为了进取之志,多半又会重用一些新党,这必然会招致旧党的警惕与反弹,但内部不团结的旧党绝对无法阻止新党的复兴,甚至会因此招致皇帝的反感,导致一些激进的旧党大臣被贬逐,这又将迫使旧党做出选择——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巩固与石越的同盟,与其选择新党,不如选择关系更好的石党。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决定。旧党无论如何,也会将石越推于北伐领导者的角色上。但这一次结盟,却再也不是以前,因为石越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而旧党却再也没有了司马光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了……

这就是潘照临原本的如意算盘。

但现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首先小皇帝在新御史中丞的任命上,就让潘照临小小的吃了一惊。御史中丞仍然是旧党接任,这让旧党对新党复兴的警惕感大为降低。而由此带来的影响,则是吕大防的态度完全出乎潘照临的计算。刘挚罢中丞后,吕大防的确将自己当成了旧党真正的领袖,并矢志要继续巩固旧党的地位,让大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因为皇帝并没有对新党流露出过份的亲近,结果他反而将石党视作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潘照临更大的失算,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吕大防会改变态度,支持北伐!

吕大防的这个态度至关重要,这让小皇帝有了充足的选择。小皇帝并非是天生反对旧党,他只是想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而旧党一般会偏向保守、稳重,因此他不得不要削弱旧党的力量。但如果旧党也支持北伐,他又有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人和事物,都是会不停的变化的。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一成不变的东西存在。熙宁、绍圣年间所谓的“旧党”,在仁宗庆历年间,曾经也是变法的“新党”,庆历新政就是旧党的变法。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理念错了,而是归咎于朝中的权奸,终于有一天,他们都熬成了朝廷元老,宋朝也迎来了再一次变法的时机,他们本以为自己会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再来一次庆历新政,因此,在治平、熙宁初年的时候,旧党也曾经是希望改革的,但上天却没有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宋廷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变法之路上,于是,新的“新党”诞生了,正如在革命党的眼中,洋务派亦只不过是保皇党而已,因此,过去的改革派理所当然也就变成了“旧党”……但其实,所谓“旧党”的政治理念,基本仍然是以范仲淹的政治蓝图为基础的,只不过是略有修正调整,从无本质的改变。

但人类在观察别人的时候,却总是会自觉不自觉的给别人打上标签,然后又用固有的标签去解读别人。

从富弼在熙宁初年对皇帝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开始,旧党给人的印象,便始终是对战争持极度谨慎的态度,人们早已忘记,其实当年庆历新政的内容也包括修武备,面对元昊来势汹汹的入侵,是范仲淹与韩琦几乎从无到有在陕西经营起了一只能战斗的禁军,虽然这看起来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几乎打输了每一场战役,最后不得不坐视元昊建国称帝,与元昊议和了事,但从战略上来看,他们还是挫败了元昊入主关中的野心。而且,那个时代败给元昊的,也不止只有范、韩而已,十六七万辽军铁骑,面对元昊,也同样闹了个灰头土脸。无可否认,旧党中哪怕最杰出的人物,军事才能也相当有限,至少远远不及元昊,而且,惩于五代之弊,几乎所有的旧党人物对于武人都极不信任,防范猜忌之心甚强。但很少会有人去细想,这其实正说明了旧党在战争上的极度谨慎态度,是有极其复杂的原因的。

人类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所谓“路径依赖”的种族。比如对待战争,如果本身具备相当的军事才能,并且也曾经取得过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军事手段就会很自然的成为常规手段之一;但如果本身军事才能平庸,又不曾在这方面取得过什么成绩的话,那么,军事手段也会很自然的成为最后不得己时才会考虑的选择。

从庆历到治平,宋军那不甚光彩的战绩,很自然就会让旧党在对待战争时变得格外谨慎。再加上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反战主义在旧党中成为主流也就不难理解。

但是,从熙宁到绍圣,宋朝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堪称辉煌。虽然人们在思想上的转变往往会困难而缓慢,尤其是在对西夏的战争胜利之后,宋军又一度在西南夷战争中折戟,这无疑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安平大捷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比起西夏,辽国对于宋朝是完全不同的意义。西夏哪怕是最强大之时,宋朝的士大夫也从未平等对待过它,它始终被视为一个臣邦,但辽国不同,辽国在宋朝士大夫心目中,却是一个平等的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大国。

因此,全歼数以万计的辽国铁骑,对于宋朝每一个人在心理上产生的冲击,都是难以形容的。

许多旧党君子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早就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如果对他们不够了解的话,就很难觉察。因为他们慎战的态度是不会转变的,这是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就算宋军所向披靡,他们也不可能变成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但是,避战、畏战、反战的思想,却早已烟消云散。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变化却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避战、畏战、反战,在初期,肯定都是以慎战的名义出现的。

潘照临虽然精于细察人心,但是,在吕大防身上,他还是免不了被自己固有的印象给欺骗了。

而且,他再料事如神,也绝想不到会发生折克行自蔚州突围成功的事情。

大雪封山,又被耶律冲哥这样的名将以优势兵力围困,怎么看都是身处绝境,谁又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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