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诽归腹诽，刘钰还是羡慕嫉妒的。
整个包括绿罗马在内的亚洲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抵达一定的高度之后，也只有做到最顶端的那个人，有资格“任性”地偶尔当一会儿人。
包括诸多皇子在内，只要露出了一丁点的软弱，跟其混的人早就另投他处了。
皇子之下，刘钰已是公爵，到顶了。
可即便是他，在之前的治淮问题上，他要是有过多的“人性”，一旦站出来，将来治水出了事，他就有大麻烦。
皇帝看似在问身边的人，实则就是自言自语，自我感慨。因为这话，就没有臣子敢接。
盖棺定论、盖棺定谥号，大顺就没有评价活人的习惯。
刘钰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皇帝这时候发神经的缘由。
从李家王朝的角度来看，现在做完的事不提。
剩下的事，要么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根本就是小事了、要么就是功利千秋的事没有一件好做的。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南改土归流之类的，自然是大事。
但从李家王朝的角度，那叫大事吗？
以史为鉴，有西南土司起事成功，最终坐上龙椅的吗？
以史为鉴，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
以史为鉴，即便刘钰说过无数次了，线列兵加野战炮加棱堡，北方游牧的祸患可以就此告别。大顺参谋部推演出的“棱堡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是说大顺和西洋那些国家的战争、以及必然技术扩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弹的影响，而不是说北方游牧——养得起瑞典炮兵的准噶尔，靠的是金矿铜矿和天山的耕地、棉花、小麦和手工业，它就根本不是个单纯的游牧势力。
但终究考虑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主义的错觉、刻舟求剑的潜意识，使得皇帝潜意识地觉得北方问题比西南土司要严重的多。
西南改土归流，站在皇室和王朝家族的角度看，就是修修补补。
除去西南改土归流，还有西北移民、东北移民，乃至于皇帝设想的郡县朝鲜和北越，要么就是小事，要么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事。
而治水，治淮、治黄河、废漕运等等这些，属于是站在李家王朝角度看的大事、治标治本的那种。
刘钰就说过，皇帝很自负，皇帝想办大事、治标治本的事。因为剩下那些在李家王朝看来的小事、治标不治本的事，即便儿子不如自己，也差不多能办成。
可大事，就没有一个简单的。
甚至可以说，治淮、治黄河、治水，竟然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那个。
剩下的，李家王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保证小农经济、保证自耕农、保证土地兼并的延缓，保证不至于民不聊生。
胥吏狂欢、基层加派、士绅控制、土地买卖、黄淮水灾、兼并破产、漂没贪污……这才是要解决的大事。
而这些大事里，开口就要3000万两白银的治淮，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一个。
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才堪堪能解决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大事，而且还不保证这件事最后到底能不能做好。
听起来有些魔幻，可事实就是如此。
剩下的随便拿出一个，是3000万两白银能解决的？
就说次简单的、理论上是可以用氪金来解决的……治理黄河。
3000万两？
3000万两就想驯服黄河？欺负欺负淮河得了。真要是铜瓦厢决口了，3000万两连个响都听不着。
剩下那些，胥吏、士绅、加派、贪腐、兼并、地租……哪一个不比治理黄河要难？
做政治动物的时候，刘钰“赤子之心”、“宇宙之悲”的时候，皇帝哈哈大笑，觉得刘钰是打仗打多了，得了战后病了。
然而一旦不做政治动物，偶尔当回人，一样也会生出这种无力感。
刘钰自然感觉到无力，所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暗影双生的新阶层上，寄托在未来上。
他直接躲开天朝内的事，觉得外面的事比天朝内部的事简单多了。
干就是了。
哪怕是爪哇土改呢，他都能直接告诉牛二：多简单，杀就是了。他妈的就是把万丹苏丹的头剁了，有人跑来朝廷告状，他也扛得住。在爪哇，剁个有十万亩土地的当地大土地主，都不如在河南江苏剁一个一千亩的士绅麻烦大。
爪哇土改能杀，山东河南的土地问题，刘钰敢说杀这个字吗？
可皇帝不是刘钰，他是天子。在他看来，外部扩张的最终目的，就是有足够的钱，来解决内部问题。
只要保证现今的基本盘，能把基本盘内部的问题解决了，外部自然不是问题。
这么想，绝对正确。
中华这么大的体量，内部问题解决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此时西洋诸国算个啥呢？
然而最正确的想法，往往意味着这是一条根本走不了的路。
所谓：正确的废话。就是如此。
一个治淮，就直接让皇帝感慨万千。真相把国内的事都解决了，何异于登天？
皇帝也知道自己偶尔发发的感慨，根本无人敢回答，终于对着涛涛河水叹了口气，不再提自己“如果现在死了如何如何”，慢慢转过身来，不再去看那涛涛浊浪。
唤来身边近侍，吩咐了两句。近侍便让身边的护卫、内官等，各自散去在五十步外，恰恰是听不到皇帝说话的地方。
等一群几十步外的护卫围绕的中心，只剩下皇帝、刘钰、廖寒辉三人的时候，皇帝示意廖寒辉靠近一点，然后问了一句话。
“朕不想要你的脑袋，也不在乎什么全家担保之类的话。朕只想问问，五分入海、五分入江的治淮策，有几分成算？”
廖寒辉的态度，让皇帝预判了他的预判，多半问起来，肯定就是拿自己的项上人头和全家担保。
但治淮这么大的事，一个项上人头，一家几十口人，有个屁用？
“回陛下……”
廖寒辉仔细斟酌了一下，用了一句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自宋决黄河后，历朝历代也不是没有想着治水的。譬如治淮，有些工程已经开挖了。但往年季节都没有大雨，偏偏开挖的那一年大雨倾盆，成果尽倾覆。”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臣为人，是以只能谋事在人。”
“若天无异常，当有八分成算。”
“臣在图册中，已测得诸多数据。淮河流量、开口流量、通江流量、地势高度、所需人工……这些，都不是臣坐在书斋之中一拍脑袋得出来的。”
这话看上去并没有保证什么，但在皇帝看来，也算不上滑头。
而是将事情直接说清楚了，真要干的话，天若不予，人力奈何？
最终做决定的，还是皇帝。不是他一个郎官能定下的，哪怕是河道总督，也没这个决策权。
这，不是天朝外的事，是天朝内的事。
是要走六政府、天佑殿、大朝会的。
不是下南洋这种皇帝内帑出点钱，直接绕开六政府天佑殿去与荷兰谈判的事。
这件事，做成了，就是皇帝圣明。
做不成，就是皇帝一意孤行。
廖寒辉不是把皮球踢给皇帝，而是说最终天佑殿六政府和皇帝，才是帝国的决策者。自己，只是确保决策实行的人。
也包括上书直言和劝谏。
不是他不想极力争取，而是如皇帝所说，自己的项上人头、全家性命，顶什么用呢？
得到“八分成算”这个答案的皇帝，犹豫了略微片刻，转头看向了刘钰。
“兴国公，朕若急用钱，你能弄多少？”
刘钰想了想，回道：“看朝廷还不还。有些钱，不用还。有些钱，最好还是还。”
“朝廷若从盐商身上弄钱，其实到头来还是从百姓身上弄。但这事儿，盐商有钱，源于朝廷垄断政策。他们享受着朝廷的垄断政策，得了利，弄点钱是没问题的。缺了他们，自有别人顶上。”
“海外贸易，虽然也是朝廷垄断政策，但又不一样。”
“盐商之类，你不干，朝廷放开政策，别人自然可以干。”
“海外贸易，朝廷放开政策，结果就是海商被荷兰人扣在巴达维亚屁都不敢放一个；结果就是海商去小仓‘自由贸易’，被倭人拿着大炮轰死好几十；结果就是连两晋三国时候都能去的狮子国都去不了。”
“陛下委臣兴工商事，盐政臣是管不到的。”
“只谈工商，陛下让臣弄钱，若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根本不想还的话，臣可以弄八千万两。”
“可要还的话……那就是借贷。”
“5%的年息，臣能弄1000万两。”
“30%的年息，且朝廷保证能还，甚至以盐税做抵押来作保，臣能弄大几千万。但，30%的年息，三年翻番，朝廷根本还不起。”
皇帝嗯了一声，也明白盐商垄断和海外贸易垄断的区别，现在的大顺连走出印度都难，各国都在搞垄断专营的时候，只有以垄断对垄断、以国家对国家。
盘算了一下，若是借款1000万两，按照5%左右的年息算，一年利息大约是五六十万两。
于是问廖寒辉道：“若治淮，变水灾为水利，可灌溉多少田地？使多少田地由旱田变为水浇地？”
“回陛下，若引淮走高邮入江、引洪泽湖直接入海，所利田亩，在120万亩左右。”
“除去灌溉水浇地外，其余田亩，自安徽至苏北，数百万亩耕地亦可减轻淮河水涝，三五年一次水灾的蠲免救助，亦可免去。”
皇帝下意识地心说：这不发水灾的地方，是省了蠲免和救济，但是赋税却没加啊。120万亩水浇地，纵然从下田抬为中上田，即便清查亩数增上田之税，可够得一年五六十万两的利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