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3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上)

如果说,西非和南美贸易,是这些刚刚开始开眼看世界的大顺海商们没有想到的。

那么,波斯、印度、南洋这些大顺接了VOC盘的地方的贸易,则是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高利润。

之前他们看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账本,在荷兰公司里,南洋印度波斯贸易,赚钱,但成本也大。而且还涉及到中央派的十七人绅士、七省商会;与巴达维亚地方派的一些争斗,所以账目很复杂。

所以股东们倒是从未怀疑过可以盈利。

但当刘钰报出盈利数目的时候,他们大感意外。然而等刘钰说完这些比荷兰人盈利更多的因素后,又都觉得确实在情理之内。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能够在接了荷兰人的盘之后获得高额的利润,有大顺贸易的特殊性。

在荷兰人经手的时候,始终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白银不足。

比如荷兰必须要去印度的苏拉特买棉布,再用印度的棉布运到香料群岛,换取各种香料。

而为什么他们不用松江布、金陵布呢?

不是因为松江布、金陵布比苏拉特的棉布差,也不是因为大顺这边的棉布比印度的棉布贵。

而是因为……白银问题。

在印度,可以用胡椒之类的香料,由买办中间商做周转。

比如印度的买办商人,可以收荷兰的香料、杂货、五金、针头线脑等,核算一下价格。

再用核算的价格,支付给荷兰人棉布。

这其中,是不用白银周转的。

但如果荷兰人要买大顺的棉布,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怎么买?

此时全世界都面临一个问题,伴随着气候转暖、新作物交换,人口开始暴增。实际上,从18世纪开始,欧洲的人均食肉量就在下降。而食肉量下降,使得香料的销售受到极大的影响。

大顺的问题比欧洲更严重,人均吃肉量更少。

而富庶地区,比如扬州、江南等地,这里的菜系又不怎么喜欢香料。这是审美问题,扬州菜、苏杭菜,都是清雅为上品,并不喜欢香料的那股子太浓的味道。

这就使得荷兰早些年就试图往大顺推销过香料,但推销失败了。

再者,大顺这边的走私比英国更难管,大顺这边根本不缺香料,即便荷兰人垄断。

河南的胡辣汤,即便荷兰人号称垄断了香料,却依旧没断过。胡椒之类的香料哪来的?自然是大顺那些个手段高超的走私贩子了。

于是情况也就出现了:荷兰人在大顺买货,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支付白银和黄金。

而在刘钰断绝了荷兰和日本的贸易之后,这个现金不足的问题也就越发严重。

荷兰人明明已经开始和大顺直接通商贸易了,但却不得不选择印度的棉布。

因为为数不多的白银需要购买无法替代的、利润率更高的茶叶、瓷器、生丝。

荷兰人算过,一块钱买布去南洋换香料,和一块钱买茶回欧洲卖,后者利润更高。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为数不多的白银要用在高利润的商品上。

同时,又因为白银不足等问题,使得荷兰不得不选择欧洲的一些日用品,因为在欧洲他们也可以用债券的方式进行周转。

众所周知,资本是趋利的。

如果欧洲的日用品、五金商品,真的可以在中国盈利的话,那么他们的贸易中一定会夹杂着大量的日用品,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国会中的那段发言:过去二十三年,纺织品和五金品销往中国,为公司带来的160万英镑的损失。

所以,可知大顺的日用品、五金商品,肯定是比欧洲便宜的。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明明距离中国更近,但却因为白银不足的问题,使得他们不能够用便宜的中国货在东南亚销售。

有限的白银,要用来购买利润率更高的货物。这就使得他们往印度和东南亚销售的小商品,是价格比较贵的欧洲货。

同时,因为巴达维亚的特殊政治地位,又使得所有交易都必须要在巴达维亚中转。

船要先来巴达维亚,配货分装之后去印度,换了棉布之类,再来巴达维亚分配,发送到各个地区。

有时候又不得不考虑货币不足的问题,不得已减少货物供给。

减少货物供给、又保持垄断,那么显然,必然会导致走私横行——西班牙给荷兰人上过好几次课了,自己货不足还非要垄断,这不是找着被走私吗?

现在大顺这边接了荷兰人的盘,至少在货源这个问题上,杜绝了荷兰面临的问题。

在货源提供上,大顺这边是绝对自信的。

甚至连中国短板的钟表业,历史上英国人都感叹过,往中国卖了二十年的高价钟表和八音盒,结果就是二十年后伯明翰的发条工匠因为二十年的外贸兴盛而多收徒工,然后二十年后集体失业。

再一个,巴达维亚对大顺来说,一文不值。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首都”,但对大顺来说,马六甲意义更大,巴达维亚毫无特殊性。

于是,大顺的货船,是在松江府直接配货,配货之后直接拉到南洋的各个城市、岛屿。

白银资本充足,同时又依靠纸币、依靠手工业品的绝对优势地位,建立起了纸币信用。

拉去、卖货、收钱;买香料,给钱。

不需要买办在其中加一层价,也不需要买办来周转白银,直接采取货栈模式:公司自己建货栈,收货、卖货都在货栈。

这一点也是大顺资本与荷兰资本之间的差别。

荷兰的利息太低了,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本规模一直不大,缺钱就发债券;大顺的利息太高了,使得西洋贸易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股本规模就比荷兰那边大得多,因为注定没法借钱,只能靠股本和利润积累,流动资金反倒更充裕。

大顺这边,也确实不需要面临荷兰的“白银紧缺”情况。

大顺的贸易是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出来逆差,海商们也不想这样——这对海商来说甚至不是一件好事,去欧洲装满货、回来的时候除了白银基本空着船,这一来一回是一买一卖,还是只卖不卖,利润区别可就大了,问题是海商们想了半天不知道回来的时候带啥——但反过来的好处就是大顺不需要搞那种麻烦的以物易物的交易,直接用钱做中间媒介,而不是买办阶层做中间媒介。

单单是这一点,南洋这边的利润,大顺就比荷兰高出不少。

印度、波斯方面的利润,还要“感谢”荷兰人这几年打开的胡椒市场。

刘钰一直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委员会,也就是赶上了时代的风口,猪都能上天的时代。

就决策能力而言,但凡有点决策能力,也不至于导致巴达维亚甘蔗园无序扩张导致的华人反抗。

胡椒问题也是这样。

第二次英荷战争,因为航线被掐,导致欧洲市场的胡椒供小于求,价格暴涨到1.1弗洛林一斤。

十七人委员会一看,这价格不得赚飞了呀?

于是下令巴达维亚,使劲儿囤胡椒。

他就根本没琢磨琢磨,为什么胡椒价格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会暴涨。

如果说,头一次这样也还能理解。

实际上第一次英荷战争的时候,就出过类似的事,也是战争导致胡椒供小于求,价格激增,然后暴跌。

就算是条狗,第一次摇摇铃给口饭吃、第二次再摇摇铃给口饭吃,第三次摇摇铃狗也该知道铃声和饭有某种联系了吧?

能把这种联系总结成规律,并且说得通,就是科学。

十七人绅士团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

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之后,让巴达维亚那边可劲儿囤胡椒,可劲儿收。

在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的那几年,一度每年往欧洲运1000万斤胡椒。

然后还不收手,继续扩大收购量,终于导致了1680年胡椒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由高峰时候的1.1,降到了最低点的0.19,这已经不是腰斩了。

十七人绅士团倒也不是傻子,就是反应有点迟钝,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刹不住了。

按说这种情况下,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用价格战保证了欧洲市场上荷兰对胡椒的垄断。

既已经达成了垄断,按说就该减少运量,制造稀缺,准备涨价了。

但这时候十七人绅士团又怂了,觉得要是涨价的话,英国不得眼红啊?不得去抢夺东南亚啊?又打不过英国,还面临法国的威胁,干脆,就维系这个低价吧。

只要我足够便宜,那么你就不会眼红,不屑于眼红。

秉持着这种态度,前些年扩大收购量导致的产量,就不能像是丁香一样靠人为方式毁灭,那不是在引诱英国人抢夺吗?

这么大的产量咋办?

欧洲吃不掉、中国又不要、日本肉都吃得少也没听说胡椒配咸鱼的,瞅了一圈,那就只好往印度、波斯卖了呗。

在大顺下南洋的前四十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极大地拓展了印度市场,甚至使得印度人更喜欢吃各种香料了。

这就是一种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刘钰才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有形资产,没几个钱。股本也好,破公司大楼,各处的货栈也罢,这些有形资产根本不值钱。

但VOC的无形资产,那是真的值钱。

几十年的时间,培养出了一种习惯、一个市场、以及一整套的贸易体系,这都是巨大无形资产,一波送给了大顺。

不同的问题要不同对待,有些要涨、有些要跌。

比如丁香,有巴西丁香木的竞争,大顺这边肯定是要扩大种植,以低成本优势,毁灭巴西的丁香木种植园,重夺欧洲市场。

但胡椒是没有良好的替代品的。

大顺也不怕英国人眼红来抢夺,根本不需要考虑涨价之后英国人眼红咋办。

所以大顺一方面接手了荷兰留下的印度胡椒市场,一方面将胡椒的出售价格上调了50%。

价格上调50%,可不是利润上升了50%这么算的。

一块钱成本的东西,卖两块钱,利润率100%;上调50%,卖三块钱,利润率200%。

这是一个正常定价。

而不正常的定价还在于大顺下南洋,对荷开战,导致世界市场的香料供给在两年内严重不足。

短期的价格暴涨,利润更是惊人。

毕竟囤货居奇、投机倒把、炒作垄断这种事,欧洲人更熟练。胡椒的价格这几年非常的高。

除了香料、棉布贸易。

还有锡兰被大顺夺占,改科伦坡为高浪埠之后,完成了对锡兰宝石、肉桂、槟榔的垄断。

锡兰槟榔,是印度染布的重要染料,印度人喜欢槟榔染的那种颜色。

虽然锡兰的宝石、肉桂和槟榔,都是皇帝独家垄断走内帑收入的,但因为要销售还得找贸易公司,所以皇帝和公司五五分成。

英法在印度开战,大顺又对荷开战,而大顺快速解决了南洋问题,使得大顺迅速完成了对印度市场所需的槟榔的垄断。

英法都不想在锡兰问题上得罪大顺,双方都很默契地将各自的力量从锡兰退出。本来也没啥势力,三两个肉桂工厂而已,得罪大顺不值得。

英法在印度的战争,互相劫船,使得大顺这边抓住了机遇期,狠赚了一笔。远远超出荷兰人经营时代的利润。

肉桂更不用说。

其余的香料,因为烟草、茶叶、咖啡等新嗜好品的冲击,使得销量降低。但肉桂恰恰相反,肉桂是欧洲人非常喜欢的往咖啡、茶、酒、糖甚至烟草里添加的香料。

新嗜好品的广泛传播,促使了肉桂销量的增长。

大部分,这些情况,都算是算准了时机、抓住奥王继承战争机遇期,专门搞的刘钰来诱惑人的开门红,利润自然高的离谱。

(本章完)

第944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中)

这些都是单纯的、自由贸易意义上的纯粹商业问题。

包括战争导致的供小于求的涨价、英法争夺印度导致的大顺趁虚而入垄断一些商品的销售等等。

在纯粹商业问题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对南洋的统治,大顺与荷兰的统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明确一点:

东南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南洋,是大顺朝廷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由此才衍生出了诸多的差异。

荷兰人在东南亚的统治,一切为了垄断,一切为了利润。

大顺在南洋的统治,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垄断,是要公司全额承担成本的。

大顺在南洋的垄断,作为统治的副产品,是有一部分国家财政支撑的。

而这部分财政支撑的海军、驻军、归义军、陆战队,不是为了南洋而专门设置的,是将来夺取印度、皇帝想收印度的土地税的副产品。

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还得发军饷,顺便就暴力垄断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非公司雇员,VOC不欢迎他们来东南亚。

来干啥?来当私商,分走公司的利润?来当走私贩子?

东南亚是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所以巴达维亚的糖厂甘蔗园,八成是华人在干;各个岛屿之间的贸易,八成是华人在做;公司与土著之间的中介,八成是华人在当。

荷兰非公司员工控诉巴达维亚总督对华人太好而对本国人民太差,又不是没发生过的魔幻事件。

本族人口不足,中间阶层的媒介又被多加提防,这本身就是个极大增加统治成本的要素。

南洋是大顺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大顺朝廷是鼓励百姓下南洋的,不然留在内地,人地矛盾,准备让好容易无害偶像化的铲平王,再出人间化身?

赶紧滚去南洋,去的越多越好,只要能去,啥政策都给,反正政策不花钱。

本族人口巨量,基本控制着经济中间环节和上层环节,统治成本就比荷兰人低得多。

荷兰的私商,有能力把货运到欧洲去销售。

大顺的私商,只能去大顺国内卖,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在欧洲尚且站不住脚,私商凭什么去欧洲卖货。

荷兰东印度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南洋。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南洋只是个普通的货源地,论价值都比不上茶丝。

荷兰东印度公司,要以严苛的手段,控制丁香之类的产量,确保价格。因为资本不厚,只能增加单位利润。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资本雄厚,要以宽松的手段,增加丁香的产量,从而打价格战击溃巴西的丁香木,重夺欧洲的丁香市场,赶走替代品,重新完成欧洲香料市场的垄断。

在土著眼里的荷兰,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那几千驻军,首都就是巴达维亚。

而南洋是中国的传统影响范围,土著眼里的大顺,是个从西域到鲸海的巨大帝国。

土著眼中的荷兰,荷兰人吹嘘的自己大西洋上也阔过的舰队,既来不了,那就不存在。

所以是可以反抗的、有机会赢的。

土著贵族眼中的大顺,是无法反抗的,是赢不了的——反抗荷兰,意味着只需要攻下巴达维亚;而反抗大顺,意味着需要攻下大沽口、炮击紫禁城,否则就要面临泰山压顶一般的报复。

尤其是刚伐过日本,夺取南洋,炫耀了一波武力的、千年来听多了名字的天朝。

二者的心理抉择难度是不一样的。

荷兰公司的驻军,既是“卫所兵”、也是“京营”。

打不了大仗,三五千人的极限规模,使得往往一场起义、一场反抗,就要打个七八年,拆了东墙补西墙,兵力总是捉襟见肘。

大顺公司没有驻军,在南洋的驻军是朝廷的驻军,只是守备军。大顺真正的野战部队,另有规模。

真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贵族反抗,正规野战部队可以迅速集结。大顺不用拆了东墙补西墙,只要借用一下广州、锡兰的野战部队即可。

这里面对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养兵,但不能养太多兵,否则养不起。

大顺朝廷必须养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养。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广东锡兰的兵调过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调动军队的开支,不需要支付平日里养兵的钱。

总不能说平日不用,朝廷就不养兵了吧。

军费的真正大头是平日养兵——这也恰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选择极限压榨的原因,平日养兵也是花钱的,干嘛不打仗获取压榨利润呢,公司算计的明白着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个一切为了赚取利润的殖民地。

大顺皇帝、朝廷眼里的南洋,是大顺稳定的泄压阀。

只要南洋能保证每年容纳足够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纳十万,这省下来的统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泽而渔的手段榨取的那点点油水强多了——去年苏北水灾,救灾银28万两、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个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这个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这在大顺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历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里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没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个个小农,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问题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没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说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还要受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条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说,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条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没有士绅掣肘。

没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这里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没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这个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这个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这里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这里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历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

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大顺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是此时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导殖民地建设的。

大顺有足够的信心,用北方的铁器、苏南的棉布、广东的杂货、江西的瓷器、江浙的丝绸,换取西爪哇的剩余产品,并且获得足够的利润。

同时,大顺在国内,经历过普遍性的改稻为桑、改田种烟之类的情况,地方官因为担心粮食问题,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视。

大顺经历过,所以明白,这里不需要管,农民自然会种植利润最高的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南洋的贸易品产出,反而会相对于强迫种植制增大产出。

不管是大明还是大顺,都是一个最“优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模板——因为土地和放贷收益率高,所以从大明开始流入到中国的欧美加日本的大约9万吨白银,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论,看不见的手把钱都导向土地和金融放贷了嘛。

土地绝对的自由买卖,配上白银每年内流,再配上三十税一的奇葩低税率,连国家干涉的平粜法均输法市易法都扔了,再来个激进的“外币作为本国国币”的白银税改革,简直绝配级别的自由放任主义模板。

故而经历过地方官不断上疏要求注意严防“改稻为桑”、“改田种烟”等事情的大顺朝廷,虽然不懂这些经济学术语,但其实对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够赚钱,这些人自然会种咖啡靛草。

如果不赚钱,证明大顺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失败了。

反正,如果赚钱的话,大顺自然一点也不缺能把这些东西换到手的手工业品。

而且,对VOC来说,南洋是公司的财产,尽可能榨取就行。

对大顺来说,南洋是朝廷的,国朝那些做手工业的百姓也是朝廷的,当然希望南洋也能利于这些做手工业的百姓。

既如此,为什么不这么改呢?

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岂能沿用荷兰公司之旧制?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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