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7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25)

心里面马上浮出来的答案是否定。但是,那是真的么?再次追问,石越便无法如最初那样信心十足。权力是个好东西,石越明白那种滋味,即使他不需要靠权力来欺压别人、获取财富,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也同样需要权力才能实现。而理想实现的那种满足感,是用尽世间的一切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如果没有了权力,那么,恐怕想要实现什么,都会举步维艰。

需要掌握权力是为了理想,为了抱负,看起来倒是挺高尚的。但是,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石越也无法肯定,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进行的包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美化自己的行为动机,这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

但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真的便是权力么?

不管问多少次,石越也无法相信,或者绝不愿意承认他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每一个问题,皆是如是。

即使是关起门来问自己,即使是竭尽所能的对自己保持诚实,绝大多数的问题,也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答案似乎总是在是与不是之间。

得不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于是,石越又尝试着回到最初的时间,换一个方式,来寻找自己的答案。

他试着问自己,他最初是为了什么?从熙宁二年的那个冬天开始,近二十四年的时间,他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谓的“初衷”,是为了什么?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认认真真的疏理自己这二十四年的光阴,结果却是吓了自己一跳。

许多他认为自己从未改变过的东西,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其实,亦只是表面上未变而已,而内里,早已不知不觉的变化。

而他,却从未觉察,或者说,一直在视而不见。

二十四年,是非常漫长的时间,但石越并未忘记自己的“初衷”,他能够轻易的记得他在熙宁二年时的所有梦想,所有抱负!虽然他并不需要经常的想起它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时时刻刻给自己精神支撑,但是,在内心的深处,他一直以为,这些,都是让他一路走到今时今日的理由。因此,虽然不会时时想起,却也不至于随便遗忘。

但这一次的自我审视,却让他猛然觉悟到自己与二十四年前的变化。

熙宁二年的石越,想要的东西是简单而又真诚的,简单得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他想要保护宋朝!

因此,他竭力所能,想让宋朝变得强盛,帮助她击败西夏,希望她能收复燕云,不再重蹈那悲剧的命运。他将此,当成自己背负的使命。

二十四年过去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原本石越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改变。直到这一次,当他终于决定要从政治舞台的前台落幕,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犹豫与动摇,他才决定认真的重新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的变化。

二十四年的时间,任何人都会发变化。然而,大大的出乎石越的意料,他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并非是有朝一日,他其实也同样会变得贪恋权位,也不是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异常的在乎建立千秋功业、青史留名,如此种种……

他的初衷未改,他仍然想要保护宋朝!

然而,二十四年过去了,他对“宋朝”的解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熙宁二年的时候,他想要保护的“宋朝”,是很简单的,就是这个国家而已。

然而不知不觉间,他心中的“宋朝”,却早已发生变化。“宋朝”不仅仅只是他脚下的这个国家,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

二十四年的时间,让石越意识到,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更多的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甚至是精神象征意义上的。

这个“宋朝”,难以言喻,很难明确的形容、解释,但是,懂的人,自然能够理解。

他熙宁二年想要保护的那个宋朝,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的载体,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言此。

但那亦并非“宋朝”的全部。

宋朝固然是“宋朝”最重要的部分,西夏与辽国,也许没有那么重要,但同样亦是“宋朝”的内容。

石越已经很难弄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改变。也许是从他故意纵西夏西窜的那一刻?又或者,是从熙宁二年开始,这样的想法,便已深藏心中,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否则,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的对待每一件可能改变宋朝的事情。

改变宋朝的命运需要变化,但是,如果改变之后,宋朝不再是“宋朝”,那么,这一切又有何意义?

但不管怎么说,石越都很清楚,那个时候,他的想法并不如今日这么清晰。

他现在能确定的,只是不管是有意的,亦或只是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当他帮助宋朝击败西夏,真正走向中兴之路后,他其实就已经在改变。他经营、布局,不再只局限于宋朝一个国家。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石越心底里,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他在意的“宋朝”是一个文明,那他就不应该局限于汴京统治下的这个国家,理想的方式,应当是构建一个以汴京、以宋朝为中心的文明圈。

如此,他心中的“宋朝”,才能亘古长存。

因此,他才暗中支持西夏的复兴,才大规模的封建南海诸侯……

再加上受宋朝影响日深的大理、高丽、交趾,他构想的“文明圈”已然初见雏形,如果这幅地图上能添上北方的辽国,那么,他所希望的世界,基本上便可成形。

如果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思考,辽国的存续,便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辽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只要不解体,它就强大得足以让宋朝感到威胁,但是,因为它复杂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它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又让它再怎么样努力,也很难有能力对宋朝形成真正致命的威胁;它对游牧民族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并且被其视为自己人,但同时,其国内数量众多的汉人,又让它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绝不至于脱离诸夏,彻底沦为蛮夷……换言之,现在的辽国,比起西窜西域的西夏,更加天然的就是石越所设想的“宋朝文明圈”的国家。如果不持续的对西夏施加影响,西夏是可能异化的,但辽国却不可能——只要辽国不失去燕云!

只要有燕地汉人存在,就完全不用担心辽国不受宋朝文化的影响。

那是一座天然的、稳固的桥梁!

从河间到大名府的这段路程,许多的问题,石越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他的的确确弄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反对宋军北伐的真正原因!

他之前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想出来的理由,也许都是成立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已将辽国视为他构想的文明圈的一部分!他不希望辽国灭亡,甚至不希望辽国失去燕云,对石越来说,理想的局面,就是在安平之战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宋辽关系。

当原本隐隐绰绰的东西变得清晰之后,一部分的决定,亦随之变得简单。

比如对于北伐的态度,石越便不再有任何的犹豫。

但是,正当石越下定最后的决心,回汴京后要尽可能的阻止宋朝北伐之时,折克行自蔚州突围的消息传来——这让石越意识到,即使是他,也已经无法阻挡即将到来的北伐。

既然如此,石越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绝不会转而支持北伐,甚至如潘照临所期望的那样,试图去争夺北伐的指挥权,哪怕这样的确会有利于他控制战争的走向。

大丈夫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正如石越若在心里面反对北伐,那么他哪怕多想继续做宰相,也不会为此改变立场;同样的,他也绝不会去谋取一场他不想赢的战争的指挥权。

虽然率领宋军打赢了几场战争,但石越并没有自大到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可以随意操纵战争的胜负的程度。辽军虽然受到重挫,也不是可以随意捏拿的软柿子。如果选择了战争,就必须竭力全力争取战胜——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够称心如意。

如果石越继续担任宋军的主帅,他绝不会故意去求一个平局或者什么,如果他抱着如此自大狂妄的想法,宋军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但石越毕竟也带了这么多年的兵,却不可能不知道厉害。战争之中,最忌讳的就是上下不同心,若宋军迫于实力,上上下下都一意求和,倒也罢了,但若主帅想要求和,下面的统兵将校与士兵却想要锐意进取,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

至于故意去输掉这场战争,那更是石越所不可能去做的事。

且不说宋军真的输掉这场战争也未必有利于建成石越想要的文明圈,即便可以,石越自问自己的内心也尚未“强大”到那样的地步。为了这样的原因,亲自让成千上万信赖他的宋军将士去送死?也许有些人可以做得到,但石越做不到。他宁可承受挫折,选择更艰难的道路。

不想赢,也不愿意输,更加不相信在这个时代有任何人可以做到随心所欲的操纵战争的结果……世事有时就是如此,有时候,人们就会面对如此处境——无论怎么样选择,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选择,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亦会不同。

这一次,石越的决定是,如果自己暂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办法,那就不妨先退出这一局,让别人来试试。一个宏大的理想,不可能事事顺利,能够发展到现在,石越已经感到满意,这个地方受挫,那也不妨暂且避其锋芒,先在其余的地方努力,等到时机合适,再回过头,也许会发现,那时候有更好的机会。

这不算是一种有勇气的选择,但是,却不失为明智。

石越觉得,人生就是如此,有时候需要的是勇气,有时候需要的是明智。他不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他相信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

但面对潘照临的质问,他的理由,却没办法诉之于口。

难道要告诉潘照临,他那个“文明圈”的理想么?即使是潘照临这样的才智之士,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王安石,时机合适的话,石越也许还相信对方可能理解自己,甚至认同自己,司马光大概也能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多半会觉得他太不务实,因此绝不会认同他,除此之外,如果辽国的萧佑丹未死的话,也许有机会成为石越的盟友……

但可惜的是,石越认为的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会理解他的三个人,全都去世了。

活着的人中,也许还有一个人会认同他——桑充国应当会认同自己,但石越却永远不会对他说这些。因为他担心桑充国可能会将这种观念传播出去。那样的话,自己之前、现在、以后,一切对西夏、辽国的政策,乃至封建南海的国策,都可能被人以此为借口,来重新审查。石越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潘照临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凝视着石越。

石越沉默了许久,才长叹了一口气,他没有直接回答潘照临的质问,只是委婉的说道:“先生有所不知,在得知苏子由罢参政的消息后,某便已经上表,向皇上举荐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怔了一下,便立即反应过来,他神情复杂的看了石越一眼,“相公这是担心皇上有猜忌之意么?”

“和先生说话,便可少了许多顾忌。”石越笑了笑,坦白说道:“苏子由这个时候罢参政出外,弦外之音,某还是听得懂的。虽然皇上又刻意拜子宣为工部尚书,听说某也将进位左丞相,然而,这又是另外的意思了。况且,某回到汴京后,即使拜首相,也是一定要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的……”

“那却未必……”潘照临皱眉说道。

石越却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继续说道:“先生不必多言,某若为首相,却不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还象个人臣的样子么?就算皇上不让我去,我也一定要去,这个道理,先生应当是明白的。”

潘照临亦不由默然。的确如石越所说,若他是首相却不出任山陵使,一定会被人讥为贪恋权位而不忠不孝,而且,在这个时代,这就是事实,并非别人冤枉他。不过,若石越此刻正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那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让右相范纯仁代行的。但石越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既然不提这种可能,那就是表明了他的态度。

石越又笑道:“况且,先生也应当知道我为何要在此时向皇上荐举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话。石越的用意再明白不过了,大封赏刚过,此时的“举荐”,必然是说给宣台诸谟臣推荐新的差遣官职,这等于是石越主动解散了宣抚使司,乃是皇帝表示他没有任何贪恋兵权的野心,同时也是在试探小皇帝的心意。而且,石越肯定也会故意给每个谟臣都推荐一个美官要职,这既是犒赏跟自己辛苦几个月的一众谟臣,也是在进一步试探小皇帝的态度。

果然,便听石越又说道:“我向皇上推荐折遵正出任兵部武选司郎中,游景叔为尚书省左司郎中,何莲舫兼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训练检阅使,范仲麟为扬州知州,高世亮为广信军知军,黄裳为舞阳县知县,何去非为枢密院编修所计议官……”

哪怕是事先有所预料,潘照临还是略有些惊讶,他望着石越:“皇上都答应了么?”

石越点了点头,苦笑道:“不错,全部照准。”

潘照临忍不住还是追问了一句:“连折可适出任武选司郎中都准了?”

石越点了点头,笑道:“武选司掌管着五品以下武官的磨堪选任大权,武举亦由其负责,乃是兵部第一司,出任武选司郎中必须换文资,折遵正武资为正五品上,换成文资为正五品下,资序正好合适……”

潘照临却是不由得一声长吁,摇了摇头,发出一声苦笑:“折可适越转定远将军才几天,便可做武选司郎中?看来,皇上已经做好相公不统兵北伐的准备了。”

说完,他又神情复杂的望着石越,连连摇头,叹道:“可惜!可惜!”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石越不由问道:“这又有何可惜?”

(本章完)

第688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26)

潘照临叹道:“举数十万之兵,北伐幽蓟,收复汉唐故郡,此乃何等功业?!这是百余年来,天下英雄豪杰,无不朝思暮想之事,相公二十余年之功,不正为此?奈何事到临头,反失之交臂,与他人做嫁衣裳?”

他话中遗憾、失望,无不发自肺腑,说完这番话,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沮丧。

见石越不以为然,又说道:“相公苦心经营二十余载,若得亲自率军收复燕地,亦可算功德圆满,他事又何足道哉?且于相公而言,不但可以趁机修好与皇上的关系,相公的声望,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相公亦可当之无愧的成为大宋开国百余年来第一人……”

石越笑道:“吾如今声望,亦已不低,月盈则亏,又何必做什么第一人?”

“非也,非也。”潘照临头摇得波浪鼓似的,“相公莫要以为率军击退契丹,便如何如何。须知人心善忘而易变,假使有人收复了幽蓟,那么相公击退契丹的功业,相形之下,也就不过如此了。旁人不会记得相公击退契丹的艰难,反倒会觉得,这等事业,换成旁人,也照样能成功。除非是北伐失败,世人才会重新记得相公的功业。但以今日的形势,北伐又如何会失败?”

说完,又是怅然慨叹:“可惜!北伐之事,皇上本是瞩意相公,以时势而论,除相公本也不做第二人想,然这等事业,相公不做,倒白白便宜了章惇、王厚辈!”

石越却是没想到潘照临会如此失望,竟至有几分失态。

他不由摇头劝道:“先生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天底下的事业,难道要由我一人做完?况且常言道功高震主,某若真的继续出任北伐主帅,也未必是好事。”

见潘临照仍然是怏怏不乐,又说道:“人贵知足,知足则常乐。某本来是反对北伐的,如今北伐已成定局,某不必再想方设法阻止皇上北伐,做那个挡皇上道、招皇上厌的人,其实便已是赚到了。再者说,先生以为我还能在两府呆多久?市井小民,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原本也不可能一直做宰相,又何必在意这些虚名?”

这些话,石越一半是劝慰潘照临,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看了看潘照临,又自嘲似的笑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憾事,不过,我之憾事,却无关那北伐的功业……”

潘照临感觉到一丝希望,凝视石越,问道:“却不知相公之憾事为何?”

石越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叹道:“我自熙宁二年至汴梁,二十余年矣!这二十余年时间,也算是做了不少事业,亦帮着我大宋立了下一些规模,然便如古语所云——善始者不必善终,到底还是有一些要紧之事,我还没来得及做。”

“却不知是何要紧之事,在相公看来,竟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潘照临带着几分不解,又带着几分不以为然的问道。

“这几桩事,在我看来,的确远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石越没有理会潘照临语气中的讥讽,认真说道:“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本朝的立国之本!”

“先生当知,我大宋立国,迥异于汉唐,然其中最为根本之不同者,却不过两件事而已。其一为汉唐建国,天子皆是与军功贵族及地方豪强士族共天下,而本朝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其二则是汉唐治天下任人,而本朝治天下,专任法,我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始,天下之事,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此亦与汉唐大异也。”

“而这两件事情,不但是我大宋的立国之本,更是天道运转使然,顺之者昌,逆之者必亡。譬如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便是因为士大夫之兴起,乃是天数。便如世人皆以为是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儒术昌盛,却不知至汉武之时,百家衰微,已是穷途末路,而天下凡识字之人,却皆是自儒生处启蒙,儒术大兴,本已是无可阻挡,汉武亦不过顺天应人而已。本朝之事,亦大抵如此,前唐开科举,已然打破门阀士族之垄断,至本朝,印刷之术昌盛,五经不再操之经师之手,天下英杰之士,无论贵贱,莫不戴儒冠、诵儒经、为儒士,当此之时,若人主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覆亡不过旋踵间矣。故我大宋历代重文治,亦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人主欲治天下而与天下英杰之士为敌,天下可得而治乎?此亦秦所以二世而亡也。”

“故此,当今之世,不同于古。今人主若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无论再如何聪明睿智,亦绝不可能保长治久安,宗庙倾覆,亦是迟早之事。然而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三弊!”

“此三弊,其一曰好议论,其二曰好结党,其三曰忌武人!”

“因其好议论,故本朝政事,凡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允于公议,则难以施行,而亦因此之故,又常因议论纷纷难定,延误时机,甚至白白荒废事业;因其好结党,故自仁宗以来,士大夫常以政见不同,各成朋党,互相攻讦;因其忌武人,故本朝以文御武,将从中御,武将地位卑下,军将无奋勇之心,每遇外敌,十战九败,遂成积弱之势。”

“此三弊亦并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过是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国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尽善尽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余年之功,亦不过除其第三弊而已!”

“至于好议论与好结党,我却只不过是稍去其弊,远未根除。”

说到这里,石越又是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其实这三弊,当世有识之士,亦多有论及。如结党事,欧阳修作《朋党论》,便是尝试解决,此后论之者不绝;好议论一事,苏子瞻亦曾写文章论及,以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议之主,理当以公议为是,大程更是曾经公开吁请朝廷设立延英院,延揽四方贤士,专门详定政事、讨论典礼[260]……”

“但总而言之,忌武人还有不少士大夫认为其弊不小,而好议论与好结党二事,士大夫却大多不以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难。熙宁年改制,我力主设门下后省,便是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说彻底解决,至今我也没有把握。”

“而且,此二弊亦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决。这天下,说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识,我纵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设想,我便有一些构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应当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难以进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结束,我也该差不多要罢相了,此事终究只能抱憾。”

石越苦笑着自嘲的摇了摇头,又说道:“此外如本朝专任法治,与汉唐不同,亦有其因。苏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谓任人而不任法,法简人重,任法不任人,则法繁人轻。某亦曾经编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严密,远非汉唐可比,可称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严令具,无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于汉唐,士大夫若不知条贯律令,则必为滑吏所欺,甚至与傀儡无异。士大夫中,亦颇有欲复汉唐故事者,然终不可得。盖因如今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这并非是因循苟且的托辞。本朝之所以专任法治,实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势与前代不同。本朝立国,不禁兼并,不抑商贾,商业发达,商税甚至重于两税,而坊市人口,亦远超汉唐,城市之内,不立坊墙,若说汉唐是以自耕农户为国家根本,自耕农户兴盛则国家强盛,本朝却并非如此,对大宋而言,坊郭之民[261]能否安居乐业,与自耕农户同等重要,甚至尤有过之。商业兴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专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贤明似圣人,否则天下必然大乱。是以本朝专任法治,亦不过是顺应大势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条贯敕令,都并非是深思熟虑后设计颁行,不过是施政之时,遇到某事,事后便补上一条法令弥补,如此这般,全是东缝西补,因事而设,日积月累,遂成规模,号称严密,却并无章法。法令前后矛盾,互相抵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也并未真正意识到本朝与汉唐不同之处,极少有专门立法,以令坊郭之民兴旺,保障商业发展,大多数立法,完全是被大势推动,被动而为。即使是那些有利于商业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过为了增收税收而已。”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远胜汉唐,然县以下,却仍旧因循前代,实际弊端,反又超过汉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于此,因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显,因应这种变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随之完善,而县以下,仍是汉唐之世,便依旧用汉唐之法。然汉唐各县,实为本县贤达自治,县令长吏,多有贤士,而本朝英杰之士,咸聚于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县治,反不及汉唐。”

“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宁间某所见不及于此,且既要调和新旧两党,又要解除西北边患,亦无暇顾及,绍圣以来,先有交钞危机,又是封建诸侯,好不容易安稳一阵,又遇辽国南犯,六七年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更不用提。”

说到这里,石越凝视着潘照临,道:“先生,平心而论,你不以为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动,不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么?”

潘照临神情复杂的沉吟了许久,他本是聪明绝伦之辈,也自负智计无双,然而,石越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却都是他从未想过的。但以他的智慧,虽然以前虑不及此,如今听石越说出来,便也马上意识到,石越所说的,恐怕还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他想起熙宁年间初见石越,他也曾经与石越讨论时弊,当时二人针对的是冗兵、冗官、冗费等等问题,二十余年来,对症下药,宋朝也的确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潘照临心中,的确是以为改革已经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兴。

但二十四年后,再与石越一席谈话,潘照临却突然生出一种感觉,他们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实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当年所谓的冗兵、冗官、冗费等时弊,其实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说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却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务而已!

石越和潘照临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他所讲的,就是宋朝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因为知识下移、技术进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三个阶层的同时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文官政府,而这着重要解决的就是与军队的关系、政党政治,以及如何兼顾公议与效率——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够理想,石越努力了这么久,其实也就是勉强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与军队关系的那个平衡点,并且为政党政治充做润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础,没让他们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

至于商人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其实是一件事情,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如果没有商业的繁荣,城市居民的数量就不会大幅的增长,如果说汉唐的统治基础是自耕农,自耕农不破产,国家的统治就能维系,那对宋朝来说,其统治根基却是由商人、市民、自耕农三者共同组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汉唐也有商人与市民,但这两个阶层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农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却已然可以分庭抗礼。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阶层的崛起,导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治理,治理自耕农与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数量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就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同时,这两个阶层的崛起,也导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来解决新的问题。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临时颁发的敕令,遇到新问题就颁个敕令,然后过一阵时间就整理一下,从来没有系统性的、规范性的立法,也没有真正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这样,也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法令相当严密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并且这种任法也不同于秦朝的任法,然而,他们却没有弄明白宋朝为什么要任法,为什么要讲法治?因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治理一个商人、市民阶层崛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只是根据需求,被动的做出了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法令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还将这种混乱归咎于“任法”的国策,试图向汉唐盛世中学习成功的历史经验,结果自然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混乱;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坚定的相信自耕农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试图将宋朝扳回到汉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结果当然也是除了添乱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较开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们大多也只是觉察到大势难以抵挡,所以消极的不做徒劳的反抗,他们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已。商人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个国家都完全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现实的准备。

也因此,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余年所做的,要困难得多。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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