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上海。晴。】
我不得不说，公司的大部分人都是蠢货，根本没有什么头脑。
大顺对日本的册封，引起了我们的讨论。
当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在日本失败，最终全面撤出日本。
在这种时候，当然是担心公司在中国也遭受和在日本一样的命运。
公司的参赞等人，完全不懂我们为何成功，也不懂我们为何失败。
他们认为对日本贸易的成功，是由于三浦按针。并认为法国在中国的成功，因为白晋等传教士。
实际上，他们完全是错误的。
但有一点可以讲清楚，我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当年撤出日本的情况，是相似的。
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知道我们到底如何才能留下中国。或者说，公司的未来，到底该往什么方向努力，该如何改变公司原本的业务。
公司的大部分人，都夸大了三浦按针的作用。
我可以明确的说，公司在日本的成功，与公司在日本的失败，与公司的努力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公司在日本的成功，是因为那些天主教大名在关原之战中基本站在了另一边。而公司在日本开展业务的时候，恰逢大阪之战即将开打，大量的天主教大名追随丰臣家。
我们不是旧教国家，所以德川氏找到了我们，试图与我们合作。
公司得到的第一批订单，就是200斤用来制作火枪子弹的铅。随后增加到4000斤。
以及得到了大约二十门大炮的订单。
可以说，公司在日本看似成功的原因，与公司的努力毫无关系。
完全就是日本方面的需求。
大阪之战后，不再不需大量的铅弹、钢剑、大炮，公司的业务就飞速萎缩。
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公司在战后，拿不出日本所需的上品。而在战前，许多天主教徒站在了丰臣家那一边。
我们能卖的，荷兰人一样能卖，而且质量更好。
我们不能卖的，荷兰人也能卖，比如香料之类。
公司在日本根本就没成功过，看似短暂的成功，不过是大阪之战的战时需求。
一旦战争结束，公司撤出日本是迟早的。
我们在东南亚竞争的失败，已经注定了我们在日本贸易的失败。谁是东南亚贸易竞争的获胜者，谁才能在日本站稳脚跟。
荷兰人证明了我的观点。
21年我们与荷兰合作炮制平山常陈事件；23年安汶岛屠杀，荷兰人对我们动手；23年末我们就退出了日本。
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能卖的呢绒卖不动；我们之前有大量利润的铅块，战争结束后卖不动；日本人想要的香料，我们弄不到。
所以，有没有三浦按针，是否影响德川家向我们购买火枪用的铅块？是否影响日本战争结束后，不再对铅块有大量需求？是否能影响我们的呢绒是否畅销？
如果能，那么他的作用巨大；如果不能，那他的作用有多少呢？
同样，在中国问题上，难道不是一样的原因吗？
我们能做的事，其余贸易公司也能做。
公司只有拿出“我们能做的、其余东印度公司做不了、我们无可替代”，才能取得对华贸易的真正优势。
否则，大顺把我们驱赶，不要说影响其经济，就连单纯的对外出口都无法影响。即便他们没有西洋贸易公司，瑞典丹麦法国普鲁士也会高兴地分走我们的份额。
而我们能做的、无可替代的一样东西，既是茶叶关税。我国的喝茶人口，是欧洲之冠。甚至可以说，包括瑞典丹麦在内的大部分公司在中国买的茶叶，都流入了我国。
只要解开这一点，那么公司就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以茶叶关税向中国讨价还价。
而现在呢？我们手里有任何筹码吗？
只有先降低关税，才能用提高关税做筹码，讨价还价。
现在关税这么高，我们是没有任何筹码的。
可偏偏，议会的那群蠢货，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应该从荷兰那里学到足够的经验。
荷兰人能够在日本站稳脚跟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东南亚。
我们如果不能降低茶叶关税、却还想要在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就需要得到印度。
足够近的距离，才有足够大的贸易额。从英国到大顺，棉花粮食都是无利可图的，因为运费和周转；而如果我们离得足够近，即便是棉花粮食这样的低利润的商品，也有利可图。
我说，不要再在中国这边做任何努力的尝试，毫无意义。
我说，要解决中国贸易的困境，要么在孟加拉解决、要么在西斯敏斯特宫解决。
总之：
【中国贸易的问题，无法在中国解决】
然而，他们却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
呵，一群蠢货。
甚至还有蠢货认为，应该再去告御状，说明白这一次澳门的鸦片贸易和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要大顺官员学学法律，弄清楚责任关系。
甚至，有蠢货建议，在皇帝过些天可能来松江府的情况下，绕开军队的监视，去拦路告状……
我很震惊！
躲开监视的军队，去拦截皇帝的御驾？
去和皇帝讲什么犯罪的直接关联和间接责任？
上帝啊，公司为什么会派这样的蠢货来中国？
敌在利德贺街！
【1月20日。上海。天气未知。】
我拒绝参加那些蠢货的讨论。躺在床上一整天。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弱智的决定，我只能选择在2月4日跟船离开。
我可不想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一生。
公司内部当然可以存在争斗和勾心斗角，但却不能因为派系缘故，派一些根本不懂东方现实的人来中国。
他们用在美洲、非洲、甚至印度的经验，来套用中国。
这是对每一位股东的犯罪！
【1月21日。上海。天气未知。】
我依旧拒绝出席他们的讨论。不过公使先生站在我这边，他认可我的看法，看来至少他们不会做出极不明智的决定。
无论如何，我要给董事会写一封信，并且中途需要印度方面的建议。
这件事，只有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来决定。
幸好，公司的股东大会的特点，决定了我很有胜算。
根据1689年的垄断授权法案，公司董事长不再由政府任命——以此，作为迎接荷兰人做我们国王的条件。
他不答应不再由政府任命董事长，我们便不认他做国王。
之前的国王对我们的控制太紧了，我们必须把他赶走。荷兰人乐于接受这样的条件，我们也乐于要一个这样的国王。
同样，当年的垄断授权法案，也进行了针对他们的修改。
公司只有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才有推选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只有2000磅以上的、且必须在英国出生的人，才有成为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但是，无论有1000磅的股额，还是1000000磅的股额，都只有一票。
这可以保证，自我而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皆无票权。
王室、大贵族、地产所有者、大投机商，他们在董事会的推选中，无论拥有多少股本，也只有一票。
而那些穷人，小职员，出资低于1000磅的，没有任何资格参与公司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让公司的董事会，由一群稍微聪明一点的、脑容量大于野兽的、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精英商人们控制。
也确保了公司不会被王室和政府控制，拥有真正的自由。只要不是垄断授权法内的义务，公司无需去做。
这也保证了，公司真正掌握权力的董事会：
既不需要狂热爱国，搞出类似于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表态——出于利益支持对西班牙开战的，是在西印度和美洲有贸易的；而主导舆论态度的，却是那些低级的、没什么钱的狂热的人群。本公司的董事会制度，杜绝了被狂热主导的可能。
也不需要事事听从政府和国会的统治，避免了法国或者西班牙那样的情况——主导他们贸易的，是政府。而政府总会给公司添加太多的国家义务，比如培养海员、比如履行军事义务、比如捐款、比如移民等。
这一点，大顺的贸易公司也存在，而且更加严重，比如要履行军事义务、要履行培养海员水手的任务、要配合作战提供后勤支持等。
或许，区别就是大顺的货物不愁卖，否则他们这么沉重的非商业义务，一定难以为继。
大顺的商人很羡慕我们公司的制度。
可惜，他们没胆量、也没能力学我们，绞死自己的皇帝，请一位外国人来当天子。
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
依照委任状第七款之规定，我这样级别的公司高级员工、且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是可以提出召开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提议的。
只要董事会半数通过，即可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转型之问题。
依据1726年之新授权法，公司董事会可以自行制定法律、开设法院、制定税收政策。这已经为公司的转型铺垫好了一切。
现在，需要的，就是我这样的、以及在印度等地的公司高级职员，写一份非常明确的企划书，说明公司转型、加大在印度投资、摆脱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以及这么做将为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即可。
既然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那么我这份建议书的出发点，也应该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展开说明。
我认为，只要外面还在开会的那些蠢货还没有做出真正愚蠢的决定、使得中国方面勃然大怒把我们全部抓紧监狱，我就有机会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方式，调整公司的战略。
影响公司转型的，只是很多人的思维定式。
谁说，一家公司盈利，一定要靠贸易或者生产呢？
收税也可以盈利啊。
荷兰人都知道，如果股票投机和炒作可以盈利，那么盈利就好，为什么非要贸易和生产呢？
我想，我应该能够说服他们，对华贸易的利润依赖，会让我们陷入VOC一样危险的境地。
毕竟，我是公司里最懂中国的。当年的茶叶事件和对荷兰公司竞争，我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不知道印度方面，会不会有一个真正懂得印度看似阔大，实则不堪一击的人呢？
但愿印度方面的公司高级员工里，有一位我们自己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