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策略，即有利便有弊。

古往今来，凡所有大权集于一身的帝王，固然可以轻易成就不凡的伟业。可这种高度的集权也会使得一个国家始终处于险地，一旦君王有失，连个较错功能都没有。

对于一个国家带来的破坏性，也是十分惊人的。

这种强势人物年老昏聩，或者他们离世带来的巨大权力空缺。就像落差极大的拦河坝崩溃，必然给之前看似稳固的权力架构带来强烈的冲击，轻则国家衰弱，重则皇权易手迎来大洗牌。

胡亥和朱允炆，都是能力不足的皇帝，却要面对最为严峻的形势。

表面上看赢政和朱元璋留给他们的是一个稳如泰山的王朝，实则暗藏巨大的危机。

正是有鉴于此，汉朝在一开始的时候，刘邦就颇不及待的立了太上皇，皇后，储君，并且把刘氏诸王分封各地。可以说，汉朝继承了秦制，但在皇权的分配上，刘邦却没有一样儿学习赢政。

汉朝前期几代圣君所处的环境都十分安稳。上有太皇太后，有太后，中有皇后，有太子，下有宗室亲王，还有外戚，甚至还有太监，汉朝的皇帝把集中于一人的皇权，分散给了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一大群人身上。

皇帝居于核心，用这个庞大的群体，来制约文官百官，尽而管理整个天下。

这么多利益群体的相互制约，基本上保证了皇权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权威和能量虽然下降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别出新裁的群体领导了。这种模式开拓不足，对于一个守江山求稳定的大一统王朝来说，却是足够了，也算是十分先进的，可以避免昏君误国。

对于臣子们来说，杜绝了他们针对皇帝个人下黑手，因为单单只干掉皇帝，已经没办法解决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了。

那群以太皇太后或者皇太后为主的皇权代表们，可以从容的再立一个，他们要立谁，只会考虑他们的利益。

皇帝薨逝带来的权力散溢，也只能便宜她们，而不会回到臣子们手中，除非臣子们把整个群体给消灭掉，但这是不可能的。

汉武帝刘彻奋三世之余烈，亲手打破了这种牢固的权力格局，把汉朝推到了顶峰，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可他忘了，那些环绕在皇帝身边的群体，即是一种束缚，也是一种对皇权的保护。

对于英主来说，这些群体就是限制其自由的束缚；对于庸主来说，这些人就是保护皇权的长城。皇帝需要以更大的智慧和格局，才能摆脱束缚，驾驭这个群体。

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屏弊了庸主乱国的风险；而又无法阻碍英主崛起的脚步。

正是这种模式，使得大汉远比大秦稳定，也比大秦延绵久远。

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也就在此，有些事情或者说制度模式，真的很难说是对还是错，更没有绝对的正确或者错误。

彼之珍宝，吾之芥草；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需要个人的眼光和能力随时调整，才使得社会的资源不会固定化，一直在流动中运行。

高度集中的皇权，对于赢政和刘彻这种雄才大略的战争狂人来说，就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可对于胡亥和刘弗陵这些刚刚长大的少年来说，就是杀人不见血的毒药。

若是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若是他们身边也有窦太后、王皇后、窦后主等，这样的层层‘束缚’，也许他们还可以多活几年，获得成长所需的宝贵时间和历练。

少年心性，面对限制，多是只见其害而不见其利。

刘彻若是没有窦太后的‘约束和保护’，恐怕他很难安然成长起来，更不用说接手权力、大展鸿图了。光绪要是没有慈禧的‘约束和保护’，更大的可能不是自由自在的飞翔，而是更早的殒落掉。

顺治一直视多尔衮为眼中钉肉中刺，无一刻不想除之而后快，死后还要抛棺戮尸，发泄心中的仇恨。可多尔衮死后，他也没做多少年的太平皇帝，也跟着去了。

这些是李言在权力核心打转了几十年，尤其是最近这半年接手大唐皇位，沉下心来开始治国后，才渐渐悟出的道理。这也是他纵容长孙皇后和海棠，也没有强硬要求后宫不得干政的原因。

封藩王会致后世诸藩反叛，可不封藩王有可能连后世都不会有；纵容后宫干政，有可能会导致皇权衰落，可那些没有后宫的人，王朝可能更加短暂。

豢养太监外戚，会留下骂名，那些没有太监和外戚的，国祚也不见得长远。

历史上的王朝覆亡，君主的死亡，都有着各种种样的原因。有些因为昏庸而亡，有些反而因为勤勉而亡，有些皇帝的殒落，恰恰是因为他太过精明强干、雄才大略，让臣子们感到不安。

皇权和臣权就是一只跷跷板，你强了我就弱，反过来，你弱了我自然会强，强大自己有时候就是消弱敌人。

所以，世上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绝对正确的模式，一切都要看具体情况对症下药的，这也是江山久远传承最大的障碍。

皇帝设计的模式再正确，也无法应对代代而出良莠不齐的君主们和复杂的现实局面。

高度集权，怕遇到庸主好大喜功，把江山给祸祸了；权力分散，养一大堆后宫、外戚、太监，又怕遇到英主，生生的给限制死了。

李言深深的叹息一声，世事多艰，万难两全啊！

随后，李言又想到了自己的任务，想到了自己即将铲除的那些世家大族们，心中又有了些迷茫。世家大族是大唐建立的基石，同时也是限制皇帝集权的阻碍。

李言一直想的都是怎么铲除他们，甚至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盘算了，在回到长安登基后，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在为此做铺垫。可是真的动辙大杀四方，看见满地尸首的时候，李言又有些动摇了。

不是心慈手软下不了那个狠手，而是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

或许历史上唐朝能传承达近三百年，也离不开这些世族门阀的功劳，他们限制了皇权。可同时，又何尝不是保护了皇权，李言脑海中忽然闪现出这个念头。

宋朝明朝倒是没有没如今堪比国中之国的世家大族，也没撑到三百年国运。唐朝一直都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颤颤巍巍的，却也达到了封建王朝的寿数顶端。

自己不能只看他们为害的一面，也要多方思量他们对国家有利的一面。一时间，对于之前坚定的决心，李言心里也有了些许动摇？

世家大族人才辈出，是大唐最坚挺的一根支柱，若是骤然而毁，这诺大的江山，又靠谁来撑着呢？

庶民百姓，还是寒门子弟？

一旦他们涌上权力舞台，或许要不了多少代，他们就会变成新的权贵吧？

李言知道，从人性最深处的追求来说，多数佃户的最终诉求，决不是拉下地主来均贫富。而是让自己成为新的地主，像地主欺负自己似的欺负别人。

地主享受的高福利，本身就是靠着剥削他人带来的，一旦停止这种侵占，地主也就成了普通人。

若是把权贵打成贫民，丢在田间地头苦苦挣扎，他们一样很可怜。不出三代，他们也就成了‘老实忠厚’善良百姓；若是把一部份老实善良的平民提拔成权贵，高高在上。

要不了多久，他们一样会做威做福，鱼肉百姓。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样会和皇帝百姓对立起来，和之前的权贵们不会有任何的分别，这就是阶层自带的天然属性，不会因为任何人的道德而改变。

拉开时间长河，从更加广旷的视角去看，就会发现，权贵们的源头，都是来自于曾经奋发向上的平民。而现在的平民，又都是些曾经的权贵落魄的后代。

历史就是一个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唱完后他再来。

循环往复，都是一样的戏码，唱了一遍又一遍。

他该打击谁，又需要拯救谁，这样真的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公平正义吗？

李言若是一意孤行，把这一批人打下去，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扶持起来的那些人，最终也会走到现在的那批人的老路上，没有多大的意义。

这并不是换一批人就能解决，而是人性的欲望所决定的，刻在基因里的东西。

就像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问题就是无解的；而人性的欲望，在已知的任何时代，都是无解的。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什么时候也少不了权贵阶层，只是隋唐时期的这些世族发展的规模有些太大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诸胡南下，神州陆沉，江山无主，他们也是没娘的孩子，只能靠自己。

狂野的求生之下，自然养成了一身桀骜不训的性子和无法无天的霸道。若是没有这份野性，恐怕北地连这点儿血脉也留存不下来，会被肆略的胡人给吞吃殆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