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9章 死与复仇(十)

在北美问题上的不同战后利益,只是中法同盟之间分歧的一个缩影。

大顺这边不太可能理解的宗教问题,法国人有很多文章可做。

大顺依靠走私、贸易之类引发北美的诸多矛盾,浑水摸鱼。

而法国,实际上只需要在战争结束的条约中,要求英国在北美保障天主教徒的利益,即可直接激发北美清教徒对英国的无限反感。

因为,清教徒连圣公会有教会、穿长袍这种事非常不爽——《圣经》里,哪一段描写了传教士长袍?哪一段写了有教会这种东西?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你居然在用,你这不纯啊。

这一点,东西方基本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清教徒认为,天主教过于世俗化,不纯;瓦哈卜派,认为奥斯曼过于世俗化,不纯;复古派儒生,以及兴起的考据派,也认为宋明理学,不纯,假儒。

只不过因为宗教隔阂,大顺这边可以理解宋明理学在明末开始的复古反思,却不能类比地去理解清教徒、圣公会、和天主教之间的正统之争。

简单来说,清教徒来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圣公会,都觉得难以容忍,觉得不够纯粹,过于世俗化。又怎么可能容忍英国对天主教的让步?

故而在宗教这张牌上,法国人可以打一些“投入少、见效大”的手段,而这和大顺的策略自然是有分歧的。

这种分歧是无法弥合的。

现在来讲,摆在中法之间的合作障碍,是要不要去海峡决战,登陆苏格兰。

即便说,这个分歧暂时被搁置,同意大顺的放弃海峡决战而采取贸易绞杀内部崩溃的战略,分歧依旧巨大。

就算说不去海峡决战。

那么,下一步,是将精力放在哪?

北美?

加勒比?

巴巴多斯?

还是先帮着西班牙打下波尔图?

法国的兵力总数不少。

但就如约翰·莫当特死前所惊恐的那般,要是法国去打卡塔赫纳远征,那丢人的程度要比英国更笑柄。

是以总兵力不少的法国,实际上能够参与跨大洋远征的军队,也就几千人。故而,如果要实施大顺的贸易绞杀战略,中法之间还是要继续合作。

因为法国这边能远征的军队不多,可大顺这边其实也没有多少能够跨大洋远征的精锐常备远征陆战队,两边还只能合作配合。

战争就是这样,大顺严苛训练出来的、技能特化的战斗工兵,的确是强,但需要别人配合。

就像是此时大部分的战斗,伤亡主要是靠炮兵、骑兵砍杀造成的。但是,没有抗线的步兵,炮兵和骑兵卵用没有。

不管是在南洋、在印度,还是在直布罗陀,攻克堡垒的主攻的确是大顺这边的工兵,但在之前的围困、阻援、封锁、威胁等,还是要靠海军舰队、法国陆战队、以及法国的那批原本计划用于登陆苏格兰的步兵。

一样的道理,想要继续在西班牙、加勒比或者北美扩大战果,两边谁也离不开谁。

不过,确实,在宗教问题上大顺这边不太能理解法国的看法。

但在宗教这个问题之外,考虑物质、土地、人口、名声之类的东西,大顺这边和欧洲并没有隔阂。

是以,大顺这边要把俘虏送回英国的这件事上,李欗等人还是做了一个向法国示好的决议。

既可以认为是示好。

也可以认为是某种战略外交上的暗示。

一般来说,法国人应该能够看懂大顺的这种示好和暗示的,因为这涉及到法国的一些政治敏感的地区。

李欗对德·拉·克鲁提议,这边押送的英国俘虏,在直布罗陀装船后,会在法国的敦刻尔克逗留。

德·拉·克鲁应该立刻将直布罗陀被攻克的消息,传递回巴黎。而巴黎那边,也应该立刻遴选出合适的外交人员,与大顺在巴黎的外交人员一起,前往伦敦。

一方面,是要刺探一下英国的舆论情况、议会态度、以及英国的战争潜力。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顺和法国之间能够继续保持彼此之间的信任,不会单独和英国进行私下的和谈,并出卖对方。

这种事,大顺怕、法国也怕。

以为法国实实在在被曾经的“盟友”,在战争中背叛过,比如那场英法一起干爆荷兰的战争,就是打到一半,法国被英国背叛了。

而大顺这边,也是实实在在不能相信所谓的“盟友”,毕竟大顺这群人,纵然学的是所谓的新学,可是《三国演义》可是自小就看的,谁说盟友就一定不会中途背叛?

到时候,晋阳之战打到一半了,再出个张孟谈,留下个唇亡齿寒的欧洲版典故,那乐子可就大了。

而选择敦刻尔克,作为俘虏的中转地,以及中法两国外交人员登船赴伦敦的地点,也算是大顺的一种战略外交上的示好暗示,而且在法国人看来属于是那种在“敏感的地区”站队的、尊重历史传统的一种示好暗示。

应该说,至今为止,大顺和法国在欧洲的几场关键战役——主要是赢的这几场——其实都算是帮着法国擦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的屁股。

梅诺卡岛、直布罗陀,以及大顺这边提出的俘虏中转的敦刻尔克,都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

梅诺卡岛和直布罗陀不提。

而大顺选择让自己运送英国战俘的船,前往敦刻尔克,并且希望在那里和法国的外交官汇合,是有政治意义的。

两个政治意义。

其一:大顺认可敦刻尔克是法国的领土。

其二:大顺承认、认可、甚至用实际行动,捍卫路易十四对敦刻尔克的承诺与定位:【敦刻尔克是法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所有商人、贸易商都可以自由卸货,出售和零售商品,并免除所有入职义务,并且所述商人可以自由购买所有商品】

敦刻尔克问题,一直是法国的痛,也算是法国的爱国者们,一直不愿触碰的伤疤。

就如同荷兰人怀念黄金时代一样。

法国人也怀念自己的黄金时代,而法国黄金时代的终结,就现在来说,这个转折点一般被视作“布伦海姆之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转折点,也是法国“路易十四大扩张时代的终结”。

而敦刻尔克,则算是法国的一个不可触碰的伤疤。

因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英国逼着法国,拆了敦刻尔克的港口、防御设施、填平了港口、烧毁了商铺。

理由是敦刻尔克太自由了,以至于战争期间,有海盗袭击了英国的商船并在这里补给,所以不准自由。

当然,真正的原因,则是因为敦刻尔克距离英国太近了,担心法国从敦刻尔克进攻英国。

这件事,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一直被视作法国人的屈辱。

一直到多年前大顺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策动荷兰政变、且法国理论上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算是个名义上的胜利者。

路易十五在战争结束后,立刻花了大价钱,重新建设了敦刻尔克。

毕竟,这是个象征。

恢复对敦刻尔克的统治,在象征意义上,是“法兰西重回布伦海姆之战前的荣光,我路易十五已经快要追平十四了”。

但这一轮战争开始之后,敦刻尔克立刻被英国的海军烧掉。

并且,每个法国人都可以确信一点:一旦法国输掉了战争,敦刻尔克必将再度毁灭,成为那个法国根本无法管辖、要看英国脸色和遵守英国条约的法国领土。

敦刻尔克的象征意义,极大。

因为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其在地缘上,非常适合进攻英国——如果不是很近,那么也不会有那次会出名的大撤退——渡海可攻英国、北上可达奥属尼德兰的天主教地区也就是比利时。

故而,只要法国赢了,或者说法国处在战略进攻地位,那么敦刻尔克一定会大建。

反之,如果英国赢了,或者说英国处在战略进攻地位,那么敦刻尔克一定会被拆掉。

除非英法同盟,比如一起干西班牙、一起干荷兰的时候,敦刻尔克才不这么敏感。

真要说地理位置险要,倒也险要。

但要说真正的进攻压力,或者说最适合的进攻发起良港或者海军基地,那还是算了吧。土伦和布雷斯特,都比敦刻尔克合适的多,背靠大后方,安全的很。

但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英国两国“第二次百年战争”,每次战争结束后,肯定要围绕着敦刻尔克问题扯一堆蛋。

乌得勒支条约,扯了;亚琛条约,扯了;历史上的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扯了;一直到再一次的巴黎和约,法国人支持十三州干了英国在巴黎签字,还是扯了这个问题。

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历史上并不介意法国丢了加拿大。

但是,历史上七年战争后,英国再度要求法国拆了敦刻尔克,引发了法国的巨大仇恨,被视作比丢了加拿大还大的屈辱。

大顺选择在这个节骨眼,让英国战俘去敦刻尔克中转,实际上也算是明确地告诉法国:这一次被英国人拆了的敦刻尔克,我们保你再建起来了,我说的。

换句话说:法国的核心利益,大顺知道在哪,并且伱放心,这个同盟,一定会捍卫法国的核心利益。至少,这个基本点不会变。

(本章完)

第1290章 死与复仇(十一)

这种暗示,身处此时此刻;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英法几度战争;且敦刻尔克被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的历史,让德·拉·克鲁很容易就理解了大顺这边的示好和诚意。

在确信大顺这边一定会选择把英国俘虏送回英国、对英国国内进行“战争亲历者传播恐慌”的策略后,德·拉·克鲁也没再继续争辩。

本身,土伦舰队就没几条船了。

大顺这边出了个亲王,法国这边来了个刚晋升不久的中将,本身地位就是不均等的。

既然是帝国时代,那么彼此的王冠、皇冠总得彼此承认。法国派他来,本身就是把地中海的战争指挥权交到了大顺手里,德·拉·克鲁也没得争。

于是他立刻派人,将直布罗陀获胜的消息,传递回巴黎,并且附上了大顺这边的意思。

这种事,还是交给舒瓦瑟尔公爵,或者国王的国王之友小圈子吧。

不过,德·拉·克鲁还是觉得挺欣慰的:最起码,大顺在敦刻尔克问题上的态度,表明了两边的分歧虽然存在,但核心利益上似乎并无分歧,那便证明还可以继续合作下去。

这件事定下来后,德·拉·克鲁就去准备了。

大顺这边的高阶军官,也没有去看清点俘虏之类的事,而是继续在直布罗陀的石山上,看地中海的江山,心情激荡,感慨万千。

李欗回身望了望远处硝烟尚未散尽的战场,忽然道:“你们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直布罗陀、还有我刚才谈的敦刻尔克的事,是什么时候吗?”

大顺的这些高阶军官,作为基本上同期的同窗,几乎给出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答案。

“是在威海的时候。兴国公讲欧洲局势、讲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讲布伦海姆之战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膛线枪的木托子弹刚研究出来的时候吧?国公在讲一些战术性的变革,讲武器、科技、阵法、战术的相互关系?”

陈青海给出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其余人也都纷纷点头,道:“是的,就是这次。”

那一次,李欗当然也在。

回忆起来,众人回头看看战场,纷纷吐出一口气,似乎在纪念着一个时代的逝去。

既是他们曾经一起在威海训练的年轻时候的日子,自己的青春时代。

也是看到战场上这一幕,想到了当初刘钰关于“时代在不断变化”的那番话,虽然只是战术意义上的“时代在变”,可与当初的那番话对应一下,却能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变迁。

当时在威海。

刘钰只是在拿到研制出来的木托子弹膛线枪后,转述了一下恩格斯对布伦海姆之战的评价——毕竟,那是个能负责编写大百科全书上的军事条目的强人,老恩的评价,自是相当到位的。

【这次会战从战术观点来看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极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战术同现代战术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一种情况,即两翼前有两个居民点,这在今天会被认为是防御阵地的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而对于十八世纪的军队却成了失败的原因。】

【在当时,步兵完全不适于进行具有明显的非正规性质的散兵战,而在今天,散兵战却能使精锐部队防守的砖石房屋居民点成为几乎不可攻克的。】

言简意赅地描述了散兵战术、线列战术,在面对相同的战场、相同的环境下,完全不同的情况。

大顺在直布罗陀的这一仗,实际上也算是对恩格斯这番评价的实体展示:

线列兵时代,和散兵时代,其防御战术、防御体系、壕沟战术,是有代差的。

大顺的散兵,少量的散兵,在壕沟、环形工事、砖石据点防御中,顶住了以线列战术攻击的数倍英军。

直布罗陀之战,从双方伤亡来看,并不算一场大战。

但东西方的战术体系,在此交汇,真正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包括已经自杀的约翰·莫当特,都已经看出来了一些问题。

旧时代,或者说,纯粹的线列横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棱堡时代,也已经快要结束了。

时代在变,一场新的战术变革,即将拉开,谁跟不上,谁就会失败。

开花弹、散兵、以及作为过渡的纵队冲击战术、壕沟防御的兵力梯次配置、膛线枪的比例增加……等等这些,即便还做不到立刻让战术体系重写。

但至少,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浮现。

防御一方的约翰·莫当特,临死之前,写给伦敦的建言,写到了时代变了。

而进攻一方的大顺军官们,作为胜利者,也切身体会了一把时代的变化。

方阵在开花弹前不堪一击。

线列进攻在散兵战术面前损失惨重。

没有盖顶的棱堡,密集的线列兵战术、距离被彻底淘汰,只剩下一种能承受更高膛压的炮管、和一种更为安全的引信,以及一种更为便宜的拉膛线的机器。

在这一战之前,“我们和欧洲真正的军事强国,到底孰强孰弱、大顺的战术体系是否是正确的”,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在大顺的这些高阶军官的头顶。

南洋之战,打的是衰落的荷兰,而且基本没有啥像样的战斗。

印度之战,那纯是以多欺少,拉出去一万五六千的大军、将近十倍的火炮。

直到直布罗陀之战,算是和英军的常备军交手,结果就是不管是进攻方还是防御方,都得出了结论:战术体系,恐怕又要发生一次变化。

一众军官们感叹于时代变化的太快。

这种感觉很微妙,并不是说松苏开始冒出煤烟和蒸汽的那种。

他们作为军人,站在军事的角度上,也能深刻体会到这种飞速的变化。

他们小时候,大顺的军事体系、战术体系,是什么样的,他们当然知晓。因为他们不是达官显贵之子,就是良家子体系的世兵。

等着军改开始,大顺开始装备燧发枪和刺刀,开始整合炮兵,以炮兵、方阵、线列、齐射,来决胜。

从阿尔泰山,打到日本,再打到南洋。

然后,不过短短十几年,膛线枪木托子弹、散兵和骑炮配合反骑兵、散兵加纵队冲锋、开花弹、虎蹲炮复兴、防御战壕沟批次部署兵力等等新的战术,又开始推广。

这些人对于“时代在不断变化,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的认识,应该说,以一种不得不的形式,不断加深强化。

仅仅从战术上,他们已经送走了两个时代。

联想到此时大顺国内发生的种种变化,难免不会让他们生出诸多的感叹。

当“变化”本身不再叫人感觉到“不适应”的时候,那么,怎么变化,变成什么样,也就逐渐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理所当然不对”的理所当然感。

虽然他们感触变化的方式,只是通过战争。

但关键是他们潜移默化接受的三观,使得他们对于“变”的认知,是一种非常别扭的认知,建立起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看起来非常奇葩的认知方式:一定是因为甲的改变,所以乙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乙变成了这个样子,本质上是甲发生了变化。

比如,战术的改变,是因为武器的变化。

武器发生了变化,而战术不变,就会遇到排着队列阵,冲击膛线枪和开花弹防御阵地的场景,就会引发惨败。

这种认知,狭隘的去看,倒是问题不大,狭隘的看就是军改而已,

但对于大顺而言,真正的大问题,是这一整批广义新学派系的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三观影响:什么是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或者叫表象。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要变,否则就要塌。

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破除了各种各样的神圣性。

军官们从战术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战术变为一种无趣的学问,与武器、士气、军饷等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变、不可改、不可易的。

商人们从贸易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出海远航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风向、经纬、洋流、太阳、地球、时间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从神明到口口相传的禁忌,种种被赋予神圣的东西都被砸碎了。

甚至一些官员,在松苏的改革中,也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征税发展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利息、利率、土地收益、兼并倾向、白银买地还是干工商取决于回报、溺婴和纺织业之关系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没有道德的、没有人味儿的学问——比如松苏溺婴问题的改变,靠的是纺织业发展,和残酷无比的“包身工”、“灵巧手指的童工”和“女人上工的工资由父母或者公婆代领一半”等和没有进行文化的革命下的封建伦理和封建道德现实对应的极端黑暗政策。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无非是这些军官们感触最深而已。

这批大顺海陆军体系内都算是高阶军官的军官,自然不会因为一场三五千人规模的战斗,就大发感慨。

但这场战斗背后的时代变迁,让他们感慨莫名。

也正是许多年前,关于膛线枪问题所引发的散兵战术、线列战术、纵队冲锋过度等战术问题的那场讨论,使得此时的李欗,知道了敦刻尔克这个法国的伤疤,知道了法国的一些情况。

并且在共情之后,提出了这么一个向法国示好、维系同盟关系和互相信任的提议。

感叹与追忆之后,李欗点了陈青海的名字,说道:“此番去伦敦,外交那边由齐国公家里的田平,他当初就被送到了英国做公使,对这边熟悉,也算是国公早年帮忙给他铺了个建功立业的路。当初谁想着最终最风光、最能建功的大使是去英国,而不是去罗刹、法国?”

“军队这边,既是去震慑的,也是要镇得住场子,你带队过去吧。我估计,法国那边,至少也得派个有爵位的。咱们这边的人,级别也得能镇得住,有些东西才是。也算是看看英国那边的海军,我们在这边打仗交手的时候,你还在好望角,我估计多半是打不起来大海战了,伱也正好去看看。”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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