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8章 一钱多花

这种潜意识里涌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维,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内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会有这么最贱之人的思维方式?

待这种心思消退,皇帝却还是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

缺钱。

户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够。

内帑今年也没有多少剩余,很多钱要投入到南洋贸易之中作为股本,而且之前还收购了一批肉桂槟榔宝石,现在还没出货,押在仓库呢。

外加对官窑瓷器作坊的投入、对西洋贸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就不得不等着这些钱慢慢生息。

这时候是取不出来的。

对南洋战争,花的是内帑的钱,这些钱肯定是赚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连本带息都回来了。

刘钰引用太宗皇帝的话,说人的生命谁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而大顺的记忆里,太宗皇帝确实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荆襄之战后确实没活几年,这种事谁也说不准。

故而皇帝是想着,既是要干,那就晚干不如早干。

刘钰既说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借点钱用也不是不行,周转一下子,也好过加增“淮饷”,引得天下出乱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运停了。

趁着冬天,治理淮河的钱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这些钱也得出。

全算下来,可就不是三千万两这么简单了。

不借钱的话,就得一点一点地攒。攒到啥时候呢?攒十年后,假设一切风调雨顺,钱够了,万一自己嘎一下没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税的话,确实也能赚钱。

但刘钰坚决反对在印度上冒进,这时候全力进印度,就是在和英法为敌。

这玩意儿还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现在打印度意味着贸易停滞,大顺好容易在欧洲打开的贸易局面也就全毁了。

英法合力,能让大顺的货船,连非洲都过不去。

对内加税、或者对内改革呢?

加税是不考虑的。加税意味着出事。

对内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边建议试行十一税的好处。

但一来,这种事难做。

二来,这需要大量的新学学子,进入官吏系统,对抗本地士绅。这会引发儒林的极大反感,并认为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学来对抗圣人弟子。

三来,这是挖天下士绅的根。

士绅靠的是免役、免摊派,不是免税。

所以对士绅来说,税率越低越好,因为他们合法地纳税、理论上没有坑国家一文钱。

但这么低的税率,国家到底够不够用、基层要不要摊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摊派,和他们无关,本来也不是“合法”的税收,他们大义在握。

地方官随便加税,当然是苛政猛于虎。《打渔杀家》都知道,收税得看户政府的文书。

如此种种,借钱也不失为一种考虑。

虽然说,历朝历代,问商人借钱这种事,要追述到汉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样,开历代之先,借钱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钱,就得还呐。

刘钰也说了,盐商和其余工商与海外贸易的区别,意思便是捐助什么的,找特殊地位的盐商;而盐商之外,只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还嘛。

正想着呢,廖寒辉进言道:“臣以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变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这劣田,原本价值二两银子,如今变为水浇田,价值增至四两。”

“二两变四两,其中二两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内加诸于上,或许拿不出,那么将这一半的增值地钱,分为五年征收。”

“其次,若陛下废漕改海,民间劳役减轻,漂没耗损的负担也减轻了。是否可以增税呢?”

“既是要治淮、水利、灌溉,就需清查田亩。确定田亩数后,若真能保证十而税一,或者八而税一,民间负担反倒比三十税一要轻。”

“如此,二三十年内,这治淮费用,当也收回了。”

“臣以为,治淮需三五千万两,这是一年收入,朝廷管着偌大天朝,自不可能将全部的钱都投入淮地。”

“今日补淮,明日增淮之税而补他处,未为不可。”

“只要治好淮河之后再增,百姓也不会有什么怨言。而且若真能取消漕运,即便加税,百姓的负担也是减轻了的。”

廖寒辉这些年一直在黄淮区,对皇帝诉说的“朝廷做鸵鸟”的说法,当真是理解的相当透彻。

百姓的负担到底是不是国税?

廖寒辉自是清楚。

他觉得自己这个办法,算是跟松江府那边试行的印花税学来的。既然做生意的,入股票据交易的时候,按照交易价格来交税。

那么,土地从劣田变为水浇地,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亩税之外,完全可以视为朝廷投资的一部分回报。

把土地从劣田变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给国库,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治淮的钱,是各个省凑的。国库没钱也不行,将来别处遭灾了,也得用国库的钱赈济,让淮民偿还各个省凑出来的治淮钱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这和后世不一样,这三千万,就是大顺一年官方的财政总收入。后世治淮河也好、治黄河也罢,没听说有投资需要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廖寒辉也知道这个数额对大顺来说,着实是大了点。就算大顺如今还有海外贸易的收入、工商业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会留下一个顶大的财政窟窿。

他这想法,也只是一地一府的视角。

皇帝对此不置可否,并没有斥责,也没有称赞,而是问刘钰道:“兴国公不知治水事。但于钱上向来看的紧。”

“若朕真欲废漕运、治淮河,爱卿可有什么策略?”

刘钰多少年前就琢磨着废运河、走海运的事,哪能不做提前的准备?

如今皇帝不问他这件事应不应该做、而是问他这件事要做该怎么做好?

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

于是他便将这些年对于漕运、海运、漕工等等问题的考虑,一一陈奏。

总结起来,无非两句话。

漕工组建厢军。

漕米买扑承包。

这两句话可以概括的策略,让皇帝陷入了沉思。

说起来也简单,听起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行性。

总结起来,无非还是之前的老办法,旧瓶装新酒。

既然要治理淮河,那么反正要找人干活。

找人干活,又不想征发劳役。

那么就得给钱。

同样是给钱,为啥不把钱给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影响生计的人呢?

将他们编入厢军。

不发盔甲、不发火枪、不发鲜艳军装,一身装备行头也花不了几个钱。

按照每个月二两银子的饷银,再保证能吃饱饭,让他们专门干活去呗。

编入二三十万厢军,专门做工程。

挖掘河道,主要用这些人来挖。

找靖海宫培养的工兵军官生来做军官。

当然,要赶时间的话,农闲时候,可以募役当地百姓去大堤干活。发钱就是了,反正是照着3000万两花的。

原本,雇人挖人工河、水渠,是一笔钱。

遣散安置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无疑谋生的人,又是一笔钱。

而如果编制厢军,就可以用一笔钱,解决两件事。

此外,就算治好了淮河,日后维护用不用人?淮河治好之后,海河、辽河等,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治理?黄河长江是不敢动,挑软柿子捏不行吗?

日后维护、治水延续,直接可以用成为熟练工的这批厢军。

另一句话,漕米买扑,则是在确保海运没有问题、海军可以控制南洋、实在出事了可以运江南米南洋米的前提下,完全也是一个花一笔钱,解决两件事的办法。

江南地区,白银充足,完全可以支撑完全的白银货币化。

那么,原本要缴纳实物租的漕米,直接换成银子缴税不就行了?

朝廷把漕米折算的白银,交给商人。

按照价格,承包给商人。

然后,朝廷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政策,比如台湾、南洋新垦地,十年免税等等——反正这些地方原本也没有税。

由此,以政策性引导,让这些豪商去南洋、台湾去办稻米种植园。

而兴办稻米种植园,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因为运河被废导致的运河两岸经济下滑、以及后续的经济下滑导致的贫苦农民,外加水灾等年年都有的灾荒,就可以让大量的需要朝廷赈济的人口,下南洋。

在稻米种植园当苦力、奴工。

一来大顺的人力便宜,也就与荷兰人用的泰米尔奴隶差不多。

二来,大顺的这些人,多半本来也会种田。

反正肯定是比荷兰人在爪哇推行种靛草要强,当地人根本不知道咋种。

这样一来,原本每年要给百姓带来大量负担的漕运,便可承担三项责任。

其一:保证漕米供应。

其二:代替一部分朝廷赈灾。

其三:充实南洋人口,如两晋隋唐开始的对江南的开发,假以时日,南洋华人众多,亦可为天朝的基本盘。

其四:促进南洋发展,由大量种植园,带来小买卖繁荣、消费品消耗增加、定居成本降低等等,也可以长远地保证大顺所理想的小农经济在天朝内的稳定,缓解人地矛盾。

而且,爪哇土地肥沃,一年确实多熟,粮食产量肯定比两淮地区要高的多。

同时,因为人口南迁南洋,兴修淮河水利设施,南洋米产量增加,以及不再需要缴纳稻米实物租而缴纳货币税等等因素,运河地区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的趋势也会增加。

而增加的这些棉花,又恰好可以提供对外贸易所需的原料。尤其是在荷兰谈判很顺利的完成第一步、在南洋被大顺所得的条件下,纺织业肯定是要大发展的,这又可以给朝廷带来更多的赋税。

原本是害民害的两淮崩溃、运河两岸恨死漕运的漕米,若行此手段,不但可以缓解运河的苦难民役;还能当做朝廷赈济灾民下南洋的手段。

单这几点,就比继续走运河要强。

其中朝廷并没有多花一分钱,因为漕米本来就是要的。

至于说考虑承包种植园需要时间,那也不是问题。

只要有银子,大顺有海军,有足够的货船,几百万石大米,在南洋随便就买得到。

从爪哇买到暹罗、再买到锡兰印度,只要海军能在南洋称雄,就根本不存在买不到的情况。

再不济,还有辽东的粮食呢、日本的粮食呢?日本既然为了搞了大米期货交易,钱到位,军舰还能继续去那边转圈,日本的各个封建主巴不得大顺去买米呢——日本百姓是交实物税的,可不是交银子,这些大米得换成钱,才能买开埠之后大顺带去的大量货物。

所以,刘钰觉得,现在完全废弃过时的运河漕运、废弃经济最发达的江南还有实物税的时机,已经到了。

要说在北方还收实物租吧,也能理解。之前北方白银确实不足。

但不在北方收,却在白银存量最多的江南收实物租,这就说不过去了。

伐日本、下南洋、驱逐西洋势力确保海运安全的同时,其实也确保了大顺的粮食安全。至少,是京城的粮食安全。

从全局考虑,刘钰并没有去琢磨治淮之后的加税或者土地增值的问题,他觉得这倒是细节。

他支持松江府尹搞十一税的原因,不是为了朝廷收更多的税,而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降低松江府的买地收益,从而降低松江府的工商业贷款利息。

真要是大顺爆种改革,李淦疯了搞激烈改革,真一年能收大几千万两的土地税,刘钰反倒郁闷了,这庞然大物得让新兴阶层长到多大才能推倒?

要是在淮河刘钰搞均田,刘钰是支持的,增加内需购买力。

但不动最基本的所有权问题,搞这种修修补补,除了户政府能多收点钱外,对工商业发展意义不大。

他的目的就是让皇帝花钱,并且花钱之后还能感觉到非常爽。

并且这钱一定是从工商业赚来的。

刘钰觉得,真要是去借债,一年五六十万的利息,根本不是事,他也丝毫不琢磨着在土地上往外挤。

欧洲即将结束战争,国债利息趋于稳定,暂时看也没啥好的投资方向。他们也不会急着要回本金,而是会更倾向于每年收利息。

这钱,等于就是白拿的。

还不还的,真要是大顺对外扩张了半天,竟到一千万两都要赖账的地步,也根本不用还了,来大沽口武装讨债吧。

而要是能稳定十年都没有引发挤兑,证明大顺已经在欧洲站稳了脚跟。还差这一千万两的本金?

(本章完)

第859章 最终还是看天意(上)

治水问题,刘钰不敢掺和,他控制不了老天爷。

但要说保证京城和驻军以及野战军团所需的600万石粮食,他便可以拍着胸口担起这责任。

虽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也其乐无穷。

可终究,比起治水的与天与地奋斗,保证漕米的与人奋斗实在是更有乐趣。最起码可以自己掌控命运,但治水自己没办法掌控是否来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暴雨。

这些年过来,皇帝对刘钰还是非常信赖的。觉得要是刘钰拍胸脯保证的事,那肯定是胸有成竹的,从当年的罗刹边境战争到这一次下南洋,都印证了这一点。

只是之前皇帝始终觉得,刘钰有时候总会使一些“先斩后奏”或者“倒逼朝廷不得不从”的手段。这都形成习惯思维了。

耳听刘钰又提出这么一个听起来似乎“十分合理、十分有利于朝廷”的政策,皇帝也几乎是下意识地想了想这件事可能会引发什么影响?可能又会“倒逼”朝廷将来做出什么决策?

想了半天,觉得好像最多也就是倒逼朝廷不得裁撤海军、必须保证一支在南洋有绝对性优势的海军。

除此之外,暂时倒也看不出什么别的。

之前任命米子明为南洋都护的时候,殿前奏对考教,米子明说要分“内外”。南洋的工业发展不起来,而且杂乱无章的岛屿,都使得南洋很难存在一个强大的割据势力。

因为南洋虽然有柚木,但是造舰不只是个技术活,还是个吞金兽。

拥有一支十余艘战列舰的舰队,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需要几十个省份的税收保证、需要强大的手工业作为支撑、需要一整套的帆布缆绳锯木产业、需要一个海军部下辖的后勤管理处统合……总而言之,南洋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个很近的、大顺也很熟悉的例子,就是荷兰。富庶数倍南洋、航海术十倍南洋、远洋海战传统百倍南洋,但结果就是现在连一支战列舰舰队都凑不出来。

用刘钰的话讲,那叫在阿姆斯特丹看着岁数和他爹差不多的大的荷兰最年轻的战列舰,想着曾经荷兰纵横四海,当真有“黍离之悲”,叫人潸然泪下顺便忍俊不禁。

是以看起来,只要有一支舰队捏在天津卫、威海卫、旅顺卫这三处距离京城很近、陆军野战部队随时可以控制港口炮台的地方,倒也确实不用担心南洋会威胁到朝廷的漕米稳定。

不用担心造反、割据。

剩下的,便都好说了。

皇帝暗道,守常的手段果然异于常人,若说他聪明过人,倒也不是,如他所言,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已。接触多了那些西洋开拓殖民的手段,想法也就与朝中众人大为不同。

但怕的不是他聪明过人,若真是聪明过人,倒还好了。若韩白李岳、若周公武侯,皆非常人也,百年难遇,不可复刻。

怕的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便可想出这样的手段。

这殖民扩张的手段,西洋人已用的纯熟,西洋人不需要近水楼台,只怕在殖民扩张之上他们便是水。若他们再有聪明之辈……便若朝中科举出身的状元们的才智,若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想出的方法怕也比守常想出来的要强,这西洋人中的顶尖聪明者本就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果然,大敌仍在大洋上,而非西北东北了。

无论如何,这海军还是要继续建的。

马六甲,当为山海关。而印度,当为东北地,隔绝罗刹与山海关。此事终是要做的。

既如此,他想“倒逼”朝廷继续维持造舰,以确保南洋漕米,倒也没什么问题,反正也要做。

这既没了问题,剩余种种,倒确实是良策,大为有利。

一石三鸟,一举多得。

“爱卿所言,确实耳目一新。”

“朕算一下。若养三十万厢军,月饷二两,加上吃饭……爱卿的要求又高,不但要求吃饭,还要求吃饱。这一年就得500万两白银。”

“每年再多支出500万两,而且还是年年如此。”

“这笔钱,以前是不走户政府的。当地地方官摊派和力役就能解决。但现在走户政府了,就得朝廷花钱。”

“户政府的摊子越铺越大,进项却没加多少。只怕户政府不会同意。若由朕内帑出,终究不是这么回事,还需制度化。”

既说制度化,那就是说钱要走户政府走国库太仓。

而走户政府国库太仓,有天下内外之分,这钱就还得从天朝内弄。

皇帝也是在询问刘钰对廖寒辉提出的“淮河加税”问题的看法。

刘钰本就对此不是十分热衷,他觉得不改变所有权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修修补补。

而且征税成本在那摆着,皇帝要征收倒是有手段:一大堆新学学生、手里还有武德宫良家子,以足够的人才储备空降两淮,清查田亩、安插足够的基层税吏,进行控制。

长期肯定也会发生“新学生堕落”问题,短期倒是确实能做到一个看似矛盾的巨大成果——加税的同时,减轻百姓负担。

这些东西,皇帝深谙平衡之法,自然不可能想不到。

于是刘钰便道:“户政府的事,陛下宜与朝廷合议。但淮河尚未治理之前,加税之事本就不可能,蠲免还差不多。臣以为,这钱,三五年内,还是内帑出为宜。天下非只两淮。户政府的钱,不可见底。”

“西南改土归流、西北移民,此二项,非臣所擅手段能做的。民间资本不可能往这边投钱的,商人趋利,西南西北事,还是要靠朝廷推动。”

“臣所擅者,也只有鲸海南洋,此等可以商人取利之处。”

“至于说一年多出五百万两,算不算冗兵之政……臣以为,有事做,就不是冗兵。”

“淮若能治,除大江大河之外,还有何处治不得?这倒是与海军异曲同工。”

“若不用,便是冗兵。若用,便不是。”

皇帝嗯了一声,心道海军是不是冗兵,朕心里是有数的。日后真要是得了南洋身毒之利,料想太子也未必愚钝至斯,这你倒不用担心过甚。

思虑一阵后,皇帝又问道:“若真将漕米寄于南洋台湾,爱卿觉得,每年可以迁走多少人?安置多少灾民?”

刘钰早就盘算过。

既然是民间资本参与的下南洋和“以工代赈”,那么其实按照奴隶贸易的思维来考虑数量就行。

南洋的香料其实已经差不多到顶了,人体四液学说在欧洲退潮之后,香料用的不是那么多了。

稻米种植园、靛草种植园、棉花种植园、咖啡种植园,这些东西,才是南洋将来发展的关键。

就南洋之前糖厂和甘蔗园的情况来看,即便有“居留许可证”的特殊情况,但只怕搞种植园之后,那些在种植园干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奴隶贸易的航程很远,大顺从两淮下南洋也不近。

人口来源,要么就是灾民、要么就是欠了高利贷还不上的被人“卖”到南洋还债的。

当然大顺没有奴隶,只有可能一辈子都还不完债务的契约长工,从法律意义上讲确实不是奴隶。但……本质上到底是不是,刘钰心里还是有数的。

按照奴隶船一船装个千把人的效率来看,真要是朝廷将漕米寄于南洋,第一年安置个二三十万人是不成问题的。

死亡率高点,南洋的坏境黄淮地区必不适应,加上蚊虫疟疾热病之类,三十万去了,第二年能剩个十五六万活着的吧。

第一年三十万人,第二年开始每年还要补充大约十万左右,等着后续发展起来了,人口多了,贸易拓展了,肯定会逐渐增加的。

挖矿、种咖啡、种棉花、砍树等等这些,也得在四五年后才能发展起来。

盘算之后,刘钰道:“除第一年外,日后每年十万是可以保证的。日后逐渐增加。”

“这十万人,朝廷就不用出钱救济了。而且青壮多半被挑走了,剩下的老弱……呃,也就不太可能‘叛乱起事’。”

“算上朝廷出钱编入厢军的,废弃运河的这段转型阵痛,也应该可以把控得住。”

“虚说百万漕工,但若真能解决五六十万,也就差不多了。”

皇帝点点头,这些年他也算是稍微见识了一下“民间资本”的力量。

往西域移民,民间资本根本不参与,无利可图。朝廷花钱花的让皇帝都心慌。

仁慈一点,一个人迁徙的成本,得100两左右,甚至150两,才能到伊犁定居。

虽然伴随着定居点日多、粮食渐能自足,迁徙成本逐渐降低,可这钱也是花的心惊肉跳。

人少了没卵用,人多了花不起。

而之前的鲸海开发、虾夷开发,朝廷一毛钱都没出不说,还收了买扑费用。

结果就是因为有利可图,数年时间,鲸海虾夷等地,已有数万人不止。

究其根本,也就是船能方便地从虾夷跑到日本、跑到天津。而船不能从甘肃跑到伊犁。

现在刘钰开口就是保证一年十万左右,且朝廷不花一分钱——理论上,买漕米的钱,专款专用,就是不给南洋,也一样得花出去买米;或者直接征收大米,那么大米就不是钱了吗——这确实倒是解决了运河被废之后的诸多问题。

但皇帝还是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爱卿如何保证,每年这六百万的钱,都去开发南洋了?而不是被用来在江南买地?”

“朕担心,会不会本为了缓解人地问题、减缓兼并之害的钱,反倒是促成了兼并事?”

“商人求利,如何保证这笔钱用在朝廷想让用的地方?若是每年六百万钱不去洋南,反入苏南,以致买地囤地,又将如何?”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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