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趴跪在他面前的两人，皇帝看着他们撅起的姿势，非常的满足。
这两人惶恐地不敢抬头，皇帝却能体会他们内心的情绪。
惶恐、紧张、兴奋、高兴、担忧……这些情绪，都因他而起。
惶恐是因为面见皇帝。
紧张是因为怕回答错误给皇帝留下不好的印象。
兴奋是皇帝召见意味着高升……
一切的一切，包括情绪，都是他这个皇帝给的。
这种感觉，也算是当皇帝的一种最寻常的享受，毕竟上位者都可以给下面的人造成这种感觉。
只不过皇帝当太子的时候，如同跪着的官员这样的情绪是有的，但总有熬到头的一天。熬到头，办完丧事之后，就再也没人能给他惶恐、紧张、兴奋、担忧交织的情绪了。
这是权力最廉价的享受，并不值得细品。
皇帝略略满足了一下，便先问马浩川道：“朕欲点你为叙马防御使，你对川西诸事可有研究？”
马浩川之前被调回京城，只知道自己可能要升官了，或者去枢密院历练一段时间再外放。
却没想到在京城侯了这么久，侯来了这么一场大惊喜。
早在入京之前，马浩川就研究过西南问题，因为他觉得朝廷下南洋之后，就算再打仗，恐怕也是海军那边的人在前面打，未必轮得到自己。
而海军那群人就算再能打，总不能旱地行舟来内陆。
那么，无非也就西北、西南了。
西北地区很有可能，正常来说，这几年升官的途径，便是先去枢密院历练几年参谋功底，然后去西域镇守几年，升迁。
亦或者，继续在西南地区参加改土归流，打土司打那些寨楼。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而且术业有专攻之下，区别很大。
西域平叛，基本没啥攻坚战，打的都是些野战，己方以守为主。马浩川听他去西域的同窗说，那地方叛军的土墙，小孩儿使使劲儿在城墙下尿尿，都能呲到城头。
西南改土平叛，基本都是打啃堡垒碉楼的战役，己方以攻为主。马浩川在川西见了那些碉楼，确实不是小孩尿尿就能呲到楼顶的，好在不防炮。
马浩川之前在川西得了军功之后，心思就活络起来，是有更高追求的——如果之前没立功，就他的出身也就注定了快到头了，那就没啥活络心思了。
是以他还真就仔细研究过西南问题，这时候听到皇帝要点他为叙马防御使，心中大喜过望，心道果然天道酬勤，不枉我之前研究了许多西南问题。
只不过虽然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将来很可能被派到拉萨，是以雪山那边的情况研究的多些，但西南地区也不是没研究过。
压住内心的兴奋，马浩川小心回道：“回陛下，微臣略略研究过西南的问题。叙州、马湖、凉山，为西南门户。”
“下可控黔、滇；东可连夔州、湖广；西可扼成都。此地极为重要，微臣着实惶恐。”
皇帝嗯了一声，又道：“比起那些不学无术、不知叙马为何地之辈，你大可不必惶恐。”
“如卿去此，有何策略？”
马浩川知道，每一次和皇帝说话，都是在赌。如果合皇帝心思，简在帝心，日后那就是一帆风顺；若是赌错了，说的话不合皇帝心思，日后恐怕也就到头了。
但，如果不赌也不行，因为屁也不放一个句句陛下圣明自决，那就是个“庸碌之辈”的评价。
马浩川心一横，回道：“陛下，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臣这些年看了不少兴国公主持编纂翻译的西洋书籍，也看过那边出版的一些关于西洋人在外统治的法术策略。”
“尤其南洋、锡兰、印度、吕宋等地，各有不同。”
“臣以为，叙、马、凉等地，当恩威并重、剿抚张弛，不可以一概之。”
皇帝仍旧还是闷声声并无感情地问道：“恩威并重、剿抚张弛。人人都这么说，若你只这么说，只怕并未学到他山之石的精髓之处。”
马浩川忙道：“回陛下。臣以为，这叙马凉交错之处，剿抚张弛之策，另有说法。”
“兴国公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臣初时不懂，待臣至川西平叛，方知此中真意。”
“耕读传家，自是好事。然而如川西地方，如何耕读？是以要因地制宜。圣人学问，只适用于可以耕读之地。”
“古人云，夷夏之别。臣这几年多读兴国公的文章，自思，何以春秋数百邦国、夷人夹居，数百年皆为夏民；而这漠北、川西等地，交错不下千年，为何没有化为夏民？”
“臣以为，这便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体现。”
“而至叙、马等地，自前朝起，政策或为以夷制夷、或为墩堡防守、或为夷夏严防，这都是治标不治本之法。”
“若要治标治本，当在化夷。”
“化夷之精妙，在于小农农耕。”
“本朝于此，有前朝所不曾有之优势。”
“如土豆、番薯、玉米等物，皆可在山区种植。虽不同于种麦、稻，但其本质，仍旧是耕。”
皇帝丝毫没觉得马浩川引用刘钰的那一套逻辑说话有什么问题，反倒是觉得马浩川能想到这一点，尤其是想到土豆番薯玉米等可以在山区种植是大顺不同前朝的优势后，赞许道：“你能想到这些，可见非是只知舞刀弄枪的。对此一说，你还有什么想法？”
马浩川见皇帝夸赞，心下更喜，胆子更大道：“臣读兴国公下南洋故事，又阅荷兰人制南洋事，知道‘瓦解旧有村社体制’之深意，在于交换。”
“南洋香料暴利，故而加速了村社瓦解。而若能找到一物，适在凉山等地种植，其利又高，则其旧制瓦解的更快。”
不想皇帝却大笑道：“凉山又不是南洋。南洋能种的香料，本朝气候土壤皆不适宜。凉山能种的，本朝别处哪里种不了？”
“若说暴利的，只怕也只有罂粟、鸦片了。难道要那里种植此物，来实现你说的‘交换加速瓦解旧制’？难道竟要全天下都禁鸦片，独准马、凉等地种罂粟，以收起心？”
“哈哈哈哈，不过你能想到这个，可见是真下了功夫的。”
“这是你说的抚？那剿呢？”
马浩川却大着胆子道：“回陛下，微臣说的抚，并不只是鼓励农耕。臣观自唐以来的西南制度，觉得今日反了便剿，最多也就是杀其头领，可这样并不是他们最怕的东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杀了一个张三，又来一个王四，只能安稳一时。”
“若想真的抚，就要先使劲儿打。”
“选一个平日里掠夺蜀黔百姓为奴的寨子，猛打。打下来后，所有蓄奴主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而那些奴隶，则全部释放，给予百姓之身份。”
“朝廷支持一些耕牛、种子。再从新学里学出一些人来，教他们种植。”
“时日一久，必有奴隶逃亡至此，以为此地桃源也。”
“而这，就使得朝廷有了主动。”
“那些老老实实的夷人头领，朝廷便可归还那些逃奴，至少不收纳。”
“而那些不老实的，则鼓励奴隶逃亡。甚至作势要效之前故事，杀灭其族，解救全部奴隶。”
“之前手段，杀了王三，制度不变，日后还有张四。”
“现在，则是改变其经济基础，则杀了王三，便不可能再有张四。这才是他们最怕的东西，也是真正能镇得住他们的。”
“朝廷也未必就真的全都打，毕竟那里山高林密，有这钱，实不如将河南、黄淮之良民，移至鲸海南洋而求生。”
“只要做几处样板，告诉那些夷人头领，朝廷如今有手段，断他们的根。他们自然就老实了。因为他们怕的是解救奴隶，而不是怕砍头。砍了王三的头，张四欢呼雀跃，但王三和张四都是所谓奴隶主，废掉奴隶主，才是让王三张四都害怕的办法。”
“抚的，是当地奴隶。剿的，是当地头人。”
“此正荷兰在锡兰用低种姓百姓为吏之精髓。”
“如此一来，解救的奴隶，皆念朝廷大恩。日后再征他们为兵，以他们对地形的熟悉，对头人的憎恨，入山清剿，事半功倍。”
“而那些别的山寨的头人，见朝廷手段如此‘凶狠’，生怕他们的根也被朝廷挖掉，必会老老实实约束手下，生怕朝廷找到借口剿灭他们，解救奴隶。”
“朝廷若想打，日后可以用解救的奴隶，练最适合西南山区部队，效白耳兵故事，翻山越岭之强，地形熟悉之利，剿的一个不留。”
“若不想打，则就这般吓唬他们，数年之内，再敢下山‘生娃子’、‘抓奴隶’的，不等朝廷动手，其山内的其余族人必要捆绑他们送到下山，怕粘连全山奴隶主。”
“这是臣想的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办法。”
“非是之前那种谁造反打谁、谁听话就赏赐的办法。那不是恩威并施，那是养虎为患。”
“朝廷现在有辽东大矿的铁器、有玉米番薯土豆、还有实学出身的大量学子，此法正可用！”
“臣若为叙马防御使，一千兵，便可破其寨，连炮兵都不用。”
“若得百余实学子弟、万件铁器、千头耕牛，可保自此之后，再有下山掠奴的，不消臣上山清剿，他们自会捆绑着把下山掠奴的人送下来，撇清关系。”
大着胆子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马浩川当然不敢抬头去看皇帝的表情。
可等了许久，皇帝也没说话。
半晌，皇帝不痛不痒地嗯了一声，又问另一个跪在那的牛从昀道：“朕要点你为叙州府尹，想必你这几日也听了川盐入黔之事，朝堂上刚议过的，料也看了邸报了。”
“料也猜到朕要点你去叙州府，南边的事多是军务，不消你管。这时候点你去叙州，也该知道与盐有关。”
“兴国公保举你，荐你说你能力卓异，尤其是能够理解政策，并且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兴国公很少保举人，而且纵有保举，也从未说过这等评价。”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个评价，朕还真没听兴国公说过谁。”
“如此，朕也好奇，便先考教你一件事。”
“你在苏南，经历税改诸事，又辅府尹兴办工商。”
“关于土地、百姓、工商、小农等，兴国公常说的一个词，料你也知道吧？”
牛从昀想了想，回道：“回陛下，是地租。”
“嗯，地租。”
皇帝听到地租这个词，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
牛从昀隐约听到了皇帝的轻笑，不知道是哂还是那种会心微笑，这时候却也不得不继续说下去。
“陛下，臣于松江读过西洋人威廉·佩蒂的《赋税论》，其中说到了地租和利息的关系。”
“按其理论，所谓利息，只是地租的一种引申。”
“利息，是和地租挂钩的。因为同样的钱，如果买地，那么收的就是地租；如果放贷，收的就是利息。”
“如果利息过低，那么他们宁可买地收租，因为地租旱涝保收。而利息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利息总是高于地租的。”
“本朝地租，佃户往往只得五成、少者四成。”
“是以，本朝利息，颇高。”
“这西洋人的说法，粗看上去，似无道理，这地租与利息有甚关系？可仔细一想，竟也颇有道理。是地租，引申出了利息。”
皇帝嗯了一声道：“我听过此人，此人是英圭黎王党复辟后封的爵。克伦威尔当政的时候，借着担任均田官的身份，以权谋私划给自己不少地。后英人王党复辟，此人又投诚王党，以求保全地产……倒让我想到了本朝开国时候的一些人。不过此子道德虽于本朝来看多有不堪，但其看法，倒是有些道理。有才无德之辈。看来各国都不少。”
“朕就想不到，这地租和利息之间还有这等关联。”
“你既知这等事，那朕再问问你，可知英人之圈地事？”
牛从昀忙道：“回陛下，臣略知一二。”
“兴国公也曾讲过此事，并做类比。他说，这圈地运动，若在本朝，需得两个条件。”
“一是，这粮价，从一两银子一石米，降到一钱银子一石米、一两银子买十石米。”
“二是，如种靛草等，寻常百姓小农种不得；而靛草又贵，一亩地竟能收入十两银子。”
“是以，乡绅不再把土地租给佃户，收那三五斗租子。因为粮价要是低成那样，莫说收六成租子，便是收九成租子，也卖不得几个钱。”
“而商贾、大商，则租种乡绅的土地，种植靛草，一亩地给乡绅二两银子。”
“若那般，乡绅自然是要把佃户的地都收回去，让佃户自生自灭。或去南洋种植园、或去松江府工场做工。而将土地租给要种靛草、给二两银子一年的商贾。”
“此即为本朝唯一能理解的圈地运动。而至于圈公地之类，如今凡可立足者，皆归于私，阡陌皆已破，本朝是难理解什么叫圈公地的。”
“倒是鲸海等地的百姓，多少能理解圈公地之意，因为他们多养大牲口。而大牲口需得割草留作冬季之用，故而那里还有大片的草场是为公地，众人同去那里割草，既不属甲、也不属乙，且每年秋季都要合力割除草灌以防天火。臣于鲸海二年，后又去苏南，否则也难理解什么叫圈地。”
“如今百姓能给的地租，已到了极限。臣觉得，这反倒是好事……”
“英人那是之前的租子太低了，如今本朝的租子已经不能再高了，大斗入小斗出都有六成之多，倒也稳固了。除非一亩地给出二两银子的租金，小农给不起，才有可能被圈地。”
“但以臣所见，这也实在没什么能一亩地给租金二两还有得赚的。”
“如今利息按《大顺律》，是36%。”
“这一亩地给一年租子，再折合二钱银子一亩地来雇人，加上种子之类，便有三两。而再加上36%的息，非要一亩地能毛收4两半银子，商贾才肯圈地雇工驱赶小农，否则远不如放贷。”
“臣觉得，本朝大可不必担心此时，因为这世上就没有一亩地能收四两银子的事。”
“本朝地主士绅收的租子极高，往好了说，也让本朝没有了圈地之虞，此真盛世之幸也。”
听起来，好像这句话像是讽刺。
如果在刘钰听来，妥妥的讽刺，简直是作死般的阴阳怪气。
但就像是“得国之正”的理解有偏差一样、就像是裹脚是美的审美差异一样。
此时牛从昀的这句话，不管是说的他，还是听的皇帝，都不觉得是讽刺。
相反，是真心实意的认为真乃幸事。
绝非阴阳怪气。
按照皇帝认为说的有些道理的威廉·佩蒂的理论，利息是地租的延伸表现。
那么，大顺士绅的高地租，拉高了大顺的贷款利率。而极高的贷款利率，又使得商贾在投资的时候要考虑利息。
而极高的地租、比日本五公五民还要狠、三七五减租就能出现打死改良乡建的高地租，又使得商人圈地种植获得高额利润的难度陡增。
如牛从昀所说，就现在这个租子的情况，非得达到一亩地能确保产个四五两银子，商贾才会琢磨着圈地驱赶小农。
而种啥能一亩地四五两银子？种金子？反正棉花是不行，至少现在不行。
而对皇帝、对大臣来说，维护小农是第一目标，因为小农稳定是朝廷是否存在的根本。
而西洋人的种种发展，在九三年风暴之前，最让皇帝感到害怕的，恰恰就是圈地运动。
哪怕是克伦威尔什么的，在皇帝看来，这不很正常嘛？有啥可大惊小怪的？
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多大点事啊？你斯图亚特家当得国王，我克伦威尔亦可取而代之，这在大顺这边看来多大点事啊？砍国王脑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别说砍脑袋了，无需审判直接当街刺死的不也正常？更有甚者，朕、朕，狗脚朕。
还有此时西洋那边传来的一些什么议会之类，皇帝更觉无所谓，经过翻译扭曲之后，在皇帝看来，这和三代之治的幻想有甚区别？墨家更是喊着要选天子呢，见的多了。
反倒是对圈地运动之类的事，颇为担心。
皇帝对圈地运动的担心，和羊吃人的恻隐之心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而是担心有人振臂高呼耕者有其田，然后就把李家挖个坑埋了。
或者抑郁不得志没考上科举的，抓住机会，念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近上了大别山、云霄山、商洛山。
故而若刘钰听来，阴阳怪气讽刺满满的这番话，在皇帝听来，却是频频点头，心里给三十岁就要点府尹的牛从昀评了个“可堪大用”的评价。
牛从昀又道：“微臣也常听兴国公感叹地租事，他所感叹的，至于本朝之内，无非就是慨叹地租太高，工商不振，内需不足。布匹等物件卖不出去，以至于非要秣马厉兵往外打。”
“是以兴国公一直希望搞的，就是二五减租，行永佃之法。因为兴国公算过，若租子以二五论，既可以保证百姓有闲钱得以多买一尺布；又可以保证地租甚高而不至出现圈地之事。同时若再降低米价，又可至地租引出的利息降低，朝廷也要吸纳钱财开发南洋、容纳人口。”
“但地租又分多种。以臣从兴国公那所得学问，地租又分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
“譬如亩税，可算作绝对地租。”
“而松江府的地租，肯定比西域、鲸海的地租贵，这算作级差地租。”
“而若盐井，则可算作垄断地租。”
牛从昀知道皇帝让他去叙州府要处理什么事，因为刚刚朝堂邸报还在说关于川盐入黔的事儿，接着他一个小小府尹就被皇帝召见去叙州府，如何不知道肯定和盐有关？
皇帝又问地租事，他也顺势说出来盐井地租是垄断地租这个事实。
皇帝不动声色，用一种仿佛非常客观中立的态度问道：“依你之见，这垄断地租，是好是坏？”
“回陛下。垄断地租，不好。得利的，是地主，而非真正做事的工商者。若如盐井，既有垄断地租，则盐之利，有七分是地租。”牛从昀直接谈到了盐井，毫不遮掩。
“若盐之利，七分是地租，则盐必贵。盐贵，则官盐更难销，百姓宁口淡。”
“本朝若无盐税，则可若前朝故事，以矿监，收垄断地租之利。”
“而本朝既有盐税，则应取消任何形式的垄断地租，地收归官有，盐利取自盐税，而不应重复征税。”
“本朝开矿，无非两种。”
“其一如盐井，盐井之土地归私，本朝又收盐税，则盐日贵而民不利、官亦不利。”
“其二如金银，土地归官有，而金银之所得，需取三成归朝廷。此朝廷直接收了垄断地租。”
“其三如煤矿，土地官有，缴纳定税，而不缴煤。看似与第二种不同，但其实一样，只不过货币恰是金银，省了卖了煤再缴金银这一环罢了。”
“微臣以为，这井盐地租，当可全收归朝廷。此官山海之旧法。只是，因有盐税，故而可将地租藏于盐税之中，无需再收二遍。”
“如此，民得其利、商得其便、国得其税。”
皇帝嗯了一声，淡淡道：“嗯……卿回去后，可多读读周书之《辛昂传》，勉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