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4章 备战(十三)

“那行,那就尽快把事办了吧。正好我来了。完后先弄个房子租着住呗,我去了南大洋那边,把你的房子也先盖起来。好好干几年,啥都有了。那你说的这个去南大洋的船,也是在上海发船呗?”

“嗯。听说是在上海,到那边打听一下就知道了。船票大约多少钱我不知道个准数,但好像一个人得二三十两?不过地多少钱我知道。好像是五两银子吧,就能占300亩地。前五年免税,五年之后,好像也就是二十税吧?说是最多不超过一亩地6分银子。”

赵立本琢磨了一下,笑道:“这人比地可贵得多啊。”

“是啊,说是去的人很少。但以后要是去的多了,又怕是分地的数也得少。早去早有好处。朝廷也说了,不准买番邦奴隶去那边,也不会出逃奴法、逃人法之类的东西,卡的很严。倒是允许有契约长工,但最多也不能超过六年,而且契约长工必须是汉人,但现在也没人买长工过去,赔钱啊。”

赵立本道:“那是啊,二三十两一个契约长工的船票,有这个钱,不如在关东买地种黄豆了。这什么南大洋,估计就算种了粮食,也难卖出去,自是赚不到钱的。也就适合咱们这种,想过个小日子,有个百十亩地,三五牛马的。”

现在往南大洋移民一户到底要花多少钱,这笔账,其实很难算。

有些东西,是有其内部规律的。

比如北美移民的非洲奴隶和爱尔兰人。

是先有了欧洲和美洲的贸易,才使得奴隶有利可图。

等着人口越来越多,爱尔兰人润美洲,就可以去当契约奴,换船票了。

至于到底是奴隶值钱,还是到期之后的契约奴自由雇工值钱,这个是有经典案例的。

美洲的种植园主,在干一些危险事情的时候,一定会雇佣爱尔兰人,而不可能选择昂贵的私有财产奴隶。

现在大顺面临的问题,不是奴隶还是契约长工,亦或者自由雇工的问题。

而是在第一步就被掐死了。

大洋洲和大顺之间,贸易往来的成本太高,至少在蒸汽船出现之前,是完全不现实的。

就算没有刘钰死守着基本的进步和反动的划分,拒绝奴隶制复辟,就算大顺现在就全面倒退,允许奴隶制,那也没卵用。

一个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其劳动是融入了世界贸易的、面向欧洲市场的。

而大顺就算反动退回了奴隶制,在大洋洲搞奴隶制,谁有钱没处花了,买些奴隶去干啥?

像是海地的奴隶,种甘蔗。

大顺在南洋的甘蔗都吃不了,难道跑大洋洲去种甘蔗?

或者,跑大洋洲种粮食?那也真是有钱没处花了。

资本愿意等着这地方发展起来后,再投资;但你让他把一片空地投资兴建起来,扩大市场什么的,那就纯粹做梦了。

故而在金矿这个东西放出来之前,这种移民只能是官方性质的。

并且只能是依靠官方解决印度问题、为印度备战而准备的士兵退役问题的边角料,来占据先机。

当然说这件事,里面牵扯到的许多东西,不管是刘钰还是皇帝,其实都各有心思。

主要就看到时候谁的心思多算一步。

伴随着大顺开始在海上普及月距角查表法经纬度测算,大顺的海上航线已经非常精确了,基本上最多也就差了一两分钟,三五十海里,问题不大。

刘钰也早就花钱往大洋洲移了一部分农民,数量不多,但牛马羊之类的牲畜已经在那边繁育起来了。

这和五月花号、弗吉尼亚公司、或者亚瑟·飞利浦的囚徒舰队,都不一样。

五月花号上,是清教徒异端;弗吉尼亚公司,雇的都是城市流民;亚瑟·飞利浦的囚徒舰队,里面多是囚犯。

他们会种地吗?

种地是门手艺吗?

实际上,是的。

一群城市手工业者,是不怎么会种地的。

而刘钰移过去的前几批人,都是会种地的、会养牛养羊养马的。

那里的气候条件已经摸的差不多了。

粮食生产,也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在粮食上,根本不需要母国的援助了。

看上去,条件很好。

但是,移民成本是多少?

洋流、季风、无风带,这些东西,注定了大顺此时要去大洋洲,只能靠三角跳。

而这种三角跳航行,大约需要小半年,也就是4到6个月时间。

毕竟这不是卖奴隶,这是往那边送一批服役十多年的老兵,死的太多,一群服役十五年的老兵可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中途需要在三角跳岛屿补给停靠。

需要相对来说死亡率很低的航行舒适度。

不可能像贩奴船似的,一个叠一个的塞在里面,真要那么搞,还不如骗那些退伍的士兵,把船开到一半,直接全扔海里呢——就像是当年巴达维亚起义的传闻那样,荷兰人骗华人去锡兰实则把船开到一半把人扔海里。

这样的航程、这样的航行距离,使得一艘大约800吨的船,只能容纳400人左右。

如果是资本投资,就需要考虑利润。大洋洲有什么值得运回来的货物吗?至少,此时还是没有的。

回来就是空船。

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往欧洲贸易的航行成本、耗损、资本平均利息、船员水手工资等。

如果走商业化运营,那么一个人收多少钱,其实促使资本流向这个航运业,开辟专门的通往大洋洲移民的航线?

出得起这个船票的人,是不可能选择去大洋洲当自耕农的。

想去大洋洲当自耕农的,绝对出不起这个船票。

所以,这件事,最终还是只能政府主导投资,或者官办,或者官方出钱由商人承包。

当然现在大顺的士兵地位,是严重不正常的。

毕竟把士兵基本当人,上一次还要追述到唐中期了。之后不是贼配军,就是丘八,这一次只是偶然现象,可不是理所当然的常态和传统。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大顺为了防止印度藩镇化、为了防止印度总督自立,是必然不会选择让将领在印度自行招兵的。

大顺想要统治印度,只能在本土招兵,就算一切都完美进行,也需要每年两万人左右的新老交替。

而这两万人的新老交替,是按照古籍里“一夫五口”定的上船名额。

算起来,每年印度方向的退役士兵安置,就需要考虑每年10万人的规模。老婆孩子、父母爹娘,也是人。

10万人,农具、种子、交通工具、六个月的食物补给……

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出不出得起,是一回事。

是否愿意出这笔钱,又是另一回事了。

就刘钰这些年对太子的观察,只能说,他这也算对症下药了。

现在倒是没啥事,既能让统治者安心免去后顾之忧,又没让统治者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

毕竟,这笔钱得朝廷出。

朝廷又不会变魔术,是变不出钱来的。

钱只能是从税收中出,而问谁收税?将来收多少税?这里面固然是一门学问,实际上也往往是一根导火索。

现在大顺对外征服扩张和贸易的高效运转,靠的是一个敏锐的掌舵人和严苛的人治,以及大量的在时代浪潮、阶级跃升机会下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

一旦换了些核心的东西、或者跃升通道被闭合,烂起来,是很快的。

可以预见,将来的某一天,会有大臣向新皇帝提出一些“忠言”的:比如退役士兵的安置纯粹浪费钱财、比如之前兴国公的政策耗费国家钱粮、比如此真冗兵之政、比如给当兵的发的军饷太多了等等。

到时候,说不定就真有人琢磨着,不如把这些退役士兵,都卖成契约奴得了,不但不废朝廷一毫银钱,还挣钱呢。

毕竟,脑子正常,对于旧时代的士大夫而言,属于是比较难得的东西。

况且,就像杜锋这样的,现在理性利己,因为远大的前途在他面前,可以觅封侯。将来稳定下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不喝兵血,比吃空饷、不卖贼配军当契约奴,怎么赚钱?

大顺为征服印度,做了充足的备战准备。

准备的越充分,给后面的皇帝留下的坑也就越大。

上升期,出将入相,大家有奔头,饼也越来越大,越是利己越要清廉强干,就像吴起,为达自己的功名成就,与兵共苦,吸吮毒疮。

稳定期,一群征印的骄兵悍将;一群新崛起的军功勋贵;一群等待着退役的驻印士兵;一群没有太大上升机会只能琢磨着喝兵血捞钱的扩张后稳定期的官僚;以及镇场子的老一辈死的死、跑的跑、使坏的使坏;饼要重新分……

刘钰丝毫不怀疑,就算把此时的精明老练的统治者,放到那个位子上,也得头疼茫然无措。

他埋得雷颇多,倒也不差这一个,但古人云: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当然除了埋雷之外,正事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必要积土成山。

应该说,至此为止,大顺对征服印度的战备和动员,已算是彻底完成。

包括军役制度、防止藩镇化、战术准备、战略方向、国债预热、资本动员、提前十余年的锡兰人口布局、粮食补给、锡兰农业恢复、工业革命爆发需要孟加拉种棉在内的一切问题,都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或者基本解决。

剩下的,就等着英法开战、孟加拉小世子雄心万丈作大死了。

不过,在一战爆发之前,刘钰还是趁着皇帝在松苏大阅、各国使节齐聚的机会,冲着罗马教廷和葡萄牙,一通输出。搞出来了一波在后世看来,意义堪比一战爆发的大新闻。

(本章完)

第1175章 启蒙跃进年(上)

这一年,注定不是个安稳和平的年份,战争的阴云已经在世界的上空弥漫。

不声不响完成了备战动员的大顺,皇帝南巡松苏,大阅舰队。

英法在北美殖民地的摩擦,日益加剧。

普鲁士在扩军。

俄国在扩军。

瑞典在扩军。

奥地利开始建设第一批正规的军事学院,也在扩军。

西班牙终于成立了外汇和白银管控银行,政府插手对贵金属的直接管控,并且扩建了加的斯的军舰造船厂。

然而,在战争阴云的密布之上,这个时代最热烈的那轮名为启蒙的太阳,依旧耀眼。

甚至在这一年,闪烁出一阵阵狂躁的耀斑,仿佛是恒星膨胀期之前的胎动,涌动的狂躁能量,隐藏在战争的阴云下。当阴云褪去的时候,人们再抬头注视这轮名为启蒙的太阳时,一定会记起这一年发生的几件大事。

战争以外的大事。

日内瓦。

逃亡避居在此的卢梭,正在为勃艮第大学第戎科学院的一场征文大赛,画上他这篇征文的最后一个句点。

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很有趣。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

沾满墨水的笔,在稿纸上快速滑动,留下一连串的字符。无意义的比划,被人类赋予了意义,又将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诉诸纸上。

“……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一个孩子命令着老年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

写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卢梭,意犹未尽,带着精神的亢奋,将他完成的征文放在了一旁,又拿起来一本最近出版的戏剧,并在这一本戏剧册子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话,准备还给这部戏剧的作者。

这部戏剧的名字,叫《中国孤儿》。

卢梭提起笔,借着此时亢奋的精神,将讽刺的话语投向这部戏剧的作者。

“伏尔泰先生认为,世界上有过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

“伏尔泰先生尊敬孔子,并且认为自己是孔子在欧洲的弟子。”

“但是,很显然,伏尔泰先生所尊重的孔子,是他幻想出来的、存在于他脑袋中的、就像是瓷器工人凭着自己的喜好而捏造出来的那样的孔子。”

“伏尔泰先生以为他了解中国的道德,也了解中国人所理解的美。于是他写出了这么一册用爱、宽容、道德、君父的仁慈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戏剧。”

“然而,据我所知——当然,我是根据二十年前就因为得罪了中国现在的那位公爵而被流放至此的陈先生的转述——可以知道,这个关于孤儿的故事,所表达的中国人的美学观点,并不是伏尔泰先生所认为的爱与宽容、道德与感化。”

“相反,中国人所认可的美,或者说,伏尔泰先生所尊敬的真正的孔子所认可的美,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关于那个孤儿的故事,中国人所理解的美的结局,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暴力复仇了残酷。”

“中国人所认可的美,是【到今日三百口的冤魂方才家自有主】的复仇;是坚守封建君臣契约的忠诚、并将这种对契约的忠诚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是对屠杀数百婴儿的暴行的反抗;是弱者对暴政的抗争;是自我牺牲与自我实现的追求。”

“伏尔泰先生所认为的爱、宽容、道德、君父的仁慈,并不遗余力地宣扬,君父体制,这才是最完美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那么,伏尔泰先生所认为的中国,并不存在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中。”

“伏尔泰先生所宣扬的爱会取得胜利、文明会战胜野蛮、良俗美德会使统治者归顺——暴君居然会因为一个喜爱的女子,就在精神上折服于女子的美德。”

“我想,如果一百年前鞑靼人没有被中国人赶走,伏尔泰先生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证明鞑靼人的伟大成就:看啊,粗暴而野蛮的鞑靼人,被良俗美德所征服、所感化、这就是美德与爱的力量。”

“虽然我不知道,伏尔泰先生所认为的、坚信爱与感化的孔子,是哪里的孔子,但我可以确定他不是中国的孔子。”

“对此,我必须送给伏尔泰先生一句话,一句真正的、没有被修饰过的、没有被可悲的传教士所扭曲过的中国的另一位哲学家的话: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在这里,我不是针对伏尔泰先生的《中国孤儿》,事实上,我是针对所有的、现存的戏剧。”

“戏剧是现状的再现。人民在其中不再是观众,而是一起对现状进行肯定——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的戏剧,在教人们做一个现状下的【好人】。”

“正如天主教,他们在引导人民去做一个【好信徒】。”

“所谓的‘启蒙主义者’,则试图引导人民去做一个他们定义的【好人】,并希望以戏剧的形式传达他们对好人的定义。”

“然而,显然,重要的,是让人民成为一个【好公民】。”

“既不是【好信徒】、也不是【好人】的【好公民】。”

这是卢梭这个“晚辈”,第一次公开向前辈开炮,历史上,他将很快迎来一册“匿名”的《公民们的情感》一书,从道德上揭露了卢梭道德败坏、私生活混乱、弃婴等诸多问题,并对卢梭的书册赋予了“反人类的新著作”的定义。

如今,伴随着这本书册,以及对伏尔泰的公开批评,使得原本就已经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如同热油中落进去了凉水,砰的一下炸开了。

争论,更加剧烈。

君主制?道德与爱?公民暴动?君父一体?新宗教?理性崇拜?百科全书科学教?

当启蒙派内部也出现争端、并且已然水火不容的时候,便已证明,旧时代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新时代的基础已经出现,先行者已经开始为新时代的矛盾而争论。

过去他们同路,一起撕碎旧时代。

而现在,他们先行一步,已经开始为还未到来的新时代撕了起来。

东学西渐、西学东渐,伴随着大顺主动开启对外贸易和交流,终于同时撕下了东方和西方的面纱,将一切幻想出来的美好踩在脚下。

荷兰人英国人试图构建的、幻想的、以商业资本的自由为目的的经书,还没有落地,就被大顺海量的棉布,扼杀在了萌芽之中。选择永恒的真理,还是选择残酷的现实,成为了一个如同周五吃不吃鱼的严重问题。

伏尔泰所幻想的、构建的、为了启蒙而编造的中国;也被那个真实的、复杂的、不需要编造就躁动着暴力反抗的中国所取代。

《赵氏孤儿》才是中国;《中国孤儿》除了剧名的中国二字,除此之外和中国并无一点关联。

而东学西渐,也像是此时正在松苏地区发生的解构破碎再立新一样,完整的体系通通碎裂,余下的只是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乡愿德之贼也”、“选天子”这样的先贤碎片。

某种程度上讲,因为帆船将东西方联系的更加紧密,以及大顺主动开启了东西方的贸易交流。

启蒙运动的一种形式、或者叫一种特殊状态,被暂时压制了。

也就是,伏尔泰的这种,通过对一个真实存在的富庶国家的虚幻构建,构想出一个理想国,不管事实如何的理想国,从而加速启蒙的这种特殊形式。

或者虚构一个真实存在的异国,并通过异国的富庶来证明本国的不合理的这种形式。

…………

启蒙运动此时不只发生在西欧,也在东欧上演,尤其是几十年前还是蛮荒之地的俄国,正在以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大顺,且又夹在大顺和西欧之间的非常别扭的形式展开。

如果非要给这种别扭,找一个多少相似的、但其实不怎么相似的故事,大约可以简陋地理解为“俄国版的新文化运动”。

发生在今年的事,算是后续的西化派、本土派之争,以及由此引出的“俄罗斯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俄罗斯民族的自我定义、我是谁、我是不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欧洲人也不要我亚洲人也不要我我在哪、俄罗斯是否有社会学层面的特殊性”等问题的一次加速。

并且伴随着大顺的崛起,让这个问题,更加的复杂。

大顺与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分化的根源,源于大顺这些年因刘钰而产生的变化,让文明等于西欧这个概念毁灭,并试图形而下地通过工业化文明的普遍性,将普遍的伪装成民族的,并且一直试图用普遍的阶级间的斗争粉碎旧时代。

同时又用大顺文化、宗教、传统的特殊性,以及刘钰所掌握的体系化的知识,明确地分化了实学和西学,避免了这个脑子转不过来的迷糊问题。

但俄国,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

于是,在罗刹宫廷里,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从她的新晋宠臣舒瓦洛夫的手中,接过了前一阵玩雷电风筝侥幸未死的罗蒙诺索夫的两份上书。

一封,题目是:标准俄语语法,以及明确古斯拉夫语与白话标准俄语使用场合的奏请。

另一封,题目是: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并不设置神学系的奏请。

然而,实际上,第一封奏请,在一开始,就在类似大顺“实学还是西学”的问题上,弄出了扭曲无比的矛盾。

这种矛盾,用直观一点的理解,大约类似“汉语拉丁化”问题。

即:我们落后了,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甚至可能文化语言上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之类的,暂时落后且又有意上进的民族,所遭遇到的普遍情况。

但,只不过此时的俄国,又不是过于落后。

可又夹在大顺和西欧之间,说不落后自己都说不过去。

正因为这种落后而又不太落后的现状,使得罗蒙诺索夫的第一封上书,自然不可能走极端化的类似“汉语拉丁化”的想法。

加之,这些年,西欧和大顺这边,都在飞速发展,尤其是大顺科学院建立之后的成果频出,以及刘钰所建立的实学新体系的一些填鸭教育而出的惊人成果,使得一种诡异的“唯理”思维,开始在世界蔓延。

不管是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科学教、亦或者大顺实学体系这边产生的一些新想法。

罗蒙诺索夫留学西欧甚久,加之又是科学院出身的院士,接触的自然也多是一些各国科学院的人。

又因为俄国落后、却又不太落后的现实。

使得他在这个“标注俄语语法”的奏疏上,早早就埋下了俄国将来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

他走的,是调和路线。

因为这是个唯理的时代,所以,罗蒙诺索夫在语法上,搞出来了个类似大顺“实学和西学”的分化。

即:语法,在世界范围内,有一种普遍的、通用的、放在各个语言里都存在的、作为人类语言的普遍性的语法。

而:语法,在这些普遍性的语法之外,还有特殊的、民族的、区分于其余族群的、必须要民族纯洁性、不能被外来所污染的语法。

标准俄语,既要保证符合类似于力学数学那样的世界范围内语言的普遍性的语法;又必须要纯洁其特殊性、民族性、不要被外来的民族风格所污染。

因为落后,所以罗蒙诺索夫,担心俄国被文明世界所抛弃。

因为不那么落后,所以罗蒙诺索夫,希望俄国依旧还是俄国。

这种别扭至极的想法,应该说,贯穿了从彼得一世开始改革之后的数百年。包括《战争与和平》里,讲法语用法国礼仪西化的娜塔莎·罗斯托娃,无师自通地跳起来了最传统的俄罗斯舞,都是这种别扭至极的一种形态。

或者,带入到戊戌变法前后二十年时候的心态,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只不过这边那时候过于落后,加之破而后立的砸碎旧时代,所以没别扭多长时间;而俄国则是蛋疼地从彼得改革一直别扭到后世。

当然,这种扭曲纠结的东西,被罗蒙诺索夫郑重地放在了奏疏的最前面;但也是女皇的目光停留时间最短而且蹙着眉头的。

她不是很理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吗?

倒是越过这些别扭的思考之后的内容,让女皇眼前一亮。

罗蒙诺索夫提出的几条想法,倒是非常有实用性。

其一:教会斯拉夫语,已经丧失了在民间的统治地位。民间不说教会斯拉夫语,而是说白话俄语,所以,教会斯拉夫语,不应该作为官方语言了。

罗蒙诺索夫的想法,是源于俄国的落后,认为应该创造标准俄语的语法,使之有利于逻辑思考。

女皇的想法,是这么搞,将大大地加强皇权,减轻教会对世俗权力的干涉,很好。

其二:应该保持俄语的纯洁性,不应该从外部语言中,生借词汇。而要保持纯洁性,就要在完善标注俄语语法的逻辑性前提下,从教会斯拉夫语里寻找词汇。而不是直接把西欧的语言,变形之后直接塞进来。

其三:文章体裁和语言用法,要分为三个层次。

高雅的、普通的、低品的。

高品的,是教会斯拉夫语的专有词汇。

普通的,是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的共有词汇。

低品的,是白话文口语俄语的词汇。

如,颂歌、英雄史诗、描写重大题材之类的东西,要用高品词汇。

如,牧歌、哀歌、挽歌、书信、讽刺政论、政府公文等,用普通词汇。

如,小说、戏剧、散文等,则用低品词汇。

罗蒙诺索夫的想法,自然是取折中之道的和稀泥想法,或者说试图利用官方力量,划分等级,调和矛盾,让传统书面语和现在白话文共存。

结果就是,现实很快就会给他一巴掌。

矛盾没解决,只是被压制。

物质上的落后,试图在精神层面解决,是徒劳的。

反过来,物质上的先进,那么有时候明明是错的屎,也是香的。

历史上,几乎是他刚死,革新派和保守派,就因为语言问题,干起来了。

革新派认为,斯拉夫语,是低级语言、落后的根源,必须根除,否则俄国永远落后。

传统派认为,斯拉夫语,是彰显民族精神、唤醒民族自我意识的手段,也是社会统一的基础。

革新派认为,俄国都落后成这个吊样了,马上就要死了,还在考虑死守传统?人都没了,还有俄国吗?

传统派认为,如果俄国完全西化了,那么俄国在哪?俄国都没有了,我们又是谁?俄国没了,还有俄国人吗?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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