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0章 上国心态(四)

反正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东北豆产区种不了棉花,又是人均需棉需布量最高的地方——淮南盐工可以赤着,光脚,不穿裤子;东北最起码也得有双棉鞋、有条棉裤、有个帽子有身袄。这不是“节省一下、克扣一下”就能节省得了的,哪怕那些圈地种豆的资本,也得保证干活的劳力在冬天活着。

南洋种植园倒是热,但赤膊是温带的特权,热带种植园干活,也得穿衣服,否则也容易死。包括且不限于中暑、蚊虫、叮咬、严重晒伤等等。

河北地区倒是有可能种棉花、兴纺织,畅销于关东、蒙古、河南。但大顺马上就要打印度了,河北种棉花搞纺织是没戏了,除非这边的纺织业吃不下了,才有可能把棉花漏到华北平原。

广东从地理和海运上,棉纺织业似乎也有可能大发展。

但广东被刘钰坑的不轻,现在正忙着擦贸易中心北移之后的一腚屎,珠江航运、五岭古道运输业、粤锦原材料湖丝被苏南垄断不再南运,丝织业崩溃,一大堆的麻烦事呢。

随便来几波起义,残余的资本肯定如被刘钰故意坑的扬淮资本一样,逃到苏南、上海。

毕竟资本长腿。

是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倒是也不用担心江苏模式失败,从而被打脸。

权哲身在被震撼之余,也想过,这里毕竟不是江南。

这里已经如此,江南又将如何呢?

激动与震撼之后,权哲身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既然这边的日子看起来挺好过的,那为什么孟松麓等人搞的乡约村社尝试,说不甚成功呢?

这边都能过好,那边为啥就过不好?

这个问题一问出口,孟松麓略微愣了片刻,最后给出了一个颇具改革多年后的苏南特色的回答。

潜移默化多年,一些经济上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围绕着刘钰的那一套东西。

“资本不足。原来交通不便。”

“现在运河修好了,水利、海堤等基本完工。最难的日子挺过去了,但是现在欠了大笔的钱……我们没完成原始积累,在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修通、基建打好后,谁都知道马上就要变好了。但所有肯借钱给我们的,都要求我们拿土地作为抵押,为了将来收地。”

“这里村子里的人,是男耕女织,但又不是男耕女织。织机不是她们的、棉纱不是他们的、织出来的布也不是她们的。”

“所以我说,这是男耕女织,但又不是。”

“这里的基建,是汉时孝文帝时候完成的。这苦,是孝文皇帝时候的吴人吃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而从阜宁到南通的基建、海堤水利等,要我们自己承担,前人没留下什么。我们当初只顾着圈地大小,圈了24万亩,资本不足,之后的基建中元气大伤。”

“等着基建完成,运河修通,也没钱去买铁轮织布机。”

“兴国公的产业扶植低息贷款,审核严格,他直接出面给否了,坚决不贷给我们……”

说到这,孟松麓心里也是有些不爽,觉得这就不公平。

那些在苏北地区圈地的资本,就不需要考虑自我积累的问题。

靠着海外贸易、盐业利润等早早完成了原始积累,不管是水利还是海堤运河,都是前期投资,赔钱货。

可人家赔得起啊。

撑过了基建运河这段时间,眼看着淮南的圈地棉田就要起飞。

南通地区的纺织业资本,也会沿着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一路北上,不断渗透瓦解,将更多的运河沿岸的男耕女织,变成现在这种奇怪的男耕女织模式。

当时乡约村社的尝试,就是复古制的。

是均田授田的,要靠程廷祚提倡的“泛爱”和儒家的家庭伦理为单位,靠乡贤乡约为基石,泰州学派当年的聚合会为模型,搞出来的一个四不像的东西。

如今到了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走,掺和进来的各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就拿现在权哲身看到的这个村落里的情况,没被赶走的,留在村子里的,还有四百多户,这是个大村。

全村涌进来六百多台铁轮织机,但这些织机都不是村民的,而是资本的。

靠村民自己买,猴年马月能买到?

程廷祚不是没考虑过,让乡约村社的各家出一笔钱,买几台织机。可这个想法有很大的问题。

织机买回来,归谁?

收入归谁?

布是内部用,还是去卖?

织布的人,得多少钱?

各家各户是独立的家庭,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诸多矛盾。

有部分复古派说,不如仿照明初模式,搞匠户制。乡约村社出人,做专门的匠户,每个月完成一定数量的织布量。

但这个想法提出来,在内部就被否了。

当初一激动,圈了24万亩土地搞尝试。

税照常缴。

水利工程的费用,照常出。运河挖掘,也是苏北圈地区按照圈地数出三分之二的钱,禁止商业资本投资防止日后收过水费。

激动之后,处处缺钱。

而且在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修成、淮南圈地基本全面完成之前,松江的商业资本也压根不想给他们贷款。

抵押物是有的。

但是,这抵押物纯麻烦。

垦荒公司可以贷款,而且贷的很方便,因为地是垦荒公司的,上面干活的是雇工。

真要是收地的话,直接收地,自己经营就行。

而这个乡约村社,是授田于民,使得制民恒产的。

当初淮南圈地的时候,因为盐户产权问题,就惹了一堆骚。

资本之前是一点都不想把钱贷给这个麻烦的村社。

真要是还不上钱收地,稳固了小农生活的农夫,肯一无所有去做雇工?

到时候闹将起来,不够麻烦的。

又是穿着寿衣去县衙、又是割肉断指以明志的,这谁受得了?

别说不一样,当初盐户对草荡,还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但还不是一样闹了三五年,动了军队才镇压下去的?

然而,伴随着运河修通,淮南圈地基本完成,土地的价值激增。

资本考虑了一下将来收地的利润,考虑了一下收地可能造成的麻烦,利润战胜了麻烦,现在自然肯贷。

刘钰之前倒是给程廷祚提过意见,说你可以效仿淮南别处圈地的地方,搞成这种公司模式。

大不了,你对百姓好点,利润多发给百姓点,也比你现在搞成四不像这样强。

或者是,更激进一点,产皆共有。

搞成公司模式,最起码能把资本聚集起来,增肥土地、种植棉花、发展纺织,一点点积累资本,完成产业升级。

现在搞成这种四不像模式,当初早就说过,淮南盐垦搞小农模式,只会让土地退化,三五年就反盐,你们偏不信。

而且等着将来工业革命到来,又几乎是和基建完成同时的,你们到时候根本没有资本进行升级。

就算运河修通,资本沿河北上,广撒织机下乡。

可自己集资买织机得的利润,和用人家的织机、承人家发下来的纱线那点钱,能一样吗?

当初就那么搞,先从种粮升级到种棉,再从种棉升级到织布,至于搞的这么狼狈吗?

而且当时刘钰也说的很明白了,淮南圈地的那些人的资本,你们比不了。

那些资本是靠搜刮五省百姓的盐利、靠拿到了大顺伐日下南洋几战的红利完成的血腥积累。

你以为朝廷当年伐日本,真就是为了琉球那点事?还不是贪图日本的白银?

五省的老百姓从盐里,朝鲜日本南洋的百姓从布里,欧洲那边从瓷器丝绸茶叶里出了这笔钱,你们又没有这笔钱,这么搞肯定要完。

当然,这里面刘钰起到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作用。

理论上,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职,或者为了树立样板,减免淮南五年大基建这个乡约村社该出的钱,甚至给予低息贷款。

但这个样板,一点都不是刘钰所喜欢的。

本来就各种嘲讽,还嘲讽说他们是在玩复古演戏过瘾,自然是一个子儿都不肯减免。

一群人,五年之内,要从零开始积累各家的资本。

还要承受淮南的整体大基建。

还要承受伴随运河修通的纺织资本北伐,把运河区都拉进织机下乡区。

这要是能承受得住,那可真是要把经济学问都改写了。

反正这一套是刘钰乐于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对复古空想的胜利。

至于孟松麓因着权哲身看的南通周边的富庶区,也确实如权哲身所言:基建的事,当年汉高祖的侄儿、吴王刘濞的时候完成了。

反正是当年修运河的人都死快两千年了,之前朝廷的徭役修河也一直没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不一样。

这地方的人自然是过的美滋滋。

而淮南基建的钱,用的也是五省盐利、海外他国百姓的钱,那些圈地种棉的大资本也不艰难。

挖河也不用他们出劳役,一大堆被从乡村赶出来的佃户、以及扬淮衰败之后的流民。

这件事,孟松麓等人只是觉得不公平,但可没有对刘钰有太多不满。

三五年大基建,在基本不伤民的情况下,愣生生搞出来一套平行的“范公堤”、一套从淮河到长江的新运河,这功绩陪祀淮南各地的范文正公祠,总是够了的。别处的范公祠肯定不够格,但淮南的范公祠主要还是泽被后世的范公堤的。

至于扬州衰败,他们学派的态度也只是略微惋惜。否则当初也不会因为盐改的事,程廷祚和吴敬梓因为大义、小义的事闹掰。

孟松麓可能自己都没注意到,他对经济的分析,已经在潜移默化间形成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分析模式。

他也没觉得这有啥不正常,而是试图把这种崭新的经济分析思路,和原本的儒学融合起来。

反正权哲身是要去乡约村社的,与其到了那之后慨叹“上国不过如此”。

还不如先看看这些繁荣地区,生出上国富庶的感慨,再打打预防针,说清楚乡约村社面临的特殊情况。

而且,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权哲身的提醒:先富后教是夫子的理念,这是论语可证的。

而想要富,先挖河。

既通交通、亦为水利。

不过,这本身也是儒学的一个现实困境:以朝鲜国为例,假设,如果用轻重术聚敛钱财,然后修水利、挖运河、置灌溉。对,还是不对?

这就又涉及到了儒学从宋以来的学派纷争,或者说此时大顺儒学界的影射显学——“管仲”,到底仁不仁?

影射显学的那个“管仲”之外,真的那个管仲仁不仁,这还涉及到追述先王之道,追到哪?

是追到周孔?

还是追到孔孟?

还是追到孔荀?

(本章完)

第1111章 上国心态(五)

当然,追道统,和影射显学,这都必须是经历了大顺开国和之后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东西。

权哲身还听不出来这种和百余年的历史相嵌套的东西。

对孟松麓所言的兴水利一事,倒是颇为赞许。

只是,两边的情况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区,大顺这边兴修水利的主力,已经是“闲民”了;而朝鲜国的土地制度摆在那,注定了兴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发劳役。

而“闲民”,又意味着这本身就是星湖学派的梦魇——闲民都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户。而星湖学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试图致力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并且思路还是很明显的向后退的那种思路。

其实即便是大顺这边,在开国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辩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种固定身份的状态,也一度成为主流。

但最终,顶不住蜂拥而进的白银,也顶不住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这个退回到明初严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终也没有立住脚。

至少从眼前看来,似乎大顺这边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闲民”问题。

持有往回退和复古想法的人,都是激进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摆动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权哲身这种激进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复古,只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对社会不公极为不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从先儒的学问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化圈的次生成员,他们身上不用背负道统这个负担。

是以,他们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规”的。原本历史上的基督教问题,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为东方梵蒂冈的源头,就很奇葩。权哲身这些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创了一个朝鲜教区。不管是牧师还是教区主教,都是压根没有天主教廷参与,自己照着基本翻译成汉文的书,自己创出来的,全程自封。

这也算是后世那边邪教泛滥的一个历史渊源吧。

如今权哲身看到江苏的改革成果后,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心想是不是能走这条路呢?

出于这个想法,权哲身问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对闲民如何看?兴国公的改革,在这里造出了海量的闲民。可现在看来,闲民似也无甚大害?先儒以为,闲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为,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就是江苏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广的?

亦或者,江苏的改革,只适用于江苏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学派还折腾什么呢?不管是富民,还是制度,甚至实学,都不用他们管了,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后者,那问题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这种改革为什么在江苏行、在别处就不行?

现在权哲身问出这个问题,孟松麓还是用学派的“标准答案”,回道:“若只说江苏一地,闲民,未必是坏事。”

“知江苏一地,政抑闲民,其义非也。所谓闲民,先儒之谬说,夫闲民不可少也。”

“有闲民,然后佣赁可得也;有闲民,然后行走可得也。”

“闲民者,或助力于农圃;或助力于虞衡;或助力于工商;或助力于刍收。”

“其筋力劳苦,有甚于常职之民。”

“先儒以为,闲民者,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故曰闲民,此真大谬也!”

“先儒枉疾此辈,每欲惩之酷罚,岂不怨哉?”

其实这也算是孟松麓的学派,在对着虚空输出。

先儒所言的闲民,和现在的闲民,本质上没啥区别,但社会基础的变化,使得发生了区别。

什么是闲民?

指的是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贱籍之外的、没有“常”职的人。

按照这个定义,在工厂里做工的,在码头上扛活的,其实都是“闲民”。

说是农,有地吗?

说是商,有产吗?

说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产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任何的产业,也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传统职业。

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就叫闲民。

在土地还有很多的时候,对先儒而言,闲民当然是应该去垦荒种地才对。要不闲着在城市里晃荡,也没有个常职,这不是“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是啥?

而现在……实际上从明晚期开始,这个先儒的定义就已经开始有些“和现实脱节”了。

农圃、工商、刍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属官员,掌管山川林泽,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业、林业附属的狩猎、采集、药材等行业。

这番其学派对闲民的“正名”,既是因为学派一贯的思路;也是因为江苏改革的社会现实。

当初李塨琢磨着均田策略的时候,就考虑过。土地其实是不够用的,多出来的人干啥?

那李塨是大顺开国之初的人,那时候百废待兴,商品经济也远没有经过二十多年折腾后的江苏这么发达。

他不是没想过,不能授田的多余人口,便考虑“转业”,为士、为商、为工等。

但那时候,他认为,或者说不只是他认为,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认为,士、商、工,能容纳多少人?

根本不可能嘛。

也正是因为这个解决不了的死结,使得李塨最后搞出来一个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也就是好田五十亩、劣田百五十亩,待劣田变好田再均分五十亩……

实际上,其实这个问题,就算此时的江苏,也压根没有解决。

单单扬淮等地的大约一百五十万人,也压根不是全都成为“无产”的闲民。

而是绝大多数,不是被扔去了东北,就是扔去了南洋,外加大约四万平方里的盐荡区,以及靠着大量的基础建设维系着这些“闲民”有事做。

改革可不是只涉及到扬淮地区,江苏几府,都有不同的问题。

数量可绝对不止一百五十万人,实则更多。只不过因为扬淮地区的改革过于激进,漕运业和盐业,两大支柱产业都被刘钰废掉,而且是在数年之内完成的,问题之大可想而知。

其余府县的问题,只是相对而言,没那么激烈而已。

此时世界就是这么个现实,百年前荷兰一小片地方想吃饱,就直接引爆了欧洲为争夺市场的几场战争,英法西轮番下场。

江苏这么多的人口,要是超半数都是“闲民”,而且暂时有活干饿不死,闲民没变成起义军,那估计得吃下半个世界。

刘钰非要联法打印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变革,必要死人。要么孟加拉大饥荒,死掉一千五百万人,瓦解掉原本的棉纺织业经济,让大顺的闲民有事做而不是选择起义;要么大顺自己死人,内战爆发,农民起义,死个七八千万人。

不是死别人,就是死自己。

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运河一废,别的地方不提,别的行业不提,单单扬州府的五六万运盐工,和其家属大约二三十万人……反正现在是消失了,不存在这个群体了。

未必是被杀了,而是对一个脆弱的家庭而言,忽然转换职业、离开故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苦痛。

对朝廷而言,这是“代价”。

对江苏的激进改革,皇帝能够支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初废运河时候讨论过的“黄河”问题。

治河,必废漕。

这是共识。

那么,废漕,就能治河吗?

显然,不能,黄河也是此时的大顺配治的?黄河向往哪跑就往哪跑,最多也就是修修补补。

那么,废漕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什么?

废漕的另一个潜台词,就是黄河治不了的,夺淮入海近千年,已经淤积的过高了。

决口北上,那只是个时间问题,如同西洋故事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掉下来。

以这个现实为前提,皇帝就必须考虑,如果不废漕运,一旦黄河决口,漕运堵塞崩溃,会出现什么情况?

漕运断绝。

中央政府失去粮食和江南的白银。

百万漕工无业,起义。

加上大水灾造成的百姓生存,北方起义大爆发。

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分割,中央集权崩溃,地方势力崛起。

大顺要完。

所以,废漕运,走海运的一个潜台词,就是默认黄河肯定会决口,然后保证江南这个经济中心和京城那个政治中心的联系。

问题一多、堆在一起就不好解决了,就成了明末困局怎么走都是死了。

是以,先解决漕工问题。

然后,等着黄河决口,依靠江南的财力和粮食,完成镇压。

百万漕工,加山东、河南的几千万百姓,这就是皇帝内心已经预想过的“漕运改革的代价”。

从皇帝统治的角度看废漕运,阴暗的角度,就三个字:

【分批杀】

先废漕运,杀一批最有反抗精神,和天生自带组织力的漕工。

再等着头顶悬着的那口剑落下,杀灾民。

杀剩下的,把青壮募兵,剩下的或者饿死,或者屠戮,或者扔到东北南洋。

不要把问题等到一下子全爆发再去解决,到时候,杀都杀不完。

在内心早就酝酿、想象过处理上千万人反抗的局面后。

有了这个心理基础,皇帝对刘钰在江苏搞得激烈改革,以及雪片一样的弹劾,压根不觉得很震撼。

而最艰难的转型期,已经熬过去了,至少在改革最伤民的时候,皇帝支持。

现在再看这么“闲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自然也就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至少在江苏,这似乎是个可行的、解决颜李学派心中梦魇——人多,地少,不可能人均五十亩——的办法。如果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也终于让从李塨开始就琢磨着均田而田不足、转业而士工商无以纳的困境,得以解决。

故而,他们学派对“闲民”的看法,转向了为闲民正名,认为闲民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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