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0章 终章 九三年(十八)

这种情况,体现在大顺统治下的爪哇,也非常明显。

一方面,通过亩税制、募役法、取缔强迫种植贡赋制后,爪哇的农业产值急速上升。

这是肉眼可见的。

棉花、靛草、咖啡、稻米等等的产量,都相较于荷兰统治时期,有了极大的提升。

另一方面。

大顺在爪哇的制度,为大顺的资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小块土地所有制?资本最喜欢这玩意儿了。

只有是私有得,不是乱七八糟的村社所有之类的,那就好说。你既有,并且拥有地契,也即最终的处置权,那我就有一万种办法把你的地契弄到手。

操控价格。

放贷。

欺诈。

等等。

非常容易完成对土地的兼并,而兼并之后,又因为爪哇的运输条件、大顺工业起步对原材料的需求,使得兼并后的土地,迅速走向了土地经营模式。

这对大顺的资本是如此。

而本身,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正常发展,又必然是小农内部的两极的分化、兼并等。

这也促成了爪哇的一些本土新兴地主的兴起。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利益,又基本是一致的,是反对爪哇原本的贵族阶层和封建统治者的。因为他们的利益,正是建立在大顺的统治和大顺推行的制度下。

这里面还有个关键的问题,也即是早些年刘钰在万丹土改的因素:这里的旧势力,在大顺,连被统战的资格都没有。

在大顺内部,土改问题,那真是牵着王八吊着鳖。

而历史上的改土归流,则往往当地农奴、仆从、底层等,【久愿归流】、【欢喜鼓舞,愿编户纳粮】、【被害男奴纷纷来归】等等。

的确,用21世纪的眼光,去看传统王朝,觉得啥玩意儿啊?

但放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大书【东方理想国】,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大顺在爪哇的统治,以万丹土改为样板,那真是磨刀霍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底层的支持。

而且,也因为当初刘钰的种种举动,使得大顺这边的实学派在施政手段上,颇为激进。加之爪哇这地方,旧势力的军事力量又不行,不要说爪哇直接轰入京城,就是连大顺统治的一些城市都打不动,于是如钢铁所言——搞了又不会受到惩罚,为啥不搞——故而大顺在爪哇地区推广大顺熟悉的土地制度和生产方式,很是迅速。

大顺不是荷兰。

不可能在南洋,连他妈的两万荷兰人都找不到,不得不维系和当地土司的关系、甚至用华人来当中间人挑唆矛盾。

大顺是大顺。

南洋就在家门口。

官员不缺、军队不缺、本族人口也不缺。

大顺在江南不能均田,跑到南洋难道还不敢搞土地改革吗?

广义上讲,即便传统王朝的改土归流,是不是一种土地改革?当然是,包括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法国的雅各宾分地,都属于土地改革,甚至于满清的逃人为奴法定人身依附圈地,也是土地改革——正着改是改;倒着改,也是改。

从传统王朝的角度,这种改革,可以视作历史惯性、习惯、不想让当地土司势力太强、改土归流就得搞流官就得干死土豪。

从资本阶级的视角,这种改革,为大顺蓬勃发展的工业起步,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也通过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完成了爪哇的分配改革,创造了更大的市场。

从爪哇封建贵族的视角……这个,他们的视角,大顺根本不在乎。

就像大顺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时候,会在乎当地土司的意见吗?要么接受、要么死,并无第二条路。

尤其是,大顺因为前朝教训——妈的,边疆土司、酋长,说不定哪天就做大了——是以,在这种事上,自从军改之后,尤其是刘钰以几千人规模而不是以十万人会战为思路的军改之后,那是相当激进的。

于是,从下南洋开始的一系列操作,到现在也是大几十年过去,改革效果显著。

然后,一切也就朝向大顺熟悉的方向而狂奔了。

既是统治方式、税收、土地制度的熟悉。

也是造反、起义、反抗这些东西的熟悉。

历史上,英国在印度的一定地区,按照英国的农业方式对印度的土地所有进行了一些改造。

通过土地确定所有权、农业税、以及土地私有制可以作为商品交易。

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弄成了大顺这边传统的地契模式。

然后,英国人就懵了。

因为盘剥、重税等,导致高利贷横行。而高利贷,又带来了土地兼并。同时按照改变后的土地所有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借了高利贷,没钱还,那伱把你的土地还给债主,不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在印度大起义前后,大量的贫民土地所有者,既没有钱交税,又没有钱还贷,只能把土地交到放贷者的手里。当起义来临时,贫苦农业群体,纷纷走向反抗殖民者的道路。

并且,在印度大起义前后,就爆发了许多次贫民杀死高利贷者、土地兼并人的情况。

以至于英国的殖民者,有些懵地发现【没有一个阶层,像失地小农一样反抗我们】、【印度小农逐渐由痛恨放贷者、土地兼并者,演化为仇恨英国的统治】……

是的。

英国人当时是有些懵的。

而英国人懵的这种情况,若在大顺看来,这有什么可懵的?

只会觉得:噫!好!这个我熟,对此我有丰富的经验。

所以,这其实是个普遍问题,也即老马说的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普遍问题。

因为是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普遍问题。

而大顺又把小农土地所有制强加给了统治地区。

于是这个普遍问题,也就演化为了普遍的、类似的反抗。

这种反抗,又因为大顺这边的殖民观,而被加强。

因为小块土地私有制,本身就是有利于大顺资本的。

私有制,方便交易。

小块,方便破产和放贷。

这为兼并大开方便之门——法革前的法国,你兼并都没法兼,因为地是谁的都弄不清楚,各种封建权利加在土地上,资本买地都买不明白。圈地运动则是属于,既然小块土地私有制早晚得兼并成大土地所有制,那还脱裤子放屁干啥?直接强行把村社集体土地,私有化。只要我先完成了兼并,那么我就不必考虑小块土地私有制下兼并过程中的反抗——反抗镇压掉,剩下的要么去工场做工、要么去北美种植园当契约奴。

所以,大顺殖民是为了啥?

当然是为了新兴阶层的利益。

要是为了旧地主、士绅的利益,殖啥民啊。

于是这又绕回来了。

新兴阶层的利益,不管是工业的、还是商业的,都要求大顺在殖民地搞和大顺相近的土地制度。

对工业资本而言,需要市场、需要原材料。

对商业资本而言,小块土地私有制,又是和盘剥、放贷、兼并。

同时,因为生产力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以及豆饼南美硝石等肥料的运用,又使得大土地所有制,能提供更多的原材料。

而这种大土地所有制的生产模式,大顺这边的资产阶级,自然是更倾向于使用大顺这边下南洋的人。

一方面,朝廷这边的政策支持。

本身人地矛盾就严重,能下南洋赶紧下。

加之这种新的“边疆”区,自然是本族人口越多越好。

另一方面,就工作效率、宗教、劳作等因素而言。

大顺这边在那边兼并土地种棉花靛草的,也确实更喜欢用大顺这边的下南洋人口。

性价比高。

爪哇人,总的来说,就劳作效率而言,和大顺这边种了两三千年地的人口而言,差不少呢。

于是蛋疼的局面就出现了:

在过去,爪哇地区是封闭的经济,一个个村社,几乎是半独立的状态。他们和封建主的联系,并不深。而村社制度还未解体,也使得爪哇地区的人,很难具备一个朦胧的民族的意识。

只具备分散的、区域性的、血缘或者村族的小意识。

而现在。

大顺推广了大顺的土地制度,打破了爪哇的封闭村社经济,亩税货币化又促使商品交易,使得在经济上爪哇地区的联系逐渐紧密。

然后,大顺这边的模式,又是“先小块土地私有制,然后商业资本兼并土地、大顺移民来到被兼并的土地做工”……

加之殖民政策、民族、宗教等等问题。

爪哇这边,也逐渐产生了朦胧的民族的意识。

这种意识,源于大顺在爪哇的改革,确定了小块土地所有制,打破了爪哇的封闭经济,呈现出类似于法国那边那种“重农学派的改革,打破了法国的区域性经济,但也使得法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粮食混乱——于是,法兰西终于具备了成为一个国家的基础”。

发展于小块土地所有制下必然出现的放贷、兼并等问题。

又因为大顺移民、宗教、习惯等,被放大。

本身,小农土地所有制,就对资本主义具有天然的反抗性:他们反封,但也反资。

而大顺作为殖民者,又被抽象为资本的化身。

当然,现在情况还不严重,只不过,问题也已经埋下。

大顺实学派,在大顺这边关于经济的讨论,又为爪哇这边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章完)

第1501章 终章 九三年(十九)

如果说,爪哇南洋地区,还能算得上有点工业资本的思路。至少是以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为目标的。

那么,在大顺北方,蒙古地区,那就真可谓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极致表现了。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下的劫夺制,当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这场劫夺制的淋漓尽致的终点,就是这一次刘钰的棺椁走海路的终点,天津。

自从当初大顺废漕改海定下来之后,天津的地位就已注定。但要说天津这些年的发展,终究还得说一句,李欗上台后砸锅卖铁、靠着贱卖国有土地的方式猛搞基建修铁路,才算是让天津摆脱了松苏的附属地位,真正成为了大顺在北方的港口城市。

随着李欗的边疆铁路计划的实施,从京城延伸到张家口、乃至于河套的铁路,使得天津这个港口,总算是可以说自己能辐射小半个塞外了——另半个,是松、辽水系平原,和天津关系不大。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个听起来似乎寻常的口号。

但若看一看这些年大顺的一些变化,便可直到这句话本身,一点都不寻常。

比如,皮、毛、大黄,这些绝对算得上是大宗物资的商品。

在几十年前,甘肃青海的大黄、细绒骆驼毛、羊皮等,要运到天津,是一场不亚于哥萨跨越西伯利亚弄毛皮的艰难旅途。

要用皮筏子,顺着黄河,尤其是艰险的宁夏段,激流2000余里,先抵达河套。

到了河套后,再用骆驼队、马队等,运到通州。这玩意儿要分旱季雨季的,雨季用马、旱季用骆驼。

到了通州,再把这些货物,走北运河。要是赶上旱季、枯水期,那么北运河实际上也是走不了的。

故而,西北边塞,不是没有好东西。

大黄、驼绒、细羊毛、银鼠皮等等,这都是好东西。

但之前的问题,就是运不出来。这不是说就地生产,就算你就地生产,那么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还是得运出来吗?

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运输费用降低了,蒙古地区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运来了。

以蒙古地区的羊毛和骆驼毛为原材料,呢绒、毛毯、毡子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一方面靠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自是靠政府的订单扶植,尤其是军装毯子帐篷等等。

再加上,朝廷的都城在京城,是以在天津周围也鼓励发展诸多重工业。煤、铁、造船、军火等,亦是蓬勃。

这些好的方面,自然算是彰显了资本主义的伟力。

不过这不算什么。

真正能彰显其伟力的,还得看坏的那方面。

大顺的商业资本,在铁路修通后,用了二十年时间,就用劫夺制创下了奇迹——高利贷的利息,已经让蒙古地区陷入一种竭泽而渔还债的状态,大量的羊才成年还未产仔就得还债;更是直接逼反了一部分蒙古人,烧商店、杀商人、造就了喀尔喀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

蒙古地区,不比别处。

譬如法国,畜牧业也不差,也很发达。

譬如潘帕斯草原,畜牧业也确实发达。

问题是,法国当做牧场的地,潘帕斯那种年降水量在900毫米的土地,在大顺,早就被当成耕地了。

而蒙古地区,纯纯地是被农耕挤到了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甚至因为这几年气候转暖、以及一些抗旱作物的种植,农耕区不断北移。

这也使得,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极为单一,且极为脆弱。

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那么社会分工也就还早,手工业发展什么的最多也就想想。

啥都缺。

布匹、铁锅、丝绸、茶叶、糖……甚至于,如今连批量制造的铜佛像,在这边都卖的相当好。

然而蒙古人手里又没有钱。

抢……燧发枪时代了,抢钱的时代过去了。

那就只能换。

商人们倒也不急着要现钱。

春天来的时候,你赊了多少东西,咱们定好了伱用多少羊来还;秋天回去的时候,把你欠债抵账的羊牛马赶走。

这里面,显而易见地能看出来问题。

春天的羊,和秋天的羊,是一个羊吗?

或者说,一个小牛犊,和长大后的牛,是一个牛吗?

从生物的角度上讲,是。

从商业的角度上讲,显然,不是。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所以社会运行和大顺这种理论上是小农国度的情况,完全不同。

各个部族的首领,类似于欧洲的封建主。

下面的牧民,倒不如说是农奴或者牧奴。

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向大顺皇帝效忠,按照封建分封那一套,各自分好自己的地盘草场等等。

同样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得向最高领主履行封建义务。

在大顺内地,是郡县制、亩税。

而在蒙古地区,则基本还是封建义务制。

封建义务这一套,隔壁幕府就搞得有模有样。大顺这边也差不多:各个部族的首领,时不时得入京朝贡,在京居住一段时间。

入京……京城居,大不易。你入京,不得讲排场、不得花钱?

没钱,那不得借啊?

借,自然是和在蒙古地区买卖最大的商会借。

利息,肯定是按照《大顺律》走,绝对合法:36%,最多三年,连本带利两倍即止。若两倍即止,还不还,则本息合计为新本,再按照36%的年息还。

除此之外,各个部族得出丁、徭、役。

比方说,驿站、边防、巡逻、戍边,这些义务,是要花钱的。

花钱,没钱就得借。

借了,就只能借合法的最高利率,低了压根借不着。

借钱,又没有金山银山,拿啥还?那不就只能拿牛马羊等来还吗?

而商会在这里,实际上赚了三份钱。

借的钱,总要花了买东西,所以还是买我的东西。这是一份钱。

借的钱,得按照大顺律的顶格利息算利率,三年翻番。这是一份钱。

迁牲口的时候,牲口是按照春天定下的数量,秋天再弄走,那这一个牧期的长膘,又是一份钱。

一般来说,这种事若在中世纪,实属正常。

就和欧洲的领主和犹太人一样,借钱,不想还,那就杀犹、驱逐犹太人呗。

然而,问题在于,在这边做买卖的,可不是无力反抗的犹太人。

其幕后的资本,那都是京城的勋贵、军事贵族、御用大商人、皇族等等。

这就没办法了:想欠债不还?行啊,打进紫禁城来囚禁债主嘛。

问题不是打不过嘛。

尤其是铁路修到了张家口继续向北之后,上次叛乱火烧商铺的事一出,这边铁路直接把兵运过去,迅速平息了事端。

某种程度上讲,在蒙古地区活动的商会,就是大顺的东印度公司,而且显然还是转型前的、以商业资本主义劫夺为目标的那种原始东印度公司。

这和大顺在南洋等地的手段,就完全不同。

一个是无意识的工业资本主义思维;另一个则是无意识的商业资本主义思维。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大顺面对爪哇的土地,印度的土地,总能知道可以尝试着试试自己熟悉的办法,亩税制。

可面对着蒙古游牧区,大顺这边也着实只能如此,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因为,这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要办的事可就多了去了。

改土归流、划分牧场、取消血缘继承、重整和蒙古贵族的关系等等,一堆堆的事,远不是说一场简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当然,朝廷也乐于如此。怎么看,蒙古各部,都在“私有制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下,实质上被大顺这边的商业资本所掌控了。

只要大顺有本事、有军事力量,保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李自成起义的时候,明显是反这个规则的,但显然此一时彼一时——那么实质上,大顺就牢牢拿捏住了蒙古地区。

当然,这种事也十分正常,非常容易理解。

很多人以为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萌芽了、发展了,于是蒙古地区放羊剪羊毛、把羊毛卖给萌芽区发展纺织业、然后再用羊毛的钱换回所需的生活用品。

于是,在伟大的资本主义萌芽下,一切都欣欣向荣。工业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生产力提升了……

然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是:高利贷横行、劫夺制、商业掠夺、压低价格、低买高卖、强取豪夺、军事镇压。

竭泽而渔到,蒙古地区一些部族欠的债,把部族所有的羊都卖了,都未必还的起。而很多地方的羊,还没生羔子呢,就不得不拿去抵债了。

本来这就是很正常的事。

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就是这一套,在本国如此,在南洋也是如此。总不能说荷兰都不叫资本主义吧?

大顺在蒙古地区搞得这一套,肥了许多人,也促成了华北地区一些地方的棉纺织业、皮革业、毛毯业、毛纺织业的发展。

而通过这种原始积累拿到了第一桶金的京畿区的资本,又把他投入到诸如包买制的棉纺织业上,用印度爪哇的棉纱发展华北的家庭分散的织布行业,依靠着北部市场大行其道。

大顺南北两个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经逐渐成型。

但也意味着,旧天下,无法和平地、不过于流血地过渡到新的天下。

最内核的大顺内部的小农地主问题,还未触碰。即便只看外部,已然是从欧洲到印度、从南洋到蒙古,各地都已经矛盾丛生。而且,都是些之前并未出现过的、让这群人有些无所适从、有点不太会以史为鉴的新矛盾、新问题。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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