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4章 破窗

永乐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南京国子监。

“来了来了!”

孔庙里的论战,自然是不让闲杂人等围观的,但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几位大龄留学生为了满足好奇心,也是寻了个办法。

李杰、贺段志、胡汉苍、吕恭,直接凑钱贿赂了给国子监里给孔庙洒扫的,扮作仆役抱着笤帚顿在了隔壁院落的墙角,听起了墙角。

“哎,你们几个别出声啊!”

说话的是个穿着蓝衣棉袍的小书生,他身材微胖,圆滚滚的像颗皮球似的,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显然是个贪图热闹的主儿。

这小胖子乃是国子监内“百晓生”似的存在,自是有门道的,今日四个留学生能来听墙角,也全赖他一力策划打通关节,这不,为了能听能看,还特意给墙扣了个缝出来。

“都有谁来了?”

哪怕是胡皇帝,也只知道他家那位太上皇受邀参加了,但也仅此而已了,其余受邀的还有谁,是一概不知道。

昔日大虞皇帝,如今陪着几个蛮夷在这里顶风听墙角,本该是以前想都不会想的事情,此时放下身段开始放飞自我后,胡汉苍却感受到了别样的乐趣。

有的人,他天生就不是当皇帝的料。

胡汉苍自己也不想当皇帝,他很清楚,自己别说跟大哥比,就是跟正常人比,从小到大他都比不过,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只是因为他的母亲具有陈朝皇室血统。

当了皇帝的胡汉苍也并不轻松,他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老父亲胡季犛的提线木偶。

胡汉苍曾经想当个好皇帝,曾经想勇敢地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甚至在热血上头的时候,想要为自己的国家而殉葬。

但是现在看来,人还是躺平一点好。

对胡汉苍来说,不当皇帝以后,人生确实轻松多了。

虽然流落异国他乡,但跟几个嘴上看不上的狐朋狗友天天傻乐呵,反倒比之前心安了许多。

“嘘等我瞅瞅。”

周围人都露出兴趣之色:“都谁啊?让你这么神秘兮兮?”

小胖子倒也没吊人胃口,而是清了清嗓子,报菜名似地低声一连串道:“先进来的是咱们国子监的王司业(王允绳),胡祭酒(胡俨),濂学的月川先生(曹端),金华的师道先生(汪与立),还有内阁的杨士奇,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不认识。”

小胖子不认识的,自然是年前刚从关中过来,没怎么在南京城里露过脸的关学杨氏这一代的家主,杨敬诚。

“你爹!伱爹来了!”

胡汉苍黑着脸听着小胖子招呼。

不过尴尬很快就过去了,小胖子继续道:“高太常也进来了,听说,今天还有位贵客.果然,孔公亲自来了!”

听到连孔希路都被惊动了,众人顿时有些意外,要知道,上次“王霸古今义利”三辩,孔希路可都没公开露面,一直在诏狱里待着,如今出了诏狱更是好几个月没露面,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是孔希路最近大半年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真的假的?不会又吹牛吧!这能把孔公请过来?”

听到贺段志质疑他,小胖子哪还不晓得是激将法,直接让开缝隙,说道:“你自己看。”

贺段志一看,还真是,上次他就遥遥见过孔希路一面,咂舌只道:“咱们国子监可没那么大面,上次是冲国师来的,这次保不齐也是冲国师来的。”

“不是说两人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这话你也信?”

小胖子不屑一顾,旋即又叹气道:“哎呀!可惜就这么一条缝,看的不过瘾啊。”

接着就是姜星火、姚广孝、解缙、张宇初等人悉数亮相。

跟之前“古今义利王霸”三辩不同,这次不是在成千上万人的大场合下进行的辩论,而是更类似于南宋时期金华学派吕祖谦做东,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而进行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事实上这才是学术讨论的常态,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坐在一块探讨辩题,而那种千人菜市口的环境,才是极端个例。

国子监内孔庙正殿之前。

今年四十三岁的胡俨头戴四方巾,一身儒袍,腰悬金带,依照古礼跪坐在蒲团上,正襟危坐。

在其对面,是位青衣玉带的年轻男子,手持羽扇,仪态翩跹,颇有几分文人墨客的雅致,正是姜星火。

在明朝,不是跟武侠小说里一样,年轻少侠动不动就能配玉带的,按老朱的规矩,王公及一品玉带、二品花犀带、三品金丝带、四品素金带、五品银钑花带,六品、七品素银带,八品、九品黑角带而在这种不穿官袍,却又很正式的场合,腰带就成了代表不同身份最好的标识。

至于为什么二月不到要带个羽扇,别问,问就是拿来挡风的,怕老了得类风湿性关节炎。

其余十一人,在胡俨和姜星火两侧,团坐成一圈,这也是鹅湖之会留下来的风雅规矩。

一个金壶被端了上来,里面有几个团起来的纸条,上面写着今日的几个主要议题,也是经过《明报》的隔空论战以后,现在整个大明社会最为关心的这些问题。

“胡祭酒,今日之会因你而起,国子监又是你的地盘,没有喧宾夺主的道理,议题上,你先选。”

按品级和朝廷地位,荣国公姚广孝这位“黑衣宰相”,自然是当仁不让的第一,所以,定规矩的话,就由姚广孝先来开口。

“且慢。”

就在这时,孔希路忽然一手挽袖,笑吟吟地抬手道:“一百二十九年前,朱熹与陆九渊聚于鹅湖,青史传之为佳话,今日四海之内大儒齐聚于此,又岂能无名?”

在官场上,你可以不给孔希路面子,因为严格地来讲,南孔现在连衍圣公的名头都没有了,不再拥有超品官员的待遇,就是一介草民,知县理论上都可以无视孔希路。

但在学术界,你要是不给孔希路面子,那就有很多人跟你过不去了。

南孔本身就是孔子嫡传血脉,在儒家这里非常有份量,而南孔基于道德因素,连衍圣公这种泼天富贵都能让出去,这种行为所积攒下来的士林威望,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不过三十年的今天,依旧是非常恐怖的。

再加上南孔这一代宗主孔希路德才兼备,学识如渊似海,双重叠加下,自然是名望孚于海内,属于是行走的道德准则,圣人在人间的美好化身。

因此,孔希路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了响应。

“今日既然是在国子监,便叫太学之会吧,如何?”

几人纷纷提议,而国子监司业王允绳这时候说道。

国子监最早时期的原型是两汉时期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以前是没有国子监这个东西的,到了杨坚篡周建立隋朝的时候,决定国子寺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隋文帝杨坚开皇十三年,国子寺不再隶属太常寺,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复名国子学,隋炀帝杨广大业三年,改称国子监,以后的朝代就在“国子监”和“太学”之间来回切换,国子监监生也经常被习惯性地叫成“太学生”。

“可。”

孔庙之会,国子之会,终究是不如太学之会好听的。

而有了这么一茬子,整体的气氛也开始稍稍放松下来了。

虽然辩论上的唇枪舌剑,危险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真刀真枪。

但是比起刚开场那股紧张感,这样的放松却更容易使得人们保持平静和思考的状态。

毕竟在这种环境之下,谁还有闲工夫去思考其他?最重要的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保证自己尽量少犯错,而既然是学术讨论会,那就只需要将各自所认同的理念摆到台面上来争辩就足够了。

所谓辩论,也并不是一定要跟吵架一样吵翻天,只要能让别人觉得,你坚持的是有理有据的就可以了。

而跟刚才对会议命名的热烈讨论不同,到了金壶抓阄的时候,整个过程却显得安静无比,除开姜星火和姚广孝等寥寥数人外,其他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面前的纸团上面。

孔希路抓的阄,他周围的每个人的神色上,似乎都略微带些激动和亢奋,毕竟今日的太学之会,是一定能载入史册的,因此甚至有人还有一些紧张,唯独孔希路,一脸茫然地拿着手中的纸条,左看右看,不解其意。

因为这张纸条上面,只有两个字。

“破窗。”

什么鬼啊?

孔希路抓住纸条,似乎想要使劲揉捏,想把这张纸的含义从纸上给揉搓出来,不然他感觉浑身难受,就像是身上有蚂蚁在爬一样。

他看了眼姜星火,终于理解了参加科举的考生到底有多恨从四书里“截字拼题”的考官。

孔希路的不正常表现,也让周围的人察觉到了。

怎么回事?

难不成今天一上来就是决赛?

以往不都是先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吗?

孔希路有点懵,但周围这些人此刻却是都感觉自己清楚得很,第一个抽到的辩论题目绝对不简单,所以才会让孔公都一时犹疑不定。

因为在开始之前,皇帝就已经立了规矩,吏治问题是无可争议的,整顿吏治是原则性问题,不需要讨论。

所以,就剩下了主要两个方面,即世风和学风。

世风,也就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一带出现了新经济的萌芽,表现为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大城池商业的繁荣发展,日益发展的萌芽,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观念的革新,形成新的义利观.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促使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即以手工业工人、小商品生产者、工场主和中小商人组成的市民阶层。

新兴市民阶层,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把希望寄托在新思想的出现上,希望新思想能对传统观念产生冲击,使新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而学风,其实说的更多的是“士风”。

“士农工商”这四个字到底蕴含着多么沉甸甸的重量,就不需要赘述太多了。

普通人是没有资格学习的,能够学习的是士人,所以士人间的风气,就是学风。

而在这里,士人,更多地指的就是以国子监监生、科举举子等身份为代表的年轻读书人。

在士林的话语权中,年老的、德高望重的大儒当然更具备话语权,但从组成结构和基数上来讲,底层的年轻士人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读书人在古代有着崇高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文化领域,掌握了话语权。

而一旦年轻的读书人联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甚至可以操控舆论,形成一边倒的架势。

这就是所谓的“民意”。

哪怕是在古代,只要是秩序稳定的和平时期,“民意”都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无法用暴力或者武力来扭转的,因为在这个时代,一旦有了民意支持,很多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而一旦没有了民意支持,哪怕是强势的皇权有时候也不免吃瘪譬如明末,江南收不上来钱,明宅宗万历皇帝为了搞钱,去派宦官收矿税,宦官被打死好几个,一文铜板没收上来,还背了骂名,想抓几个搞事的,结果全都千古留名了,这就是民意。

而现在,对于思想界的主流儒者来说,主要是学校中士子的学风,出现了他们认为并不好的变化,学生们开始变得愈发激进和渴望革新,开始尝试各种新鲜事物,开始喜欢用新奇的词汇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开始追求什么都“较真”的科学探索精神这样的思想风气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老派思维的儒家学者们,对于这类新兴学派的抵触,越来越强烈。

而此时,作为儒家的代表,孔希路其实就是被汹涌的舆论推到了台前,他手持着被自己攥起来的纸团,深呼吸了两口气,然后再将这张纸团打开,正式公布道。

“第一个辩题——破窗。”

压力不会消失,但现在压力毫无疑问地从孔希路身上转移了,懵逼的成了参与辩论的众人。

破窗,这是很简单的两个字,但是显然,这两个字不是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上出来的。

所以,这跟今日关于世风和学风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众人陷入了思索,这时候,在听墙角的吕恭也低声问道:“这是、森么、依稀?”

小胖子压低声音道:“破者,破题也;窗者,纸糊也,这就是说要先弄个简单的来破题。”

听着小胖子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胡汉苍也是一阵无语。

胡汉苍道:“要我看来,分明就是要打破天窗说亮话的意思。”

“哦?原来如此!”

“胡兄高见!”

众人恍然,然后低声赞叹道。

在座各位都很清楚,如果胡汉苍他爹能借助这个机会在大明的士林树立起名望,那么不说下岗太上皇再就业,也好歹是以后能混成文化名流,而这件事情成真,胡汉苍这位他们的同学,说不得也有机会结识更高层次的人物,将来的际遇谁说得准呢?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便是如此道理了。

反倒是以前在各自国内的事情,就不用提了,咋的,你是皇帝我就不是王子、部落少酋长了?大家都是蛮夷,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去,要是真强,就不会来大明留学了。

而在另一侧,四书五经里既然没有,那似乎“破窗”这两个字就是出自诗文了。

曹端这时候黑着脸先说道:“可是宇文公谅那首《题王叔明破窗风雨图》?”

“刘郎读书如学仙,朝不出户夜不眠。

时闻破窗风雨夜,正是澄心对圣贤。

人生穷达那可知,玉堂金马自有期。

青藜他日夜相访,却忆破窗风雨时。”

单论“破窗”这两个字,这首从题目到内容,连续三次提及“破窗”的元代著名的劝学诗,显然是最合适的。

如果是按这个解法,那么说的明显就是刻苦读书的学风了。

“宇文公谅做的这首诗倒是比宋真宗立意高远的多。”

嗯,人家真宗直接是把读书的好处给你摆在眼前了,招聘启事先写待遇了属于是。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但是就是因为过于直白,直接把读书和做官富贵联系到一起,所以真宗的这首著名劝学诗,往往被学术界批评格调太低,太特娘的俗。

什么叫高雅?高雅的意思就是不能谈钱。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辩论会开始之初,很多秉持着传统主义的大儒们就是直接针对新兴思潮,虽然他们里面有不少人没能来参加太学之会,但在京城和江南、江西等其他地方,这种“耻于言利”的呼声是很高的。

而现在,轮到了学术界最为权威的孔希路作为抽签者,既然抽到了,这些反方辩手自然不会轻易地放过。

而且这个题目,还是姜星火拟定的。

所以在短暂的沉默后,很快,众人的目光就集中在了坐在胡俨对面位置上的姜星火身上,等着看看他打算如何解答。

姜星火也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该站出来了,于是他清了清嗓子,开始了自己的发言。

“咳!诸位所言不错,‘破窗’这两个字,确实是出自《题王叔明破窗风雨图》,但首先要纠正的一点是,这个题目叫做‘破窗’,其实另有含义。”

姜星火一本正经的说道:“今有一街边小屋,屋中有一贫寒举子王叔明在其中读书,准备来年科举,王叔明囊中羞涩,故而只用纸糊之窗,忽有一日风大,遂为秋风所破,此时玻璃镜已然降价,价格略贵于纸糊,请问诸位,若是你们是这王叔明,接下来会作何选择?视若无睹,还是继续用纸糊裱,亦或是选用玻璃镜?”

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香光居士,吴兴人,早年受外公赵孟頫影响,之后与黄公望、等名家交往甚密,得到黄公望指点,曾科举入仕元朝。

元末战乱,弃官归隐黄鹤山,洪武初年重新出仕,任泰安知州,后攀附于丞相胡惟庸,常观画于胡惟庸府第,不久胡惟庸伏法,王蒙因此坐事入狱,洪武十八年九月,死于诏狱中。

王叔明家境算不上贫寒,而他的这副《破窗风雨图》画作的主角也不是他自己,主角被称为“刘郎”,但这些显然都不重要,姜星火只是借用了一个小故事。

这段话一出来,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就像是时间突然短暂凝固了一般。

这个题目的核心不在于破窗,而在于换窗。

这里面的意思,在场的众人基本都不难理解,而这个充满了机锋的小故事,既然被姜星火抛砖引玉作为第一个题目,肯定是尤其深意的,所以讨论起来,都要分外小心。

杨敬诚这时候开口说道:“在座诸位,很多人都是读书人出身,经历过寒窗苦读,我想,诸位的想法应该是与我差不多的吧?诗圣杜甫,当年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正是山河破碎、人情离乱之时,以小见大,既有一间茅屋纸窗为秋风所迫,那天下定有千千万万纸窗亦为秋风所迫,世事便是如此,若以此解世风,自然是我被读书人要立大志,行大义,方能庇天下寒士;若是以此解学风,则是世事风霜不能屈丈夫之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姜星火:“.所以你换哪个窗户?”

杨敬诚:“.”

你看,读书人就有这点不好,说话说了一堆,引经据典、慷慨激昂,就是最后把最重要的地方给回避掉了。

这下躲无可躲了,杨敬诚也不是能厚着脸皮上演“非静止画面”的人,干脆道:“我不换窗户,风就这么吹好了,磨砺心志,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便是如此。”

姜星火点了点头,但并不是表达肯定。

“很好,接下来由于天气渐冷,你身体虚弱完全无法抵御,最终感了风寒,在茅屋内打摆子一病不起,错过了科举飞黄腾达的机会。”

杨敬诚:“.”

这下杨敬诚知道自己就是出来探路的,所以干脆继续踩雷,势要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给趟出来,这样后来人就省力了。

“我选裱糊纸窗。”

姜星火又道:“纸窗裱糊治标不治本,隔天秋风渐盛,复为其所破。”

杨敬诚这下无奈了,合着你就是让我选玻璃窗是吧?

“那选玻璃窗呢?”

“窗明几净,密不透风,你在温暖的室内看着窗外的风景,心情好极了,经过大半年的苦读,在来年的科举中一举登科高中二甲,从此飞黄腾达。”

“那国师想说明什么?今日之旧世风、学风,便如裱糊纸窗一般,终究是要被时代之风吹破的?还是说只有新世风、学风,是干净透明崭新的‘玻璃窗’这种新事物,虽然替换旧纸窗的代价要高,可未来更光明?”

如果光是这么说,显然就没意思了。

姜星火笑了笑:“王叔明进士及第后,故乡茅屋闲了下来,众人皆以有‘文曲星气’,并不敢破坏,但年复一年,王叔明定居京城不再回来,这间茅屋也就没多少人在意了,终有一日,幼童玩耍时以石击之,玻璃窗碎,而后这一直被乡邻小心维持的文曲星的故居,便渐渐沦为孩童戏耍、乞丐藏身之所,此曰:破窗效应。”

这是个很简单的心理学效应,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会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疑的拋,丝毫不觉羞愧。这真是很奇怪的现象。

心理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引爆点”,地上究竟要有多脏,人们才会觉得反正这么脏,再脏一点无所谓,情况究竟要坏到什么程度,人们才会自暴自弃,让它烂到底。

任何坏事,如果在开始时没有阻拦掉,形成风气,改也改不掉,就好象河堤,一个小缺口没有及时修补,可以崩坝,造成千百万倍的损失。

“世风、学风,亦是如此道理。”

胡俨反倒若有所思,他开口道:“所以,请恕在下直言,譬如我们国子监,现在存在的根本问题并不在学风上。”

“哦?”

一旁的王允绳露出惊讶的神色。

胡俨这句话,无异于在告诉大家,他不仅不支持变法,而且认为新的社会风气,就像是“破窗之石”一样。

有人心中赞叹道:“不过,姜星火倒是有些眼光,看出了问题所在,这‘破窗效应’的比喻,实在是精妙至极。”

而在众人念头各异、间或有声音响起的嘈杂中,胡季犛忽然开口了:“敢问国师,您的故事,恐怕还没结束吧?”

这话一出,其余学者们都是一愣,不禁侧目向胡季犛瞧了过去。

在他们的印象中,胡季犛这个家伙虽然以前是安南太上皇,但同样也是大儒,如今来了大明,可谓是谨言慎行,向来是个沉默的性子,不爱掺和学术争论的,今天居然开口了,看来也是憋久了啊。

姜星火见是胡季犛问话,倒也没有隐瞒,说道:“确实如此。”

“首先,破窗效应是一回事,今日之世风、学风,也确实走到了必须要注重是否会影响整个天下大局的地步.正因如此,诸位才会聚齐在这里,进行这场太学之会。”

“但是,王叔明的故事还没完。”

姜星火一边说着,一边抬起手:“眼见天下即将大乱,王叔明辞官归乡,回到家乡,才看到自己的茅屋那扇曾经庇护自己免遭寒风洞彻的玻璃窗早已破碎,但王叔明今日腰囊,自然远非昔日可比,于是便干脆重新起了一间屋,依旧用玻璃窗,而且是四面皆用玻璃窗。”

“孩童在此地玩耍,早已习惯以石击打旧玻璃窗剩下的碎茬,借此比较投掷准度,王叔明起新屋没几日,新的玻璃窗便又被顽童所击碎,可王叔明却丝毫不恼,反而说了一番道理——孩童虽然砸碎了我新居的玻璃窗,但今日之我,非指望其挡风挡雨,只求一个干净明澈,故此击碎玻璃窗,并不能让我生活有任何变化,但我购入一块新玻璃,却能为玻璃商人提供机会,商人赚取钱财,又能给工人发工酬,工人拿着工酬,去寻孩童父母等小贩购买吃穿之用如此,虽对我造成了坏处,却是更多人的好处,我有什么可恼的呢?”

事实上,“破窗效应”就是这两种。

第一种,是心理学上的,强调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同时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或不及时制止,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所以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种,就是经济学上的,认为破窗理论是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的,也就是“损害有益”之说。因为这是违反常识的,正常认为玻璃窗碎了需要花钱重新购买是坏事情,但在这种破窗效应下,消费促进了社会经济,使得消费链条上很多人得益,是好事情。

参与太学之会的众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我咋感觉有点不对劲?”

在旁边偷听的外国留学生们,总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姜星火说的,明显就有点问题,但他们偏偏说不出来,到底哪里有问题。

其实这里的问题就是,打碎玻璃窗虽然促进了消费,但原本生产玻璃的劳动力完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打破玻璃再生产消费,整体社会总收益不变,而同样的劳动力用来生产其他物品,同样会使社会整体收益增加,算总账的话,还是减少的。

但实际上,在经济学上,并不仅仅是算加减法这么简单,这个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且不论是否把碎玻璃的损失核定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财富”(即如同把债务视作财富一样),破窗效应这个概念追根溯源,其实讲的是经济学的需求理论,即短期经济中,需求可以对产出形成显著影响,宏观调控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来说,这种作用将相当不明显。

而姜星火选择“破窗”为题,用意就在这里了。

在解释完这里面的关隘以后,姜星火复又问道。

“所以诸位觉得,破窗是好是坏?是该防患于未然,提防风起于青萍之末,还是任其破窗,不破不立、大破大立?”

破窗,即破题。

今天或许有很多辩题可以讨论,但其实最关键的,便是世风、学风这两个事,而“破窗”一题,开题延伸到此处,便足以涵盖了。

而针对这个问题,作为反方一号辩手的胡俨,这时候心中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他不愿意被姜星火牵着鼻子走,因为胡俨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一旦顺着姜星火的思路说下去,就会被带到新的领域,然后被降维打击。

所以,胡俨反其道而行之,反问道:“为何要用玻璃窗呢?”

汪与立、杨士奇等人没说话,这场辩论注定很长,有的是他们上场的机会,但此时,却都不约而同地赞叹胡俨的反应。

因为顺着胡俨的思路,他们发现了如何有效对付姜星火。

那就是把辩题,拖入到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果不其然,胡俨马上说道:“玻璃窗固然比纸糊窗坚固,可多糊几层、用篾条封住,总是有办法的,活人固然不能被冻死,可高中二甲与窗明几净心情舒畅,倒也未必有多大关系,而今日之世风,便如王叔明之茅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方有作乱之事。”

“我想说的是。”

胡俨跪坐在地上,郑重以对:“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

这里的玻璃窗,其实指的就不是玻璃窗本身了,而是被胡俨拖入到了一个儒家经典辩题里,叫做“理欲之辨”。

程朱理学重视理欲之辨,把理与欲截然对立,强调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譬如北宋程颐就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十三》理也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程朱理学的目的在于要人们放弃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欲求,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并以此恪正己心,追求内心世界的丰盈。

而跟这个观点唱反调的就是以永康、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譬如叶适干脆奚落理学,说“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其释未精也”

虽然刚才胡俨取材的那段《礼记》里面已有把“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倾向,但“断章取义——取自不要断章取义”还是经典的,《礼记》里还有句话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或者说《礼记》本身并不否认物质欲望的合理性。

总之“理欲之辨”在先秦儒学里,是没有那么“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的,甚至到了汉唐,也是有“以理节欲”、“存理灭欲”、“理存于欲”三种见解并存,譬如西汉董仲舒主张“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西晋裴頠主张“欲不可绝”,把满足人们物质欲求视为全身保生的前提。

实际上,是直到宋代,儒学迭代到了程朱理学这个版本,才搞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

而“理欲之辨”,显然是用来解释世风问题的好思路。

“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这个问题不是问的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在诏狱里的王叔明,而是问的今日众人,觉得大明真的需要这些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愈发繁杂的物质欲望吗?

这是一个相当有深度的问题,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否认。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是工人,亦或是农人,都不需要思考这种问题,因为意义实在是不大。

但对于在座的这些大明几乎是排名最靠前的大儒们,这些思想界、学术界的精英们,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发展经济或许是必要的,因为朝廷确实需要钱,但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传统的、相对“淳朴”的世风所造成的巨大改变。

“诚如国师‘破窗效应’所言,越来越多的物欲,便如一阵又一阵秋风,若是今日不严防死守,堵住窗户,而是任其所破,恐怕等到道德风俗不存之时,一切就都晚了.到了那时候,哪怕想要补救,怕是都悔之晚矣。”

“理欲之辨”,这个辩题的出现,并没有出乎姜星火的预料。

而对于这个程朱理学信徒们胜率非常高的辩题,姜星火也并非毫无准备。

看着孔庙,姜星火抬起头,开始请神。

很快,在他脑海中的诸多思想家中,出现了三个身影。

——明末三先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

来吧,就是你们了!

(本章完)

第515章 理欲

理欲之辨,即伦理道德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欲望之间关系的争论,是宋明时期伦理思想争论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不过由于今日的太学之会是群体论战,所以自然也有其他人说话的机会,姜星火抛砖引玉之后,并不急着用“破窗”来论证些什么,更不急着先请神开大。

解缙沉吟刹那,一马当先道:“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皆是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故此欲不可去,应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对于头马的积极表现,姜星火相当满意,若是事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确实未免有些太累了,还是有人帮衬着冲锋陷阵比较好。

解缙引用的基本都是荀子的观点,也就是肯定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认为物质欲望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要求。

实际上,理欲之辩渊源于先秦,是儒家内部一个经典辩题,只不过以前吵得没有这么厉害,没有彻底把天理和人欲进行二极管对立。

反方辩手这边,则是汪与立接替刚才趟雷趟了个灰头土脸的杨敬诚出场。

实际上,实力最弱、资历最浅的杨敬诚,刚才也有这个觉悟,毕竟关学传到他这一辈,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门楣了,真到了关键时刻让他上,他肯定掉链子,所以前面不太体面的试探工作,还是主动承担起来比较好,好歹还能留个印象分又不太得罪人,在这种盛会中有点参与感。

“此言谬矣。”

汪与立同样跪坐的很板正,一派老卫道士的风骨,看起来义正严词的反驳,但很快,就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了。

“《论语·尧曰》有言,欲而不贪,君子谋道不谋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但君子所寻,又岂能与小人相同?”

高逊志眉毛一挑,不漏声色地看向汪与立。

好你个老小子,我们中出了叛徒!

而杨敬诚也是同样一怔。

看起来汪与立回答的没问题,为何二人会如此?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金华学派在学术光谱中的定位了。

汪与立作为掌门人的金华学派作为承担过鹅湖之会举办工作的高门,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属于是那种既有底蕴又有实力的学派,上百年来开枝散叶,积攒了不少家底,但也正因发展时间过长,所以现在的金华学派,跟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还是有些似是而非的。

在南宋时期,金华学派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一支,与永康、永嘉学派同气连枝,主张“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但在一切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则与理学、心学都有调和折中的地方,在学术光谱上的属于那种实学里偏右的存在。

但随着世事变迁,南宋时期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并且呈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架势,永康、永嘉学派纷纷树倒猢狲散,主张实学的浙东事功学派只剩下了金华学派这一支,而程朱理学则彻底压倒了心学、实学,成为了官方指定考试学问,也就是官学。

因此,金华学派不得不掉头,开始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光谱上从实学偏右,变成了理学偏左。

但是学术纷争这种东西在南宋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时候,金华学派因为不够激进,所以经常被永康、永嘉学派狂喷软弱;而到了实学彻底失势,金华学派被迫融入理学,却又因为观点靠近心学、实学,被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们狂喷偏激,道统不纯。

所以怎么都是被嫌弃呗?

而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后,汪与立也是有所反思,世事易变,金华学派这艘大船,到底要不要调转船头,重新回到过去的航道上,作为当年的实学三大家之一,重回实学旗帜下,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正是因为存了这份重新改换门庭的念头,汪与立才用了孔子的论点,而不是孟子的,孔子的观点更加中庸平和,而孟子和荀子才是理欲之辨的对立观点。

而在理学的捍卫者们看来,卫道不纯粹就是纯粹不卫道。

眼看着汪与立软弱的态度要坏事,高逊志马上出手了。

“天理,人欲,相对也。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道之所在,岂能混淆?”

高逊志虽然被姚广孝和姜星火拿捏了一番,但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在这种卫道原则上面,高逊志还是要站在对立面的,而且是绝不会动摇的那种。

金华学派家大业大,确实要有所顾虑,而高逊志虽然也开书院,但跟金华学派不是一码事。

高逊志的观点,就是着重阐发孔孟思想,强调大道和天理,轻视功利和物欲,认为只有做到轻视功利和物欲,才能防止人心生乱。

这边解缙继续回怼:“先圣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世上岂有只存天理而无人欲的道理?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若无一扇窗户遮风挡雨,王叔明便是心中再笃信天理,恐怕也得被冻死吧?天理终归是不能代替遮风挡雨的,而要我看来,王叔明不仅需要窗户,还需要玻璃窗!整个大明百姓,都需要一扇玻璃窗!”

这就是要充分主张发展经济,鼓励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望了。

“不可,既有纸窗可遮风挡雨,何须各个要一扇玻璃窗?”

高逊志开始上强度了:“苟存无欲,则虽赏而不窃;私欲苟行,则巧利愈昏萁子昔年劝谏商纣王之象牙筷,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嗯,高逊志说的就是后世比较有名的“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大王您担心,这样注定会消耗国力,恐怕天命不在大商了。”

果然,故事的最后,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因此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至于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如此,现在哪怕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民间龙骨的收集,也难以考证了,但这个故事确实是很经典的物欲升级的故事。

现代的消费主义也是如此,你说故事没道理肯定是不对的.人心就是如此,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世人的贪欲都是这样,也就是所谓的“得寸进尺”、“得陇而复望蜀”,按理说是没有止境的。

而对于君王的贪欲来说,则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辩驳,那么肯定是辩不赢的,因为这都是理欲之辨的老套路了,祭出“象牙筷定律”就意味着不能顺着对方思路来了。

这时候,张宇初忽然开口道:“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

张宇初的应对之策,同样没有出乎反方的预料。

因为理欲之辨,归根到底还是落在人身上,而只要是人,就有欲望,这就是正方的跟脚所在,你可以指望普罗大众提高思想觉悟,但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舍弃大部分欲望,哪怕是苦修者类型的卫道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张宇初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之有欲无可非议,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欲同样不是恶,也不可根除,这就相当于你不能为了“非礼勿视”把自己双目给挖了似的。

眼见正方避战,开始回避话题,反方辩手们顿时气势为之一振。

高逊志乘胜追击道:“存天理,灭人欲,明道先生(程颢)有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实际上,自北宋开始,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成为当时思想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宋代天理人欲之辨发端于张载,成立于二程,至朱熹而集大成,在这个命题上,二程是高度统一的,他们都把“理”或“天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它视为宇宙的根本原则。

胡俨亦是振奋出声:“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所谓‘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大谬矣!君子慎独,陈明本心,便是要去喜怒哀乐于己身,人欲有何不可去除?”

王允绳这时候也跟着帮衬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是天理之件数,故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显道心。”

说罢,王允绳还瞪了一眼汪与立。

看看,这才叫理学偏右的攻击性。

什么“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看看你师道先生说的是什么话?这是我辈卫道士能说出来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才是正道。

显然在理学极端保守派的观点看来,天理和人欲是高度对立的。

而按照胡俨引用《朱子语类》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心追求的是耳目之欲,过分了是有极大危害的,而道心追求的是天理或义理,因而是精微的,人们只有克服私欲,才能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眼见局势有点一边倒,但也不好说太狠的话,只是轻飘飘地说道。

“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减。”

意思就是理解把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作为保全生命的前提条件,但也反对人们沉溺于私欲,因而减损天理。

呃,咋说呢,这种表态在一群理学极端保守的卫道士里,已经算是很平和的态度了,完全是看在姜星火的面子上才没下狠手。

今天反方们寄出来的大招,还是朱熹留下来的那套,朱熹早年曾受业于胡仲原、刘彦冲,二人皆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直到而立之年才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但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庞杂,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这三板斧,而“主敬”、“穷理”、“躬践”这三板斧的问题,其实姜星火在江南治水告一段落时讲学的时候,就已经大致拆解过,这里面的东西,都跟理、欲之辨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朱熹的学说主要就是围绕“理与欲”的关系而展开的。

杨士奇这时候眼见局势一片大好,虽然心中对始终没出声的姜星火和姚广孝有忌惮,但也晓得这时候是开口的好机会,于是说道。

“诚如朱子所言,有天理便有人欲,便似天理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好,便有人欲冒出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理本多,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出来的,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但这种关系同样是此消彼长的,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绝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

接着,杨士奇又举例道:“譬如楚汉之争,刘邦项羽相拒于荥阳、成皋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这时便需安营扎寨,慢慢苦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王叔明何须玻璃窗?便是苦捱,又真能一病不起吗?”

显然杨士奇的观点属于右中右了。

这时,姚广孝忽然开口,大笑道:“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太学之会的辩手们先是一愣,旋即是曹端想到了什么,然后是关学的杨敬诚面色变得古怪,这种古怪,就像是无声的浪潮一般,开始蔓延开来,整个会场都变得寂静无比。

“怎么念了一段佛经就不说话了?”

这把旁边正听得尽兴的留学生们给搞蒙了。

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刚才理学阵营的卫道士们正在穷追猛打,怎么忽然就跟身前出现了哥斯拉一样马上就给吓停了,更不明白区区一段佛经,怎么就有集体沉默的效果。

别说是胡汉苍和吕恭这种新来的留学生不懂,就是李杰、贺段志也闹不明白。

最后还是带他们来的小胖子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了过来。

这里面是有个说法的,之前说过,朱熹早年学佛,而他的三板斧里的东西,很多又是缝合出来的,为了解决体系内已有的bug,不得不从体系外找补丁。

而朱熹讲的天理和人欲,实际上追根溯源,是北宋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另一种说法,但张载没有说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派生的,只提到天地之性是形而上的本体,而气质之性是形而下的表现。

实际上,张载的人性论来源于佛门的佛性论,他的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理论,在过去的儒学体系中,无论是孔孟荀时代的先秦儒学,还是两汉经学,亦或是魏晋玄学,都没有任何依据,而是佛教“真如佛性”的翻版。

正因为如此,博学的曹端才最先反应过来,而关学传人杨敬诚,自然也晓得自己流派祖师张载的理论是怎么来的,而后就是其他大儒。

如果光是借鉴,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儒释道三教发展了上千年,互相借鉴的地方多了去了。

但问题就在于,之前说过,朱熹早年是学佛的,朱熹构建的体系,是以天理为人心的“本体”,且这个天理也是净洁无瑕的,但这在传统儒学体系中也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这个根据哪里来的呢?

就是姚广孝念的这段佛经的意思。

《大乘起信论》中有“一心二门”之说,认为“心”同时具有“真如门”和“生灭门”两方面,真如如水,生灭如波,水为波之体,波为水之用也就是说,“真如门”近似于“无垢识”、“寂灭心”的概念(跟张载的天地之性基本是一个概念),即“如来藏”;而“生灭门”接近于作染净依的“阿黎耶识”(类似于张载的气质之性),这二门包含世间一切事物现象,体现着诸法唯识的精髓。

“心真如”包含两方面性质:一是“如实空”,即“离相”、“无念”,是纯净无任何杂染的存在;另一是“如实不空”,即永恒不变的静止存在。由于“心真如门”是绝对纯净不动的本体,故难以解释染净、动静、一心与俗世诸复杂关系,《起信论》就用“心生灭门”来解释这些关系,也就是“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

所以,“阿黎耶识”就是“生灭心”,是根据心的“不生不灭”而存在,是“不生不灭”给合“心生灭”的产物。

而处于阿黎耶识生灭心状态的“心性不生不灭”被称作“觉”;处于阿黎耶识生灭心状态的“心生灭”被称为“不觉”。

“觉”除具有“心真如”的“如实空”(纯洁无染的存在)、“如实不空”(永恒静止的存在)的双重性质之外,还具有“因熏镜”和“缘熏镜”两种特殊作用。

“因熏镜”是指“觉”如镜,世界一切事物现象莫不显现其中,因为“觉”能常住“一心”,而世间一切事物现象都在“一心”为本性,觉性虽是“不动”的,但具有一切“无漏法”,成为众生得以成佛的依据,众生之所以厌生死、求涅盘,在于“觉”对众生自身起内因熏的作用。

“缘熏镜”则是指“觉”对解脱众生起一种外缘熏的作用,所以“觉”既是“静”的,寂然不动地蕴含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为众生所有;同时它又是“动”的,能出离生死、同染转净以普度众生。

好,解释到这里,相信不懂佛学的人已经基本懵圈了。

但是没关系,有程朱理学翻译版的内容。

——也就是《朱子语类》里经典的“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

这东西跟《大乘起信论》不说一模一样吧,也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就是把佛家用语翻译成了儒家的。

朱熹认为凡人之生都是禀受“气”以为形体,禀受“理”作为本性,道德意识发自作为本体的理,感性情欲根于构成血肉之躯的气,道德意识常存于心灵深处,所以为“微”;感性情欲并非皆恶,但不加控制就流于不善,所以为“危”。

朱熹觉得这就是《尚书》(相传是伪作)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其思想的佛家根源,朱熹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说成是“人心”和“道心”的对立,给自己找了个出处。

客观来讲,很扯淡,属于是先射箭后画靶,先得出结论再去寻找出处,但朱熹就是这么缝的,“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那么朱熹有没有创新呢?

有,还真不是完全照抄,还加了点自己的私货进去。

朱熹还认为“道心”即是体现“天理”的“义理之心”,因此“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嗯,一切都要回归于伦理道德,也就是三纲五常,而不是像佛家那样“色即是心,心即是色”。

这样明确了道心是伦理纲常的本质所在,也与佛家超道德的“真如”本体区分开来,也就把单纯地视人的七情六欲为“障道因缘”的弱点给打了个补丁,如此同佛家禅定之学划清界限后,朱熹在道德修养上主张“格物”来消除人欲之私接下来就是“敬”“诚”那老一套了。

见众人不吭声了,姚广孝继续说道:“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大儒,如此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朱子天理人欲之说,本就非是儒家所言,乃是凭空造物,如何能令人苦捱风雪?世上之物,诚心主敬固然重要,可明辨真伪,同样意义重大。”

好强的攻击性!

老和尚这就是说,你们刚才叫的那么凶,可这套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理论,从源头上就不是儒家的东西,拿来骗百姓的,怎么自己都信了?

而且还不留痕迹地挤兑了一下程朱理学。

说完,姚广孝算是长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可是憋了他好多年了。

在明初期佛教渐成颓势之际,老和尚作为佛家的定海神针,是真真正正地承担起了护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而这本书,就是之前给朱棣看的那本,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程朱理学对于佛经的剽窃和曲解。

但以前势单力孤,你是黑衣宰相,面对这么多张嘴,也说不过。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姜星火的众多新思想的大力支持,老和尚终于有底气毫不顾忌地正面反驳程朱理学了。

这里面有个梗,就是二程都想用“主敬”来替代周敦颐的“主静”,朱熹也想通过“格物”来作为修行法门,理学内部也是讲迭代贡献的,每一代大师都要留下点自己的创新点,但无论是“格物”还是“主敬”,处处都可以看到佛家的影子,朱熹一面批评佛家的坐禅,一面提倡静坐,所谓“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就是朱熹的静坐法门了。

也就是说,静坐在朱熹这里是方法,目的是为了体会道理,也就是三纲五常之类的。

但理学的静坐与佛教的坐禅,在形式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静坐到底是为了出家,还是要诚心正意居敬持志继而反求己身,那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了.

不管怎么说,程朱理学从“主静”到“主敬”再到“格物”,历代大师的儒家风格算是愈发明显,但是无论多么明显,终归是逃不脱佛教禅修的窠臼。

眼见着被姚广孝一番话扭转了颓势,双方攻守之势异也,这时候自知继续在“人心道心”这个根源上纠缠,是一定会被拖到不堪境地的,杨士奇也是豁出去了。

“凭空造物,未必不能苦捱风雪,人生于世,便存于道德风俗之中,如伊川先生(程颐)所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的杀伤力,想必无需多言。

这种言论,属于理学极右中的极右,一般卫道士都说不出这种话,能说出这种话的,无疑是虔诚至极的卫道士。

“好!”

姜星火这时候忽然以手击节,声音越来越大,全场瞩目。

“好一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姜星火看向杨士奇,杨士奇同样毫不退缩地看向姜星火。

“今日既然说到此处,我便想问问,王叔明是不是真要宁可冻死,也不补这扇窗户?若是如此,为了所谓的‘节’,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三纲五常,真要把人逼死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杨士奇还是这句话,咬定青山不放松。

这是程朱理学极端理欲观的根脚所在,属于退无可退的底线,今天谁来了都是这句话,三纲五常就是大过天。

姜星火点点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死鸭子嘴硬是吧?

姜星火开口问道:

“纲常节义可存乎理中?”

“自然。”

“饮食男女可存乎气中?”

“自然。”

“理与气可是二元乎?”

杨士奇犹豫了。

“气”是古代中国哲人对世界物质性的一种观念,这个外国人不好理解,但中国人一听“气”这东西就懂,《庄子·知北游》就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这是最早的“气本论”。

换句话说,即便是最极端的卫道士,也是承认人是由气构成的。

嗯,说句题外话,对太平街论战有印象的,应该还记得当时国子监里宗超逸等人拿来讥讽姜星火的话语。

“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众.成多国兴,败多国亡,国师也不知道是禀何气而生?”

这些话语出自北宋五子之一邵雍的《渔樵问对》,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也是理学里面阐述理气的根源学说之一。

不管是把君子视作禀阳正气而生的人,还是把小人视作禀阴邪气而生的人,这里面有个根本论点,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气本论”,也就是说认为人体和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气”构成的。

实际上“气本论”并不是北宋五子才开始研究,从汉代开始,气的存在论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哲人理解和解释世界与人类的基本范式,直至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邵雍的《渔樵问对》,则是将其彻底发扬光大。

那么为什么杨士奇会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呢?

答案很简单。

朱熹自己也没拿准。

朱熹的理气观颇为复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理气不必分先后”的说法,也有“理在气先”的说法,有“理气决是二物(理气二元论)”的说法,也有“理气不离不杂”的说法。

后世采用的,基本上是程颐的理气观,也就是宏观微观两分法。

什么叫宏观微观两分法?意思就是从宏观上看,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二者是严格区分的,不能混淆;但如果把视角放到微观个体角度,就具体存在物而言,构成此存在物的理气不离不杂,“不离”意味着理、气是二物,“不杂”意味着理、气同在此存在物。

呃,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薛定谔的猫,又有点类似于量子力学。

具体是严格区分还是“不离不杂”,不仅朱熹不敢下定义,你就是问程颐,他自己也含糊。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气本论”来说,程朱理学这种宏观微观两分法的理气观,其实是进步的,理、气二分,以及“理”的形而上实体化和超验化,是程朱理学对哲学做出的贡献。

但破绽就在于,程朱理学的“理气二元论”,没有给中间的界限下定义!

程颐和朱熹界定不了,就给后人留了坑。

别看杨士奇能高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这个“饿死”和“失节”,从理学的哲学结构上来讲,其实本质就是“理气二元论”。

那么如果详细掰扯,到底能不能用程朱留下的坑,破了这个理学极右口号呢?

一旦从理论推导上破除,这种标志性的口号都不好使了,就意味着理学的“理气二元论”被颠覆。

这种效果,就跟战场上把敌方大旗给砍倒了,是一样的。

姜星火看着杨士奇,自信地说道:

“既如此,那我们就论一论,到底饿死是大,还是失节是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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