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6章 战前舆论准备(上)

“我看这是好事。既是朝廷遣你监管,商人们需得见到利润攀升才能支持监管。只要英人不废茶税,这对朝廷加强对这些商贾的管控,也有极大的好处。”

齐国公想了一下又笑道:“总不能指望着一群才知道这西洋参不是产自酷热南洋的人,去和那些搞了一二百年贸易的老油子对抗。要是指望他们对抗,非要把老本都赔进去不可。”

“我此番去欧罗巴,所见所闻,只觉若论对产业经济之管控,欧罗巴有大宋之风,本朝万万不及也。法人之统制经济,方有可能出荆公这样的改革,我朝是做不到的。”

“禁海之策,我看这东西方区别倒是不大。丹麦英法等国亦禁自行前往亚洲贩卖,而得垄断之利。其与前朝三宝下西洋而又禁民间片帆下海内帑独得香料之利,有何区别?”

刘钰对此并不是完全赞同,但想来以齐国公自小接受的教育,能看到这一步亦算是难得了。

但齐国公有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各国其实都在搞某种程度的禁海,都在搞垄断,而且都是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的。

欧洲人,尤其是新教国家,自来双标且无耻,这一点刘钰这几年多有领教。毕竟最先收拾的荷兰,就是个新教国。

我可以禁海禁私人贸易、我可以航海条例、我可以禁止你们的货船在我国卖货。

但你不能不允许我们收货,也不能不允许我们割让你们的舟山、抢澳门,否则你们就是有罪的。

这种思维方式,不只是此时大顺人难以理解。

就算到了后世,中国人依旧难以理解。

以至于一些人读到后续屈辱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只要开放贸易,英国人就要乐开花了,就不会打我们了”。

先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但现实却是英国连续两次出台禁止东方棉布法令;最高征收了220%的茶叶关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任何非公司的东方货船直接击沉。

所以这件事的本质,就是真的被忽悠瘸了。

相信他们有一套非双标的、统一的、普遍的评价标准。

老马在1840年代就说,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本质,就是一种垄断。一旦当“自由贸易”威胁到他垄断的实质时,他将必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自由贸易”。

鸦片战争的根源不是因为自由贸易,而是因为“清政府禁止种植罂粟”,使得外部鸦片可以造成实质上的垄断,因为本国不让种。

刨除掉鸦片的罪恶属性,如果单纯把其看做商品,一旦放开随便种,一个四川省就能打的英国货没人要,事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甚至都不用四川出马,当时一个云南就够了。

就像是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在国会上控诉【在此前二十三年间,公司被强制往中国销售的纺织品和五金,为公司带来了1688103英镑的损失】。

公司董事可是在国会上的发言,总不可能20年国会的人39年就全死了吧?

所以英国人知不知道就算零关税,他们的纺织品和五金也卖不出去呢?

还是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要找个自由贸易的理由卖实质垄断的鸦片呢?

奈何老马1840年代说的一针见血话,后世百余年依旧没人听,也没人信。反倒是先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以至于挨了顿打。

好在看过老马的书的某格鲁吉亚人反思的结果,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绝不愿意”。

总算没反思成因为不自由的贸易所以挨打活该、打得好。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禁止鸦片呢?

马戛尔尼能成为使团代表的原因,是他前面的查尔斯·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死。

而卡斯卡特使团来华之前的首相训令中,明确指出【如果商约中规定不得运输鸦片,你必须答应。千万不要冒着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风险,来抗争这方面的‘自由’。】

【我们在孟加拉的鸦片,应该在东部海面‘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上’寻找出路】——什么叫“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呢?只能说,不愧是出过莎士比亚的文字,可以把走私说的这样委婉,别具“朦胧美”。

【假如割让给我们建立商栈的土地,应该选择在北纬27度到北纬30度之间,因为听说优良的茶叶就产在这个纬度区间】

所以英国人很清楚鸦片贸易是被禁止的,不但清楚,而且清楚的那种清楚,所以才要选择“东部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这边纺织品卖不出去呢?

当然知道。

但为什么还能卖出去呢?

因为一个字。

卷。

1767年,东印度公司曾找到供货商潘某,说如果你能把呢绒卖掉,我可以从你这收茶叶,不从别人那收。而且给你加价,每担茶叶给你加一两银子。

潘某算了算,就算把这些呢绒赔钱卖了,只要英国人从自己这里拿茶叶、而且每担茶叶多给一两银子,那么自己还是赚的。

所以历史上潘某靠着这种卷,卷到被《COTE PARIS》评为18世纪初世界首富,家族白银能买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英法舰队。

至于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涨价呢?

这……大概也是中国这边的资产阶级的特色吧。所以新井白石在长崎,用个简单的二桃三士之计,就能挑动的宁波帮、漳州帮、福州帮放弃铜的定价权,让给日本定价。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一群非得有个强人扶着的阿斗,缺了铁腕强人用皮鞭抽打,就是全世界最费拉的布尔乔亚。

为什么东印度公司非要带呢绒呢?

因为要讨好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免得他们再攻击公司是买办,所以宁可赔钱也要带呢绒,大不了从茶叶上找补嘛。

好比你是议员,你又是开呢绒作坊的。你跟东印度公司说,你不带我的呢绒去中国,我就在议会提提案,说你们是买办。那还能咋办?带呗。

于是,纺织工人有了工作、工业资本往中国卖出呢绒、在议会上放东印度公司一马、东印度公司一边说自己赔一边赚了钱、茶叶供货商潘某也卷赢了同行成了18世纪世界首富。

大家貌似都赚,那这里面的钱,到底是谁出的呢?

看似是喝茶的英国人出的。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

就算东印度公司没有承担呢绒赔本销售的义务,他就会良心发现降价吗?有些东西的价格不取决于成本,而取决于购买者能出多少钱。英国济贫法的房补,就是个绝佳例子,房补加多少,房租涨多少。

里面唯一遭受损失的,是中国的纺织工匠。

本来正常价格的英国纺织品没人会买的,但架不住有人赔本卖啊。

谁他妈能想到,1767年在中国卖的英国纺织品,比他妈在伦敦工场的出厂价都低?

英国政府为什么明知道茶叶贸易导致白银外流,还要在查尔斯·卡斯卡特使团训令中,将茶叶贸易放在第一位呢?

因为那时候,【茶税每年能为政府提供325万英镑的税收】,已经不少了,折合1000万两白银,够三年辽饷了。

这和现在大顺逼着日本开关,幕府明知道“金银如骨,不可再生”,但依旧支持的原因一样。因为能给幕府提供巨额的关税收益。以建立起对其余诸侯的绝对优势。

当撕开隐藏在外面的迷雾,看到本质之后,很多事要解决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不是卷吗?

那就一步到位,直接“充分竞争”到垄断的地步,垄断之后还怎么互相卷?你能搞独家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我便搞不得?

不是双标吗?

那就去荷兰质问为什么荷兰能在中国建商馆,大顺不能在阿姆斯特丹建商馆?因为议会的法律授权是神圣的?那简单,天子的授权也是神圣的,打一顿夺回南洋占据锡兰侵入印度,一波把荷兰势力从长崎推到波斯。

不是非要买茶捆绑呢绒吗?

那就垄断,把小商人全压死,要买茶叶拿现银,呢绒一件不要,就算海军用也只买法国人的。你要能从别处搞到茶叶,明儿当地的地方官就得被穿小鞋,国公带着节度使都去打招呼了,啥叫官僚对上负责制啊?

不是鸦片要寻找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吗?

直接先来个鸦片案,明确告诉英国人,别找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了,否则大顺就要闭关锁国啦,高呼白银不是财富而国民财富是总生产品。

他这一手以魔法破魔法的手段,当然需要朝中的支持。

至少,对“联法反英”的政策要绝对支持。

实际上,以此时国内来看,单纯从贸易角度讲,英国是个远比法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英国茶税,更是会让皇帝在内心天平上产生某种游移——如果英国取消茶税,扩大了茶叶销售,皇帝为什么不学宋朝制度、或者俄国大黄专营制度,把茶叶对外出口全捏在自己手里,专卖给英国呢?英国茶税都能收1000万两每年,大顺皇帝捏死茶叶专卖权,也不能少赚吧?

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皇帝又拿到了高额茶叶贸易利润,为什么要和英国开战呢?法国人搞国产替代,穷吊一个,啥也不买,为啥不帮着英国打法国呢?

谋求海上霸权,就需要投入巨资搞舰队,而舰队是没办法镇压在国内日后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为什么非要自己搞舰队去欧洲开拓市场,甚至打一仗呢?

以前刘钰自己垄断着外部信息,尤其是在刘钰打脸传教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确掌控着大顺的对外政策。

但现在,随着交流的增多,尤其是这一次齐国公访欧归来,刘钰已经完全无法垄断外部信息了。

这时候,他就需要趁着齐国公从欧洲归来这个契机,把“联法反英”这件事,从单纯的经济问题,转为一个在大顺政治正确的“政治问题”。

趁着齐国公说到欧洲各国的海贸政策,刘钰这些年收集了不少英国人的黑材料,这时候便笑道:“所谓闭关、禁海一说,我倒想起来一件趣事。”

“前明崇祯十年,英人威德尔带着舰队来华。当时便说【中国闭关自守,有条件地对葡萄牙人开了一扇门,但这扇门对英国是加锁封闭的。我准备利用葡萄牙人的那扇门,去谦卑地去敲门】。”

“【当然,如果敲门被享以闭门羹,我将破门而入!】”

刘钰说完便笑。

齐国公愣了片刻,可能是一时间觉得这话太过震惊,竟没反应过来。

随后,才仰头开怀大笑起来。

“崇祯十年,破门而入?哈哈哈哈哈……这英人威德尔倒是敢想。”

(本章完)

第927章 战前舆论准备(中)

“怪不得当年乔治·安森来这边,守常你对英人如此厌恶。之前只觉得那不过是因为贸易利润之争,原来根子竟是在这?”

“前朝崇祯十年……呵,这一百多年过去了,英国人此番在欧罗巴和西班牙人开战,且都闹了个大笑话。水兵还没等上船,先病了三分之一。去个美洲且只能维系2000人的远征,百年前却想破门,倒是可笑。”

“我在欧罗巴时,法王时常给我讲英人自大且令人讨厌,不可信任。我只当那是英法世仇若如吴越……这么一想,倒似非是虚言。”

刘钰正色道:“岳父大人,此事虽可哂,但不可不防。”

“上一次岳父大人往欧洲,走马观花,未必看得到太多。”

“此番岳父大人一驻数年,期间又参加亚琛和会,就没感觉咱们和欧罗巴诸国,尤其是新教国家诸人,实难沟通吗?”

“很多时候,说话如鸡同鸭讲。相反倒是和那些旧教国家,竟多少还能讲明白一些道理。”

“我说的这鸡同鸭讲,不是说语言不通、典故不明。”

“而是……怎么说呢?”

他不知该怎么说才好,齐国公却是一拍手道:“我正要说这个,确实如此!鸡同鸭讲,鸡同鸭讲,此言大善。”

“绝对不是语言不通典故不明,而是很多事明明道理是这样的,他们却以为是那样的。”

“就像这一次,这不是因为禁教的事吗?我这边的人就说,天朝数千年来,不曾信什么陡斯之神,却亦是礼仪之邦、君子之风。”

“我本以为,本朝禁的是旧教,这新教国家该拍手叫好才是。结果呢?”

“他们却言:【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

“我手底下的人便拿你说,便说你搞出接种牛痘之法,挽救万人性命,而你又不信义,所以你的所作所为也要下地狱?”

“不信义之前,做好事,反而是更坏的?”

“他们竟说是……你得下地狱,而且比别人罪恶还大,因为你不信神,你做的事,你种痘救人,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完成的。不但是罪恶的,而且还是魔鬼的引诱……”

齐国公的话到这里戛然而止,因为当时争辩的时候,齐国公见势不对,赶紧把自己这边的人带走了。

因为这边的人说上头了,说完刘钰觉得可能分量不够,准备把尝百草的神农、燧木取火的天皇、以至于现在的天子都加上。

齐国公当时一听这话就知道,就算加上天子,再有功德,那也是“下地狱”的命。

这话是要搞出外交争端的,大顺又没有能在欧洲报复的舰队。

齐国公觉得到时候被人诅咒天子一顿,“君辱臣死”,自己非要在这边跟他们拼了不可,否则回来可就没法交代了。他倒是不怕死,估计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好容易搞出来的贸易局面,这时候最好还是别出岔子。

是以赶紧把话刹住。

他和旧教的人打过颇多交道,大顺禁教之前,一大堆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宫廷工作,还有几个三品官。

这些旧教的虽然也不是什么好鸟,但可没新教这么极端。而且一直在往本土化上靠。

齐国公哪见过新教极端化的因信称义这一套啊,当死彻底懵了。

心说这他妈不是扯淡吗?完全就是鸡同鸭讲的感觉不说,如今被刘钰这么一提,又提到“闭关”、“禁海”之事,竟是一下子想通了不少。

心下隐隐明白刘钰说的那种“鸡同鸭讲”到底是什么意思。

自己以为普天之下有道理,大家都是人,是人就得讲道理。到这边,直接分成是人、不是人、信义是人、不信义不是人了。

那还讲个屁的道理?

刘钰听齐国公讲完这个事,笑道:“此事,其实说来也简单。国公可知道本朝龙兴时候,欧洲正因为新教、旧教打仗?”

齐国公点点头,刘钰又道:“国公是否知道,如今不管是本朝,还是日本,儒生欲变革,必要言称先秦,语必孔孟?”

齐国公又点点头,随后明白过来。

“你是说,物极必反?所谓新者,必要比旧者更旧?凡变革,必要言称古训、言借古训?”

“新者实则旧之旧,必要比旧者更旧、更信、更极端?”

“按你所言,这不管是基督,回回,改来该去,只能越改越极端?若不言古,便不可撼动现今,只有言必称古,方可撼动现今为异端邪说?”

刘钰嗯了一声道:“我正是这个意思。若不提古训、圣人,为何能说现在的说法是错的?既说现在的说法是错的,就必要比现在的做法更古、更原。”

“其实也不知是基督、回回,便是本朝所兴明教,若行变革,也必先古。想要变革的君子,必要比现在的君子更像古时的君子,才能变革为新。”

“这新教,着实比旧教更原、更极端。”

“只是,自明末起,与明教高士所争者,皆为旧教徒;而至本朝,朝中为官者也为旧教徒。是以本朝少与新教国家打交道,不知其极端之处。”

“他说我救人越多,下地狱越惨,正是此等道理。而若旧教,倒是还会加几句,我的行为倒像是个圣徒,奈何蒙了心并不入教。”

他这么说倒也是倒因为果,因为耶稣会的人要走上层路线,要在中国混,总不能搞因信称义那一套,对着皇帝、高官说你们不信非要下地狱不可。

耶稣会那群人还是很明白大顺的皇权是什么意思的,敢那么说别说试图传教了,肯定直接凌迟了。甚至在往欧洲的信里,也说皇帝其实已经算是半个基督徒了,做了很多好事云云。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旧教的确也不是好鸟,但从利玛窦到之前在大顺官场混的那些传教士,只要不谈上帝,士大夫还能和他们交流。

齐国公这次和新教打了打交道,顿觉之前他觉得厌恶到极点的旧教,竟他妈可爱了几分。

本身大顺一边禁教,一边盟法国,很多人就感觉有些不理解。但经这么一对比,一下子似乎就理解了。

法国固然不是好鸟,但其余的那几个更坏。

刘钰借着刚才说的前朝崇祯十年的事,又道:“其实英国人这等想法,着实正常。”

“我给岳父大人捋一捋哈。”

“英国、荷兰这些新教的,自己搞贸易保护,自己搞禁海政策、自己搞航海条例、垄断授权。完后大明崇祯十年就指责天朝闭关。那我去泰晤士河卖货行不行啊?很明显不行嘛。”

“我上次去荷兰,我说你们荷兰国能在天朝开商馆,为啥天朝不能在荷兰开商馆?他说的那些道理,和你刚才说的【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比说,按咱们的道理,你饿了来我家吃饭,吃了几天,我说我没钱了,要去你家吃饭。这不很正常吗?”

“但他们的道理呢?那就不是人与人的道理,而是人与畜生的道理。”

“这就好比人和耕牛,耕牛干活可以。但耕牛想吃粮食,就不行。咱们这些不信义的,根本就不是人。”

“不让牛吃粮食,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和不是人的,怎么能讲人的道理呢?”

“所以我蒙主的恩典,来你家做生意,你就得开门。你若不开门,你便是罪恶的,要下地狱的。”

“但你来我家做生意,不行,因为我蒙主的旨意不给你开门,你来开我的门,就是罪恶的,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我说,完全是鸡同鸭讲,讲不明白道理,根本原因就是你觉得是人与人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是人与畜生的交流。”

这几句话,让齐国公着实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回味着那句“不让牛吃粮食,不是理所当然吗”,连声道:“对对对!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这种感觉。明明没道理的事,他却说的理所当然。”

“这几年我在欧洲,和那些新教国的人打交道,就是这种感觉。完全讲不了道理。就像你说的商馆问题,我自然也是惯常地说了你说的那些,他们给的回答,就是这种感觉。”

“你若不说,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形容!”

齐国公的这一次欧洲之行,确实产生了许多想法。

他第一次去欧洲,那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

那一次去欧洲,只是一种类似于汉朝听闻西边有个罗马,自己未必是唯一文明的那种感觉。

既不是那种天朝上国看啥都觉得是蛮夷。

也不是那种被欧洲人击败之后,由极度自负转为极度自卑的那种“道心破碎”的感觉。

而是一种纯粹的平等视之的感觉。

等着这一次去了欧洲,齐国公并不是如上次一般走马观花地去看,而且加之受了刘钰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次在欧洲数年,所见所闻,都让齐国公有种说不出的怪异的感觉。

这种感觉,基本上就是刘钰刚才讲的前朝崇祯十年的那种事的模板。

齐国公很难说清楚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他现在并不知道有个词,叫做【双标】。

但大部分事情,都和刘钰讲的那个崇祯十年的英人故事差不多。

崇祯十年的这件事,对此时大顺的人来说,可笑的地方倒不是“夜郎自大、可笑不自量”。

不自量这种事,虽然可笑,但不是那么可笑。

而是,一个有航海条例的国家,一个禁止东方商船直接停靠其国港口卖货的国家,一个有行政授予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为什么会觉得别国选择不和你做生意就是错的?

齐国公觉得,这一点他就很难理解。

这件事只是个其中之一,实际上齐国公这一次访欧之行,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不通道理”。

他自小接受的教育,或者说华夏文化培养出的那种基本道德和是非观,在欧洲那几个新教国家是完全说不通的。

华夏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普世帝国的文化。

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甭管这套道德标准是不是全是对的,亦或者是不是符合时代。

只说用这种道德标准去评价人的时候,是一个单一标准。

外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也是用这一套标准。

甚至自己也是笃信这种单一标准的。

比如司马家,得天下的过程有点那啥……

所以只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后人听说祖先夺天下的过程,也是趴在那羞愧的哭,说如此国祚岂能长久?

亦或者说是西洋传教士,只要做的符合这边的标准,依旧可以得一个“利子”的评价。

但齐国公在欧洲这一圈转下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但他又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如今被刘钰这么一说,当真是说到了心坎里。

尤其是这几年大顺一直在喊让欧洲各国允许大顺开商馆,而且觉得自己早就让他们建商馆了,按说自己去那边建商馆很合理才是。

可对方回绝的理由,就是这种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不应该。

气势上,理直气壮地拒绝倒没啥问题,本来就是没屁清清嗓子闹点动静,大顺也没指望扯淡就能扯到在欧洲开商馆。既要拒绝,气势上不能输,也正常。

但,那种“理所当然”的内涵,那就有些让齐国公感觉非常别扭。

应该说,一边是因信称义、一边是因义称信,导致的鸡同鸭讲,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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