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8章 红日

“王景这是要当司马光啊。”

看着姜星火,又看了眼跪在地上的王景,蹇义心头感慨。

如果不带滤镜,不觉得古人胜今人的话,王景跟司马光,实在是太像了。

少年时,司马光幼年聪颖,六岁时父亲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经书,七岁时司马光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而王景自幼聪敏,少承家学,十岁通《尚书》,师承名儒练鲁,十五岁举业成,为明经。

成年后,司马光就不用说了,在地方政声赫然,关爱百姓,兴办教育,在中枢则以文笔雄健,敢于直言著称。

而王景则是入翰林院深研古文,成为古文学派明初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深得朱元璋赏识,外放担任过开州知州、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随后被贬谪云南十余年,与沐家建立了深厚友谊,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卓敬特意把云南的奏折挑出来给他看的原因当时在云南,王景以带罪之身谏言办学,经常在临安府文庙讲学,授业子弟,因而从学者云集,一时形成“以诗书自励,弦诵声达旦”读书风气,人文蔚起,云南地方对其评价极高。

而从以后的结果来看,王景也对得起这份评价,终元之前,云南进士无一临安府人,从王景到来之后,历经十余年文教振兴,以后临安府的进士人数将占据整个云南的一半。

司马光敢说话,王景同样诤言铿锵,去年燕军入城,朱棣刚刚登基的时候,在安葬朱允炆的衣冠冢用什么礼节上,百官都不敢说话,唯独王景作为礼部侍郎坚守礼法,坚持说宜用天子礼。

王景固然有自己的庙堂野心与抱负,但这不妨碍他同样坚持以古为尊,坚持礼法,事实上,对于王景来说,二者是相融的,礼法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原则,也是他的专业所在,姜星火的新法,不仅阻碍了他通往仕途顶点的道路,同样也阻碍了他坚守的信念。

而眼下结局未定,在场的文武百官,谁敢打保票,永乐新政不会像熙宁变法一样?

要知道,新政变法开始的时候,哪个皇帝可都是全力支持的!

而最后结局如何?随着一件事一件事的矛盾发生,皇帝的支持和态度终将改变,而一开始风头无两、骤登高位的变法主导者,最后大部分都摔了个粉身碎骨、死无全尸。

在场的诸位可都是读史的!

所以,谁也不敢保证姜星火不是下一个王安石,变法派不会落得跟新党一样的下场。

谁也说不准,王景会不会成为大明的司马光,隐忍多年后卷土重来,推翻一切新法。

须知道,历史上熙宁三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隐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而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马上被召回朝中任职,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而司马光废黜新法后,像是完成了毕生使命一般,八个月就去世了。

只要此时朝中对新法不满的文武百官齐齐发声,永乐帝扛不住压力,甚至不需要今日就扳倒姜星火,而是皇帝的态度出现动摇,哪怕是将王景下狱或者贬官,那么王景就将一跃成为司马光之于王安石那般的保守派领袖。

毕竟现在庙堂中虽然大多数人都反对变法,可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领袖。

而皇帝,是否也需要一个制衡姜星火的人呢?

他可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皇帝!

怎么能容忍一个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人威胁他的皇权呢?

这就是王景瞅准的时机,这也是他期待的回报。

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庙堂,哪个角度来考量,王景的想法都是有道理的。

至于手段?

最复杂的庙堂问题,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斗争手段。

当一切纷繁复杂的表象被撕开后,一位历经三朝的资历侍郎,抬着棺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在孝陵当着太祖高皇帝的在天之灵,痛斥皇帝,请求诛杀奸佞,这就是威力最大的杀伤手段。

觉得粗暴吗?不,在场没有人觉得粗暴。

甚至姜星火都能从他前世看到的《明史》中找出好几起同样的经典案例。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杨继盛在斋戒三日后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五奸十大罪”。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日,海瑞从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朋友,然后向明仙宗呈上《治安疏》,批评仙宗迷信道术,生活奢侈,弃天下于不顾等弊处。

天启四年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面奏明匠宗,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担忧再拖一天机密泄露,只好交会极门转呈,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请求匠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三个人里,只不过海瑞成功了,杨继盛和杨涟失败了,而海瑞和杨继盛面对的甚至是同一个人失败的后果当然很严重,但成功的硕果也足以让人垂涎,这里不是说海瑞和王景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也不是说海瑞买棺死谏是为了求名求利,而是说不论出发点是什么,结果一旦成功,都注定是名留青史,而且只要对手墙倒众人推,就马上能获得丰厚的庙堂回报。

当然了,千万不要以为死谏皇帝比死谏权臣要容易,事实上明代的皇帝脾气普遍不好,常规处理手段就是“廷杖+流放”套餐,非常规的就是直接砍脑袋。

但是今天,王景不可能会被砍脑袋。

事实上,姜星火非常佩服王景,佩服的不是这套“简陋”的手段,而是他权衡利弊后选择的时机。

做事情权衡利弊无非就是考虑两点。

第一,回报有多大。

第二,自身风险几何。

那么今天的规矩是什么?

——“禁止见血”。

王景掐准了皇帝不敢当着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的面上杀人,所以他将自己放在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

所以,王景干的这是一件虽然风险与回报并存,但最大的风险已经消弭的事情,而且王景厉害就厉害在,掐的时机恰到好处,把自身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

要是他敢在祭祀太祖高皇帝的时候来这套,马上就会被以破坏典礼的名义扭送出去,而眼下是在祭祀典礼之前,文武百官又恰好齐全。

难道皇帝不让侍郎抬棺死谏吗?

难道朝中有奸臣不可以弹劾吗?

你说姜星火不是奸臣,王莽恭谦未篡时啊陛下!

要我看,这姜星火就是包藏祸心的绝世奸臣!

现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姜星火身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面对王景的指责,姜星火既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奸臣,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新法就一定比太祖旧法要好,因为能证明结果的只有未来。

而姜星火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了,更遑论证明给其他人看。

更何况,王景所谓的“乡间落魄书生、狱中待死囚徒”,也没说错,只是陈述事实而已,至于所谓的“太祖高皇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何等英明神武”更是没错。

所以现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当着朱元璋的面证明给百官,自己的新法比你这个埋在地下的老鬼的祖宗旧法要强,怎么证明我姜星火比你厉害。

这似乎是一个死局。

因为在大明,伱不能证明任何人比朱元璋厉害,朱棣在这都得往后稍稍。

所以,王景看似破罐子破摔式的举动,结合天时地利人和后,其实将自己在面对姜星火时,置于两个不败之地。

第一,你不能当着太祖高皇帝的面杀我,忌日见血,于国大不吉。

第二,你不能当着太祖高皇帝的面证明你的新法比他的旧法要强。

而如果你证明不了第二点。

那你输了啊。

变法这种事一旦受挫,一旦动摇,没有做到一鼓作气气势如虹,那可就危险了。

这里面的重重逻辑,在蹇义等大佬的脑海中,说来话长,可其实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当想明白这些以后,设身处地带入到此时姜星火的立场上,都不由地感觉脊背发凉。

这怎么回答?这敢回答吗?还不如装死让朱高煦把王景暴力拖下去。

而姜星火偏偏就敢回答了,而且似乎根本不是仓促起意。

姜星火对着朱元璋的陵墓方向行礼,镇定开口道:“臣恭惟太祖高皇帝奋起淮甸,仗剑渡江,英贤云集,平伪汉、伐伪吴、定关中、廓清中原、遂平元都,混一海宇,不十年而成大业。”

“太祖高皇帝极天所覆,极地所载,悉臣悉妾,舆图之广,亘古未有。”

“皆由大而能化之圣,圣而不可测之神,经天纬地之文,保大定功之武,加之敬本于中,明应于外。”

“太祖高皇帝诚以事天,孝以尊亲,仁以育物,义以制事,宵衣旰食,日理万机,制礼作乐,立纲陈纪,昭宣人文,恢弘治化,继天立极。”

“太祖高皇帝为天下君,隆功盛德,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虽尧舜禹汤,何以过也?”

“臣本布衣,耕读于宣城,宣教于诏狱,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效管夷吾举于士,咨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陛下以驱驰,然定不及太祖高皇帝万一也。”

姜星火的这番话让在场的文武百官听得面面相觑。

先吹了一番老朱,然后化用了《出师表》,说自己虽然是宣城书生、狱中囚徒,但永乐帝拿出了对待诸葛亮、管仲(管仲被齐桓公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加以任用)的态度,所以自己才出来做事,但不管怎样,水平肯定不及老朱万分之一。

截止到目前,姜星火没有犯什么错误,起码没梗着脖子在老朱陵前说老朱不行,那可就真的犯了大忌讳了。

而且对于王景指责他是“乡间书生、狱中囚徒”的说法,也巧妙地予以了反击,诸葛亮也是乡间书生,管仲也是狱中囚徒,没耽误他们两个成为一代名相吧?

当然了,这些原则立场的交代与对自己被骂的反击,也只能算是常规应对,而这种应对方式并不能跳脱出王景的陷阱。

因为一旦承认自己不如太祖高皇帝万分之一,那固然庙堂正确了,但也就变相承认自己不如老朱,新法继而不如旧法了。

所以,姜星火停顿的这一刹那,所有人都在期待他接下来的话语,这将是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性的时刻。

姜星火能不能在这种突发情况下,在这种极短的时间里找到破局的办法,将成为今日的关键。

而蹇义等人的看法普遍是比较悲观的,倒不是他们瞧不起姜星火,而是他们觉得,换自己上去,恐怕也应付不来。

朱高煦狠狠地攥紧了拳头,他相信他的师父,也相信师父一定能当众驳斥王景的谬论,打赢这变法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仗!

而宋礼则有些担忧地看着姜星火,虽然说关关难过关关过,但这最后一关却是最难的,而且没有人能代替此时的姜星火,这一关只能他自己闯过去.宋礼一身前途都系在这上,如何能不让他担忧心焦?然而此时宋礼却是无法,不仅是无法替姜星火发言,更是脑海里一片空白,半点办法都想不出来。

“希望国师能挺过去。”

宋礼恶狠狠地盯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王景,千防万防家贼难防,这老东西私下布置,却是把自己瞒的死死的。

而此时地上的王景唯有冷笑。

虽然姜星火反驳了他关于“乡间书生、狱中囚徒”的贬低,但在王景看来,对于姜星火个人的攻击只是无关痛痒的,真正的问题核心在于朱元璋。

在王景的观点里,朱元璋和他的祖宗旧法是绑定在一起的,这在他看来,无疑是牢不可破的,姜星火只要不敢否定朱元璋,那么就失去了变法的法理依据,这与姜星火策划的“王霸义利古今”三辩的命题并不完全一致,或者说,当时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辩经擂台赛上,所有选手一旦涉及到朱元璋,都会绕开,没有人敢正面回答。

而姜星火此时否定朱元璋,同样是在自取灭亡!

这种两难的抉择,跟姜星火给于谦出的“马车困境”是一致的,不管选哪边,结果都是坏的。

一旦姜星火做出选择,就意味着他要蒙受一种损失。

那么马上要从第一阶段的理论论战,进入到第二阶段经济变革的新法,能损失的起吗?

想通了这一点的人,都在脑海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然而就是在这种充满了质疑的氛围中,姜星火缓缓开口了。

“臣曾言,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

此言一出,王景的面色稍稍凝重了一些,他低头看着眼前的地面,脑海里在迅速地思索着。

姜星火这段话的意思很简单,是在说“法”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新旧古今之分,不过是让百姓得以安定的办法罢了,如果时机合宜而且百姓安于此法,即便是庸碌之人建立的也不能废除。而反过来说,如果“法”有悖于时机,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那么即使是圣人哲人创造的,也同样不能使用。

姜星火说的没什么错,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看的话,倒也勉强破解了王景的陷阱,既没有否认朱元璋的能力,也没有否定自己的新法,只是说哪怕是【圣人】建立的“法”,不合时宜以后,不见得就比【庸人】的“法”要强。

相当于把“人”和“法”两分了,而非否定旧法就是否定朱元璋,而这里面的【圣人】与【庸人】,显然就是在说朱元璋和姜星火,最起码现在众人是这么理解的。

这种说法当然可以,但总是让人觉得还不够完美。

但不管怎么说,至少没有犯错误。

“不过.如此紧急时刻,尚且能临危不乱,既不失大体,又能顾全自己,想出来这种对策,姜星火的智慧可谓不凡了。”蹇义如是想道。

但姜星火接下来的话语,却让蹇义等人猛地一惊。

——竟然还有反守为攻!

“后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则有司之籍详而众人之智熟,道之而易从,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后王可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后王的“法”,耳濡目染以后,不仅是官府熟悉了,百姓也都熟悉了,这种道路走的人多了就容易形成服从,官府下达命令百姓也容易接受。

但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说,朱元璋当然是圣人,但却不是之前所说的尧舜禹汤那样“先王”式的圣人,而是“后王”式的圣人,朱元璋的“法”,对于以前的圣人来说,也是——新法。

王景猛然抬起了苍白的头颅,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姜星火,就仿佛要射出两道热射线给姜星火前胸后背穿个洞一样。

姜星火的反击,完全超乎了王景的意料!

因为姜星火的脑回路太过清奇了,你不是说我的新法不如太祖旧法吗?那么换个角度想想,太祖旧法,对于以前圣人的法来说,难道同样不是新法吗?

而姜星火同样看着他,还牵动嘴角,笑了笑。

这就相当于同样还是那个“马车困境”,但姜星火既不选择撞左边的人,也不选择撞右边的人,而是直接策马一跃,像是的卢马跃檀溪一样,从人群脑袋上越了过去,安然落地后还放了个响屁!

只能说破解后的嘲讽效果强烈极了。

王景想开口说些什么,但他一时之间竟然没想到该如何应对,当他再想说的时候,却是晚了。

看着众人微微愕然的神色,姜星火继续道。

“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

“苟因,则承敝袭舛,有颓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过也。”

“轻变,则厌故喜新,有更张无序之患,此太多事之过也。”

“二者法之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责其能行法哉?”

“故此,去二者之过,而一求诸实,法斯行矣。

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法”既不能轻易变动,也不能完全按照过去的来,要摒弃二者的弊端,然后做到“求实”,也就是根据实际需要来调整“法”,如此一来才能行得通。

至此,姜星火完成了反击的理论部分。

论述的四段论结束。

第一段,姜星火肯定了朱元璋的功绩和能力,并反击了王景扣给他“乡间书生、狱中囚徒”的贬低,以诸葛亮、管仲自比。

第二段,姜星火道出了“法”的本质是让老百姓安定的规矩,跟古今没关系,什么有助于这一点,那么就用什么样的“法”。

第三段,姜星火指出朱元璋也是后王,他的“法”对于尧舜禹汤这样的先贤来说,同样是“新法”。

第四段,姜星火说了“法”虽然不能轻易变动,也不能因循守旧,二者要选一个平衡点,弃其弊、取其利,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法”。

当姜星火完成了他的理论构建后,现场大部分聪明人,都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既然“法”是为了让天下安定,既然要根据时代来调整“法”,既然朱元璋用的也是相对的“新法”,那么姜星火就要论证,眼下到底需不需要调整“法”了。

王景此时方才瞅空开口道:“法之.”

话未说完,就被姜星火粗暴打断:“王侍郎请我赴死,难道还不允我死前说句话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交由诸公与陛下评判便是,王侍郎有何可着急的?”

简而言之两个字

——急了?

王景面红耳赤,但实在是一时语塞。

今日他不要命敢抬棺死谏,姜星火同样也不要命。

而且此番情景,姜星火既然说出了交由现场文武百官和皇帝来评判的话语,这顶带着大义的帽子压下来,王景确实是不好打断姜星火的话语了。

“今日,姜某有三问!亦有三答!”

姜星火环顾四周大臣,此时哭陵的官员们,都不自觉地停了下来,抽噎着看向这位国师。

“若是三问三答之后,诸公觉得无甚道理,这法,不变也罢!”

此时的姜星火,举手投足间洋溢着无穷的自信,似乎他笃定了,虽然刚才他距离失败仅差一步之遥,但当他的三问三答之后,现场的诸公,将会彻底对新法服气。

“第一问!”

“洪武开国,乃是‘山河奄有中华在,日月重开大宋天’,我大明太祖高皇帝为何行卫所制新法?为何不用宋朝厢军旧法?”

姜星火一步踏出,百官如一剑劈海一般像两侧散去。

“原因再简单不过!”

姜星火一边走着,一边看着朝堂诸公们的面容。

“胡虏入主中原,天下百姓起兵抗元者何止百万?彼时数百万众,皆抗元有功之臣,太祖高皇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功,岂一人可成耶?”

这话,堂堂正正,没有人敢否定。

朱元璋一个人提着刀,是没法驱逐鞑虏的。

姜星火话锋一转,直接道出了这里面的本质原因:“而这数百万众,浴血拼杀,血性难磨,好勇斗狠,若是放回民间,难道不是必然酿成大患?而即便朝廷愿意遣散,对于这批有功之臣,又如何一下子拿得出海量的遣散之财?故此太祖高皇帝考虑实际,设立了卫所制度,难道这不是法因时而定?”

姜星火的话语如同连珠箭一般射向在场诸公的胸口,堵得他们发闷。

“而今日卫所制度为何渐渐有崩塌之势?为何卫所百姓会逃籍?”

此时针砭时弊的姜星火,冷笑不止:“原因同样再简单不过,时代变了!大人!”

“如今天下安定,大明已经从元末战乱那种命如草芥的时代中走了出来,有能力考科举做生意的卫所百姓,又怎么会乐意一辈子种地当兵呢?”

“法既因时而定,自可因时而变!”

“此乃我第一问,第一答,诸公自可评判讨论,若有错误,皆可指出。”

大臣们渐渐议论纷纷了起来。

“是啊,太祖高皇帝设立卫所制,考虑的是当时的时代情况,如今的时代已经变了,若是强行让制度不变,恐怕便是所谓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了。”有年轻的大臣感慨道。

“没错没错.如果不想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只有两条路选择,要么放开军户参与科举、经商的渠道,要么就变革卫所制度。”

“话是这么说的,可毕竟这么多卫所人口,数以百万计呢.”

“这确实有点麻烦,还是不要轻易变动为好。”

“话虽这样说没错,但是要变革制度也绝非易事,且看这卫所制,也是太祖高皇帝在世之时便想了许多方法,权衡利弊方才完成。”也有年纪较大的大臣表示担忧。

群臣低声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一边是支持变革制度,一边是认为制度虽然不太适应现在的情况,但还是维持不变比较好,毕竟不变不错。

但出乎王景意料的是,竟然几乎没有人认为,卫所制在三十多年后的这个时代是完美无瑕的。

王景的面色有些发白,他根本就想不到,姜星火的反击竟然如此条理清晰,如此步步为营!

一番话语下来,竟然把风气引向了另一个角度。

朱棣看了眼激烈争论的群臣,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果真,人心总是不齐的,哪怕他们嘴里喊着反对新法,但只要涉及到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就不可避免地会发声质疑、争吵。

不过……

朱棣转头望向姜星火,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这些大臣也并未让他失望。

“接下来便是第二问,第二答!”

姜星火继续出声,转眼间攻守之势异也,竟然成了姜星火咄咄逼人的姿态。

“第二问!”

“洪武开国,太祖高皇帝为何行宝钞之法?为何不用宋朝铜钱、铁钱?”

“宋朝货币旧法,难道不是旧法吗?太祖高皇帝为何要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令民间通行,同时令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

姜星火一声声带着问号的答案,如同疾风暴雨般,吹打在众人的心头。

“还不是因为开国之时缺铜缺银?现在经过了三十年的恢复生产,大明还缺铜吗?再过三十年,在场诸位谁敢肯定大明还缺银?”

“太祖高皇帝是根据开国时的时代情况制定的钞法,而如今钞法崩坏,诸公难道不是有目共睹吗?难道诸公发的俸禄里面没有宝钞吗?”

“如果到了不缺铜、不缺银,而宝钞继续崩坏的时候,难道这货币旧法,诸公不管、不看、不谈,就当看不见,它就不会自行崩溃吗?”

“这‘法’的败坏是因为诸位装作看不见就不会发生吗?到时候怎么办,难道还不是得变?”

满朝文武,想起自己每个月发的俸禄里,贬值的不成样子的宝钞,不由地面面相觑,哪怕是脸皮最厚的人,想要反驳的那句“太祖高皇帝钞法不该变”,也是委实说不出口了。

如果说卫所制还有人坚持不变,觉得慢慢烂掉比改变好,但钞法这种大家能切身感受到的东西,但凡要点脸,都说不出来不该变的话。

不变,你以为是没人想变?只是没人有能力、见识、勇气来变,来承担背黑锅的后果罢了!

“诸公,醒醒!”

姜星火的声音,在这一片沉寂中几乎是称得上振聋发聩,就仿佛是拉紧了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有人一脚把遮羞的门给踹碎了,无尽阳光涌入房间,映出了里面的满地垃圾。

“——时移世易!”

姜星火对着朱元璋的陵寝问道:

“便是太祖高皇帝复生,他老人家见了今日钞法、见了今日卫所制,便不会改吗?”

面对这个灵魂问题,在场所有的大臣都沉默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个答案。

朱元璋一定会改,朱元璋从不害怕变革,他只是害怕子孙没有能力乱变革,从而把大明江山搞坏。

而姜星火言语中的自信几乎可以让人感到“炽热”。

姜星火对着满朝文武,极为肯定地说道:

“姜某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诸公,他老人家会亲手改了他的‘祖宗旧法’!”

“原因只有一条,太祖高皇帝制定的‘法’,每一条每一款,都是根据大明开国那个时代具体情况而来的!”

“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唯求诸实,法方能斯行矣!”

王景此时的一颗心,已经从山巅,坠落到了无尽的深渊之中。

他该怎么办?

他该如何反驳?

姜星火铁一般的论点、论据、分析,就摆在他的面前,他难道还要坚持那句苍白无力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吗?

不,那只是自取其辱罢了。

王景竭尽全力地苦思冥想着,他想找到姜星火话语里的漏洞,想重新掌握主动权,可他失败了。

姜星火坦诚地承认了太祖高皇帝的伟大,但在姜星火的观点里,正是因为太祖高皇帝足够伟大,足够有能力、眼界、决断,所以才会审时度势,根据时代的特征和情况制定相应的“法”,而非盲目地照搬前朝的旧法。

王景难道要说不是吗?可大明的事实就是,朱元璋的一切创举性制度,或许能从前朝、前前朝的某些制度里找到影子,但归根结底,无人可以否认的是

——大明从开国开始,就从未遵循过“旧法”。

这个事实,不会因为某人的诡辩而改变,它就摆在那,冰冷地摆在那里,不因任何人而出现变化,就连史官的笔,都抹不去这一点。

建立于“新法”上的大明,如何能从根本上否定“新法”这项事物呢?

这就好比,化茧为蝶的虫子,怎么能有了一双新的翅膀,就否认过去那个作为“蛹”的它呢?

剪不断,理还乱。

当这一切都阐述清楚的时候,不需要第三问了。

王景已经知道,自己输了,输了个彻彻底底。

王景的失败,不在于他无法继续反驳,事实上,他当然可以接着坚持古礼,坚持祖宗旧法,但他今日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捏准了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时机,都无法动摇姜星火,那么他就已经输了。

他可以嘴硬,但今日一过.不,都不需要过了今日,只需要离开这里,姜星火就能轻而易举地收拾了他,礼部侍郎不再是他的护身符,而是催命符。

相反,如果今时今日,在这满朝文武瞩目的现场,哑口无言的是姜星火,那么王景马上就会收获巨大的庙堂威望,现场解散后马上就会保守派的意见领袖,而皇帝是不敢、也不可能处置这样一个誉满朝野的死谏之臣的。

可这一切幻想,终归只是幻想。

王景低垂着头颅,耳边像是无数只蝉不,五月的孝陵卫似乎真的有很多蝉,但不管是什么了,总之,王景已经听不清姜星火在说什么了。

依稀之间,姜星火似乎在说什么“迁徙”、“海禁”、“商业”。

王景的双眼开始出现金星,脑海里天旋地转,仿佛有一万个朱高煦在拧着他的脖子,下一瞬间又把脑袋“倏忽”一下踢到了天上去。

“——咚!”

王景重重地栽倒在了地上。

“王侍郎晕倒了!”

人群中爆发出了惊呼声。

旁边的大臣惊呼道:“快扶起来!”

“扶起来干什么?别添乱,给他放平了躺着!”闲暇时间喜欢看医术的大臣如是说。

人群一阵慌乱,好些人围过去看王景,有人喊道:“传医师!传医师啊!”

又有人说:“别围着,或许是中了暑气又急火攻心,快把他抬到这里面,盖个帘子避暑!”

于是乎,王景成功躺进了自己下令订做的板板里。

朱高炽呆呆站在原地,张口结舌地看着这个突然昏迷的家伙,刚才还一副慷慨激昂要与姜星火一决生死的架势,怎么转眼间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朱棣此时脸色却并不好看,站在旁边看着他,却没有立刻做点什么动作,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不多时,医师就来了。

该说不说,王景之前为了防止有人中暑晕倒,把医师、板板、凉水、毛巾,都准备了个齐全,如今自己倒是用上了。

而随着医师的到来,周围的人群则纷纷向两侧躲闪开来,就好像只要再慢一秒,就得被殃及池鱼似的。

过了片刻,医师诊断完毕,查清楚了王景的情况。

“他怎么了?”朱棣问道。

一名医师战战兢兢地答道:“王侍郎上了年纪身体虚弱,如今暑气炎热,又上了火,急火攻心才导致的,服些解暑去火的汤药应该就无事了。”

朱高煦恨恨地心想:“还以为你这老东西是装的呢,没想到居然真是晕倒了。”

朱棣叹了口气,说道:“来人,立刻将王侍郎抬回府中休息。”

顿了顿,朱棣又补充道:“就用这个抬,不用换别的折腾了。”

身边的太监拱手道:“遵旨。”

随后几个孔武有力的宦官,就这么七手八脚地抬着王景的板板离开了,其余方才围上来的太监、锦衣卫也纷纷退场。

而当王景和他的板板被抬走后,现场却陷入了诡异的、鸦雀无声的寂静当中。

所有人都看着姜星火,但没人说话,黄福想说,但他知道,这还不是时候,关于大明版的【盐铁会议】,要等祭拜仪式结束之后再说。

而王景的退场,就如同武定侯郭英的死讯一样,似乎寓意着某种旧时代文臣武将的落幕。

正如姜星火所说的那句一样。

“大人,时代变了”。

当新时代的浪潮,被历史洪流所裹挟着,无可阻挡地碾压过每一个身处其中的细小尘埃个体的时候,在这种伟力之下,任何人的意志似乎都显得无比渺小与可笑。

当卯时的钟声响起。

当清晨的红日高悬。

文武百官在皇帝的带领下,徒步走上紫金山孝陵的山路。

大明帝国,也在朱元璋的见证下,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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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第409章 廷辩

王景风波过后,孝陵对老朱的冗长祭拜也终于在日头几乎要挂到脑袋正中的时候结束了。

然而这还远不是今日所有流程的结束。

百官们滴水未进,就得饿着咕咕叫的肚子继续徒步从紫金山返回南京城的皇宫里。

级别高、年纪长的自有皇帝差遣宦官赏赐些饭菜食盒囫囵垫一口,而级别低的,若是有经验的,自然会在袖子、怀里藏点馍馍之类的,若是没经历过这般场景,那也只能望梅止渴了。

是真的望梅止渴,紫金山-南京城的这段道路两侧是有大片梅林的,而且眼下五月正是梅子初熟之际,然而众人此行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来吃梅子的。

当然,即便如今陈瑛带着负责风纪的监察御史来回巡视,依旧是有许多官员忍受不住饥渴的折磨,偷偷去摘几个梅子塞进嘴里。

“你看那个人!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好像是梅子吧……难怪刚才闻到味儿了。唉,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没想到的事情可多了去了,都说了带饭你不带,还说我蠢,咱俩谁比谁更蠢啊?”

随着众位官员们越走越远,周围的气氛也变得愈发古怪起来。

路边不远处,竟是有一群日本商人,正在售卖饭团、味噌汤套餐。

而陈瑛那群御史不知道得了什么风声,竟是自己先买了吃了起来,丝毫没有知法犯法的悔意。

套餐做的跟竹筒饭类似,不过上面是一层饭团,下面是一罐热汤。

看着都察院的人吃的香,一众精疲力竭的官员纷纷凑到近处,却是看到摊位上挂着一杆杏色小旗,一百文一份,明码标价。

“几个饭团一罐汤就卖一百文?怎么不去抢!”

然而他话音刚落,就被旁边另一名文官止住了话头:“哎,伱不买我还买呢,往后稍稍啊。”

负责纠察风纪的都察院众御史都买了,众人看无事,便也跟着买了。

然而很快,又有人站了出来:“这点东西能填饱人的肚子吗!”

“我说你们能不能消停会儿啊!”

亲自当摊主的肥富无奈了,虽然说日本因为食物的缺乏,现在所做出来的菜式都非常单调,天妇罗之类的著名食物也没有问世,有人说日本农民一碗饭就着一颗梅子吃了也并不夸张,但像肥富这么大的商人,要不是大明的那位国师吩咐,他才懒得来这里卖便当。

肥富抬起头冲着众人喊了句汉话:“我们也不容易,你们要是嫌贵,大可不必花费一百文买.本来也没剩多少份了。”

想买的官员还是占多数的,听摊主提及没剩多少份,众人更加觉得饥肠辘辘起来,连忙催促摊主赶紧将剩下的摆出来,并纷纷掏腰包表示愿意支付一百文。

见众人都同意支付一百文了,肥富这才松了口气,赶紧命人将剩下的套餐端上桌来挨个售卖。

“这是何意啊?”

朱棣骑在战马上啃着一个炊饼,囫囵问姜星火道。

他征战半生,爬冰卧雪的时候多了去了,靖难的时候一场会战经常要打一天才收兵回营,战场上谁容你累了喘口气再打,饿了吃口饭再打?

所以朱棣倒也不讲究这些,白面炊饼都吃的美滋滋的,他旁边的朱高煦也是如此,只不过拳头大的炊饼朱高煦是一口一个。

姜星火不急不缓地咽下手中的食物,然后答道:“自然是要让百官知道知道在大明经商是个什么环境。”

随后,朱高燧带着几人骑马来到了肥富的面前。

“官爷。”

肥富点头哈腰道。

“有占市籍吗?”朱高燧骑在高头大马上,冷冰冰地问道。

所谓占市籍,用姜星火前世的话说,就是工商注册,在大明所有商人,都必须先到当地的官府进行登记,批准以后才能有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属于违法经营的游民。

违法经营的游民,被官府逮到了是什么后果呢?

按老朱的口头圣旨,那就是“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不入市籍,不服管教者,是为游民,逮捕之,发边远充军,亦或打杀了事”。

当然了,老朱也不是傻子,他虽然想把大明建设成一个大农村,但农村也得有商人负责交易,不然耕牛、种子、镰刀、锄头,没有的地方如何互通有无?而生产出来多余的粮食,又卖给谁去?所以老朱虽然重农抑商,但也仅仅是“抑商”,不是“绝商”,并不想把商人统统都给赶尽杀绝。

老朱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其实是通过打压商人群体的地位,以及通过官府的“市籍”等手段,控制商人的人数,并且通过高额的苛捐杂税来控制中小商人的收入,让经商成为一件充满风险而收益极为不稳定的事情,这样农民和卫所百姓就不会向往成为商人,由此就能让农民和卫所百姓不离开土地,而如此一来,大明才能拥有稳定的税基和兵源。

或者说,“耕稼劝,则农业崇,而弃本逐末者不得纵由是,赋税可均而国用可足”这句话才是老朱的用意,他正是见识到了宋朝商业繁华后,百姓崇尚商业而无人愿意农耕,同时军队战斗力奇差无比,甚至有“领了阵前赏赐,射了一轮箭就算对得起官家了”的奇葩现象,认为商业导致了国家的税基和兵源不稳定,所以才不用宋朝的旧法,而是另起新法。

当然了,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实践,事实已经证明了老朱的新法也不是那么的靠谱。

因为随着元末战乱的余波结束,百姓过起了太平日子,那么时间长了,贸易的开展几乎是必然的.互通有无是群体的本质,上古时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类族群才逐渐扩大,形成了部落联盟,如今道路平整、信息往来便利,更是不可能靠《大明律》来抑制,所以商业的发展肯定是没人能阻止的。

而如今姜星火让肥富演这么一出戏,自然是接下来的谋划做预热。

肥富和几个日本商人面面相觑,只能老实答道:“没有。”

“喔,充军流放、当场杖毙,二选一,自己选吧。”

“人家不过是路边卖饭团,何至于此?”

这时候刚吃了肥富卖的饭团的文官们坐不住了,虽然卖的贵了点,但质量没问题,吃着香还吃饱了,总不能自己吃饱了就眼看着人家被打死吧?于是纷纷开口道。

朱高燧在马上扭身,认真答道:

“我爷爷这么规定的。”

“这”

文官们面面相觑。

朱高燧话锋一转:“不过既然大人们给你求情了,那倒也是不必非得从这二选一,交个罚款吧,便放过你。”

不待商人开口,朱高燧旁边的人熟练地算起了账目。

“先算该缴纳的钱有车马拉着,四匹马,车马税三千二百文;看起来是逃了税的,那条税、门税、关税,意思意思,补缴个七百六十文吧;这汤里有鱼,要补缴鱼税;饭团有醋,要补缴酒醋税;还有落地税.”

“再加上罚款,凑个整一共一万五千文,十五贯钱,拿来吧。”

肥富和几个商人东拼西凑,兜里也没凑出这么多钱,好说歹说,又抵押了一匹马,方才狼狈脱身。

众文官看的不是滋味,不过倒也没人上去替他交罚款,只是有人低声抱怨道:“方才还觉得这商人赚钱来的容易,如今看来,却是白忙乎一场,倒搭进去了。”

这时候宋礼路过,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稿,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稿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

这便是说农业是生产物质的,而商业是交换物质的,如果没有商业交换那么农业就病了,而如果没有农业大家都去搞商业,农业就病了,所以农业与商业要进行均衡.而如今到底是谁病了呢?

刚刚发生的小故事,让答案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围观的文官们,都有些若有所思了起来,当然,他们思考的不是这出戏对于商人来说是怎么样的,而是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着怎样的影响。

眼下王景怕是要倒了,而变法派气势如虹,国师刚刚在“三问三答”的第三次问答里讲过商业,如今又来了眼前这一出,其中的寓意自然不言自明。

那么在眼下这个变法来到了新阶段的节骨眼上,对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到底要如何站队表态,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

皇宫,华盖殿。

经历了一系列繁琐的仪式后,筹备了一个多月的典礼终于来到了最终的环节。

也就是重新上谥号,重新献《太祖高皇帝实录》。

嗯,其实建文帝朱允炆已经给他敬爱的皇爷爷搞过一遍这套仪式了,只不过当时没折腾大臣们一天内完成祭拜孝陵和眼下的这两件事倒不是朱允炆比朱棣心肠好,而是老朱死了以后先搞了一套入葬仪式,然后才修的《实录》。

昨天的时候,礼部的三位,就已经同鸿胪寺卿在奉天殿中设溢议案了,如今不过是照本宣科。

锦衣卫设卤簿驾,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该有的一样不能少。

朱棣换了身衮冕,驾临华盖殿,坐在龙椅上当木偶。

然后礼部尚书卓敬作为捧溢议官,立于丹陛之东。

等鸿胪寺卿进来启奏以后,执事官行礼,文武百官礼赞,然后五拜完毕,奏请升殿。

导驾官前导,教坊司吹奏大乐,然后按照文武百官按顺序站好自己的位置,曹国公李景隆站第一个,作为监修官,待会儿他得把总裁官解缙负责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给捧上去。

卓敬抑扬顿挫地念着手中的东西。

“帝王有圣德神功者,必有尊溢徽称,荐之于天,刊于玉简,昭示无极。故三皇之称日羲、轩,二帝之溢日尧、舜,逮及禹、汤、文、武之称,皆由功烈谋漠之盛,此万古不易之典也。”

“太祖高皇帝配功德于乾坤,焕光华于日月,帝王之盛,无以复加。跻于遐龄,上宾帝所,万方哀悼,思慕不忘臣等谨遵古典,稽溢法,太祖高皇帝宜尊溢曰: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宜尊溢曰: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

这都是事先就定好了的,朱棣自然没有什么异议,于是李景隆带着百官再行四拜,礼毕后,朱棣亲手举着溢议,交给翰林院进行撰写册文,上谥号的仪式也就结束了。

然后是李景隆献上《太祖高皇帝实录》,皇帝给参与编修的人员发赏赐。

朱棣这次很大方,不是按照建文帝修那版《实录》的赏格发的,而是直接按照高一档修《元史》的标准,再加一档进行赏赐。

对于负责编修的儒生们来说,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因为《实录》早就修好了,他们只需要照着建文版的进行删改就行,有的人压根没动几笔,而拿到手的赏赐却比之前的编修者足足丰厚了两个档次。

“监修官曹国公李景隆、副监修官忠诚伯茹瑺(伯爵是超品,品位大于正二品尚书,所以只念爵位),赏银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纱衣一袭,鞍马一副。”

“总裁官翰林侍读解缙,赏银八十两,彩币五表里,织金纱衣一袭,鞍马一副。”

“.誉写监生、生员、儒士各银十两,钞三十锭,彩币一表里。”

到目前为止,算是把老朱第二次愉悦送走了。

由于是正经的朝会,所以还是来了一句习惯性的“有事可奏,无事退朝。”

在这一片和谐欢快的气氛中,大家都松了口气,没人会在这时候找事的,王景都躺板板了,谁还想上去触霉头?

可这口气刚松了一半,便忽然有人排众而出,正是工部尚书黄福。

“臣有本奏。”

朱棣点了点头,说道:“准奏,黄尚书但讲无妨。”

黄福应了声后,便将早已打好腹稿的奏疏念了出来。

“《太祖高皇帝实录》有载: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军国之费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农者乃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

“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所谓‘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自不为非,古之至理也。”

“臣闻陛下欲开海禁、行商贸,以求财利,为国大不妥也,望陛下深思之。”

黄福话音落下,整个华盖殿开始变得安静了起来,只余下间或起伏的呼吸声。

朱棣皱了皱眉,拿起龙案上还热乎的《实录》冷笑了一声,问道:“黄尚书的意思是朕违背了太祖高皇帝的祖制吗?”

“法无古今,唯时而已。”

当这句话从黄福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怎么都让大臣们感到有点奇怪。

“臣并无此意。”

黄福连忙否认,随即又恭敬地说道:“臣以为,只是如今国家方经战乱,正是应该与民休息,劝科农桑的时候,此‘时’与洪武开国之情形并无区别,既然‘时’一样,那么‘法’便不应该更易才好。”

得,黄福这是版本更新,迭代新打法、发力新赛道了。

他也不嘴硬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是按着姜星火的理论,承认“法”可以变,但是得根据“时”来。

那么四年靖难之后的现在,整个北方乃至江淮都被打烂了,跟洪武开国时候的情况没什么区别吧?

这时候朱棣不好在说什么了,他也委实辩不明白,于是看向了姜星火。

老和尚今日告了假,不知道去忙什么了,眼下也只有姜星火能说明白。

姜星火出列,拱手道:

“臣请廷辩,愿陛下允。”

廷辩,亦作“廷辨”,也就是在朝堂上公然辩论,用以辨别是非曲直,是我铁血大宋新发明才几百年的一种吵架模式。

一开始在北宋就有了,但是当时高粱河车神还觉得“若廷辩,恐失执政之体”(出自《续资治通鉴·宋太宗至道二年》),所以往往只是关系到国家未来路径的关键时刻,才肯由皇帝主持廷辩,譬如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延和殿廷辩】。

而到了南宋,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繫年要录·建炎元年六月》记载,完颜构的小朝廷里对于主战主和经常争吵不休,所以就有了“执政中有论不同者,请与之廷辩”.而此风一开,南宋朝廷便不可断绝了,执政(宰相)们隔三差五就廷辩,吵一轮方肯罢休。

大臣们当然都是读史的,自然知道【盐铁会议】与【延和殿廷辩】,如今眼瞅着又开始了关于未来经济路径的争吵,这就要来一次大明版本的,当然是拭目以待。

“允。”

朱棣干脆利落地说道,随后往龙椅上一靠,看两人对垒。

百官们也饶有兴致地看着,但此时百官的心中,还是觉得黄福说的是挺有道理的,而且姜星火恐怕也不能用反驳王景的那套来反驳黄福了。

毕竟黄福都已经承认了‘法’要随着‘时’来变,但现在的问题是‘时’是一样的,‘法’还有必要变吗?如果变了,那么姜星火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既然允许廷辩了,那么姜星火自然不会客气,站在黄福对面,说道。

“黄尚书认为‘时’之相同,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黄福拱拱手,道:“愿闻其详。”

“洪武开国后,太祖高皇帝固然视农业为国家根本,曾言:‘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这是因为彼时方经元末战乱,国家财政难以为继,极为空虚,甚至不得不要求商人助饷(之前拍卖会遇到的徽商江家,上一代家主江元曾助饷朱元璋白银十万两),而同样正是因为元末战乱,道路断绝,自南宋建炎南渡以来积累的工商业也随着战乱而荡然无存,所以洪武开国时才不能像两宋一样以商税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太祖高皇帝将目光投向了农业税。”

“之所以选择重建农业而非重建商业,是因为农业能产出粮食,而粮食是稳定社会的基础,商业则是在粮食等物质充裕后进行交换才有价值,没有粮食等物质,进行商业交换是无意义的.我大明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自然看得到这一点,所以在洪武开国时才选择了重建农业,国家财政以收取农业税为主。”

“同样,既然要重建农业,收取农业税,那么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青壮年劳动力稳定地处于田野之中,那么当时大明有多少人口呢?又有多少青壮年劳动力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知道。

是的,就是不知道,就连朱棣案上的《实录》都没有记载,因为大明开国的时候,没有进行官方人口统计,只有在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六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人口统计,数据分别是。

洪武十四年:全国有户共10654362户,总人口5987万人。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户共10652870户,总人口6054万人。

两次人口统计,看起来数据相差不大,但里面却有很大的说法,那就是十三布政使司的户口数,存在着“南降北升”的现象,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当时南方除四川外,人口数量的下降幅度达到了12.83%,而北方人口却有了明显的增加,上升幅率达到了9.87%。

而正是因为洪武朝的移民实边,开垦土地,朱棣才有了对抗建文朝廷的本钱否则就按元末北方的情况,没人种田没人当兵,拿啥来奉天靖难?

但虽然不知道洪武初年大明到底有多少总人口,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一定不乐观。

不仅总人口很低,而且青壮年劳动力更是因为长期战乱而锐减。

姜星火叹了口气:“徐达大将军北征,淮甸至山东,千里之途,渺无人烟。彼时天下可耕之田甚广,而可耕之人却寥寥,而天下之人就这么多,士农工商,任一一行去的人多了,其他行就少了,那按照此‘时’之情形,该如何立‘法’呢?”

“士子是读书种子,治理国家要用士,而且蒙元统治天下依靠刀兵,故而百年不到分崩离析,大明不能重蹈覆辙,得重新把以文礼治国抬起来,那就非但不能禁止人去读书,还得鼓励;而工者,小到镰刀锄头、大到兵器甲胄,都得手工业者来做,总是不能完全限制的,只能通过降低其社会地位,来让更多的人从事农业,同时固定了这批人来做工,如此方能维持大明必须要器物生产制造。”

“如此一来,为了让天下人都去耕田,太祖高皇帝之‘法’,自然是重农抑商,只能是要用国家的手段,控制从事商业的人口,才能让从事农业的人口达到最大,这样大明才能收上来最多的农业税用以国家财政。”

姜星火顿了顿,复又问道:“那么请问黄尚书,今日之大明,与洪武开国时,同样是因为战乱而人口减少,但情形时势真的没有差别吗?”

百官闻言,不由地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当然是有差别的!

其一,人口数截然不同了。

如今永乐元年虽然没有进行人口统计,但再怎么着,总人口六千万打底肯定是有的,比洪武开国的时候,数量要多得多。

而这也就意味着,大明其实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并不是需要国家通过法令,让总人口里的95%以上的人去当农夫。

其二,战乱影响范围不同了。

洪武开国的时候,经过长期的、全国性的战乱,整个天下,从漠北到云南,就没有不受影响的地方。

而靖难之役的影响范围虽然大,但交战区却是固定的,也就是燕云、河北、河南、山东、江淮这几个地方,换言之,就是徐州/真定/德州这三个南军大营到北平的连线区域,其他地方虽然也出兵出粮出人,但终究是没有直接沦为交战区。

其他非交战区,人口、经济,都没有受到过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财政恢复起来的速度,是比洪武开国时要快的多的。

见黄福默然不语,姜星火说道:“有个词,叫做边际效应。”

“对于一个需要四个馒头才能吃饱的人来讲,吃第一个馒头可以使他直接缓解饥饿感,因而其边际效用是最大的;吃第二个馒头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小饱了;吃第三个馒头的时候,就已经半饱了,这时候边际效应开始递减;而到吃第四个馒头时,他已八九分饱,几乎是可吃可不吃的状态了,故而边际效用最小.那么等吃到第五个时,馒头就有可能产生负效应,直接让人吐出来。”

姜星火笑了笑,说道:“这个道理通俗易懂,想来诸公都能明白,若是不明白,下了值回家吃几个馒头也该明白,那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换到国家财政的农业人口投入与农业粮食的产出上,难道就不懂了吗?”

“所以。”

姜星火看着黄福说道:“大明表面上经历了四年靖难,与洪武开国时,所谓的‘时’都是人口减少、经济衰退,但此一时,彼一时,二者的‘时’并不完全相同,如今永乐元年的大明,不仅比洪武元年的大明人口要多得多,而且遭受战乱的区域也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大明真的还有必要,实行严厉的海禁与重农抑商政策,让全部人口都堆积在土地上吗?”

姜星火又看向满朝文武,发问道:“诸公应该绝大部分都是家里有田产的,便是没有,应该也去过乡里,诸公看看如今的地方,远的不说,就说南直隶,哪块田不是一家老小精耕细作?洪武开国时候,同样是南直隶,一个人粗耕好几十亩地的情形,现在还有吗?”

百官无言以对,这是事实,没什么好争辩的。

现在大明的情况,正如朱棣和姜星火各自江南之行所见的那样,大量农民堆积在土地上,而每个人的产出却在逐年减少,这也就是所谓的“边际效应递减”。

“所以,如今的大明,已经是在吃第五个,甚至第六个馒头了!”

朱棣坐在龙椅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

黄福沉吟片刻,不得不承认,姜星火说的确实有道理,不论是摆数据还是讲道理,永乐元年的大明与洪武元年的大明表面上看起来大差不差,但内里却是截然不同的。

但黄福自然是不会认输的,他确实是反对商业贸易,认为会败坏国家根基,而且他的这种态度也是朝中的普遍观点。

所以黄福又说道:“农商二者,非此即彼,纵然此时对于投入从事农业的人口来说,已经是接近最大,效益并不高,但如果‘法’因此而改变,大开国外海贸与国内商业的口子,为了逐利,大量的人口就会如同宋朝那般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如此一来,从事农业的人口就会骤然锐减,长此以往就会对国家的根基造成损害,没人愿意回去种田了方才国师也曾说了,食之所恃在农。而对于朝廷来说,关键不在于追逐放开商贸的利益,而在于要为千秋万代考虑。”

嗯,好一个为千秋万代考虑,考虑到最后,“三饷”还是得从地皮里刮。不过这个话显然是不能说,毕竟都是无法证实的。

姜星火略微沉吟,答道:“所谓非此即彼,便是以农为本,此言固然不虚,但这是在经济无法满足的时候才成立,就如同一个饿久了的人,自然只能吃细嚼慢咽的东西,不能吃大鱼大肉,但经济一旦发达,非此即彼便不再成立,相反,而是彼此皆宜。”

“正所谓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不幸而至于匮乏,犹当计度久远,以植国本,厚元则元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想要民力不穷竭就少征收点,如此有了农业基础才有开展商业的条件,而如果想要百姓的用度不缺乏,那就得减少商税,而商业发达了,农业也会跟着发达,如果光想着“节流”而不想着“开源”,国家的财政情况是不会得到改善的。

黄福摇了摇头,只说道:“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然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商者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

“所谓海外贸易者也,不过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太祖高皇帝重赏四夷来使,虽有靡费,然可显我大明之威富,然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经济之道,在于节用尚本,重农抑商,而非朝廷带头行商贾之事也。”

在这一点上,两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因为都是处于各执一词,而且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状态。

事实上,两人的观点与西汉【盐铁会议】时桑弘羊和贤良文学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姜星火认为需要搞“重商主义”.好吧,这当然是与“工业革命”配套的国家理念。

但黄福则坚持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并且这种观点因为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所以论据极其充分,充分到简直就是汪洋大海一般,随便捞都能捞起无数前人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单纯地战胜对方,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百官们看着各执一词的国师和工部尚书,不仅有些打鼓。

不仅是心里打鼓,也是肚子饿的打鼓。

要知道,【盐铁会议】可是开了足足半年多,而【延和殿廷辩】时司马光和王安石,吵得同样不短,这要是吵到天黑都吵不完,他们不得饿晕了?

姜星火眼见靠传统引经据典的办法,应该是战胜不了对方,于是又把话题给转了回来。

“太祖高皇帝重农抑商,却非重农绝商,《实录》上便写着太祖高皇帝对于商业的观点,诸公不乏洪武朝的老臣,想来太祖高皇帝说过的这些话,是做不得假的。”

政策的转型自然需要参考原来的政策,姜星火回溯道:“黄尚书所言‘古者’确有其事,《史记》曾记载秦代时,曾经把商人与罪犯同列,便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诏令: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书》曾记载汉代时,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商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买土地,敢触犯法令者,没入田僮;而《资治通鉴》亦曾记载,隋唐时工商者不得仕进,但太祖高皇帝对待商业,可曾与所谓‘古者’极端鄙视相同?细细探究,不然也!”

“对于黄尚书的‘古者’,太祖高皇帝说的明白: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审汉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来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百姓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

“而对于商业,太祖高皇帝曾言: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唯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财政给足。”

姜星火举例道:“譬如,太祖高皇帝在洪武五年五月诏告天下曰: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今州县城市乡村,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俟有余赡,然后偿还又譬如太祖高皇帝曾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

“由此可见,士农工商,在太祖高皇帝心中,所谓的排序,只是当时于国家的重要程度,而非如前代那般,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如今时移世易,形式不同了,又怎可再坚持所谓‘重农抑商’之说呢?天下黎庶,皆是陛下赤子!”

“而所谓海禁,便是太祖高皇帝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

“太祖高皇帝之所以会推行海禁政策,属实只是迫于百姓私自与外番进行贸易的缘故,而这个外番所指,正是沿海一带肆虐的倭寇,如今明日自由贸易,才是解决倭寇问题的根本。”

“由此姜某认为,所谓海禁,所谓重农抑商,乃是因为洪武开国之时,大明以卫所制为主要财政收入对象已然决定了,大明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尤其是士兵所需粮食的自给自足,那么民间的农业生产自然也就不再是军队的主要供给对象,换而言之,随着经济的恢复,完全可以不再抑制商业。”

“如此一来,既然条件已经相对完善,不需要百姓去竭力满足军事需求,国家财政在农业税方面也基本达到了饱和,又何必去抑制商业,让百姓都堆在土地上,来阻碍民富国强呢?姜某认为,海禁和重农抑商的条件既然都已经改变,那就应该进行改变,如此一来,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单腿跳要好的多,宋代的极端重商轻农固然不可取,而当下极端重农抑商同样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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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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