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蒋友仁知道，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某种程度的“异端”了。

这种奇葩异端想法，和他来澳门，或者说，和整个大顺这些年的变化，息息相关。

第一个促使他产生他不自知的异端想法的起因，是因为大顺科学院的建立。

因为本身他来华的目的，就是希望以科学知识为钥匙，重新打开耶稣会返回大顺的大门。

故而他对大顺科学院的情况很关注。

而大顺科学院秉持的“法统”，是莱布尼茨的那一套科学院体系，使用的又是俄国科学院那一套外籍院士带本国助理搞研究、本国助理带大学生搞研究、科学是为了应用的模式、是为了技术技术为人类谋福祉。

而不是像英国那群人研究纯粹的、为了科学而科学的、以全面认识自然为最高目的的科学。

是以，大顺这边，算是很标准的莱布尼茨这一科学院体系的。

自然而然，一些莱布尼茨的文章在大顺这里都是很容易找到并且流传的。

本着要了解大顺的科学院，才能从科学院入手打入科学院的目的，蒋友仁当然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

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莱布尼茨的《神义论》、《单子论》之类的文章。

神义，由这个词本身，也能知道意思。

这当然是个老话题，老到不能再老的那种。既然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世间为什么会存在恶呢？

而这个时代，机械论、原子论又大行其道，但却解决不了世界的连续性、统一性，也不能解释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

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论，试图调和和解决这个矛盾，最后通过非常严密的推理，得出了一个结论：

为什么有全善、全知、全能的神，世间仍旧有恶呢？

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定有无数种模板。

既然全知，便可能设计出无穷个可能的宇宙。然而只能有一个宇宙存在，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所以，全知者肯定是经过比较之后，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了。

刨除掉神之类的概念，大致就是说宇宙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套规则，然后后续的一切都按照这个规则演化。包括生命，也只是这个规则之下演化出的必然。

可能有圆周率是3，或者圆周率是4甚至5678的宇宙的可能，但最终选的是我们这个圆周率是3.14的这个……而这个，是比较之后最好的那个。

而至于善与恶，则大致是说，恶是人的有限视角的认识，而在全视无限视角下，这其实也是一种善，或者说是合乎秩序的，而秩序本身站在全视视角下就是善的。

这就需要一个完美的政府，来让恶人必然受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惩罚恶人，就是给人类一种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惩恶的机会，这么看，这些恶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就是善吗？

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是个“上帝大棋党”，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你得用更高的、大棋的视角，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

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

第二个冲击，源于澳门的特殊性。

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

这种极度繁荣，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

耶稣会要传教，传教需要钱，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当然是靠贸易。

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又发三愿，不得经商。

但情况特殊，权宜之计，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筹措经费。

但是，经商这种事，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

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

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

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

蒋友仁则在反思，偶像崇拜，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

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金钱、财富，利润，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

新时代人们都利润、金钱的追捧，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

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在产生了“崇拜金钱”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他又开始思索更多。

而这种更多的思索，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

他发现，澳门的衰落，和大顺的贸易政策，息息相关。

如果大顺放开贸易，那么澳门就会衰落；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那么澳门就会繁盛。

而在澳门的繁盛期，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解读为“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

然而，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澳门瞬间衰落了。

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

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他是传教士。

所以，他的视角，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

即，“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这个概念，具象之后，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

如果不是偶像崇拜，而只是一个事实，那么澳门就不会因为大顺的贸易政策或是繁荣、或是衰败。

而这不是一个事实，而是自我认知产生的一种不合理的相信，那么这显然就是偶像崇拜啊。

谁说偶像崇拜的偶像，一定得是人呢？

而这个崇拜的基础，不正是金钱吗？因为之前赚钱，所以才敢说优越，那这不还是一种对金钱、财富的偶像崇拜吗？

他心中的第二个冲击和思索，源于欧洲已经开始的新时代，最终在大顺贸易政策驱动下的澳门这个特殊之地，萌芽成长。

他在澳门受到的第三个冲击，则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乱，以及大顺击败了满清，以保天下之名结束乱世之后，对前朝问题的反思。

简而言之，就是，前朝差点亡天下，得有个什么玩意儿背锅。

谁来背这个大黑锅？

自然是理学，当然，也有批判说是理学衍生出的心学的。总不可能让儒家这个总体来背这个大锅吧？

也就导致了大顺这边，理学破，而新学不立的情况。虽然有官方意识形态，但官方推崇的那些，缺一个半圣来整理成体系。

一时间，很多儒生都认为“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开启了直接读先秦经典的风气，认为后世注书明显是掺杂了私货，要直接看原文，看先秦古籍，不要去看宋儒的注解。

这种风气，根源就是差点亡天下的反思。

而这种风气，也带动起来了先秦古籍的大量传播。然而，先秦书籍，又不是只有儒家的，还有诸子百家的，尤其是先秦时候诸子互喷的文章居多。

蒋友仁在儒学之外，尝试着也看看先秦其余学派的文章，然后就看到了韩非子的书。

韩非子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巫祝经常祝愿别人，长生千秋、万寿无疆。但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也从没指出过该怎么才能长生。

所以当时人们看不起巫祝，逐渐不信这些鬼神之事。

又说儒家的学问也是如此，从不说该怎么办，只说“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如何如何”；但又不谈具体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具体怎么办。

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

韩非子就喷，说儒家的行为，和那些祝人长生千秋的巫祝，有啥区别？这不就是现实里的巫祝吗？

一点也不应验，也没有可操作性。

净说一些上古时候谁也没见到的事。

当然，韩非子的这篇文章，本意是喷完了墨家喷儒家，最后得出结论：民众愚昧，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保卫国家，百姓却认为是朝廷贪婪。是以，民众的认识是靠不住的。治理国家的时候顺应民意，是不行的……

但是，这文章是写给君主看的。

在传教士看来，自然是另一种视角。

蒋友仁觉得，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些东西，很像是也在说天主教。

而因为天主教认定华夏这边是偶像崇拜、崇神贪财、且又非常现实，所以蒋友仁剑走偏锋地得出了一个不算是奇葩的结论：

想要天主教在大顺真的传播，就得摆脱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个问题。

天国，是看不见的，就像是三代之治一样。

这个非常现实的民族，比如之前对传教士的优待，源于传教士能带来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不是内心真正信仰。

皇帝都如此现实，那么民众岂不是更加如此？

这便恐怕需要一个人间的实体，确实让他们看到了天主教行、可以，才有可能大量地去信天主教。

而现在，走皇帝路线和上层路线都走不通了，没机会。

那么，先要搞出这么一个人间实体，要咋整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