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之战才结束，蔡京就悄悄的上了密奏，强调火炮在对辽战争中的作用，并认为未来如果北伐用兵，火炮可能会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他后来公开的《取幽蓟十策》中，也有大造火炮，增设神卫营一策，而在此之前，他早就秘密建议宋廷立即全力生产火炮。由于安平之战中宋军神卫营遭受严重的损失，当时的枢密使范纯仁虽不支持北伐，但也认可火炮对宋军的价值，他咨询了枢密会议的意见后，果断采纳了蔡京的建议，制定了铸造三百门各型火炮的计划，并很低调的立即开始实施这个计划。
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事情，等到许将为了陈元凤的建议实现，想让火器作坊赶制一批火铳之时，才发现宋朝火器作坊的产能，此时基本上被这个铸炮计划占据。许将想尽办法，汴京的几大火器作坊在这一个月内，最多也就能造出一百枝能用的火铳。
这也让陈元凤扩编横塞军的计划丧失了意义。这件事情最终无疾而终。但为了挽回颜面，也为了不因此得罪许将，陈元凤还是硬着头皮向朝廷申请在横塞军内，改编一个火统兵指挥，交由军部直接指挥，为未来组建火统军做准备。
陈元凤的态度保住了许将的面子，让许将不至于因此而迁怒于他。
而陈元凤也不得不将事情做得更加漂亮一点。
于是，那一百枝火铳还没有生产出来，陈元凤就找段子介借了两名训练官，开始提前训练他的“火铳兵”。同时，他还向朝廷要来火铳图纸和几名熟练的火器工匠，以幽蓟宣抚副使司的名义，在河间府征募了一批工匠，尝试自己制造火铳……
在赵煦颁布《北伐诏》后，宋辽之间，并没有马上爆发激烈的战争，绍圣八年的正月，就这样，在平淡、繁忙与琐碎之中，消磨了过去。
4
二月八日。
汴京街头各大勾栏瓦舍，都响起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这是汴京的娱乐场所重新开业的日子，因为卜者的建议，给宣仁太后补办的禫祭定在二月七日，丧礼则从正月初十开始，到二月七日正式结束，这让绍圣八年的正月，过得远远不如平常那么喜庆，原本正月最热闹的上元节受到最直接的冲击，皇宫与开封府都没有组织任何的节庆活动，虽然皇帝特别以宣仁太后的名义下旨，不禁民间组织灯会，但上元节观灯的活动没有了官府的支持，真正的权贵之家也不会如此没眼力见，上元节灯会注定只能草草虚应下时节。而一切勾栏瓦舍，在此国丧期间，更是禁止营业，这让没有了娱乐消遣的汴京市民，不得不转而去看没被禁止的蹴鞠、赛马等竞技比赛，蹴鞠、赛马等等本就在繁荣发展的赛事，竟因此迎来一个发展的小高潮，各种赛事观众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因为这些赛事几乎都与关扑有关，关扑投注额更是创下前所未有的新高峰，这甚至引起了新任御史中丞李之纯的关注，认为这败坏民风的李之纯为此和开封府打了一轮又一轮的笔墨官司，但即使知开封府王岩叟和他同属旧党，并素以刚正清廉而闻名，却也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向他让步，做为各大赛事唯一合法的关扑大庄家，这笔巨额收入对于开封府已是举足轻重，就是靠着这笔钱，王岩叟才能在知开封府这个动辄得罪权贵的位置上，赢得这么好的官声——即使宋朝还在打着仗，但在他任内，他已经增建了十几所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修了好几座桥梁，还给开封府的官吏发了不少的津贴……而让李中丞多少有点尴尬的是，皇帝与两府大臣没人关心这事，而真正打心里支持他的，却是汴京的勾栏瓦舍。汴京的勾栏瓦舍不仅在绍圣八年正月损失了一大笔收入，更感受到了强大的竞争压力。看着解禁重新开业后，那远不如预期的客流，整个汴京的娱乐业都感受到了阵阵凉风……
但这些小事，入不了赵煦和两府大臣的法眼，他们心里甚至因此对李之纯颇为不满，所有人都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这根本就不应该是御史中丞关心的事。
的确有更值得关注的事情。
根据王厚的北伐方略，河北宋军除了小规模骚扰辽境，大军一个多月未出宋境一步。这不仅让小皇帝赵煦的耐心渐渐耗尽，两府宰臣也开始沉不住气。宋军虽未出境作战，但每天花掉的缗钱却是实打实的——从幽蓟宣抚司组建的那一天起，河北三路的禁军再次进入作战状态，几十万将士每天的津贴、人马的日常用度，全部要按更高的标准拨放，再加上征发民夫的费用，在定、保、雄州修葺城寨的费用……这一笔一笔的巨额开销，仿佛象个锤子一样，一下一下的敲在皇帝赵煦以及范纯仁、韩忠彦这些宰臣的心上。
这让他们对进展缓慢的战前准备，越发的难以忍受。
他们不好直接催王厚进兵，于是不断给幽蓟宣抚司压力，责问他们为何如此缓慢。幽蓟宣抚司则将锅甩给各州县官员，指责他们征发民夫不力。
面对上司的压力，各州县官员只能变得“积极”起来，没人能承担贻误军机的后果。于是，征发民夫由自愿变成了“自愿”，大批回到家乡准备重新生产的百姓，又“自愿”成为民夫……为了支撑起王厚的计划，又满足朝廷的心意，在短时间内做好战争准备，河北各州县迅速的征召了超过四十万的民夫，为军队运送粮草、修葺城墙营寨。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河北民怨沸腾，人们怨声载道。那些在辽军入侵时聚集起来结寨自保的民众，又继续武装起来，但这次的目的，却是对抗官府。
北伐本就是万众瞩目的事情，而河北又是许多旧党以及皇亲国戚、开国功臣的老家，离开封也不远，想要隐瞒河北的情况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章惇根本就没打算隐瞒。于是，河北的民怨，立即就反馈到了汴京朝廷。
很快，汴京朝廷中，弹劾王厚的奏章一封接一封的出现，堆在赵煦的御案上，便如一座小雪堆。其中对王厚的最恶毒的指控，是指责他这一北伐方略的真正目的，是想借机捞钱。有人甚至还扯上了他父亲王韶，认为他父亲当年开熙河，就有趁机发战争财的嫌疑。
赵煦对这样的状况，也极为不满。于是，他下旨让章惇、王厚等河北使、副“分析”——也就是让他们自己上奏章解释清楚。
赵煦下旨时，并没有就此放弃王厚的意思，他只是单纯的有些不满，但是，小皇帝并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样子的——章惇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他没有强硬的自己扛下来自皇帝与两府的压力，而是将压力传递给各州县官员之时，就已经预料到后面将会发生的事情。
接到皇帝的旨意，章惇立即上表“请罪”，诚恳的向皇帝承认自己的“责任”，表示自己身为幽蓟宣抚左使，此前却被王厚在安平大战之中表现蒙蔽了双眼，失去了判断能力，以致于犯下这一系列的错误——但谁又能因此而责怪他呢？从皇帝到两府宰臣，谁又没有受到王厚在安平大捷中表现的影响？
然后章惇就开始或委婉或直接的攻击王厚，包括引叙唐康的话，指安平大捷本是石越指挥之功而非王厚之能，暗示王厚真实能力不足；又将河北的种种混乱，全部推到王厚身上，甚至对王厚的北伐战略提出反省，主张北伐利在速战……
章惇的论调，不仅完全迎合了小皇帝的心思，连范纯仁和韩忠彦在心里都是愿意支持他的。范纯仁虽然不主张立即北伐，但从财政的角度，如果能有更好的方案，他肯定是不愿意支持王厚的战略的。
由章惇带头，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除了田烈武与内侍李舜举，河北、河东、京东诸臣，没有一个人说王厚的好话，怨声载道的地方官员就更不可能支持王厚。
而面对这样不利的局面，王厚只能反复自辩，强调自己的战略对宋朝来说是风险最小的。
然而，皇帝和两府宰相对他的信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了。
王厚固然是当世名将，但总不能说河北诸臣无人知兵吧？
而章惇最后的一封攻击王厚的奏章，也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章惇在奏章中指出，就算王厚是当世名将，他本人和王厚的分歧姑且不论，但王厚镇不住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等人，那他的统率能力，难道不值得怀疑吗？王厚要怎么才能统率这些不服他的率臣打赢北伐之战呢？
章惇又向皇帝建议用田烈武取代王厚，并提出了三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首先，田烈武是石越一手简拔，石越曾称其能；其次，田烈武性格宽厚，受到河北诸将的拥戴，与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等人都有良好的关系，绝不会出现诸臣不和的现象；最后，田烈武秉性忠良，对皇帝忠诚可靠，皇帝将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交付到一个人手中，这是举国以托之，如果不是皇帝从内心深处信任的人，必然内外相忌，不可能成功，这是无数历史经验证明的。因此，章惇认为，田烈武是比王厚更加适合的统兵大将的人选。
章惇的这番话，说到了赵煦的心坎里。
河北诸将中，再没有比田烈武更让他信任的人。
许将和李清臣率先察觉到皇帝的心意，马上明确支持章惇的建议，主张召王厚回朝，以田烈武取而代之。
范纯仁、韩忠彦对本份老实听话低调谦逊的田烈武，也很有好感。他们只是担心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而且担心田烈武资序太低，不足以服众，于是询问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等人意见，果然如章惇所说，四人异口同声的夸赞田烈武。而实际上的内侍监军李舜举，虽然委婉的替王厚说了几句好话，但他对田烈武也很有好感，身为内侍，更不可能故意违逆皇帝，只能两不相帮。
结果，从汴京到河北，唯一对此事坚决反对的，竟然只有吏部尚书吕大防一个人。
吕大防也并不是多支持王厚，在他看来，将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不管怎么说，王厚都可以说是无能，他对田烈武同样也有好感，但是，吕大防是非常理性的人，他坚持反对以田烈武取代王厚的理由，正是因为田烈武的本份老实听话低调谦逊！
而且，吕大防虽然是旧党，但他根本不认为河北闹出的那种事算什么。在他看来，选择了战争，就不要指望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无数的百姓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同时，也总有人会趁机发国难财，而国家，也一定会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乃至于欠上巨额的债务……不管什么样的战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假装这些不会发生，不是无知，就是虚伪。天底下，没有美好的战争，也无所谓正义的战争，只有值不值得的战争。
他身为旧党的领袖，支持了北伐，就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切。因为，他相信，只要打赢了这场战争，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所以，在这件事上，他瞧不起范纯仁，也看不起韩忠彦，更不用提许将、李清臣了。
然而，这些真实的想法，他是没办法公开说出来的。尤其是他身为旧党领袖，这些话和旧党的价值观，是完全南辕北辙的，只要被人稍微断章取义曲解一下，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吕大防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所以，他只能用“临阵换将、兵家大忌”这个理由来反对。
他几次三番当着皇帝的面说，他原本并不支持王厚的方略，直到现在，他也认为唐康的策略才是对的，但是，朝廷既然决定了采用王厚的战略，就应该坚持到底，不应该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而轻易动摇。
但这又怎么可能说服皇帝呢？
前线将帅不和，既然换一个田烈武就能让将帅同心同德，那又何必固守什么“临阵换将、兵家大忌”的说法呢？自古以来，临阵换将而收到奇效的正面事例，也多得很。
孤掌难鸣的吕大防，根本无法阻止事情按着章惇的剧本演变。
就在二月八日这一天，宣仁太后的丧礼刚刚结束，汴京的勾栏瓦舍重新开业争夺顾客之时，崇政殿内，赵煦也在两份诏书上，亲自盖上了自己的玺印，然后心满意足的看着内侍将它们送往政事堂与枢密院。
很快，政事堂和枢密使的范纯仁与韩忠彦，也分别在诏书上副署签押，交由堂吏送往门下后省，当值的给事中们没有半点犹豫，也在诏令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拖延，召王厚回朝，以及任命田烈武为幽蓟宣抚右使的两份诏书，被使者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河北。
两天后，二月十日，在雄州接到诏书的两位当事人都是一脸愕然。
正在视察存放军粮的要寨修筑工程的王厚，在听完自己罢幽蓟宣抚右使，回朝仍担任枢密副使的诏书后，平静的交出了自己的印信，当天就带着亲随踏上了返回汴京的归程。而正在督促云骑军训练的田烈武接到诏书后，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半晌之后，才抛开向自己道贺的部将，回到营中，上表恳辞，坚拒此任。
但他的奏章还没写完，就被章惇闯进他行辕打断。章惇拿起他未写完的奏章看了一眼，随手就撕成了碎片。
章惇盯着田烈武，厉声质问：“北伐大计已定，大军徘徊月余，未出界河一步，徒为契丹所笑。今朝廷罢德安公，以河北数十万大军付郡侯之手，欲与契丹决战，郡侯不思进取之策以报朝廷，反作揖拱之态，此郡侯为国家大将之道乎？！”
就在田烈武愣神之间，章惇又大声说道：“事以至此，郡侯以为德安公仍可复为右使么？郡侯愿受诏令，某当与郡侯同心同德，为朝廷北取幽蓟，立此不世之功；若不愿受诏，某为左使，郡侯为右使，郡侯奉某命令，为国驱使即可，是非功罪，某一身担之，与郡侯无干。何必反复逊让，徒误军机？”
见田烈武稍有意动，章惇又说道：“纵使郡侯让来让去，朝廷诸公议来议去，除了郡侯受些虚名，于国家又有何益？北伐势在必行，石相公不愿领兵，德安公不可能复回河北，试问郡侯，今日大宋，除此二人，还有何人可居此任？最后不过是贻误军机，让将士白白送命，百姓多受苦难而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