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粤之争不是咱大明朝才有的事情，从宋朝开始就有了，粤商多盗贩广南盐至京湖、江西等地以射利，只不过到了咱大明，因为盐产区和盐销区的划分不重叠，淮粤之争才愈发激烈。”

不消说，老朱又不是傻子，划盐销区的时候，肯定是故意这么搞的，为的就是商帮之间的内耗。

但现在这种盐产区和盐销区的不重叠，无疑给姜星火整顿盐务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工业化，哪怕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初步工业化，也是需要海量资金来推进的。

如果姜星火不想苦一苦百姓，那就只能从农业税以外的地方着手。

而在现有的税收体系里，盐税在这个时代，是仅次于农业税的第二大税种。

整顿盐务的意义不仅是给永乐元年-永乐二年的210万两做补充，更重要的意义是让混乱的盐税重回正轨，给大明重塑正常的造血能力，国家财政这种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跟个人财务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欠了一笔外债，始终入不敷出，那么再遇到点什么事，情况就会越来越差.人会被债务压力压垮，国家也是如此，很多朝代的灭亡，不是亡于其他原因，正是亡于经济的崩溃。

吴传甲继续说道：“以湖广为例，朝廷规定湖南也是要吃淮盐的，但是由于淮盐到湖南运输距离过远，运到那里十有八九是要赔钱的，所以长沙、宝庆、衡州、永州四府，以及郴、道二州，长期处于食盐缺少的状态。”

根据老朱的规定，在两淮盐销区范围内，不管是离两淮盐场几十里的当地，还是离着上千里的湖广、江西，食盐统统一个售价！

是的，你没看错，官府规定统一售价，多一个铜板砍脑袋的那种。

当然了，在实际操作中，也就是市场的自我平衡状态下，肯定是越远离盐销区的地方，官盐的实际售价就越高，虽然不符合官府的规定，但买卖一直是这么进行的，而且由于明面上还是官盐，因为是在盐销区范围内的运输和销售，官府不会阻拦，甚至还会分润溢出的盐价。

可即便如此，百姓能承担的盐价，总是有个限度的。

如果这个实际售价，减去盐商的成本和运费，最后得出的利润不让商人满意，那肯定就没有两淮的商人去那里卖盐。

换谁是商人，谁都这么选。

问题就出在，离湖广和江西更近的广东，由于濒海所以盛产海盐，但老朱却规定“广东之盐，例不出境”，这就造成了湖广和江西吃不到、吃不起淮盐，而与他们在地理上接壤的广东却呈现出盐多的卖不出去的情况。

由于运货和销售都不方便且无利可图，淮盐很少能到达湖广和江西，粤盐却出现大量积压，这就使得在官府规定的盐销区范围内，出现了新的私盐市场需求。

“所以淮粤之争，其实是势力范围的争夺？”

吴传甲重重颔首。

说穿了，这就是淮盐行销区与广盐行销区的两个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了商人、地方官府、豪强，他们围绕赣南、湘南的售盐权而展开的利益纷争，这也是僵化死板的盐法制度，面临明朝经济恢复的大环境，逐渐开始无能为力的表现。

来自官盐的淮盐出现滞销，既有商人路途遥远无利可图的因素，也有淮盐的官盐干不过粤盐的私盐的因素，不管如何，湖广、江西等对应区域摊派的盐税难以收取，造成越来越多淮盐壅滞于盐场。

“粤商主要是做什么的？”姜星火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食盐，渔业，海贸走私。”

姜星火心里清楚，老朱的海禁政策，对于靠海吃饭的南方，从来就没真正起效过，朝廷虽然每隔几年就强调一遍，但作用还是有限的。

在古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真不是一句玩笑话，你不让沿海的百姓煮盐、捕鱼、海贸，那不是逼着他们造反吗？

捕鱼倒还好说，明朝没有清朝那么变态，是压根不管的；而煮盐，尤其是煮私盐，在明朝的统治中心也就是南直隶一代，以其为圆心进行辐射，到两淮、福建，管的较为严格，而粤地百姓宗族化抱团严重，官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管理，所以粤地的私盐比较泛滥，常常是整村整村地从事私盐产业。

海贸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个时代，粤地农业欠发达，亩产量远远比不上江南，但却有着独特的海洋贸易区位优势，不管是民间还是官府，想要多弄点钱，都得靠海贸走私这条路，所以上到布政使司，下到地方官府，其实都心知肚明，甚至主动帮忙。

吴传甲说的详细，他有不懂的地方，弟弟吴传宗会帮忙补充，因此在长达两个时辰的汇报中，可谓是事无巨细，把淮商的家底抖落了个干干净净。

盐是国之生计，绝不容许任何人彻底掌控，哪怕是皇亲国戚都不行，必须是由不同区域进行分销的，因为它关乎社稷稳固。

但是盐法也不是随便改的，尤其是开中法，有着食盐销售与军粮运输的双重意义，而且很多人也不能坐视盐业的利益严重受损，毕竟这里面牵扯到的利益是很庞大的，所以姜星火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

可是，姜星火同样还有另一重考虑。

——那就是借此彻底洗牌整个大明的整体商业格局。

物质地基决定顶层结构，目前的大明，物质地基，就是以农产品为核心的自然经济，而在农业领域，地主士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但大明一旦进入初步工业化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经济必然会后来居上，取代自然经济作为社会的物质地基，与之同步的是，逐渐壮大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商人阶层，必然也会觊觎顶层结构。

姜星火不可能自己培养出一堆不受控的资产化身，有鉴于目前大明的商帮，因为盐业的全国性和高利润，基本都涉及到了其中，那么这次手握整顿盐业的全权，就非常有必要做一些布局了。

在大明，商人确实社会地位不高，手中的实力面对官府，也可谓是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沦为待宰羔羊。

淮商吴家之于安陆侯府，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

但也正是这一点，让大明的顶层人物们，普遍不重视商人在日后能爆发出的能量。

而随着工业革命和海洋贸易、海外殖民的展开，商人阶层的规模是一定会以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膨胀的。

在这个最初的原点，如果姜星火能通过盐法改革，控制或影响大明的主要商帮，那么或许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这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姜星火不喜欢做这些算计，但是他很清楚，自己现在是一颗棋子，充其量，是一颗有分量一点的棋子，自己的全部权力，都来自于皇权的支持。

而不管是哪个皇帝，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朱允炆，亦或者朱棣，都不会允许有一颗棋子脱离他们的控制。

姜星火要把华夏引导到另一条历史的快车道上，他不想走王安石的覆辙，更不想像张居正那样人亡政息。

他要把自己摘出来，成为真正独立存在的棋手。

这一切，都必须先解决210万两，解决盐政，解决淮粤之争。

老朱设计的制度，为的就是让不同地域的商帮互相内耗，这很符合他建立大农村社会的目的，但姜星火不需要商帮内耗，因为大明不仅有日趋繁荣的国内市场，更有不断开拓的海外市场，所以内耗毫无意义。

见姜星火半晌没说话，李增枝这时候作为中间人，也是提醒道：“国师，那您看？”

姜星火收回思绪，看向吴家兄弟二人。

“大明的商法要改，盐法也要改，对于大明国内的产业，单行业垄断是不允许的，跨行业垄断更是绝不可能，所以我希望你们吴家能把精力放在主业上。”

姜星火顿了顿，又道：“这次算是戴罪立功，要好好配合接下来的盐业整顿，两淮盐场的产销区不匹配的事情，一定是会调整的，调整了对谁都好，不用有那么多的盐税负担，也省的百姓吃不起官盐。”

“另外，现在商业要往外看，国外日本、朝鲜、安南、占城.这么多市场，又不是不让伱们去，何必挤在国内争来斗去呢？”

这就是成功过关的意思了，吴家兄弟大喜过望，而李增枝则是提醒道:“纳钞中盐的事情，吴家得做出个表率来。”

吴家也算是半个皇商，不论是现钱还是不动产，底蕴都极为丰厚，即便是割舍掉了粮食生意，还是出得起这个钱的，更何况朝廷也不是直接抢劫，而是让他们用宝钞来换盐，换到的盐可是实实在在的。

听了李增枝的话，吴传甲眉头都不皱一下道：“理当如此。”

“其他事情，便让朱副总裁官跟你们聊吧。”

姜星火今晚收获不小，想来吴家兄弟，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隐瞒什么，如此整顿盐务一事，算是做到了知己知彼，不过这些回去也要好好梳理一番。

因此姜星火留下了朱恒与他们聊一聊商业上的其他布局，自己就不插手了。

拒绝了李增枝留宿汤山别业泡温泉的邀请，姜星火径自离去。

而朱恒则是与李增枝和吴家兄弟，继续做着推心置腹的交谈。

王斌和朱恒，一个保镖头子，一个经商大管家，都是朱高煦留给姜星火的重要帮手，虽然能力只有中游水准，但忠诚度是拉满的。

李增枝接过了吴传甲的签字画押，含笑点了点头，道：“你放心，我曹国公府是绝不会亏待你们吴家的，安陆侯给不了的，我能给你。”

在旁边，朱恒也意味深长地说道：“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这是你的机会，也是吴家崛起的机会，错过了这次，可没有下次机会了！”

吴传甲吸了一口气道:“李都督、吴副总裁官请放心。”

吴家虽然在扬州、淮安等地颇具影响力，甚至还开辟了淮河支流的运输渠道，但对于偌大的大明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完全算不得什么。

所以，能得到国师的赏识，吴家在割让粮食产业和纳钞中盐所损失的，其实接下来在淮盐产销区重划和盐商洗牌里，都将重新拿回来，如果表现好甚至能获得更多。

与此同时，曹国公府能够把手伸到两淮，拿到吴家的粮食产业，对曹国公府来说自然是利益巨大，但同样也会跟吴家走的更近.如果没有搭上二皇子和国师这条线，走的更近，往往意味着被吃干抹净，但若能让吴家成为国师的心腹，对吴家的帮助却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能改变吴家的命运。

这种情况下，李增枝也当然不介意拉拢吴家，携手经营以壮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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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钞中盐”在京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毕竟南京城里，有钱人还是不少的，而且此前朝廷从未出台过类似的政策，而宝钞换盐虽然看起来很亏，但那只是从面值上衡量罢了，如果论实际价值，显然是不亏的。

手里宝钞多的富户，乐意多花点宝钞，至于去两淮盐场取盐的事情，自然不需要他们操心。

而手里没什么宝钞又想买的普通百姓，朝廷也没禁止他们私下拼团团购。

只需要邻里亲朋信的得过的人去取盐，大家凑一凑，自然也就成了毕竟谁也不知道这种好事还有没有第二次，便宜盐放自己家里囤着，总是没错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即使没有办法去盐场取盐，也找不到可以拼团的邻里亲朋，只要手里有大明宝钞，也可以去拿着找相熟的商人或是小贩，因为现在宝钞是可以买一些平常价买不到的货物的。

精明的商人们开始选择只收宝钞，这样既可以把积压的货物销售掉，又可以回笼一批宝钞，再拿着这些宝钞去换盐。

而且，即使手头的宝钞数额不够多，也可以整批出售，去跟别的商人做交换，也算是一条不错的赚钱途径。

这年代的人并不傻，反倒是聪明绝顶，既然朝廷不禁止民间私下交易，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玩出花来。

“人心日渐浮躁，真是令人担忧。”

正值休沐，杨士奇受了朱高炽的委托，带皇孙朱瞻基出来逛逛，见识见识民间的情况，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杨士奇不由地喟叹道。

“杨先生是怕风俗不存吗？”朱瞻基也好奇地透过马车帘子，看着外面的世界。

“风俗不存倒还在次要，只是此风着实不可久，一旦日子长了，恐怕百姓就不好管了。”

杨士奇一语道破真相。

在统治阶层眼里你是刁民还是良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好不好管理。

封建时代，朝廷的管理能力是相对低下的，这就要求百姓的水平也必须相对低下，但凡人心活泛，都有自己的心思，追求自己的利益，朝廷的管理难度，就会超级加倍。

“在大本堂没读过《商君书》吗？”

汉代以后的儒家嘛，懂的都懂，与其说是更像先秦的儒家，不如说更像先秦的法家。

属于是披着儒家的皮，揭开一看，里面全是法家的内核。

而历代王朝，教导皇子皇孙，《商君书》是必读教材。

因为《商君书》主张强国弱民，商鞅认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百姓，使之成为弱民。除此以外，商鞅还认为国家的强势和百姓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百姓顺从法律、朴实忠厚，百姓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

嗯.跟西方在130年后才会问世的《君主论》基本如出一辙。

“大本堂不教《商君书》，但是父亲大人教我读过。”朱瞻基答道。

“读过《错法》篇和《去强》篇吗？”

杨士奇轻声道：“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

这里的意思很好理解，就连朱瞻基这种小孩子都听懂了，说的无非就是赏罚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反之亦然。

朱瞻基很聪明，他想了想问道：“所以杨先生觉得，百姓如果自己能获得利益，来自君上的赏罚，就失去了一半的效果？”

“不错。”

杨士奇点点头，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赞同太过开放和扶持商业的原因，若是朝野上下形成风气，那百姓心中的那颗逐利之心就会无可遏制，不仅是朝廷不好管理百姓，而且朝廷控制百姓的手段，也会失效。”

“须知道，小人畏威而不畏德，可即便是朝廷法度刑罚，也不是万能的若是万能的，暴秦、暴隋怎么就亡了呢？”

朱瞻基天生聪慧，不是没有辨识力的儿童，他对是非对错，有着自己的判断，所以略一思考后，说出了直击杨士奇灵魂的话语。

“——可是这样朝廷能有钱。”

杨士奇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童言无忌。

其实包括杨士奇在内的内阁众人，都很清楚，为什么皇帝看中国师，而不是他们这些饱学之士，因为国师的施政方针，完美符合皇帝的利益取向。

漂亮话说的再多，道理在实在，剖析的后果再精确，在皇帝那里都没用。

朝廷缺钱，国师能在不造成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搞钱，他们不能，就这么简单。

坐在龙椅上的朱棣，不在乎杨士奇们所担心的人心啊、统治难度啊这些问题，因为朱棣是彻头彻尾的武夫思维，他手里刀把子够硬，全天下都得听他的，以实用为主，说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没用。

而朱高炽则相反，他没有父皇的条件，同时也是典型的儒家思维，要的是最低成本地有效治理，而且是长期治理。

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他们对待姜星火的政策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如果理解了这种基于受教育程度和人生经历而产生的思维方式不同，那么对于仁宣时期，主动放弃大规模国土的“仁宣缩边”，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后来堡宗的事情，堡宗当然可恨，但要是没有朱瞻基放弃开平卫，导致北京在事实上直接成为北部国防线的一环，那么其实这场仗是不用在土木堡这种距离首都根本没多远的地方打的，对此朱棣就说的很透彻“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而放弃开平卫等一系列前哨防线，缩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使得苦果早已埋下，甚至不夸张的说，女真能跨过长城入寇京师，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见杨先生直接被自己干沉默了，朱瞻基缩了缩脖子，半晌才说道：“姜先生很厉害。”

“是很厉害。”

杨士奇到没有垂头丧气，但是多少有些无奈。

姜星火的出现，对于三杨等人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人生观冲击。

旧时代的一切学术理论、治国策略，似乎都开始失效了，而肉眼可见的是，姜星火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把变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了起来，并且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

在儒家的治理理念确实解决不了帝国那些被掩藏起来的尖锐问题，在各种制度经过三十多年演变逐渐变得僵化且死板的时候，姜星火的变法，就像是给一潭死水里注入了新的源泉。

可对于原本在池水里浑浑噩噩的鱼儿来说，却并非是什么好事。

“下去看看吧。”

马车停了下来，他们身边有不少保护安全的人，所以倒也不用担心。

这是一处路边的商铺，有不少人在排队。

“手里拿着这么多宝钞，不怕被偷吗？”朱瞻基小声问道。

“当然不会。”

杨士奇摇了摇头，由于宝钞泛滥，现在南京城里各个地方的百姓，基本上随身都会带着几张或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的宝钞，这玩意可以说是极其方便随身携带，而且攥着反而不容易被偷。

与之相比，铜钱由于加起来沉重，必须用钱袋装着挂在腰上，这才更容易被人一把捞走。

“穷则思变啊。”

排队观察了半晌，杨士奇叹道。

明朝的市井，始终没有宋朝那样繁盛，这跟官府的不提倡商业发展是有极大关系的，而在此情况下，在这种贫困落魄的环境下，很多商业嗅觉敏锐的人其实缺的只是一个机会，而一旦发觉有改善机会，往往会抓住不松手，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会努力去争取和把握。

因此当宝钞泛滥的同时，各种商业活动也越发兴盛起来。

比如宝钞兑换。

杨士奇又带着朱瞻基走了几家店铺，最后拐进了一个小巷子，进了另一家店铺。

店铺上面挂着“刘氏钱庄”的牌匾，旁边的小旗上，则绣着“刘氏钱业公司”。

这里，掌柜正坐在店内的里间悠闲地喝茶休息，一阵敲门声忽然响起。

“掌柜，有客人。”伙计走进屋子，向掌柜恭敬地禀报道。

掌柜摆摆手示意他退下，继续低头喝茶，过了一会儿才走了出去。

见到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一个小孩，看起来是父子的模样，掌柜微微诧异大人看起来倒是气度不凡，而小孩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惯了。

再往门外看去，有些身材雄壮的汉子，正在用警惕的目光，时刻注视着这里。

“掌柜，我们来做交易。”

听到对方开口后，刘掌柜微笑道：“哦？不知贵客打算做什么交易？”

“卖些宝钞。”

“自是可以的，我们店里铜钱充裕，贵客想换多少应该都没问题。”

杨士奇微微一怔，又问道：“不知是多少比例收？”

刘掌柜哈哈大笑：“贵客这话说得，当然是一比一啊，不过要看宝钞的新旧若是有折损，还得每贯多收一文的折损费。”

“怎么能是一比一呢？”即便是朱瞻基这样的孩子，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你拿着价值一贯（一千文）的宝钞，去街上跟人换一千文铜钱，傻子才跟你换。

宝钞现在实际币值虽然有所抬升，但一贯面值的宝钞，最多也就能换到一百多文铜钱，谁跟你换，直接原地亏八成。

“大明银行有规定，就是这个比例，贵客您看，这写着呢。”

杨士奇接过刘掌柜递过来的文书一看，果然如此。

事实上，不仅是禁绝金银交易，为了稳定币值，大明银行也不允许所有受监管的钱庄，进行超比例的宝钞-铜钱兑换，这种举动不是自欺欺人。

百姓日常用，私下里在黑市换，这都没问题，但是一旦能够公开兑换，那么必然会遭到挤兑，铜钱的存量马上就会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怎么使用的宝钞，使用频率就更低了，相当于自己把宝钞的流动性给弄得更差了。

而刘掌柜见了外面的劲装汉子，更是害怕他们是大明银行派来调查的，无论杨士奇如何说，都咬死了这就是官方的规矩，自己绝对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杨士奇无奈，显然直勾是钓不上来鱼的，于是干脆带着朱瞻基走出了这家钱庄。

但好巧不巧地是，刚走出门，就见到了拉着于谦在实际调查的姜星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