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2章 英人目睹之怪现状(三)

【1月16日。上海。阴。冷。】

在讨论正事之前,我们还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商馆的正常运转出了问题。

很多雇佣的中国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向来都雇佣一些本地人,当年在日本的时候也是雇佣当地的武士在商馆工作。然而同样的问题也再次上演。

就如同当年日本国对我们表现出冷淡态度的时候,很多在商馆工作的武士另寻他路。这里的中国人也一样,包括我们的中国厨师,他们都传闻我们犯了大罪,可能会把他们株连。

而对厨师来说,中国有句话,叫三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他从不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在商馆工作只是因为我们给的银币比别处多。相对于可能要被株连的风险,多出的银币并不值得他冒这样的险。

之所以之前没有走,因为他们知道我去了澳门见那位公爵。在他们看来,或许我会成功。然而等我回来,在门口监视我们的士兵并未离开,他就知道我失败了。

我尽可能和他讲清楚,我们现在只是“嫌疑犯”,而不是已经确定的罪犯。他将信将疑,不得已,我又许诺给他每个月涨几个银币,他才同意留下。

一些往我们商馆送补给品和蔬菜水果的商人,鉴于门口监管的士兵,他们也不敢随意进出,怕惹麻烦。

好在,当地的官员和我有一些交情。我请求这位官员出面解决,送了三瓶威士忌和一些上等的长厄尔羊绒布给他,并且攀谈起当年的交情。这才得以解决。

我和这位善良的、通情达理的官员之间的交情,要追述到很久以前了。当时那位公爵大人还不是公爵,这个官员当时只是在海关负责一些特殊的审查和统计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那位公爵大人提前派来统计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进出口货物量、规模、种类的。

这个官员当时问我,说是公爵大人讲过一个牛顿被苹果砸的故事。他想知道,苹果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味道?并且愿意出一笔钱,搞一些苹果树。

公司特意运来了一批上好的果木苗。实际上,中国人现在吃的苹果,都是公司带来的果木苗。

一批被种在了纬度适宜的文登州,栖霞山。那里是血腥公爵起家的地方,在那里很有威望。另一批被尝试种在了苏北地区的一些河流泛滥留下的荒地中。这两种苹果我都尝过,不得不说,栖霞山的苹果比苏北的苹果好吃多了。

只是,苹果的交情,只能保证我们的补给不会被切断,却不足以保证我们的贸易能够继续。

他们把这一次美洲和欧洲作物的流入,称之为“第二次张骞凿西域”。这种物种交换从前朝就已经开始,不过苹果对他们来说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今天我又谈起来苹果的交情。

那位官员说,如果我们送来的是玉米、南瓜、番薯、土豆之类的东西,或许能够让朝廷对我们更好一些。朝廷首先要保证百姓吃饭,不是吃上苹果,而是一天能吃三顿饭。

他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如果前朝时候不以传教或者强制贸易为要求,而是读懂中国的需求,献玉米、番薯、土豆等新谷,献祥瑞于陛下,解天下之饥荒,只怕贸易早就开启了。

哪怕不献新谷,而是献如狮子、长颈鹿、鸵鸟之类的异兽,一样可以。

我对此表示赞同。的确,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明白这个帝国的行事逻辑,用我们的习惯思维来套用这里,所以不断地遭受着失败。

但是,机会已经过去了。

那位官员和我小酌了几杯,酒后他说,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要做的不是去后悔,而是去吸取教训,避免下一次犯同样的、只是形式不同的错误。比如看到刀刃去摸一下出血了,下一次看到剑刃觉得这不是刀刃于是又摸了一下,那就是不知道总结事物的规律了。

和明显,这也是一个新学系,或者他们朝廷里称之为新学党的。

他们的思维方式很诡异。他也只是个算不上大的官员,像他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已经很多了,而他不是最优秀的,所以只能在这种地方做个六政府编制外的特殊的小官。

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我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他的意思是,朝廷想要芝麻,你却送个西瓜,这就不对。朝廷想要新谷异兽,我们却送来宗教和呢绒,这当然也不对。

送礼和讨好别人,要以别人的需求为准,而不是自以为是。

但,我想了想,觉得这很难。

如果说,在之前,献新谷、异兽等祥瑞,是朝廷想要的。

那么,现在他们想要什么呢?

我想,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些技术,航海钟之类的东西。

这是公司能力之外了。

我仿佛开玩笑一样地说,现在什么东西能打动朝廷呢?

他说,钱。因为他觉得朝廷有新气象,皇帝陛下是要做千古功绩的,这就需要钱。然后他说我们公司不但送来的钱少,还走私鸦片,当然毫无价值。

我笑着说如果鸦片能够合法贸易,征收关税,不就有钱了吗?

他却说,但凡是地里能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存在靠关税赚钱的可能。中国要的,只有地里长不出来的东西。他反问我说,从北极到赤道的纬度、从雪山到峡谷的高度,从西域黄沙到江南水乡,从白山黑水到爪哇南洋,请问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种不出来的?

我对此无法反驳,是的,鸦片也是地里面种出来的。别处能种的东西,这地方也能种。如果这地方种不了,那么地球上就没有可以种植的地方了。

回想了一下苹果事件,我越发表示了赞同。实际上,在上次所谓的为将来金星凌日测量而进行的探险考察中,他们就带来了一些南美的植物,在他们的最南端省份种植。

橡胶、金鸡纳等,也都已经在台湾和海难种下了。就像苹果一样,迟早会铺满的。

临走的时候,出于礼尚往来的因素,他送了我几盒上等的烟卷,以及几块鲸海北极地区的海象或者海狮海豹之类的油脂为原料的香皂。

我感到有些郁闷。

之前我们可以用玻璃、机械表之类的东西作为礼物。而他们只能回以丝绸等。

可现在,他们却用简单机械生产的烟卷、以及制碱业衍生的香皂等回礼;我们却只能赠送酒、呢绒布……

显然,他们的天然碱不足以支撑他们日益发达的玻璃制造业和油脂加工业。或者说,是因为玻璃制造业和油脂加工业和对鲸海地区野兽的捕捉,推动了他们制碱业的发展。

他们在北方有制碱工厂,但是怎么制作的是秘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用食盐作为原料。

因为他们有高昂的食盐税,所以才选择将工厂放在用盐量较少的地方,以防止他们不去生产,而是拿着朝廷特批的盐引去倒卖食盐。毕竟相对于生产,垄断的食盐走私更赚钱。

有一点可以确定,鉴于盐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我国肯定会比大顺更早废除高额盐税。

【1月18日。上海。晴。】

前往日本的册封使团已经抵达了上海。这一次大顺帝国派出了规模空前的册封使团,规格极高。

天津卫、威海卫等地的舰队也在上海集结。一支在大西洋上都足以纵横的舰队,将同册封使团一起行动。

6艘74炮战列舰、15艘巡航舰组成的册封使团舰队,让我嗅到了浓浓的威慑味道。

舰队会走一条很老的航线,他们将先前往琉球,然后再由琉球前往日本。鉴于琉球国这几年的表现,“宽仁”的皇帝恢复了琉球的王爵,这一次也是顺便去琉球告知的。

我想,这其中的意思,更多的是出于他们的天朝体系来考虑的:琉球虽小,亦在天朝体系内平于日本的王爵。只要天朝体系还在,天朝就有义务存续祭祀。同时也是在告诫各藩属国:做得好,就是王爵;做不好,琉球也不是没被降等过。

当然,在这个册封日本将军的日子之前,先恢复琉球的王爵,实在是有些特殊的含义。

他们的舰队,就是保证这种特殊含义能够被日本所接受的武力保证。不过,日本幕府还是乐于接受的,因为他们甚至要依靠大顺海军的力量维系锁国政策,保证各个藩国不会和大顺展开走私贸易,以压制他们的力量。

与其说是锁国政策,不如说是幕府试图独占关税和贸易收入。

日本国彻底失去了大海,大顺的舰队明确警告过日本:舰队规模,也是礼制的一部分。

陆军无所谓,你们愿意养多少武士就养多少武士。

但是,舰队不在此列。

他们将舰队超标,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但是在天朝体系内非常有威慑力的罪名:僭越、逾制。

大概,皇帝把舰队的桅杆,当成了他冠冕上的冕旒。

僭越和逾制的罪名,非常严重。

大顺帝国在威海卫、天津卫、伶仃洋的舰队主力,保证了他们可以惩罚这种犯罪。

实际上,海军这种东西,只有第一是有意义的。第一之下,都是暂时没有沉没的存在。

在此时的风帆下,我认为可以把地球分为两个海域。

太平洋和大西洋。所以,可以存在两个第一,因为遥远的距离,使得二者不可能发生倾尽全力的海战。

大顺帝国在太平洋上的绝对优势,使得他们有资格作为太平洋的天朝。

这一次册封,我们这些“五服之外的蛮夷”里,最高兴的就是法国人。因为大顺的册封使团携带的礼物里,有大量的人参、珍珠。

大顺已经明确地向我们传达了大皇帝的态度,对我们在北美攻占路易斯堡表达了严重的不满。大皇帝说他不想干涉外夷之事,但我们走私鸦片,让他很不高兴,而且在圣谕发布之后还不收敛。所以他会拒绝购买英国商船的人参——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我们不归还路易斯堡,就算我们挖到了人参,他们也不会买。

贸易什么、禁止进口,这是各国的自由。但实际上,这正是中国的无耻之处:除了卖给他们,我们还能把人参卖给谁呢?

如果不卖给大顺,那么人参就是毫无价值的草根。路易斯堡和加拿大的价值也就锐减了。

日本也喜欢人参,但我很清楚,就算我们去了日本,也会被幕府那边派兵赶走的。

这关系到东方帝国体系内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名分。

大顺帝国可以让德川氏为幕府,也一样可以帮助其余的封建国解散幕府。而大顺支持德川氏的唯一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吧。

大顺掌握着儒家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说幕府合礼,能找到其合礼性;说不定哪天就有博学之士上书其不合礼,那就不合礼。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一定要在殖民地扶植名不正言不顺的,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压迫国内其余势力。

回想公司在中国的失败,我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专门的、培养殖民地人才的学校,考察殖民地的文化、信仰。

了解他们,才能统治他们。

这是从王国到帝国的必经之路。

(本章完)

第903章 英人目睹之怪现状(四)

【1月19日。上海。晴。】

我不得不说,公司的大部分人都是蠢货,根本没有什么头脑。

大顺对日本的册封,引起了我们的讨论。

当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在日本失败,最终全面撤出日本。

在这种时候,当然是担心公司在中国也遭受和在日本一样的命运。

公司的参赞等人,完全不懂我们为何成功,也不懂我们为何失败。

他们认为对日本贸易的成功,是由于三浦按针。并认为法国在中国的成功,因为白晋等传教士。

实际上,他们完全是错误的。

但有一点可以讲清楚,我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当年撤出日本的情况,是相似的。

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知道我们到底如何才能留下中国。或者说,公司的未来,到底该往什么方向努力,该如何改变公司原本的业务。

公司的大部分人,都夸大了三浦按针的作用。

我可以明确的说,公司在日本的成功,与公司在日本的失败,与公司的努力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公司在日本的成功,是因为那些天主教大名在关原之战中基本站在了另一边。而公司在日本开展业务的时候,恰逢大阪之战即将开打,大量的天主教大名追随丰臣家。

我们不是旧教国家,所以德川氏找到了我们,试图与我们合作。

公司得到的第一批订单,就是200斤用来制作火枪子弹的铅。随后增加到4000斤。

以及得到了大约二十门大炮的订单。

可以说,公司在日本看似成功的原因,与公司的努力毫无关系。

完全就是日本方面的需求。

大阪之战后,不再不需大量的铅弹、钢剑、大炮,公司的业务就飞速萎缩。

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公司在战后,拿不出日本所需的上品。而在战前,许多天主教徒站在了丰臣家那一边。

我们能卖的,荷兰人一样能卖,而且质量更好。

我们不能卖的,荷兰人也能卖,比如香料之类。

公司在日本根本就没成功过,看似短暂的成功,不过是大阪之战的战时需求。

一旦战争结束,公司撤出日本是迟早的。

我们在东南亚竞争的失败,已经注定了我们在日本贸易的失败。谁是东南亚贸易竞争的获胜者,谁才能在日本站稳脚跟。

荷兰人证明了我的观点。

21年我们与荷兰合作炮制平山常陈事件;23年安汶岛屠杀,荷兰人对我们动手;23年末我们就退出了日本。

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能卖的呢绒卖不动;我们之前有大量利润的铅块,战争结束后卖不动;日本人想要的香料,我们弄不到。

所以,有没有三浦按针,是否影响德川家向我们购买火枪用的铅块?是否影响日本战争结束后,不再对铅块有大量需求?是否能影响我们的呢绒是否畅销?

如果能,那么他的作用巨大;如果不能,那他的作用有多少呢?

同样,在中国问题上,难道不是一样的原因吗?

我们能做的事,其余贸易公司也能做。

公司只有拿出“我们能做的、其余东印度公司做不了、我们无可替代”,才能取得对华贸易的真正优势。

否则,大顺把我们驱赶,不要说影响其经济,就连单纯的对外出口都无法影响。即便他们没有西洋贸易公司,瑞典丹麦法国普鲁士也会高兴地分走我们的份额。

而我们能做的、无可替代的一样东西,既是茶叶关税。我国的喝茶人口,是欧洲之冠。甚至可以说,包括瑞典丹麦在内的大部分公司在中国买的茶叶,都流入了我国。

只要解开这一点,那么公司就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以茶叶关税向中国讨价还价。

而现在呢?我们手里有任何筹码吗?

只有先降低关税,才能用提高关税做筹码,讨价还价。

现在关税这么高,我们是没有任何筹码的。

可偏偏,议会的那群蠢货,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应该从荷兰那里学到足够的经验。

荷兰人能够在日本站稳脚跟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东南亚。

我们如果不能降低茶叶关税、却还想要在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就需要得到印度。

足够近的距离,才有足够大的贸易额。从英国到大顺,棉花粮食都是无利可图的,因为运费和周转;而如果我们离得足够近,即便是棉花粮食这样的低利润的商品,也有利可图。

我说,不要再在中国这边做任何努力的尝试,毫无意义。

我说,要解决中国贸易的困境,要么在孟加拉解决、要么在西斯敏斯特宫解决。

总之:

【中国贸易的问题,无法在中国解决】

然而,他们却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

呵,一群蠢货。

甚至还有蠢货认为,应该再去告御状,说明白这一次澳门的鸦片贸易和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要大顺官员学学法律,弄清楚责任关系。

甚至,有蠢货建议,在皇帝过些天可能来松江府的情况下,绕开军队的监视,去拦路告状……

我很震惊!

躲开监视的军队,去拦截皇帝的御驾?

去和皇帝讲什么犯罪的直接关联和间接责任?

上帝啊,公司为什么会派这样的蠢货来中国?

敌在利德贺街!

【1月20日。上海。天气未知。】

我拒绝参加那些蠢货的讨论。躺在床上一整天。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弱智的决定,我只能选择在2月4日跟船离开。

我可不想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一生。

公司内部当然可以存在争斗和勾心斗角,但却不能因为派系缘故,派一些根本不懂东方现实的人来中国。

他们用在美洲、非洲、甚至印度的经验,来套用中国。

这是对每一位股东的犯罪!

【1月21日。上海。天气未知。】

我依旧拒绝出席他们的讨论。不过公使先生站在我这边,他认可我的看法,看来至少他们不会做出极不明智的决定。

无论如何,我要给董事会写一封信,并且中途需要印度方面的建议。

这件事,只有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来决定。

幸好,公司的股东大会的特点,决定了我很有胜算。

根据1689年的垄断授权法案,公司董事长不再由政府任命——以此,作为迎接荷兰人做我们国王的条件。

他不答应不再由政府任命董事长,我们便不认他做国王。

之前的国王对我们的控制太紧了,我们必须把他赶走。荷兰人乐于接受这样的条件,我们也乐于要一个这样的国王。

同样,当年的垄断授权法案,也进行了针对他们的修改。

公司只有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才有推选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只有2000磅以上的、且必须在英国出生的人,才有成为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但是,无论有1000磅的股额,还是1000000磅的股额,都只有一票。

这可以保证,自我而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皆无票权。

王室、大贵族、地产所有者、大投机商,他们在董事会的推选中,无论拥有多少股本,也只有一票。

而那些穷人,小职员,出资低于1000磅的,没有任何资格参与公司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让公司的董事会,由一群稍微聪明一点的、脑容量大于野兽的、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精英商人们控制。

也确保了公司不会被王室和政府控制,拥有真正的自由。只要不是垄断授权法内的义务,公司无需去做。

这也保证了,公司真正掌握权力的董事会:

既不需要狂热爱国,搞出类似于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表态——出于利益支持对西班牙开战的,是在西印度和美洲有贸易的;而主导舆论态度的,却是那些低级的、没什么钱的狂热的人群。本公司的董事会制度,杜绝了被狂热主导的可能。

也不需要事事听从政府和国会的统治,避免了法国或者西班牙那样的情况——主导他们贸易的,是政府。而政府总会给公司添加太多的国家义务,比如培养海员、比如履行军事义务、比如捐款、比如移民等。

这一点,大顺的贸易公司也存在,而且更加严重,比如要履行军事义务、要履行培养海员水手的任务、要配合作战提供后勤支持等。

或许,区别就是大顺的货物不愁卖,否则他们这么沉重的非商业义务,一定难以为继。

大顺的商人很羡慕我们公司的制度。

可惜,他们没胆量、也没能力学我们,绞死自己的皇帝,请一位外国人来当天子。

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

依照委任状第七款之规定,我这样级别的公司高级员工、且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是可以提出召开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提议的。

只要董事会半数通过,即可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转型之问题。

依据1726年之新授权法,公司董事会可以自行制定法律、开设法院、制定税收政策。这已经为公司的转型铺垫好了一切。

现在,需要的,就是我这样的、以及在印度等地的公司高级职员,写一份非常明确的企划书,说明公司转型、加大在印度投资、摆脱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以及这么做将为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即可。

既然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那么我这份建议书的出发点,也应该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展开说明。

我认为,只要外面还在开会的那些蠢货还没有做出真正愚蠢的决定、使得中国方面勃然大怒把我们全部抓紧监狱,我就有机会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方式,调整公司的战略。

影响公司转型的,只是很多人的思维定式。

谁说,一家公司盈利,一定要靠贸易或者生产呢?

收税也可以盈利啊。

荷兰人都知道,如果股票投机和炒作可以盈利,那么盈利就好,为什么非要贸易和生产呢?

我想,我应该能够说服他们,对华贸易的利润依赖,会让我们陷入VOC一样危险的境地。

毕竟,我是公司里最懂中国的。当年的茶叶事件和对荷兰公司竞争,我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不知道印度方面,会不会有一个真正懂得印度看似阔大,实则不堪一击的人呢?

但愿印度方面的公司高级员工里,有一位我们自己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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