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6章 死与复仇(七)

谈钱,并不伤感情。

大唐让蛮族出兵,也需得答应长安之金帛、女子皆归回纥;大明喜迎东虏出兵,也需得赠漕米十万石,金银数万。

很正常的情况。

虽然说英军还不至于攻到巴黎,但是北美的路易斯堡、西非的塞维利亚、加勒比的瓜德罗普,亦算是皆赖大顺之力得以保全。

况且,就算攻到巴黎,法国也不是没有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之事。

李欗心里很清楚,他这个亲王、殿下、大帅,自己的土地、财产、财富,源于大顺。

帮着法国击败了英国的海峡舰队,在欧洲史上,或可算是“他改变了欧洲”这样的名气。

但问题是他的一切身份、地位、财富,皆来自大顺。

这种海峡决战的“不世之功”,是欧洲的不世之功,可不是大顺的。真要是打了海峡决战,回去说不定圈禁宗人府之类的待遇。

故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态度,既不会因为几句吹捧就大笔一挥,带着大顺二三十年攒下来的舰队去给他人做嫁衣裳;也不会因为所谓的含蓄内敛,就不提两国合作要谈利益的基础。

德·拉·克鲁倒也不是不知道大顺这边一贯态度,只不过,李欗说的这番话,还是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

一种法国人在欧洲养成的骄傲所带来的不舒服。

李欗说,要把直布罗陀的俘虏,全都送回英国,制造恐慌。

这倒不是不对。

包括在德·拉·克鲁看来,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

他目睹了大顺对英军方阵的可怕炮击,也目睹了战场上的残酷血腥,相信这种亲历者的恐惧,靠着这些被俘的士兵的嘴,很快将传遍英国。

问题是……这件事,大顺和法国商量了没有?

李欗连商量都没商量,不是和法国人“商议”,而更像是“通知”法国人:这仗是我们打的,这些战俘我们处置,我们就告诉你一声我们准备怎么办。

事实就是如此,这一点毋庸置疑。

法国的土伦舰队没多少船,攻打直布罗陀的主力也是大顺的工兵,可是大顺这边的天朝傲气,让在欧洲当惯了霸主的法国,总有些不舒服。

加之现在直布罗陀已经攻下,大顺这边也很自豪自得地说出来从一开始的战术构想。

这当然是一种胜利之后的装犊子需求,人之常情,展现出大顺这边一种“尽在掌握”的心理优势。

直布罗陀之战结束之前,大顺这边,也并没有告知法国自己的战术构想。

法国全程就是一种“被中国人利用”的感觉。

在西班牙港湾里的种种准备,现在看来,都只不过是大顺这边引蛇出洞计划的一部分。

德·拉·克鲁对此,心里肯定是存着疙瘩的。

他倒是也不指望这边能直接给出一个符合法国利益的肯定回答,但是试探一下还是必须要做的。

但试探之后,大顺这边的态度和那种仿佛“我们才是主力,你们就是打打配合”的那种感觉,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殿下,虽然法兰西和贵国相距甚远,宗教和文化不尽相同,但我想,有一个故事您一定是听过的。并且这个故事,应该在全世界都有不同的版本。”

“比如铁木真折箭的故事,比如普鲁塔克记载的斯泰基国王折箭训子,甚至似乎按照传教士的说法,日本那边也有毛利元三矢训的故事。这个横贯欧亚的故事,我们都应该听过。”

“现在法兰西与贵国的同盟,面临着一样的敌人。”

“在这个敌人被击败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仔细讨论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当然,直布罗陀之战,这是双方都认可的战略。”

“但之后呢?”

李欗皱了皱眉,反问道:“之后?天朝反对你们登陆苏格兰的计划,并不是因为其余的原因,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个计划本身风险太大。”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天朝是最有资格讲这种事的。”

嘴上说的原因,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还是大顺不希望法国称霸。

因为其实大顺这边,也非常讨厌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和本土工业替代经济策略。

英国有棉布禁止令,法国也有。而且法国自己也有丝织业,也有许多和大顺重合的产业,法国的殖民地贸易政策和英国差毬不多。

就像是对男耕女织的小农阶层而言,商品和资本是谁的、是英国的还是大顺自己的,本质上并无区别。区别在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属性,是哪家的。

此时大顺参与欧洲战争的目的,也是一样的。

英国来执行航海条例,和法国来执行重商主义,对大顺的资本而言,并无区别。

这是真正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大顺自己是如何开国的,也影响了大顺的判断。

既然当初东虏入寇、神州陆沉的时候,大顺这边扛起来了保天下的旗帜。那么,易位思考一下,登陆英国,一定能传檄而定吗?

只怕未必,反倒会激发英国的反抗情绪,甚至可能导致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向心团结。

如果真要是有个“正统”继承人,就能传檄而定的话,那事情倒是简单了。

但大顺知道,事情并不简单,真要是搞出来英国人民的自发起义,保英国保传统保国教,就凭法国登陆的这点兵力和斯图亚特这点人,怕是根本不够看。

因为大顺经历过,所以大顺知道那样的人民拥有怎样的力量,故而对于登陆苏格兰一事,素来觉得“王者归来、传檄而定”这种事,过于扯犊子,有些想的太简单了。

斯图亚特家族,又算个锤子的正统?

而圣公会和清教徒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就是清教徒觉得圣公会就他妈是换了个皮的、不听罗马教廷的天主教,这种情况下,英国还有多少正儿八经的天主教徒?

这是大顺从理性角度反对登陆苏格兰计划的原因。

这事儿,并不靠谱。

而且,这么说,也算是名正言顺地反对法国的冒险计划,至少说得过去。

德·拉·克鲁听完李欗的解释,以及让翻译给他仔细解释了一下“传檄而定”的意思,终究无可奈何。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法国这边也有自己的考虑。

法国,抽象的法国,具体的法国,波旁家的法国,贵族特权阶层的法国,城市工商业的法国,并不是一个法国。

之前因为征税问题,发起的巴黎沙龙的征税讨论,已经闹出来事端了。

打仗,是要花钱的。

钱,是要人出的。

谁出这个钱,是要说清楚的。

特权阶层出?

平民百姓出?

工商业阶层出?

这件事总得说清楚,毕竟之前财政困难的时候,不合格的封建君主,竟然以为自己可以借助中层压特权阶层,傻呵呵地发起了征税大讨论,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现在法国这情况,牵扯的问题可就多了。

的确,大顺这边参战,的确让法国的国债购买数量增加了。

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金融资本,原本看好英国,现在看好法国。

资本嘛,无非买期货,谁的看涨买谁的呗。

问题在于,金银贵金属时代,借的钱,不能靠印,而是得用真金白银来还。

现在,国债能借到,至少比起之前汉诺威冒险失败之后,更容易借到。

但是,借的这些国债,将来得还啊。

法国经常赖账,但是现在不想赖账,因为现在再赖账,容易自己先爆炸了。

不想赖账,就得还。

怎么还?

用谁的钱还?

又不能印钱,这年月印钱也没用,没人认。

影响特权阶层的二十一税还要不要继续收?

特权阶层要不要继续有免税额度?

北美的人参貂皮贸易、加勒比的蔗糖烟草贸易,这些利润谁拿的?他们要不要为继续战争而出钱?

胜利,能解决一定的问题、压制一定的矛盾。

但,历史上,英国打赢了七年战争,然后呢?

打赢了七年战争的英国,终究因为税收问题、偿还国债、殖民地开支等问题,丢了北美。

印度,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战略。哪怕在七年战争结束的时候,王冠上的珍珠依旧是加勒比的小岛,印度排不上号。

如果按照此时英国对“财富”、“贸易”、“经济”的理解,在印度并没有那么大价值的此时的理解程度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是英国丢了北美。

此时的法国也是一样。

战争的胜利,可以掩盖一定的问题、压制一定的矛盾,但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法国有其特殊性。

巴黎可以打赢整个法兰西。

大顺和英国都不是的,英国的乡绅依旧牢牢把控着英国的政治、他们的统治深入乡村;大顺也是,一个京城打不赢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但法国不同。

路易十四之后,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开始变化,而巴黎逐渐拥有了可以打赢整个法国的实力。

换句话说,巴黎的舆论、巴黎的中产阶层、巴黎的启蒙贵族……等等这些人,他们的话语权可以影响整个法国。

继续战争之后的债务问题、税收问题,这些东西不解决不行、解决也不行。

解决就得战争、起义;不解决,还是战争、起义。

故而,此时的波旁法国,已经不想打下去了。

或者,豪赌一场,登陆苏格兰,吃英国的血肉,把法国的债务问题压下去。

或者,不打了,和英国和谈得了,用大顺吓唬吓唬英国,拿到足够的好处,直接收手和谈。

亦或者,大顺和法国合伙,一起把荷兰吃了。用刀枪和大炮,逼着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商人,再大量买进低息的大顺和法国国债,不买就打。

然而,这三件事,没有一件是大顺此时想要做的。

这就是法国和大顺之间的根本性分歧。

中法同盟,在直布罗陀被攻克之前,两边真可谓是“亲密无间”。

但伴随着直布罗陀被攻克,战争的性质就变了。

法国,希望利用大顺,吓唬英国,达成对法国有利的条件,就不打了。奥利地或者俄国太强了,普鲁士被彻底瓜分,对法国也不是件好事。毕竟,之前可是和奥利地打了上百年。

大顺,希望利用法国,看住英国,从而让自己的商船和巡航舰,争取到对大顺有利的条件。没有法国的威胁,大顺这点舰队,在大西洋掀不起什么风浪,英国的海峡舰队可以直接把大顺的舰队赶回好望角。

大顺和法国,都渴望胜利。

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胜利后想要的条件,两国截然不同。

法国现在想要的条件,无法单独达成,必须要大顺的配合。

大顺想要的条件,也无法单独达成,必须要法国的配合。

但是,大顺想要的战后条约,不是法国想要的战后条约。

法国真的打不动了,再打下去,内部多半要炸了。

大家各怀心思。

德·拉·克鲁这才讲了那个横贯欧洲各种不同版本的“折箭故事”。

只不过,当做故事来说,还好。

可要是当做历史来看,折箭故事里所有的当事人,好像并没有因为这个简单直白且非常正确的折箭道理,就真的兄友弟恭相亲相爱团结一心了。

鉴于此,德·拉·克鲁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么,贵国要把英国俘虏送回伦敦这件事,法兰西应该也派人一同前往吧?”

李欗对此倒是和爽快。

“自然。便是你不说,我也会要求你们派人去的。同盟之间,最忌单独与敌人接触。我们只是去威慑恐吓的,你们不去,我们这边反倒说不清楚。”

(本章完)

第1287章 死与复仇(八)

话虽如此,但两边根本性的分歧并未得到任何程度的解决。

送俘虏回伦敦,这件事本身,可以有各种不同意思的解读。

事情就是这么事儿。

不加感情的描述,就是“中法联军攻克了直布罗陀,把俘虏送还英国”。

但,做事,尤其是这种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博弈,是不可能不加感情的。

送俘虏这件事,可以加上多种不同的含义。

可以是恐吓:

听听这些俘虏们,经历了怎样的地狱般的三个月?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描述窜天猴所引发的直布罗陀火狱的?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评价大顺最后用炮兵轰击他们方阵的血腥?

也可以是示好:

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可以和谈了,我展现了我足够的诚意;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两国之间可以单独媾和了,神罗内的事你们以后别掺和了,我来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仲裁者,你们汉诺威的这个帽子可以扔了;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其实真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你的财政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就像是后世的一些体育比赛一样。

可以是单纯的足球、单纯的乒乓球的体育竞技。

但也可能,某场球赛的结果,引发了一场死亡几千几万人的战争;也有可能,一场球赛,引发了两个敌对国家的外交破冰。

送还俘虏这件事,本身是单纯的,但却可以赋予许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意义。

中法两国的同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只不过,在大顺正式出兵之前、在大顺的舰队与直布罗陀击败了爱德华·博斯克恩的舰队之前,法国无路可走,不得不和大顺的外交官“相谈甚欢”。

然而,一旦直布罗陀被攻克,中法之间的分歧,也就是关于“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战后的条约怎么签”的问题上的分歧,也就不可能再其乐融融、搁置分歧。

两者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法两国生产力的巨大区别。

这个区别……

简单来说,以英国的《航海条例》为例。

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还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精炼后的重点,是反对英国?还是反对《航海条例》不管他是哪国的?

这个“重音”放在哪的区别,推广开来,超脱狭隘的《航海条例》,就是中法之间关于战后分赃的分歧所在了。

而战后分赃的分歧,终究还是要看这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才能确定最后和谈的时候能拿到什么样的条件。

大顺的新学一系,是否理解大顺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到底需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虽然他们未必十分精通,亦或者他们未必能够全然理解大顺的诸多要求和条件其原因和目的。

但是,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只需要略加给他们一点提点,他们就能理解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是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下的世界观下的本质。

就是类似于“羊跪乳、鸦反哺”之类的事,不同的三观和意识形态,所看到的“羊跪乳”的本质是不同的。

有的三观,毫无人味儿:因为站着喝不得劲,所以跪着喝。为什么站着喝不得劲?因为小羊出生就长得高。为什么小羊出生就不小,而人出生还需要父母家庭照顾?因为羊这玩意儿没有社会性,出生就可能被狮子饿狼吃了,小羊只能长的大一点再出生,所以出生就高方便跑,不然就得被吃了,长着长着就只能跪着喝奶了,要不不得劲,这就好比你没有葫芦瓢,那你在溪边河水的时候不跪下来把嘴塞溪水里喝?

有的三观,则温情脉脉:因为小羊孝顺,孝是天地至理,所以小羊也知道要跪着喝奶。

很显然,大顺这群新学一系的人,学的都是些“全无人味儿”的道理——这也就是大顺的儒教保守派,用大顺新学这群人做例子,攻击颜李学派那一套由外而内狗屁不通的一个典型:你看,新学那群人,学的都是“艺”,而且六艺精湛。按你们颜李学派的说法,儒家是可以由外而内、从外部功法技艺催生儒家内力的,学艺、精通艺,那么就会体会儒家的真谛内核了。怎么他们这群六艺精湛的,练的内核一个个都没人味儿了?

至于说,新学本身在大顺并没有那么大的阻力,则因为新学在大顺传统士大夫看来,是术,不是道。

不是诸子百家、杨墨邪说,最多也就是墨家的那些技巧、兵家的那些阵法。

是术,不是道。

而且,大顺的新学本身有着大顺开国之初建武德宫,搞均衡的底子。

在这个底子之上,大顺的新学,似乎都只是在教技术、数学、几何、算数、经济这些“术”。

而刘钰,也从未在新学里教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好公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等等,全都没教过。

他只是教了一些“经世济用”之学。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三观觉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为他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大顺的主流,则认为上层建筑是道、经济基础是术,所以对新学并不抨击,因为这不涉及到和他们争夺正统道统,因为新学不怎么教上层建筑。

具体点说,大顺的传统派的三观,认为,甲、乙、丙……这是道统之争。

而新学并不教乙、丙、丁,所以他们不是威胁,也不是主要敌人。

但新学的幕后黑手所相信的三观,是甲、乙、丙,只是1、2、3在道德层面的映射,所以他不教甲乙丙丁、但是他却教1234,并且坚信现在的甲的经济基础是1,所以他只要把1换成2,那么抽象的映射就自然从甲变为了乙。

他是要把甲干爆,变成乙。

但他不说乙是对的、甲是错的,而是在悄悄把1变成2。

故而,在天朝内部,就拿抨击颜李学派的“由外而内”这件事来说,传统派的确拿着新学这批人做例子,但却不是抨击新学派,而是用新学派作为证据,来攻击颜李学派,证明他们的由外而内的思想,是异端。

因为他们的三观,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们不提防经济基础,只提防上层建筑。

那么,刘钰在新学教的“经世致用”之学,都教了些什么?

基本上,他教的,还是老马的那一套东西。

只不过,老马的那一套东西,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来的。

另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没的。

鉴于此时的经济基础,后半部分不用教,教了也没有用。

所以,刘钰只教一半。

或者说,只教“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这一半,甚至只是一小半儿。

而这一半关于“怎么来的”,这就使得新学一派,实质上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一次大顺参加欧洲战争、或者说大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都是新学一派的。

不管是战争、谈判、外交、还是贸易,都是新学一派在操办。

所以,实质上,新学一派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依据这个意识形态,对战争有自己的“本质”理解。

那么,只一半,是怎么说的?

【原始积累的种种要素……是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赋税制度、关税保护制度、产业扶植制度的达成一体的综合。】

【这些东西(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赋税制度、关税保护制度、产业扶植),都需要利用国家的权力。】

【利用积累起来的、组织起来的国家的社会力量,像温室一般,保护助长着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并且像温室助长一样,缩短这个转化的过程。】

【这种国家权力的强力,是一切孕育新社会的产婆。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当然,刘钰也只教这一半。

很多东西,他或者逆练,或者只说一半。

比如:

【殖民制度,像温室一般,促进着贸易与航海业的增长】

比如:

【专营公司、垄断公司,是资本积累强有力的杠杆。殖民地为处在萌芽状态的制造业,提供市场。】

【更重要的,是依靠国家的强力(如军队、舰队、大炮、航海条例、缉私等),达成市场的独占,引起加强的蓄积】

【在母国之外,由劫掠、奴隶化、杀戮等手段积累的财宝,都流回母国,转化为资本。】

【在1648年,(先玩这一套的)荷兰,它的渔业、海运业、制造业,都凌驾于其余国家。荷兰共和国的总资本,恐怕比欧洲其他一切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刘钰并没有教这一半的后一半:1648年,欧洲一切其他国家的民众加在一起,也没有荷兰的税高、没有荷兰崩溃的小农的工作过度、遭受商业资本南洋凶暴的压迫,以至于起义频发。

既然话只教一半,那么实际上主导和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顺这边的新学一派,当然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以李欗为首的高阶军官,或者说新学一派在军队、政界的代言人们,怎么看待大顺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答案显然易见:

以国家的强力,军队、大炮、火枪、军舰、战争,来像温室一般,保护助长着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并且像温室助长一样,缩短这个转化的过程。做时代的产婆。

新时代什么样?

他们眼里的概念,却又是片面的、纯粹生产力角度的:机器生产、布匹有的是、盐有的是、白银积累、商品粮价稳定——简言之,即,特殊性和地理优势与先发优势的“纯粹生产力视角”的松苏模式,在天朝推广。他们眼里,并不涉及上层建筑和政治构建。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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