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5章 分赃大会(二)

这个条件听起来,好像对双方都有利——对东印度公司就不提了,对大顺,也是提振了大顺的棉布出口。

但刘钰对这个条件,并不是太热心。

大顺差的,不是出口额度。

而是销售终端的渠道。

满清搞的十三行,并不影响对欧出口换金银,这一点是要理清的。

但影响的是满清没有远洋舰队、没有贸易垄断权、没有合格的后备水手、没有航海术的进步、缺乏对外部世界变化的了解,而不是说贸易额不够。

刘钰不需要大顺提振一点出口量,需要的是大顺打破欧洲的“运输和销售”垄断。

区别就在于,十三行和各国东印度公司,是合作的,一个买家一个卖家。

大顺的贸易公司,和各国东印度公司,是对抗的。

大顺差的不是出口,差的是出口的运输、零售。

他一直担心李淦走上满清的老路,就在于他认为,在马六甲一口通商,和在广州一口通商,在对外扩张催动内部变革上,并无太大区别。要主动走出去这一步,才是最难的,尤其是看起来不影响赚钱的情况下,朝廷怕无动力主动往外走。

现在杜普莱克斯提出这个条件,不是说对大顺一点好处没有。

而是,刘钰和法国还有很多需要交换的利益。

自己说出来,让法国通过这个法案,难度不大。

然而,这是需要拿东西换的,而对大顺来说,要换的利益多了,他怎么可能把交换放在这种他根本不在意的事儿上?

况且本身他对法国东印度公司就有戒心,将来准备坑一把的,怎么可能给东印度公司输血?

这一次来法国,不但不给法国东印度公司输血,还会试图让法王,拿到西洋参和貂皮毛衣的专营,让东印度公司单纯当个跑腿的,削弱其力量和潜力。

“杜普莱克斯先生,这件事,显然对我们也是有利的。这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的棉布出口。我会认真考虑的,也会在凡尔赛宫提一下这件事的。”

“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拿到一些贵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各项禁令、关税。需要制定一个更详细的计划。”

“在前往凡尔赛宫之前,我希望您能尽快将这些资料送来。”

杜普莱克斯听到刘钰很高兴,也很支持,忙点头同意。

他一走,已经提前几年来到法国“踩点”的威海系的“留法”人员,就赶忙来拜见刘钰。

寒暄问候之后,这些先期踩点的人员,就刘钰最关心的贸易问题,猛倒了一堆的苦水。

“科尔贝尔说:他过于强势的国家干预政策,使得法国的商人只要有希望借助国王的一纸命令走捷径,就不会去想着通过自身的努力却克服经营中的困难。然而这些企业不可能不遭遇瞬息万变的形势,如果企业经营者陷入困境时自己不努力自寻出路,没有哪一个权威部门可以越俎代庖、包治百病。”

“但他又说:法国的贵族势力过于强大、教会势力过于强大,与英国以及荷兰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强烈的国家干预、财政补贴、国营工厂、国家的计划性投资,每年都会损失上千万英镑的财富于对外贸易上。”

“他很清楚强势国家干预的弱点,却也知道这是反抗英国荷兰贸易入侵的唯一办法。”

“科尔贝尔死了六十年了,可是至今他的这一套政策,对中法之间的贸易,还有严重的影响。镜子、丝绸、蚕丝,天鹅绒,茶叶……这些东西,或是本国能生产的、或是有替代品的,法国都征收‘禁止性关税’。用来保护本国工业。所以,法国人喝咖啡,不喝茶;所以,大顺的丝绸,在法国卖不出去;也所以,法国自己的瓷器基本也能满足需求。”

先来的人员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也算是一场专门寻找问题答案的方向:在威海时候,很多参与贸易的威海系的人心中疑惑的“中法之间的贸易额,为什么比丹麦、瑞典少那么多?为什么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能破产重组好几次?”

刘钰的身边,是他们从法国购买的一些法国本地生产的瓷器。

论质地,和大顺那边的瓷器,着实差了不少。

但外行看起来,已经是颇有东方风格了。

这几个早几年来到法国的威海系的人,从箱子里摆出了一件件瓷器。

一个弥勒佛、大肚子,开腿坐着身前有个大罐子的储物罐。

一个釉彩图案是几个穿着汉服的家人,坐在一张八仙桌旁、拿筷子吃饭场景的瓷罐。

一个外部装饰是一些中国小孩放风筝造型的钟表,小孩子的发髻清晰可辨,只是钟表的数字是罗马数字。

这些,都是法国人自己烧制的。单看外表,味儿,已经很浓了。

“这是孔代亲王自己开办的陶瓷工厂,这不是真正的瓷,是假瓷。但看起来,已经像是那么回事了。在尚蒂伊城堡,假瓷厂就在那里。有了这些假瓷,法国人倒也不必从本朝购买大量的瓷器。”

“还有法国的丝绸,我们也去看过。绸布质量一般,但在关税目录里,丝绸属于是‘禁止性关税’的范畴,关税高到外来的丝绸根本卖不出去。”

“所谓禁止性关税,不是不让进口,而是要以高额的关税,造成实质上的禁止。你可以进口,只要你缴纳百分之一百五的关税、还能卖出去,那是你的本事。”

“前朝弘治八年,法国人就拿到了蚕种,那年,法国人攻下了那不勒斯,并且俘获了一批养蚕人和丝织匠人。他们开始在本地养蚕,缫丝、纺绸。”

“一方面是高昂的关税,另一方面,每年王室和贵族都有大笔订单,保证丝绸业不会衰落。”

“科尔贝尔时代,又搞过一次全国产业规划、手工业标准化法令,以及绝对关税保护政策。”

“本朝和法国之间的贸易……实在是没什么可增长的点。几大件,茶、丝、瓷,都不好卖。”

“整体上,法国的政策就是政府扶植。一些无法自产的商品,科尔贝尔认为靠自由竞争,根本争不过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国家。所以,就要提升关税、加强管控、政府投资、政府订单、高薪聘请外国工匠,先完成从无到有,然后一点点提升。”

“法国大门紧锁,曾经为了迫使法国打开大门,英荷联合,对法国进行了十二年的封锁,荷兰甚至有整整三年,一件法国货物都不进口,就为了迫使法国降低关税。但显然,法国人挺过来了。”

听着先行探路者的归纳,把玩着这几件尚蒂伊软瓷工厂生产的瓷器,刘钰又想着杜普莱克斯的请求,心里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滋味。

科尔贝尔死了快六十年了,至今依旧影响着法国的经济,影响着中法之间的贸易。

甚至可以说,这厮的一些政策,也对历史上的红溪惨案有一定的促成——他临死前制定的黑奴政策,和鼓励殖民地种糖的法令,以及大造海军、维系海上霸权的底蕴,几十年后开花结果,使得海地成为了欧洲糖的最大来源地,再加上他制定的“高关税保护政策”,荷兰又没办法用炮舰让法国开关,对导致了巴达维亚前期无序扩张的蔗糖业出现了严重的“过剩危机”是有极大影响的。

包括法国现在仍旧维系的“行政海军、文官掌军”、法国和中国的贸易额始终上不来、法国自己搞的一整套“进口替代计划”等等,都是其余荫。

站在大顺的角度,刘钰相当相当地认可很多年后,不能呼吸事件后,科尔贝尔的雕像被人推倒的举动的。

可凡是他在欧洲反对的,多半都是有水平的;他在欧洲支持的、点赞的,多半都是蠢货。

这些政策确实让刘钰现在非常的难受。

不是说往法国卖货这事,实话来说,他就根本没指望能往法国卖货。法国人养蚕的水平很高——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其中之一叫“里昂【丝织】工人起义”;提起英国人想到茶,提起法国人想到的则是咖啡。

他这次来法国,既不是来谈合作的、也不是来谈利益交换的,这都不用谈。真正要谈的,是战后分赃问题,也就是怎么处置荷兰的问题。

荷兰,是大顺打开欧洲市场的钥匙,也是打断脊梁之后最适合作为买办的国家。荷兰的工业,已经完犊子了,转型成专业买办,没有任何的内部阻力。

分赃,才是要谈的重中之重。和法国压迫性的贸易政策,对将来分赃一事怕有巨大影响。

琢磨了一下,他还是对科尔贝尔的这些政策,做了一个小小的评价,基本算是赞扬和正面的。

“新的东西,不能一下子出现。科尔贝尔搞得这一套,脱胎于行会制度、又与集权的法国结合,算是给旧的经济带来了管理和标准化,但也为旧一套的腐败的蔓延提供更肥沃的土壤。”

“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现在而言,想在法国打开贸易,可比欧洲其余国家难多了。十倍、百倍不止。”

“俄国人学的其实也是法国这一套。国有农民进工厂服役,国家扶植、政府订单。不走这条路,就俄国那个气候、人口、贸易线、港口、运输的条件,这辈子也就和工商业无缘了。”

“现在大家都在搞这一套,都想着当貔貅,只吃不拉,法国又是搞的最严重的的一个,我是不准备和法国谈贸易问题的。没得谈。”

“咱们的货卖不进法国,法国的货也卖不到咱们那。关键是,只要别让法国把整个欧洲都当成他的市场就好。”

虽是和法国结盟,也有合作坑荷兰英国的打算,但从贸易角度上看,大顺是绝对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全面得势的。

科尔贝尔的这一套政策,手段太狠。

虽然他死后,路易十四瞎搞,开始对胡格诺教徒进行迫害,导致大量的手工业者、银行家跑路,但科尔贝尔时代打下的底子,以及国家补贴、政府订单政策,都让法国的贸易大门焊的太死,根本打不开。

科尔贝尔自己说的那句【过于强势的国家干预政策,使得法国的商人只要有希望借助国王的一纸命令走捷径,就不会去想着通过自身的努力却克服经营中的困难】。

意思就是说如果东西不好卖,国家会想办法找市场、找出路的,或是开战破坏他国、或是开战迫使他国降低关税、或是王室和贵族订单,以至于大商人都盼着借助行政命令走捷径。

刘钰整天挂在嘴边的自由贸易,他自己当然是不信的。欧洲没有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个都把关税卡的太死。

法国的工业能力不弱,所以不可能在贸易上达成合作。虽然科尔贝尔后世的名声很差,在荷兰英国更是臭名远扬,更随着英国爆发式成长之后,自由贸易学说兴起,一心搞本土工业保护主义、规划经济的科尔贝尔,更是成了“法国落后”的背锅侠。

也虽然这种仿佛脱胎于旧行会、融合了法国集权的管控模式,的的确确有诸如腐败、缺乏创新、不易累计资本、国家管控过于严苛等等问题。

但于现在,真的是让刘钰无计可施,一点办法都没有——甭管质量好不好,大顺能卖的货,法国基本都有本土替代品。

毁灭荷兰,都远比扩大中法之间的贸易额要容易。

荷兰工业资本,已经快被本国的商业资本自己挤死了,大顺想要打开欧洲贸易的大门,只能在荷兰身上寻找突破口。

怕就怕分赃的时候,法国的嘴张的太大,真要把奥属尼德兰吃了,让荷兰成为附庸可怎么办?到时候,荷兰怕不是全面放开对法国的关税?到时候是卖法国货,还是卖中国货?

还得阻止一下法国分赃的时候,口张的太大。旧荷兰要死,但不能全死,不能死透,不能成为法国的附庸,这就真的需要一些操作了。

好在,有战略思维的弗勒里这个老狐狸命不久矣,志大才疏的路易十五要亲政,只能给他灌点迷魂汤了。

既是莫尔帕伯爵说,路易十五准备废丞相、立内阁,只能说弗勒里死的正是时候。他一死,法国这边应该就没人能制得住这位“我死之后洪水滔天”的国王了。

(本章完)

第666章 分赃大会(三)

刘钰对路易十五不太熟悉,最多听过一些段子。

但既然是段子,真假就很难说。

就如同法国那个著名的段子,玛丽王后问“没饭吃,为什么不吃奶油蛋糕”,源于东学西渐,启蒙学者以“何不食肉糜”这句话编出来的;再比如后世传闻的元末大起义,八月十五吃月饼、杀鞑子,源于印度土兵起义用印度抛饼联络传递信息,被消息灵通的南洋会党借用传播为典故,效果绝佳。

这种穿凿附会讲段子的事,东西方都很熟练,靠段子去了解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路易十五这样的君主,刘钰以中华之史为鉴,倒还是可以摸出一些脉络的。

他年幼登基,本来继承权轮不到他,但是顺位排在他前面的都死了。

登基之后,有人摄政。某个后来当宰相的人,在他年幼的时候做他的讲读,对他非常严厉。

这位讲读成为了宰相,独揽大权许久,制定了一些列的政策和改革。

这位既是宰相、又是家庭教师的人一死,他就推翻了宰相死前的许多既定政策。

这位宰相一死,他就要废除宰相,大权独揽,认为若由宰相,朕将何以治天下。

他在任上打了胜利的三大征,四国同盟战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但在去世前,打了一场失败的、让法国财政崩溃、彻底丧失了霸权地位的七年战争,再也无法压制盎格鲁萨克逊蛮夷的崛起。

法国没有太监传统,所以这位路易十五就相信情人,让情人为自己出谋划策,同时还让情人监督大臣们的举动。

这可能区别在于,中华区的那位,亲妈活着;而法国区的这位,亲妈死的早,故而对女性,尤其是成熟一点的女性特别特别的在意,渴求母爱代偿。

或曰,波旁之亡,始于路易十五,亦不为过。

和这种人打交道,就得摸清此人的心态。

幼年登基没有亲政,祖辈还有一个太阳王武功卓著大权独揽,自己之前要做什么事都被宰相反对,现如今宰相还没死就要废除宰相独揽大权,这种人此时最缺的就是“认同、赞许、夸奖”和拍马屁。

心里有了这么一个大致的判断,刘钰决定这一次凡尔赛之行,将用上他来欧洲以来最为恭谨的态度,溜须拍马,尽可能和路易十五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从而在对待荷兰的问题上,达成一份对大顺相当有利的分赃条件。

在荷兰,私人关系用处不大,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开个集权的会开一年屁都没解决。

在俄国,私人关系倒是有用,沙皇权力可比荷兰的执政官和大议长大多了。但是俄国那边的那个女人太精明,脑袋相当清醒,私人关系换不来什么有利的东西。

唯独法国。

集权,很集权,国王权力极大。

水平,很一般,国王不是雄主。

这样的情况,私人关系就非常有用,也能换来非常有价值的利益交换。

只是,使节团刚刚抵达巴黎,路易十五的面还没见到,已经得病也深知自己命不久矣的红衣主教和丞相弗勒里,就派了他提拔上来的法国财务总监、菲利贝尔·奥利,先来见了刘钰。

之所以弗勒里要在路易十五见到刘钰之前,先派人来见刘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钰这次前往法国,和前往其余国家的身份不同。

去荷兰、俄国,那都是以大顺朝廷的名义,是天佑殿、六政府授权的官方行为。

来法国,则是以“天子私人特使”的身份来的,是要达成天子和法王之间的直接沟通的。

说的更直白一点,去荷兰、俄国,刘钰是朝廷命官;来法国,更像是个天子身边的近侍太监。

法国和大顺之间的外交往来,之前一直都是高层的、非朝廷而是王室层面的。从路易十四时代就已开始,来华的白晋是“国王首席数学家”的身份,而且是白晋先来、法国的“贡船”才去的。

加之这一次谈的东西,过于机密,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弗勒里知道路易十五的水平,也知道路易十五多半会和刘钰进行秘密谈判。

即便重病在身,弗勒里还是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派来。

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国王陛下喜欢战争,但却甚至不知道打仗需要后勤;国王陛下喜欢威望,但却不知道国库收入才是战争的基础;国王陛下喜欢功勋,但却不知道功勋背后的花销有多大”。

老弗勒里知道自己一死,他谋求了三十年的法国和平、休养生息,是绝对不可能了。

而国王懂个锤子的治国?

根本不知道法国的财政问题有多严重,也根本不明白打仗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

既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国王和刘钰之间的谈判,甚至可能都不会牵扯到钱的问题。

多半只会如同一个看着地图幻想战争的孩子一般去谋求“超越曾祖父太阳王的荣耀”,而且可能连国家地图都不看,看的可能是地球仪……

弗勒里便希望菲利贝尔能够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谈点关于经济、技术、财政方面的问题。

他上台的时候,法国被密西西比泡沫弄出来一个巨大天坑,1726年货币改革之后,弗勒里一直维系通货紧缩政策,希望把密西西比泡沫的大坑填上。

连续两任财务总监,都是弗勒里提拔起来的,也都是贯彻着他的意志。以及贯彻着六十年前科尔贝尔制定的经济政策——国家投资,兴办经济,学习技术,招纳技工,国家管控,政府订单。

弗勒里希望菲利贝尔,能够在刘钰见国王之前,达成一系列技术转让的合作。

比如丝绸纺织业、棉布纺织业、造纸业等。

虽然他也很希望能拿到大顺的瓷器制造业的技巧,但深知不可能,故而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能够拿到纺织业和造纸业的技术。

这种事,国王肯定是想不到的。

国王只是自认为自己是个天才的战略家,根本不在意这些经济贸易上的小事。

因为太了解,所以知道不可能,也所以只能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先把这几件“小事”定下来。

科尔贝尔的政策,延续至今,放在造纸业上,路线也很明确:从大顺招揽技术工人,法国国库投资兴办造纸业工厂,在确保可以生产之后提高关税保护本土造纸业,通过贵族、王室和政府订单确保造纸业蓬勃发展,可以满足内需之后开始对外出口换取金银货币。

造纸业和纺织业,这是弗勒里临死之前,定下的发展计划。

争取在五年到十年之内,依靠大顺这边的棉纺和丝织技术,使得法国成为欧洲技术最好的棉纺和丝织中心;依靠大顺这边的造纸业技术,让法国再也不需要进口英国的纸张,甚至要在满足本国需求之后对外销售。

除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外,弗勒里在死前,还想要了解一下“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的控制、促进和税收状况。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国和英国、荷兰,在经济上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科尔贝尔的一系列政策,延续至今,若以大顺这边的人看来,自是觉得颇为熟悉,至少比英国、荷兰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时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极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设——以巴黎为中心,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每个法国非特权阶层,每年都要为修路服役两周,征发劳役。

比如此时他极力促成的“运河计划”。征发民夫,修建运河,连续挖通了圣昆廷运河,连接了几条大河,提升了基建和运输水平。

这些运河和公路网,以及修建这些公路网和运河的测绘准备,是法革时代精确的卡西尼地图的基础,没有这个时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没有那份精确的卡西尼地图。

在《双雄记》里,大仲马写道“桌子上摊着一张卡西尼的地图,这上面连最小的崎岖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家园、生活的村庄、城镇,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国。

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这是后来义务教育课堂墙上多半挂地图的起源。

又比如法国一直颇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当然在法国这边,叫“王家手工工场”,都是由王室专营,工匠虽然不是匠籍,但法国官营手工业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样。

从纯粹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英荷与法兰西争霸的延续:英荷模式,自由贸易,VS,科尔贝尔国营工业主义、法革、卢梭人民主权论、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计划经济……只是对抗者的正统不断东移。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变路线。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最终走向的,似乎都应该是明清这种封建帝制的巅峰,但昂撒人突变了。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然而正确的史观,此时还未诞生。

于是弗勒里从那些启蒙学者和传教士描绘的虚幻的中国图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适用于法国的道路,而且和科尔贝尔的体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顺这边对王安石变法,并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顺武德宫以及内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让法国派去中国的传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后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尔贝尔有些相似的结论。

但正如后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讽刺一样,“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物质基础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说实在的,连大顺,大明,都没法复刻宋时的制度,因为物质基础不一样了,官营经济的持续下降、宋代官营垄断和全方位商税和贸易垄断体系,也根本没法学。

大顺、大明都没法学,况于法国。

最基本的劳役制度、匠籍、买扑、官营手工业比例、贸易控制、官僚比例这些,都完全不同,只能是“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甚至连大顺自己,对着古书,也是如此,根本没法学。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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