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章 僭越

船一到长崎,最先上船的还是检查禁书的。

四个负责检查的日本人看着满满几大箱子的书,全都傻眼了。

这几大箱子书,是刘钰花了好多钱搜集来“送”给日本人的。

精心挑选,其心可“嘉”。

加印了基督教箴言的几何原本、辟邪论、朱子理学教派化的礼教大全、汉尼拔送给他翻译后的《政府论》、《论自由意志》……

要么是精心挑选出的糟粕,要么就是故意把基督教和几何原本等实学绑定的内容,再就是一些能把幕府封建吓出一身冷汗的启蒙思想。

前几年,一个叫中根元圭向幕府大胆建议:凡历术,唐土之法皆疏漏难用,明时西洋历学始入唐土之后,弄清的事情不少。本邦严禁耶稣教,有天主及利玛窦等文字之书,悉在长崎烧毁,有助于历学研究之书甚少,若欲使本邦历学精确,可先缓和严禁。

这个建议被采纳后,大量西学东渐的图书进入日本。

加之明末大乱之后,大顺不用朱子理学、又多学西学实学。

正是西边不亮东边亮、墙里开花墙外香,许多呆板毫不变通的朱子学儒生逃亡日本,朱子理学这些年在日本愈发兴盛。

然而伴随着荻生徂徕的训诂学、实学、西洋书解禁等等缘故,使得朱子理学在日本也受到了极大冲击。

刘钰“不忍”见朱子理学在日本也被冲击,也对日本解禁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书深感“遗憾”,这一次除了带果腹的粮食,还为日本人带来了大量的精神食粮。

尤其是这些年思想大解禁后,对明末思想解禁导致的道德沦丧和享乐主义的反思也有不少,刘钰精心挑选了一些大顺极端道德主义的礼教书籍,专门送来。

再就是让幕府对西方充满恐惧的政府论、自由意志论等书籍。

这些书老百姓是看不到的,肯定是会先送到江户,由江户的儒生们评价,刘钰也不用怕会使其思想启蒙。

虽不说能如欧洲人搞殖民那样,让当地土著“得到了圣经、失去了土地”,但僵化后的朱子理学在日本传播刘钰是乐于看到的。

毕竟可以搞乱日本:朱子理学为意识形态,那么幕府的合法性就大有问题。

只要大顺能够继续往前走,距离如此之近,完全可以把日本再搞回混乱年代。幕府失权、大名独立,足够的外力可以保持这种平衡。

那些更激进的约翰洛克的书,则是为了让幕府害怕,而更加封闭的。

禁书检查的人已经熟悉了刘钰的船队,还和林允文开了个玩笑,说这么多书他们可能要好几个月都要埋头苦读了。

这几艘船都没有贸易信牌,只是因为熟悉了,所以可以先进港。

没多久,长崎奉行就先把刘钰的那几箱子书扣住。

和刘钰见面之后,就安排了人陪着刘钰去一趟江户城。

这条路线是荷兰人每年参江户的路线,时间正好,荷兰人是每年的阳历二月份出发,大约五月份返回,正好和刘钰的时间错开。

他暂时不想和荷兰人打交道,也不想发生什么冲突。

荷兰人造谣的本事挺强的,而且每年还有一次参江户的机会,指不定会怎么和幕府败坏自己。

荷兰人的赌瘾比刘钰要大得多,赌的胆子也比刘钰大。

前朝天启年间的平山常陈事件,荷兰人敢直接扣日本的船,赌上面藏有西班牙的天主教传教士。

冒着被攻击“海盗行为、扣押日本船只”的风险,一举赌赢,借机说明西葡合并的事,使得日本断绝了与葡萄牙的贸易。

无论是对机遇的把握,还是敢于赌上一切的豪赌,都让刘钰对荷兰人充满警惕,至少现在不想与荷兰人发生冲突——平山常陈事件之前,葡萄牙人一直在说荷兰人的海盗行径。如果那一次荷兰人赌输了,船上没有传教士,基本上荷兰就没机会在日本贸易了。

毕竟那是一条日本船,随便扣押检查,日本幕府心里肯定犯嘀咕:葡萄牙人说的没错,这不是海盗这是什么?

然而,赌赢了。

如今经过了百余年的风雨,荷兰人年年都能去江户。据说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也是个开明的,见荷兰人的时候,竟然没有隔着竹帘,而是询问了不少关于航海之类的事。

刘钰知道要是现在就和荷兰人发生冲突,自己肯定不占优势。年年能见,和为了见一面得煞费苦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一行人过了小仓,便换了船,沿着小仓在海上一直航行到大阪,在大阪登陆后走陆路去江户。

沿途馒头等人都扮成跟随的仆从,馒头业务熟练,陪同刘钰同时监视刘钰的武士没看出来任何问题,反倒是赞扬了一下“唐人的仆从远比日本人要更恭谨和细腻”。

沿途的一些敏感的见闻,如军械、士气、炮台、要冲等,刘钰等人也用日本人不可能看得懂的汉语拼音记录下来。

海岸线的地图、濑户内海的航线、暗礁、岛屿等,也用葱汁姜汁画在白纸上。

到了江户后,刘钰便直接去了史世用的家。

这个弓马娴熟的孩儿军密探,如今在江户混的不错,作为“御用”的武士教官,教江户城的一些武士旗本们骑射之法。

在江户城有专门的住所,史世用终究是刘钰送来的,住在他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见面,刘钰先乐了。

史世用穿着一身和服,腰间挂着倭刀,除了没剃月代头,活戳戳一个武士的打扮。

“平成兄!”

“守常兄!”

这几年虽然住在江户,但皇帝认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故而让他的妻子跟随居住。

江户城不准西洋女人居住,也不准西洋女人跟随,但是唐人女子并不在此列,尤其是史世用靠一身本事,已经赢的了足以带着妻子居住于此的地位。两人平日里说话就用汉语,江户城里也有一些当年逃亡到这里的儒生,总算是没有忘记乡音。

史世用见到刘钰极为激动,但没有将所有的激动都表现出来,周围还有外人,便只把熟人相见的那份激动表达了一下。

“守常兄怎么来江户了?”

“啊,参一下幕府将军。暂时就先住在平成兄这里,估计也就半个月就要返回。平成兄在这边可好?”

“好,好得很。”

史世用笑着叫妻子上了茶,便把自己教武士骑射的事一说。

聪明人说话知道该怎么说,并未说的太直白,便把史世用收集到的军备等情况说了出来。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两个人聊了一阵,日本这边也传来消息,让刘钰三日后觐见将军。

待人一走,刘钰便道:“平成兄,这也是我首次来江户,不知可在城外闲逛否?若是可以,不妨出去看看风景。”

史世用闻弦知意,知道在屋里说话不方便,就带着刘钰出去走了走。

知道会有人跟着监视,史世用先带着刘钰去看了看江户城最近风靡的大象。越南阮家前几年给日本送来了日本史上的第一头大象,为了能让大象“觐见天皇”,还给这头大象封了一个“广南从四位白象”的官。

按照刘钰的理解,可能四品官才有资格见天皇?他最不留情,讲了一下“卫懿公好鹤”的故事,史世用放肆大笑。

笑过之后,又领着刘钰到处闲逛,直到选了一处无人的空旷处,史世用便道:“不知是我知无不言只管描述?还是兄问我答?”

“我问你答吧。依你所见,倭人对我朝观感如何?”

史世用苦笑摇头道:“不好。当年逃亡至此的一些人,仍旧认为我朝是流寇,得国不正。”

刘钰亦笑道:“这都是屁话。倭人认为大明得国正,也没见壬辰年就不敢攻朝鲜、取大明。骗骗傻子还好,这个不必在意。”

史世用叹息一声,无奈至极。

“话虽如此,但倭人中也有不少人,对当年没有答应伪明乞师一事,耿耿于怀。当年太宗皇帝效郑伯克段于鄢之事,一直没有全灭伪明,借助伪明借兵之事,斥之为汉奸,一些逃亡至此的儒生也对‘汉奸’二字的评价心怀怨恨。对国朝评价极差。”

“再者,前往长崎贸易的商人,为了得到贸易信牌,什么都说。自然是把倭人猛夸,言语中也多有‘僭越’,更是助长了倭人自大。”

史世用不是商人,而是密探,是站在朝廷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更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人,对于“僭越”这样的事,看得极重。

他平日里接触的人,有不少当年逃亡这里的儒生后代,也算是一种饿死不食周粟的态度。

通过接触,这种隐藏的敌意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大顺和日本的关系,很差。

官方往来完全没有,也就在长崎有些非官方的贸易。

当年大顺为了正统性,用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手段,明明可以先把南明灭掉,却一直不灭,就为了逼南明向外国借兵。

向外国借兵,不可同一而论。

问琉球、缅甸、朝鲜等借兵,这是藩属履行封建义务,无可厚非。

但问日本、教廷借兵,这就可以用来大做文章。

借着借兵一事,用激进的意识形态对南明口诛笔伐,加上大顺刻意扶植的永嘉永康学派的意识形态,彻底击垮了南明的正统性。

这是政治智慧。

黄宗羲曾言,昔年宋亡之际,张世杰遣使借兵、陈宜中亦往占城借兵。故而当时情况,与宋无异。况且唐也曾借回鹘兵,汉奸二字,需再思量。

当时南明朝中也有人说:“日本事成,则割诸岛与之。大海天乾,非比长江,纵然割岛,彼岂能与我争中原哉”。

这事不好评价,穷途末路,自然不能指望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有什么民族意识。

刘钰深知统治阶级的无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后续的几封借兵书,引出了一个大问题。

“恭维日本大国,人皆尚义,人皆有勇,人皆训练弓刃,人皆惯习舟楫,地邻佛国,王识天时……聊效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师。”

“窃慕日本大国,威望隆赫,笼盖诸邦;敬修奏本,请兵三千:一以联唇齿之谊,一以报君父之仇。伏仰德威,发兵相助。”

当时借兵的书信很多,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态度。

之于琉球这样的藩属,是用让藩属履行封建义务的态度。

而这几封借兵书,则用了三个很犯忌讳的词。

“大国”。

“唇齿之谊”。

“聊效七日之哭”。

前者好说,后者这个唇齿之谊和聊效七日之哭,则等同于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自比为秦、楚。

这使得日本很是膨胀,自认自己已经和中国平起平坐了。

当然了,单就这个事而言,刘钰搞得“平等外交”似乎差不多,大哥不说二哥。

单就传统的意识形态,搞平等外交,刘钰背个“汉奸”、“秦桧”的帽子,不冤。

但其实这里面还有个事。

东亚体系之内,没有平等外交,因为都是中华文化圈内的。

和法国、俄国、英国搞平等外交,源于他们不是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所以即便平等也不能怎么样,因为他们夺不了“正统”。

朝贡体系可以转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朝贡体系的范围内,有且只能有一个正统天子,而这个正统天子肯定不可能是西洋人。

中日之间的对等外交,这就还涉及到一个“正统”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是诸侯,日本觉得既然天朝都认可他们是“效七日之哭”乃秦楚关系,那么凭什么中国是天子正统?

搞对外交往,大顺这边的称呼是“天子”。

换言之,不是中国和西洋诸国交往,而是中国加周边藩属的整个帝国,和西洋诸国交往。

朝鲜的皇帝是华夏天子,琉球的皇帝也是华夏天子,对外交往的时候是把整个中华文化圈捏成一团的。

当初对俄条约缔结的时候,刘钰也写的很明确:藩属国没有资格直接和俄国进行任何谈判和接触,这个藩属国在签约的时候,刘钰是包括了日本的,俄国也是接受了的。反正……俄国够不到,当初签的时候也很爽快。

虽然因为实力的关系,日本暂时不可能来争这个正统,但是内部这种“我亦正统”的思想很是流行。

加上当年逃亡的一些儒生定居日本,更为这种道理增加了几分论证。一方面大顺“得国不正”,是饥民起义得的国;另一方面大顺放弃了朱子理学,反而增加了不少西学的内容,更显得大顺失去了“正统”的资格。

也有不少逃亡至此的遗老,鼓吹“正统在日”。日本的儒生也逐渐接受了这种思想,虽无力侵略,却关起门来自萌自爽。

刘钰一直策划的对日一战,一方面是为了搞钱,另一方面也是让大顺从朝贡体系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化的时候,这个藩属范围是包括日本的。

史世用说的这些事,正合刘钰的意。他巴不得史世用对此大为不满,等将来回去后添油加醋呢。

(本章完)

第175章 狡兔三窟

史世用是皇帝身边的心腹人,是个很传统的“士”。

尤其是在皇帝身边久了,对于等级制度是很敏感的。

本来对于皇帝让他去日本一事,多少有些不解。

可在这边住了几年,竟然越发自以为想清楚了。

倭人如此自大,有僭越之心,有自居正统之意,若不惩戒,大为不妥。

这和朝鲜不一样,虽然朝鲜一直尊明,但因为有万历援朝的事,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传统道德,大顺也是默许的——只要别在朝贡的时候还尊明为正统,你们暗戳戳地搞,大顺不管不问,存国之恩嘛,可以理解。

但日本这边就完全不一样,朝鲜再自大,也没有说能想着“我亦正统,可取而代之“。

史世用的态度,刘钰很是喜欢,这正是刘钰想要的东西。

他不在意史世用在日本搜集到的军备之类的情报,高级的接触不到、低级的毫无意义。

他在意的,反而是史世用收集到的这些关于正统和僭越的内容。

若想攻打日本,固然刘钰的想法是搂钱,但朝廷讲究个名正言顺,他说要搂钱,肯定不行。

可这件事,再加上让琉球两面朝贡的事,就足以引发一场大动荡了。

口实已有,就等一个机会引爆。

“平成兄,是不是心中颇不痛快?只是有些话,还请平成兄万万记住。”

“请讲。”

“不可犯险。平成兄是陛下身边的人,有些话,我说,未必有平成兄说有用。再过几年,平成兄可找机会回国,在此之前,一定一定要爱惜己身。”

史世用点头道:“这你放心,我来做什么,心中有数。轻重缓解,这个还分得清的。如守常兄之前告诫的,我不问只看,默默记在心里。倭人欲学骑射,我便教授,也不藏私。陛下既信任守常兄,我自然是奉命而行,心中也自信骑射已然落伍。不过,在江户数年,倒是听闻八十年前,倭人也学过西洋军阵?”

“还有一本瑞典人所著的《攻城法·阿兰陀由里安牟相传》,我也叫人帮忙译读了一下,其中手段,便与守常兄在北边用的相差太远了。且不说八十年不曾长进,便说这本兵书上的内容,依我看倭人也难复用。”

刘钰心道,你说你来做什么心里有数,我看你是一点没数。

“平成兄,关于倭人军备的事,真的不必在意。倭人军备大致如何,我心里有数。世上岂有百年不战且可用之兵?其军备松弛,不言而喻。平成兄还是多在意一些他们对国朝的态度,此为大略。日后待你归国,由你陈于陛下。”

既然皇帝说让史世用听刘钰的安排,刘钰又这样嘱咐,他也爽快地答应下来。

“是,这个我记下了。守常兄此番前来,还是要小心为上。既已出镇一方,想来瞒是瞒不住的。那些海商什么都说,守常兄又抢了他们的贸易信牌,他们岂能不在意?”

刘钰大笑道:“瞒?我就根本没想着瞒。平成兄也不想想,第一次贸易我就能运来你这等高手武人,以及没有去势的战马,倭人就算再傻,也应知道我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

如史世用所猜测。

德川吉宗对于刘钰的身份很感兴趣,后续长崎送来的唐人风说书中,那些江浙、福建的商人,用多方渠道打听到了刘钰的身份。

虽不明确,但也知道其似乎是家族显赫。只是商人毕竟身份低微,对于京城的事不可能知道太多。

作为一个旁支继承了将军之位,见识过底层疾苦,德川吉宗算得上是一个改革者。

只是所谓改革,也不过是为了稳固幕府的统治。

文化上推行朱子理学,经济上也进行了许多维持统治的改革,他本人也喜欢学习西洋学问,尤其是数学和天文。

这些年米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前些日子,长崎奉行送来了一本小册子。

里面大约介绍了一些货币的意义,写的很浅,但在这个时代,已然是足够惊为天人。

德川吉宗没有怀疑过刘钰是大顺派出的间谍,因为一个间谍不可能真的带来战马、医生、兵书,甚至关于米价改革的小册子。

唯独怀疑的就是刘钰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本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送来之后,德川吉宗花了五天的时间仔细读完,并和身边的心腹人分享讨论了一番,都觉得颇有道理。

最关键的,这本小册子为幕府的改革提供了一个“仁义”的根据。

改铸钱币,而且是减少成色,肯定会被人认为是“铸币得利”、“巧取豪夺”。

然而这本小册子却给了一个正当的理由:米价之所以如此低贱,是因为货币总量太少,使得人们不愿意把货币买米,而是愿意保留货币等待升值。流通到市场的钱少了,米价就会低;想要提高米价,就要多铸货币。金币银币成色降低,铜币如果不够,可以铸造铁币代替。

这不是巧取豪夺,而是自有道理在其中。

几个近臣心腹看后,都觉得颇有道理,也都赞赏此人是有才能的,这等说法不但大有道理,而且叫人茅塞顿开。

但就其见识,足见这人的身份大不相同。

商人非是一定没有才能,但受制于眼界,很难有能站在一国的高度就思考问题的……当然不是没有,只是东亚士农工商的特殊情况,他们把这边的特情当成了常态而已。

单就此事,他们觉得这个刘钰的身份必然高贵,至少是一个自小能接触到国政的。按照日本这种王侯将相的确有种的社会,这么想也确实没错。

德川吉宗也越发疑惑,纵然知道这个刘钰在中国有很强的背景,却想不通刘钰到底要干什么?

是中国方面不好意思说重结于好,所以派了一个人以商业为手段进行探路?

若是这样,也不是不可以进行一番接触。若是能恢复曾经的勘合贸易,亦非不可,但前提是大顺不能以让日本朝贡的名义,得承认日本的大君体制。

还是说,这个人有其余的目的?

亦或是,其家族想要积蓄实力,图谋不轨?

若是这样,也可以多加了解,若是大陆有乱,对日本也是有好处的。

带着这种好奇,德川吉宗特许召见了刘钰,按照荷兰商馆参觐的规格。

隔着竹帘,德川吉宗打量着在外面的刘钰,很年轻,年轻的不像话。

约莫二十出头,穿一件很普通的青衫,脸上一股子年轻人的傲气,监视者回报的三天前对着大象说“卫懿公好鹤”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

德川吉宗没有让翻译去询问,而是手书了一番话,叫人传给刘钰。

他会写汉字,也通一些四书五经,但是不会说中国话。

写着字的纸张到了刘钰手里,字写得还不错,刘钰看了看,发现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有些深度。

“既为唐臣,则知士农工商贵贱之别。既为士,何以自贱?”

刘钰提起笔,就在纸上回了一个字。

“钱”。

纸被递过去,德川吉宗摇摇头,并不认可这个答案,或者说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

他知道钱很有用,但是总觉得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如此爱钱,实在是有些说不通。

大顺的体制,他多少知道,明白不是分封制。

官员有俸禄,俸禄不是很高,至少从收集到的明朝的典章制度来看,俸禄实在是不行。

他本是个很节俭的人,一日两餐,只吃米饭和青菜,力求让天下大名都像他一样节俭。

虽不至于像隔壁朝鲜那样,认为钱是万物之源,以至废钱,可德川吉宗对于钱的态度可着实不怎么好。

真是为了钱,就敢送武人、卖战马?

德川吉宗很是怀疑。

叛徒在哪里都被人瞧不起。

虽然说幕府很乐于从刘钰这里搞到战马、情报等违禁品,但终究这有些叛徒的意思,用的时候可以用,但在心里……

尤其是看到刘钰回了一个简单直白的“钱”之后,德川吉宗心中有些鄙夷。

然而鄙夷之后,心中仔细思索了一番,又觉得不太对劲。

这个答案太简单了,也太过宽泛。去长崎贸易,肯定是为了钱,但要钱做什么?

是家族准备谋反?

还是说为了其余的某种目的?

钱只是钱,得到钱用来干什么,才是真正的目的。

这一点德川吉宗认为自己还分得清,可又不好直接问刘钰要钱做什么。

想了一番,就在纸上又写了一句充满嘲讽和揶揄的话。

“商人重利而无义,是故士农工商,商人最贱。由汝观之,可知其中之意。汝为唐臣,俸禄不足乎?”

刘钰也不废话,想了想以前背过的课文,直接默写了一篇古文。

……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冯谖之三窟者,一为薛地市义;二为游说梁魏以期梁魏知其贤而聘之;三为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

今,天朝不复封建,吾无有薛地市义之举,此窟休矣。

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游说梁魏而天下知其贤之窟,亦休矣。

今,天子李氏,吾为刘氏,先王之祭本无资格,此窟亦休矣。

伴君,若如伴虎,故而先思退路。

钱,可用于天朝,可用于日本,亦可用于荷兰等欧罗巴国,此为真窟也。吾不需三窟,仅此一窟,足以。

急流勇退谓之知机,烈火烹油,鲜花似锦,转眼大厦倾。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纸被传过去,德川吉宗看完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狡兔三窟的故事,他当然听得懂,荻生总七郎都能编纂《七经孟子》这样的书,这样的故事当然讲过。

后面这番陋室空堂的机锋,倒也有趣,小小年纪,竟有这等避世之意,当真有些意思。

再看前面的内容,似乎也大有道理。

现在天朝不是封建了,自己也没有薛地这样的封地,所以市恩买义这样的事,不存在。

而齐国不留爷,爷去投魏国这一窟,也没了。最后那一窟,自己又不是宗室的人,更是天然没有。

但是,钱是好东西啊。有钱,在天朝是大爷,在日本也是大爷,跑到欧罗巴还是大爷。

只要有钱,什么狡兔三窟,根本没必要,只要有一个窟就够了。

这个道理,倒是说得清晰脱俗,简直是叛国言论的一股清流。

德川吉宗考虑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若说才能,眼前这个人无疑是有才能的,单单是那个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正是幕府这时候急需的人才。

身边主持改革的亲信们,对于货币政策这样的东西,略有所知,但却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此人的小册子,已经是“道”的范畴,而非“术”的范畴,德川吉宗还是明白其中区别的。

而且之前的唐风说书里,长崎奉行询问了那些水手,也说此人没有走正常的航线,而是靠导航技术直接航行到日本的,证明此人的实学水平也是足够的。

这样想着,德川吉宗提起笔,就想回一句。

他想说,大顺不是封建制,但是日本是,你可以尝试在这里留一窟。

二来,大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天下却不包括日本,你去朝鲜、越南或许不行,但有朝一日跑来日本是无问题的。

然而,笔刚提起,又想到刘钰说的“钱”字,终于还是放下了笔。

这是个人才,但却没有忠义之心。

才能重要,还是忠义重要?

这不言而喻,自然是忠义重要。况且,大顺天子给的已经够多了,这人依旧觉得“伴君如虎”,自己又凭什么让这个人效忠呢?

犹豫了一瞬,提笔在纸上写道:闻汝往长崎,运粮米数船,岂非恻隐之心乎?

刘钰毫不做作,直接回道:非是恻隐之心,不过想着日本大饥,搏雪中送炭之情,多求几张贸易信牌而已。几船粮米,不能解困,吾有一物,可解民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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