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听刘钰说可以省钱，心里不是兴奋地立马同意，而是心里立刻想到了刘钰的手段。

只怕又是兴工商、卖土地、开商埠、卖租金等等。其中不少都是颜李学派王昆绳的想法，比如提升城市土地，出让土地租金，换句话说就是开商埠，通商贸，再将土地租给商户。

至于剩下的，什么发展工商、种植经济作物、修路、修河这些东西，那都不用去想。

松苏等地，资本颇丰，只是碍于朝廷政策，难以进入内地。引入“外”来资本，这件事皇帝一直是相当警惕的。

朝廷借钱的话，借钱的利息有点高，大顺实在还没低到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能借到4%左右年息的地步。

修河堤这种出力不讨好，完全没有资本利益的事，商贾肯定是不会出一分钱的。

说不定可能会捐赠一些，但捐助的这点钱，够不够修几十里，都是个问题，杯水车薪。

黄河大堤的概念，那可不是说随便搓两抔土的事。

当然，提前修河道，也有提前修的好处。最起码，黄河决口泛滥之后冲出来的河道，是不能清淤的。

但若是人工准备河道，干一票大的，倒是可以提前往深挖的。

虽然可能花个七八年挖的那点深度，黄河也就三五年、十几年就能推平，但最起码十几年内是不用担心出大事的。

而且，还可以提前预留出来灌溉水道等。

但，这些钱，商贾资本，是绝对不可能出的。除非朝廷举债，以符合市场的利息，问商贾借钱，将来偿还利息。

纸币时代，其实好说，借债可以贬值，实际上等于不怎么花钱。

但现在是金银时代，大顺的纸币的盘子就那么大，想要继续扩大超发，那就得完成全国范围内的货币改革。

这又是一桩叫人头大的事，皇帝都要打怵三分，怕搞出来前朝纸钞旧事。

而刘钰的手段，又习惯与让资本牟利，从而以利引诱，让商贾出钱做事。

那么能获利的事，还剩下啥？

无非就是修铁路、修运河这些东西。修也不是白修，修完之后给经营权和分红就是了。

当然，按照刘钰的搞法，似乎如果选择征收国内关税、省份关税，倒是也能收一笔钱。

比如放开山东市场，让松苏的工商货物冲击山东本地的小农经济，在胶东设置“海关”，征收扯犊子一般的国内关税。

如果松苏的商品，能把山东手工业彻底搞死，那么一年说不定还真能收个二三百万两的“关税”。甚至可能更多。

到时候山东种点花生、烟草、棉花、粮食什么的，向松苏、南洋、日本那边“出口”，也不是不能让一部分地主先富裕起来。

历史上，这么搞的结果，就是在商品大量进入之后，山东的劳动力便宜到一个长工干一个月，只能赚50斤高粱米，就这还得抢着干。

而且土地兼并的速度，简直飞速。尤其是烟草之类的经济作物，这需要大量的本钱投入。

经济作物吃地吃的厉害。

得买豆饼肥田、得买煤烤烟，小农逼到极点，没有这个本钱，就只能把地抵押出去，换今年所需的豆饼、煤块。

至于这种抵押的贷款利息到底有多高呢？

其实，在旧中国，也算是“仁义之息”了。

根据潍县等地的记载，问地主借肥田豆饼的利息，是月息8%，年息也就96%；而问商铺买煤的利息，比较人道，年息才25%到40%，但十个月算一年，不是十二个月。

那不种经济作物行不行呢？三四亩地，种点粮食，交了苛捐杂税，天天啃地瓜，似乎可能大约也差不多饿不死。

问题是小农私有制下，大家不都想奔一奔，小农变富农、富农变地主嘛。赌一把，万一今年烟价起飞，那不是直接把旧债还清了，且去多买二三亩地？况且三四亩地吃地瓜的前提，还得是不遭灾，没借过高利贷。

刘钰判断说从京城到汉口的那条可能的铁路，对于中原的影响不大，而且圈地运动发生的几率很小，那不是瞎说的。

铁路也是要运输成本的，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载货量，成本是很高的。运出去，加上货运成本，根本无利可图。

山东那就大不一样了。离着海这么近，海运这么便宜，土地兼并甚至发展成圈地之类的事，是非常可能的。

烟草、棉花、花生，这都有可能。就像关东，被刘钰引入松苏资本，圈地、买契约长工种豆差不多，有利可图嘛。

以史为鉴，各国的传统不同。

罗刹国，因为其传统的村社制度，以及东正教旧礼仪派的村社集体互助传统，考虑避开资本主义的浑身疼，直接越过这个峡谷，一步到位。

放到大顺这边，因为其传统的均田思想，也就自然会产生这种：能否通过均田和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复古思维，在最大程度减轻小农痛苦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

毕竟，传统本身，也是真实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

而另一个现实，就是大顺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发，并且很快将要夺取最大的原材料市场、并占据倾销贸易的上位。既不缺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不是处在那种落后的百余年需要奋起直追的情况。

传统与现实，也就造就了理论上可以通过最大程度减轻小农痛苦的方式完成转型。但这需要一场有工业化思维的人、且代表新时代的阶级参与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完成均田这件事，以避免起义成功后又陷入“小农的局限性”里。

只不过大顺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裂开的。

认为那个模糊的仿佛幻境但又似乎可以触摸的工业化是正途的实学派，都是群激进的进步主义者，刘钰整天讲不要刻舟求剑，架不住他们以松苏、关东的情况为模板；而琢磨着均田井田的儒家复古派，则都是一群复古反动分子，本身又是反对工商业过度发展的，并且满脑子还是那种“十足的劳动获得十足的交换”的空想社上。

前者目的是对的，但大顺这情况，做不成事，能被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农民起义加旧士绅地主势力把屎打出来。

先掂量掂量新兴阶层现在才几两重，算着自己提供的税收和传统地租差不多，就真以为自己掌控的资源和士绅地主一样多了？

后者手段是可以借鉴的，但他们脑子还停留在三代之治和空想上，能让资本主义世界把屎碾出来。

真按照他们的办法来，那肯定要弃印度、放南洋、削海军、分封建、省内士绅生员议政、推举举荐良才，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蹦着高集权的大争之世，那就真完犊子了。

当然，这些让皇帝一听就会炸毛、吓个半死的东西，刘钰肯定是不会说的。

但，面对皇帝，他也不可能向面对太子似的，忽悠什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因为忽悠起来有点难。

而且皇帝对刘钰说话的风格，早在很多年前就有点了解，凡是那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多半是说一堆好处，等着事办到一半了，说哎呀之前没想到还有坏处……

现在刘钰放出豪言，说可能也就四五千万两，就能干成这件“功德无量”的大事……钱从哪出？皇帝肯定得考虑这个问题。

就算刘钰顶着众人的攻讦，不惜搞出来类似流民图的东西，在计划的河道无人区，就是强占地主的土地把他们都送去垦殖……那修堤的钱，改运输线的钱、重新规划水利工程的钱，也肯定不只是四五千万两就能解决的。

搞完了松苏，再让刘钰搞一波山东？

其实，这已经有点超越皇帝的内外之分的底线了。

或许皇帝其实并不是刘钰想的那么黑暗，但实际上，那个最黑暗的想法，恰恰就是可行的、可控的、最有利于皇权的手段。

现在的情况，则是皇帝怎么想的，于此时不需要深究了。

现在是私下里召见的谈话，刘钰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算是直接公开了。

这句话的背后，就是上千万人口可能遇到的灾难，和山东数万平方里将可能漫灌而影响日后山东几十年的水利农田稳定。

以及，山东这几年的粮食价格，一直在涨，这已经不能用“丰收则粮贱、歉收则粮贵”来解释了——这种解释，建立在山东1000万人口、7000万耕地的基础上；而现在两千多万人口，耕地并没有增加多少，再这么解释那就真是刻舟求剑了。

有些话，私下里怎么说，都行。

但一旦拿到外面、拿到朝堂上公开放炮，事儿很可能就难以收场。

到时候，办，还是不办，那就要牵扯更多的问题了。

无论是办，还是不办，真要是在朝堂上公开了谈，无论是办还是不办，那都要面临数不尽的扯淡和麻烦。

这可不只是地方节度使之间要为地方趋利避害这么简单，还涉及到一个“实学派”为了松苏要把黄河扔给山东这样的类似说辞，真要争起来，只怕很多东西就压不住了。

所以皇帝也不可能一口回绝，直接告诉刘钰，不行。

回绝简单。

可怎么确保就没有不怕死的，把这件事闹大？真闹大了，到时候逼出来类似立“生死状”之类的闹剧，那就更难看了——谁敢说黄河一定不会决口？赌什么？赌头？赌全家？

再说刘钰既是敢承担这件事，在皇帝看来，那也真的是奔着死去的。死都不怕了，身后被戳脊梁骨都不怕了的这种滚刀肉，真犟起来，也是难受。

当然，只要不直接回绝、以及刘钰非要闹大，那么这件事就不能算是刘钰倒逼朝廷做事。

终究，还是要看皇帝的态度，以及假设不允许的情况下刘钰会怎么办。

皇帝想了想，问道：“测绘、民夫、征地之类的事，先不提。除这些事外，卿以为，要怎么办？”

刘钰忙道：“回陛下。募集民间商贾之资，先修铁路。由胶东起，至济南，转济宁、兖州府。”

“若要大修黄河，则大清河、小清河之水运必坏。非要先通道路，维系山东原本的商人运转、盐业转运，否则贸然行事，必乱阵脚。”

“而济宁一带，自运河废，日渐凋敝，流民日多，不若募集为劳力，修路筑桥。”

“且既要治河，便不可不虑移民。若无铁路之便，则移民难度太大。若能通胶州，则有灾荒，或可远渡重洋、或可北渡辽东，此皆便利。”

“况若治河、修堤，则不可不要粮米转运。如今漕米皆走海，若无道桥，便是治河修堤也多不便。”

“臣即便治河，也无需牧兖州，镇青州。只需督河道左右三十里。外加串联铁路的临淄、潍县等数地，纵不成，也不至乱山东全境之政。”

在运河被废之前，山东的经济重心和发达地区，是鲁西南和鲁西北。和后世是反着的。

而临淄这样的两千年前古城，已经混成县了；潍坊都是连个州都混没了，混成小县镇了。

本身威海等地因为早些年刘钰练兵办学、以及开辟对朝鲜航线的缘故，在皇帝心里那本也算是内外之别的“外”。

现在刘钰说不是要搞的像松苏那么大，而是只要督镇河道沿线、三两个穷县，还要个类似胶东湾那样的以前万把人的小地方，这让皇帝听起来觉得此事倒还真不是不能商量。

商人出资，铁路又飞不走，日后怎么说，在皇帝看来，自然是好有好的说法、坏有坏的说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