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1章 帝国(续)

永徽元年,春。

洛阳城的清晨,与昨日并无不同。

祭天塔依旧巍峨,洛水依旧东流,朱雀大街上的电车依旧在卯时正点发出第一班,载着上工的工匠、赶早市的商贩、进学的蒙童,驶向这座巨城的各个角落。

但有心人会发现,城门口张贴的告示,落款处的年号已经变了。

不再是“定鼎六十一年”,而是“永徽元年”。

新帝登基,改元永徽。取“永承徽命,继序不忘”之意。徽者,美也、善也。永徽者,永续善政、长守美德。

………

紫微宫,御书房。

易君泽独坐案前,面前摊着一本薄薄的册子,册子封面无字,只有一枚小小的朱印。

这是他继位后,父皇留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没有繁复的嘱托,没有冗长的训戒,只有这本不到百页的小册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父皇六十年来对治国理政的思考、反思、以及……一些未竟的想法。

易君泽已经看了整整一夜。

窗外天色渐亮,他终于合上册子,长身而起。

“父皇……”

易君泽目光穿过窗棂,望向远处巍峨的祭天塔。

那座塔是父皇留下的最显赫的象征。而这本薄薄的册子,才是父皇留给他的最珍贵的遗产。

册子里,有父皇对帝国的深刻洞察,有对六十年来各项政策的冷静反思,更有对未来的隐约担忧。

其中最让易君泽触动的,是这样一段话:

“朕以铁腕治国六十年,帝国疆土十倍于前,人口百倍于前,国力千倍于前。然铁腕之下,必有隐痛。高压之上,必有裂隙。归化民怨我苛,羁縻民怨我酷,工役族怨我绝其生路。华族虽得利,然亦困于等级,动辄得咎,不敢越雷池一步。帝国如铁桶,坚实无比,然桶内之人,皆憋闷欲死。南殷洲之所以能成事,非朕仁慈,实乃憋闷之人,找到了透气之处。

朕在位时不改此局,盖因朕以力取天下,天下畏朕之威,不敢不服。若朕稍示宽柔,宵小必以为朕力衰,反扑立至。故朕不得不严,不得不酷,不得不绝。

然汝不同。汝继位于鼎盛之时,天下已畏帝国之威,非畏汝一人之威。汝可稍示宽柔,以收人心。然切记:宽柔有度,改弦易张需循序渐进。骤然大变,必生大乱。”

“朕在位六十年,所定制度,皆因时制宜。然世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朕所能见者,止于此。朕所不能见者,需汝补之。”

“汝之性情,温和宽厚,不似朕之刚烈。此非弱点,乃汝之长。刚不可久,柔不可守。刚柔并济,方为长久之道。”

“然切记:大框架不可动。华夷之辨不可废,等级之序不可紊,皇权之尊不可撼。此三条,乃帝国根基。根基若动,大厦将倾。”

“在此大框架之内,汝可酌情调整。譬如……”

接下来,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和建议。有些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有些是原则性的指导,有些甚至是易华伟近年反思后写下的“未尽之事”。

易君泽一页一页翻下去,越看越是心惊,也越是感佩。

父皇并非不知帝国存在的问题。环境恶化、阶级固化、异族积怨……这些,父皇全都看在眼里,也全都写在了这叠手稿里。

六十年,看似漫长,但对于一个横跨数万里、人口超二十亿的庞大帝国而言,六十年不过是一瞬间。能打下这片江山,能建立起这套制度,能让这台机器运转起来,已经耗尽了父皇的全部精力。

六十年的高压统治,不是父皇不懂怀柔,而是他必须用最强硬的手段,先把这庞大的帝国“铸成型”。科技要发展,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环境要开发,就必须容忍短期的破坏;异族要臣服,就必须用最残酷的铁腕让他们不敢妄动。

这是一场赌上国运的“急行军”。

现在,急行军结束了。帝国已经成型,疆域已经稳固,华族人口已经占据绝对优势。接下来,需要的不是急行军,而是“休养生息”。

让科技从野蛮生长转向有序发展,让环境从过度开发转向可持续利用,让异族从敢怒不敢言转向心甘情愿地融入。

这些“未尽之事”,注定要留给后人。

易君泽合上册子,久久不语。

……………

永徽元年,四月初一。

易君泽颁布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永徽新政诏》。

诏书开篇,先颂扬圣祖易华伟六十年功业,随即话锋一转:

“朕承大统,夙夜忧惧。圣祖以神武定天下,六十年间,疆土万里,黎庶亿兆。然盛世之下,岂无隐忧?法令过密,则民不堪命;等级过严,则怨气暗生;开拓过速,则环境日毁;威权过重,则言路壅塞。朕虽不敏,愿承太祖遗志,稍改旧章,以顺天心,以合民意。”

诏书宣布,在保留原有全部机构和制度的基础上,新增数个部门:

一曰“环境署”,隶工部,专司监测、治理环境污染。凡工矿企业,废水废气废渣排放超标者,严惩不贷;凡砍伐森林过度者,勒令补种;凡污染河流严重者,限期整改。环境署设署长一人,正四品,副署长二人,从四品,下设监测司、治理司、法规司,各司其职。

二曰“民族协调司”,隶宣威使司,专司处理归化民、羁縻民、工役族相关事务。其职责包括:受理各族申诉,协调族群纠纷,监督地方官员公正执法,定期巡查边疆地区,向朝廷报告各族民情。民族协调司设司正一人,从四品,副司正二人,正五品。

三曰“信访院”,独立于六部之外,直接对皇帝负责。凡百姓有冤屈无处申诉者,凡官员有建言不敢上达者,均可投书信访院。信访院设院长一人,正三品,副院长二人,从三品,下设接待司、核查司、呈报司。信访院的设立,意味着帝国第一次有了一个专门听取底层声音的官方渠道。

四曰“审计署”,掌全国财政审计。六部及各都护府、各藩国的收支账目,每年需经审计署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归档。凡发现贪腐、挪用、虚报者,审计署有权直接移交督察院、皇城司查处。

五曰“译书馆”。掌翻译、引进、出版世界各国之学术著作。凡波斯、大食、天竺、拂菻乃至更远地方之格物、医学、算学、农学典籍,皆由译书馆组织翻译,刊印发行,供帝国学子研习。

…………

诏书最后,易君泽亲笔加了一段话:

“朕非圣贤,不能无过。新政之行,必有疏漏。望天下臣民,直言敢谏,共襄盛举。若有可行之策,朕当虚怀纳之;若有难行之弊,朕当及时改之。太祖创业艰难,朕守成亦不敢懈怠。愿与诸卿共勉。”

这道诏书,以六百里加急传遍全国,又以电报瞬间传至各都护府。

天下震动。

……………

环境署的成立,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那些日夜冒着黑烟的工厂。

洛阳城西工业区,原本高耸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喷吐着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永徽元年五月,环境署的官员们第一次出现在这里。

带队的是环境署首任署长郑明远,一个五十多岁、面容清瘦的老者。他本是工部屯田司郎中,研究水土治理三十余年,曾多次上书呼吁重视环境污染,却始终石沉大海。如今新帝登基,一朝得用,他几乎是以“拼命”的姿态投入工作。

“这个厂,烟囱高度不足,浓烟直接排放,罚银五千两,限期三个月改造!”

“这个厂,废水直接排入洛河,导致下游鱼虾绝迹,罚银一万两,立即停产整顿,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

“这个厂,煤渣随意倾倒,占用农田三十亩,除罚款外,必须将所有煤渣清运至指定填埋场,恢复农田原状!”

有工厂主试图反抗,暗中贿赂环境署官员。结果第二天,行贿者和受贿者双双被皇城司带走,工厂查封,家产抄没,全家流放北疆。消息传出,再无人敢动歪心思。

三个月后,郑明远撰写的一份长达三百页的《洛阳周边环境调查报告》,摆在了易君泽案头。

报告结论触目惊心:洛阳周边三百里内,八成河流已受中度以上污染;空气中煤烟含量,是三十年前的十倍有余;矿山周围,大片土地被矿渣覆盖,寸草不生;一些村庄的井水,甚至可以直接点着——那是地下渗入了太多煤油和化学废料。

易君泽看完报告,沉默了许久。

随后,他下令所有污染超标工厂,限期半年整改,逾期不达标者,一律关停。

这道命令,在洛阳工业区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些工厂主联名上书,声称“整改成本太高,无法承受”、“关停工厂,数万工人失业,谁来负责”。

易君泽的答复依旧简洁:“环境署会派人指导整改。若实在无力整改,可申请搬迁至边疆。帝国幅员辽阔,有的是地方让你们继续开工厂。但洛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最终,有十七家工厂因污染严重且无力整改,被勒令搬迁至西域都护府境内。搬迁费用由朝廷补贴一半。剩下的工厂,多数在期限内完成了整改——建设废水处理池、改进生产工艺。

两年后,洛阳周边的河流,开始重新出现鱼虾的踪迹。

环境署还做了一件大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植树造林运动”。

永徽二年春,环境署颁布《造林令》:凡铁路、官道两侧,必须种植行道树;凡矿山开采完毕,必须进行植被恢复;凡荒山秃岭,鼓励地方官府组织民众植树,所植林木,归植树者所有。

一时间,从辽东到岭南,从陇右到东海,到处都是扛着树苗、提着铁锹的人群。洛阳城外的邙山,三十年前还是光秃秃的荒山,永徽十年时,已是郁郁葱葱的林海。

……………

民族事务署的设立,比环境署更加敏感。

帝国六十年来,对异族的政策一直是以高压为主。华族至上,归化民次之,羁縻民再次之,工役族最底。这种政策确保了帝国的稳定和扩张,但也积累了海量的怨气。

小规模的骚乱、反抗、逃亡,从未断绝。虽然每次都被迅速镇压,但根源并未消除。

易君泽深知,这个问题,不能再用老办法解决了。

民族事务署第一任署正,是宣威使司出身的一位中年文官,姓裴,名怀仁。

裴怀仁曾在西域任职十五年,精通突厥语、波斯语、粟特语,对各民族的风俗、信仰、诉求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在西域期间,曾多次调解华族移民与当地部族的纠纷,以“公正而不失威严”著称。

裴怀仁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全国各主要归化民、羁縻民聚居区,设立“民族事务分署”,派驻专员,受理各类申诉。

这些申诉,五花八门:有归化民状告华族地主强占其土地的;有羁縻民要求朝廷兑现当年“归附时承诺的免税三年”的;有归化民女子被华族男子始乱终弃,申诉无门的;甚至还有工役族偷偷托人递上来的血书,控诉监工虐待的……

裴怀仁的处理原则是:凡有确凿证据、符合帝国律法者,一律秉公办理,无论原告是华族还是异族;凡无确凿证据、或属历史遗留问题者,尽量调解,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凡涉及工役族的申诉,原则上不予受理,但若涉及虐杀、酷刑等严重违法,则密报皇城司查办。

这个原则,既不挑战华族的根本利益,又给了异族一个“讨公道”的出口。

一年后,归化民聚居区的骚乱事件发生率下降了四成。

……………

《通婚条例》的修订,是易君泽新政中最具争议的一笔。

旧例:华族与归化民不得通婚。违者,双方皆削为归化民。

这个规定执行了三十年,从未松动。它的初衷是防止华族血统被“玷污”,也防止归化民通过婚姻“混入”华族。但副作用也很明显:无数真心相爱的人被活活拆散;无数私生子女成为“黑户”,既不算华族也不算归化民;边疆地区的民族隔阂,因此更加难以弥合。

易君泽的新规,看似只是将“一刀切”改为“有条件允许”,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父为华族、母为归化民者,子女为华族。

这一条,保证了华族血统的“向下兼容”。华族男子可以娶归化民女子为妻,子女依旧是华族。这对华族男性来说,是极大的诱惑:归化民女子往往更加温顺、更能吃苦、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婚姻。

父为归化民、母为华族者,子女为归化民。

这一条,则是对归化民男性的“鞭策”——想娶华族女子?可以。但你的子女,依旧是归化民。这意味着,你的后代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通过“抬籍”制度,才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华族。

女子外嫁归化民者,自动丧失华族身份;男子入赘归化民者亦然。

这一条,堵死了华族女性“向下兼容”的通道。一个华族女子若执意嫁给归化民男子,就必须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华族身份,与丈夫同甘共苦。这既是对“爱情至上”的考验,也是对华族血统的变相保护。

新规颁布后,朝野议论纷纷。

有华族士大夫指责新规“败坏华族血统”,有归化民青年欢呼“终于有了娶华族女子的机会”,有华族女子愤怒“凭什么男人可以娶归化民,我们却不能嫁”,也有归化民女子暗自庆幸。

易君泽对此一概不予回应。

他只在一次小范围的御前会议上,对几位重臣说了这样一段话:

“华族八亿,归化民六亿,羁縻民四亿,工役族一亿多。这二十亿人,要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硬生生地隔开,总有一天会崩。给他们一条缝,让他们自己钻,自己挤,自己争。钻进去的,是本事;挤出来的,是运气;争不到的,也别怨朝廷。”(本章完)

第1162章 大唐双龙传(完)

永徽十年,洛阳,环境署。

郑明远已经六十二岁了,仍精神矍铄,每日卯时准时出现在衙署。

十年过去,环境署从一个草创新设的部门,成长为拥有两千余名官吏、数万名技术员、遍布全国的庞大机构。

他面前摆着一份刚刚统计出来的《永徽十年全国环境质量报告》。

洛阳、长安、成都、广州等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较永徽元年均有改善。

全国主要河流中,重度污染河段占比从永徽元年的三成,下降至不足一成。洛河、渭水、长江中下游、珠江,均已恢复至可游泳、可养鱼的水质标准。

矿山复垦面积,十年累计达三千万亩。曾经寸草不生的矿渣山,如今已被绿树青草覆盖。一些地方甚至发展起了生态农业,在复垦土地上种植果树、药材,收益可观。

全国铁路、官道两侧,累计植树二十亿株。从洛阳到碎叶的万里铁道线,两侧已形成绵延不绝的绿色长廊。

此外,环境署还做了一件大事:推动朝廷颁布《清洁生产促进法》,强制要求新建工厂必须同步建设环保设施,老厂限期改造。违者罚金逐年递增,直至关停。

十年间,因污染严重且拒不整改而被关停的工厂,累计一千二百家。因环境违法而被查处的官员,累计三百余人。

郑明远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骂声、哭声、甚至威胁声。但他更知道,十年后的帝国,比十年前更适合人居。

这就够了。

…………

永徽十五年,西域,疏勒城。

裴怀仁站在疏勒城头,望着城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十五年前,他受命出任民族协调司首任司正,带着一纸诏书和一腔热血,开始了漫长的边疆协调生涯。

十五年过去,他已经六十三岁,满头白发,但精神依旧矍铄。民族协调司也从当初的几十人,发展为拥有三千余名官吏、分驻全国各地的庞大机构。

这些年,他跑遍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西域的绿洲、漠北的草原、西南的群山、南洋的岛屿。他见过归化民的眼泪,听过羁縻民的怒吼,甚至与工役营里的“贱民”有过短暂的交流——尽管那是皇城司严密监视下的特许。

十五年,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永徽元年的归化民,约六亿五千万人。永徽十五年,归化民人口增至八亿两千万。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是羁縻民抬籍,二是归化民的自然繁衍,三是少数工役族通过特殊贡献获得抬籍。

十五年间,累计有一千二百万羁縻民成功“抬籍”为归化民。这些人大都是在帝国服役满十五年、无违法记录、且能熟练使用华语的“模范羁縻民”。他们抬籍后,获得了与归化民同等的权利: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购买土地、与华族通婚(需符合新《通婚条例》)、子女可入学接受华文教育。

归化民中,也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有在西域都护府担任六品官职的粟特人,有在格物天工院参与科研的波斯后裔,有在商界叱咤风云的突厥商贾。他们虽然仍不能进入帝国最高权力核心,但至少,他们有了向上攀爬的梯子。

永徽元年的羁縻民,约三亿八千万人。永徽十五年,羁縻民人口降至三亿两千万。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千二百万最优秀者抬籍为归化民,另有数百万人因叛乱、犯罪等原因被削为工役族。自然增长被这两项抵消。

羁縻民的生活,比十五年前有所改善,但改善有限。他们依然被禁锢在保留地内,依然不能自由迁徙,依然不能与华族通婚,依然不能拥有武器。但至少,他们有了申诉的渠道:民族协调司的专员定期巡视,受理他们的投诉;一些欺压羁縻民的华族官员、商贾,确实受到了惩处。

裴怀仁推动的最重要的一项政策,是在羁縻区推行“双语教育”:所有羁縻民儿童,必须接受华语教育,同时允许保留本族语言。学成之后,可以选择在帝国境内任何地方就业——但前提是,必须脱籍为归化民。

裴怀仁很清楚:当所有羁縻民儿童都会说华语、写汉字、认同帝国价值观时,所谓的“羁縻”,就只剩下一个名号了。

永徽元年的工役族,约一亿六千万人。永徽十五年,工役族人口增至一亿八千万。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新增的罪犯、战俘,以及部份叛乱失败的羁縻民。

十五年间,累计有约五十万工役族因“特殊贡献”获得抬籍——或是在矿山救人有功,或是在边疆战斗中表现英勇,或是献出重要技术发明。五十万,相对于一亿八千万的总数,微不足道。但至少,它证明了一条路是存在的——虽然极其狭窄。

更重要的变化,是工役族内部的“层级化”。永徽五年,裴怀仁推动出台了《工役营管理细则》,将工役族分为三等:

上等工役:表现良好、无违规记录者,可从事技术性劳动,如操作机器、维修设备。生活条件相对较好,每七日可休息一日,家属可同营居住。

中等工役:普通劳动者,从事采矿、伐木、筑路等重体力劳动。生活条件一般,每日劳动五个时辰,每月可休息两日。

下等工役:违规者、反抗者、危险分子,从事最艰苦的劳役,如井下采矿、极地筑路。生活条件恶劣,每日劳动九个时辰,无休息日。

工役族可通过劳动表现,逐年提升等级。上等工役若连续三年表现优异,可申请“特殊贡献考核”,通过后抬籍为羁縻民。

这套制度,也确实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叛乱、逃亡事件较永徽元年前下降了七成。

裴怀仁知道,工役族的最终出路,不是靠朝廷的恩赐,而是靠帝国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减少。当蒸汽机替代了人力,当机器替代了苦力,工役族自然会失去“存在价值”。到那时,朝廷要么让他们自生自灭,要么……给他们一条真正的活路。

但,那是下一任民族协调司司正的事了。

洛阳,信访院。

信访院院长程文渊,正在翻阅一份厚厚的档案。

程文渊今年五十八岁,曾任大理寺少卿,以刚正不阿著称。永徽元年,易君泽亲点他出任信访院首任院长。

十五年间,信访院累计受理各类申诉一百二十万件。

经信访院核查、转交相关部门处理后,约有七成的申诉者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或是案件被重审,或是贪官被查处,或是纠纷得到调解。剩下的三成,或因证据不足,或属无理取闹,或涉及帝国核心利益不便公开处理,被驳回或存档待查。

信访院的设立,最大的作用不是解决所有问题,而是给所有人一个“出口”。

帝国边境的骚乱、叛乱事件,较永徽元年前下降了六成。

这六成的降幅里,有多少是信访院的功劳,谁也说不清。但程文渊知道,至少有一半的申诉者,在离开信访院时,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

………

永徽二十年,洛阳,审计署。

审计署署长钱明理,正在主持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审计大会”。

审计署成立于永徽元年,首任署长就是钱明理——那时他还只是个户部度支司的六品郎中。二十年过去,他已经六十二岁,满头白发,但精神依旧矍铄。

二十年间,审计署累计审计各级衙门账目三十万份,发现贪腐、挪用、虚报案件八千余起,涉及金额三亿两白银。移交督察院、皇城司查处的官员,累计四千余人。其中,二品以上大员十七人,三品以上八十九人。

这些数字,让钱明理在官场中树敌无数。有人骂他“酷吏”,有人骂他“鹰犬”,有人暗中威胁要取他性命。但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一件事:帝国的钱,每一两都要花在明处。

永徽二十五年,帝国的财政收入,已经增至十八亿两白银。比永徽元年的十二亿两,增长了五成。但钱明理知道,真正的进步,不在于收入增加了多少,而在于每一两银子花得值不值。

审计署推动的最大的一项改革,是“预算公开”。

永徽十年,审计署联合户部,颁布了《预算公开条例》,要求全国所有州府以上衙门,每年必须公开上一年度的收支账目。账目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阅、核对、举报。

这项改革,被一些官员痛斥为“自断手足”、“授人以柄”。但钱明理力排众议,坚持推行。他的理由很简单:

“帝国的钱,是天下百姓的血汗。百姓有权知道自己交的钱去了哪里。”

二十年过去,预算公开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贪腐案件的数量,从永徽元年的年均三百起,下降至永徽二十五年的年均五十起。

钱明理知道,这不是审计署一家的功劳。督察院的监察、皇城司的耳目、信访院的申诉、乃至报纸的舆论监督,共同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但他更知道,这张网,还有太多的漏洞。每年五十起贪腐案件,意味着至少还有五十个官员在侵吞民脂民膏。五十个,相对于数十万官僚大军,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那些被他们坑害的百姓,五十个,就是五十个天塌下来的灾难。

…………

洛阳,译书馆。

译书馆馆长沈明远,正在主持一场特殊的仪式。

三十年前,沈明远还只是个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因精通梵文、波斯文、大食文,被易君泽亲点出任译书馆首任馆长。三十年后,他已经六十三岁,满头白发,但精神依旧矍铄。

译书馆成立三十年来,累计翻译引进各类学术著作一万二千余种,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农学、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

这些译著,一部分来自波斯、大食、天竺等传统文明古国,一部分来自更遥远的拂菻(拜占庭),还有一部分来自极西之地——那些沈明远也念不出名字的国度。

译书馆的翻译工作,遵循一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实用后理论。最初的十年,主要翻译医学、农学、工程技术类书籍;第二个十年,开始翻译数学、物理、化学基础理论;第三个十年,才涉足哲学、历史、文学等“无用之学”。

三十年下来,译书馆累计刊印译著八千万册,遍布帝国各地的大小书店、图书馆、学堂。

更重要的,是译书馆培养的人才。

三十年间,译书馆累计培养通译三万余人,其中精通三种以上语言者两千人。这些通译,除少数留馆工作外,大部分被分配到宣威使司、格物天工院、各都护府,成为帝国对外交往的桥梁。

……………

洛阳,紫微宫。

易君泽独自坐在御书房中,面前摊着厚厚一摞奏章。

三十年前,他接过父皇传下的帝国时,曾无数次彻夜难眠,担心自己守不住这片江山。三十年后,帝国依旧稳固,甚至比三十年前更加繁荣、更加有序、更加……有活力。

环境改善、民族关系缓和、民生渠道畅通、财政监督强化、知识引进加速。每一项新政,都像是在一座坚固的铁桶上凿开一个小小的窗口。

窗口很小,但足以让桶内的人透一口气。

这口气,就是帝国的生命力。

易君泽翻开一份奏章,是户部呈报的《永徽三十年全国人口统计》。

总人口二十三亿四千万。

其中华族十亿二千万,归化民九亿五千万,羁縻民三亿,工役族七千万。

三十年前,华族与归化民的比例约为四比三。三十年后,华族仍占四成强,但归化民的比例已经接近四成。增长主要来自羁縻民抬籍,以及归化民的自然繁衍。

工役族的人口,从三十年前的一亿八千万,下降至七千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抬籍,而是帝国对苦力的需求大幅减少。蒸汽机替代了人力,机器替代了苦力,工役族失去了“存在价值”。许多工役营被裁撤,工役族被释放,但释放后无处可去,只能流落街头,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易君泽合上奏章,陷入沉思。

新政推行三十年,成效显著,问题也很多。工役族的出路、归化民的进一步融入、羁縻民的最终归宿、华族内部的阶层固化……每一个问题,都比三十年前更加复杂。

但至少,这些问题被摆在了桌面上,被讨论、被争论、被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像三十年前那样,被压在铁桶底下,悄无声息地发酵。(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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