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6章 大唐双龙传(二十年 上)

“谨遵大总管军令!”

众将轰然应诺,声震帐幕。

宋师道随即开始详细部署:

“第一,所有‘镇岳’重型投石机、‘八牛弩’、‘旋风炮’,移至城前三里预设阵地,日夜不停,集中轰击辽东城东南、西北两处城墙!此处墙体相对老旧,且地势利于我观察指挥。不要吝啬石弹火油,我要让那两段城墙,五日之内,崩裂塌陷!”

“第二,工兵营所有精锐分三路,从不同方向秘密挖掘地道,直通城墙地基之下!填充火药、猛火油!待总攻发起,同时引爆,彻底撼动其城防根本!注意防烟、防水、防敌反掘。”

“第三,水师配合,锁江绝援!单夫人!”

“你率东海水师主力,彻底封锁鸭绿水下游及辽东城附近江面,拦截任何可能来自平壤方向的援兵或粮船!同时,以舰载重弩、抛石机,轰击辽东城临江城墙及码头,牵制其守军兵力!”

“得令!”

“第四,各军‘先登死士’营,即刻选拔悍勇,配发最精良甲胄(双层复合甲)、最锋利兵刃、钩索、盾牌。进行攻坚演练,熟悉登城战术、巷战配合。赏格翻倍!先登者,授爵赏金,荫及子孙!”

“第五,将阴后平壤之行,高句丽王庭胆丧之状,广为宣扬。箭书入城,告之守军,顽抗者,城破之日,严惩不贷;弃械者,可保性命,甚至酌情录用。重点分化其军中汉人、靺鞨等部族兵卒。”

一道道命令流水般下达,整个华军大营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战争巨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与狂热运转起来。压抑已久的怒火与建功立业的渴望,转化为恐怖的战争能量。

五月初三,晨。

辽东城头,守军望着城外华军营地那陡然加剧的喧嚣与移动,望着那一架架被牛马拖拽、缓缓前移的庞然巨物,望着江面上如林桅杆、森然列阵的水师战舰,无不面色惨白,一股大难临头的绝望感弥漫开来。

守城主将,是高句丽王室宿将渊净土(渊盖苏文族弟),亦是悍勇之辈。深知已无退路,惟有死战。一边严令各部死守,将城中青壮甚至部分老弱驱赶上城助防,囤积滚木礌石、金汁热油;一边不断向平壤发出求援文书。

五月初四,午时。

随着宋师道一声令下,近百架“镇岳”投石机与数百架中型抛石机同时发出怒吼!数以千计的石弹(部分裹浸火油点燃)和特制的、内藏铁钉毒烟的陶罐,如同死亡的暴雨,遮天蔽日地砸向辽东城东南、西北城墙!

“轰!轰!轰——!!!”

地动山摇!烟尘冲天!

坚固的城墙在如此密集、持续的重击下,剧烈震颤!砖石碎裂,夯土崩塌!尤其是预设的两段薄弱城墙,很快便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与缺口!守军被砸死砸伤者不计其数,惨叫声被淹没在轰鸣中。火球引燃了城楼、营帐,浓烟滚滚。

与此同时,江面上水师战舰的远程打击也同步开始,压制临江城墙,使其无法有效支援内陆方向。

投石轰击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几乎没有停歇。辽东城墙,已是千疮百孔,守军身心俱疲。

五月初五。

“引爆!”

随着宋师道冷静的命令,三处秘密挖掘至城墙下的地道内,埋设的巨量火药与猛火油被同时点燃!

“轰隆隆——!!!”

比投石轰击猛烈十倍、仿佛地龙翻身般的恐怖巨响,从辽东城东南、正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地下猛然爆发!大地如同波浪般起伏,城墙根基处土石冲天!

尤其是东南角那段已被投石轰击得摇摇欲坠的城墙,在下方火药猛烈的爆破下,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呻吟,长达十余丈的一段墙体,如同被巨神挥斧劈砍,轰然向内坍塌!扬起漫天烟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致命的缺口!

“城墙破了!华军杀进来了!”

凄厉到变调的警报声响彻全城!守军最后的心理防线,随着这段城墙的崩塌,也彻底崩溃了!

“全军——进攻!”

宋师道长剑出鞘,直指缺口!

“杀——!!!”

等待已久的华军先登死士,如同决堤的黑色洪流,在震天动地的战鼓与号角声中,朝着那烟尘弥漫的巨大缺口亡命冲锋!弓弩手在后方拼命倾泻箭雨,压制缺口两侧残存守军。

悍将秦琼、尉迟敬德等身先士卒,率精骑从缺口一拥而入!后续步兵如潮水般跟进。

巷战,在辽东城内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坊市、每一处院落惨烈展开。守军中有部分死忠高句丽士卒负隅顽抗,依托熟悉地形节节阻击。但更多士卒,尤其是被强征的民壮、心怀异志的部族兵,早已失去斗志,或跪地投降,或四散奔逃。

渊净土率亲卫在王宫(辽东城亦有行宫)前做最后抵抗,被秦琼与尉迟敬德联手击杀。其首级被高挑于旗杆之上。

五月初六,黄昏。

持续了一天一夜的巷战基本平息。辽东城内,大部分区域已被华军控制,唯有零星抵抗。玄色的华朝旗帜,在残破的城头、高大的宫殿上陆续升起。

宋师道在亲卫簇拥下,踏入高句丽辽东行宫。宫室内一片狼藉,金银细软被逃窜的宫人内侍掳掠一空,只剩些笨重器物。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烟尘的味道。

“大总管,俘获高句丽王族、官吏、将领及其家眷共计三百四十七人,已集中看押于宫城西侧偏殿。如何处置,请大总管示下。”参军禀报。

宋师道面色沉静,无喜无悲。他走到行宫正殿,看着那代表高句丽王权的宝座,缓缓道:“依陛下既定方略及本帅战前宣告:高句丽王室,除年未满十二之幼童,余者,无论男女,皆为战犯,不可赦。”

“然,陛下仁德,不嗜杀戮。传令:所有成年及十二岁以上王族成员、负主要抵抗之责的官吏将领,一律削去爵位官职,褫夺姓氏,废为庶人。连同其直系家眷,全部发配!”

“发往何处?”参军追问道。

宋师道目光望向西南方向:“瀛洲(倭国)新辟之银山、辽东以北新设之黑水都督府(黑龙江流域)荒原、以及……河西陇右新附之地,正需劳力开垦屯田,修筑道路城池。将他们打散,分作数队,交由各地驻军及屯田司看管。严加监管,使其以劳作赎罪。凡有异动、逃亡、煽惑者,立斩不赦。”

“那……那些不满十二岁的幼童?”

宋师道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但很快归于坚定:“集中起来,暂时安置。择其聪慧知礼者,送入神都蒙学、太学,学习华夏文字经典,以华律教化之,长为华朝子民。冥顽不化者,则置于边地民间,令其自食其力,严加看管,永不得入仕、不得习武、不得返回高句丽故地。”

“那城中普通百姓、降卒?”参军继续请示。

“出榜安民,重申我军纪。百姓各安其业,不得侵扰。降卒甄别,凡无大恶、真心归附者,可编入辅兵或发往内地屯田。顽抗到底、劣迹昭著者,与王族同罪,发配边荒。所有高句丽官吏体系,全部废除,暂由我军中文吏及随军士子接管地方政务,推行华律,清丈土地,登记户口。”

命令迅速被执行下去。哭喊声、哀求声、呵斥声在宫城西殿响起,但很快被军令压下。一队队被绳索串联、面如死灰的前高句丽王公贵族、将领官员及其家眷,在玄甲士兵的押解下,踉跄着离开他们曾经统治的城市,走向艰苦无比的流放之地。而那些惊恐茫然的幼童,则被另外集中安置。

站在行宫殿外高台上,望着暮色中残破却已恢复基本秩序的辽东城,宋师道心中并无太多胜利的喜悦。

征服总是伴随着血与火,伴随着无数个人与家族的悲剧。但他知道,这是统一必然付出的代价,也是建立长久和平必须采取的雷霆手段。

…………

定鼎十一年秋,随着最后一支西突厥顽抗部落于碎叶川(今楚河)畔向华军献上象征归顺的金狼头杖,持续近十年的大规模征伐终于画上了句号。

广袤的蒙古高原、西域大部(直至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尽入华朝版图。设立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吉木萨尔)、安西都护府(治龟兹,今库车)进行管辖,屯田驻军,修建直道驿站。

至此,华帝国的疆域东起鲸海(日本海)与琉球,西抵葱岭与药杀水(锡尔河)中上游,与萨珊波斯帝国东部边疆接壤;北括广漠草原直至贝加尔湖以南,南至交趾(越南北部)及南海诸岛。统治区域涵盖了大半个亚洲最富庶、最核心的地带。面积之辽阔,前所未有。

帝国中枢通过四京制(神都洛阳、西京长安、南京襄阳、北京幽州)及六个大型都护府(安东、安北、单于、北庭、安西、南海)进行辐射管理。

战争的结束,并非扩张的终点,而是庞大国家机器全面转向内部建设与治理的起点。

易华伟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绝对的权威以及过去十年间初步搭建并不断完善的崭新体系,引领着这个巨型帝国驶入了一条超越以往任何朝代的高速发展轨道。

以政事堂、枢密院、监察院三衙为核心的中央决策执行体系运行成熟,相互制衡,效率极高。

科举制经过十年推行,已深入人心,成为选拔官吏的最主要途径,大量寒门士子、甚至少数精通汉学的归化异族精英得以进入政权,极大地革新了官僚队伍的构成与活力。

地方上,州、县两级行政与司法分离,刺史、县令主政,巡检司负责治安与基础教化,直属中央的监察院分支机构“按察司”负责监督。

同时在边疆都护府及新拓地区,则采取“羁縻”与“直管”结合的灵活政策,尊重当地风俗,委任部落头人、原有贵族为世袭土官,但必须接受华律、华语教育及中央派遣的“流官”监督。

庞大的驿站网络与定期巡视的御史制度,确保了帝国哪怕最偏远的角落,其政令也能相对畅通,信息得以反馈。

帝国保持着约六十万人的常备精锐,其中二十万最精锐的禁军驻守四京及腹心要地,其余分镇各都护府及重要关隘。

同时,全面推行“府兵制”,在各地设立军府,授予土地,农时耕作,闲时训练,战时征调,既保证了兵源,又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更将军事力量与地方生产紧密结合。

军事学堂体系的完善培养了大量中下层军官,确保了军队的专业性与忠诚。水师力量冠绝当世,单美仙统领的舰队不仅掌控东亚海域,其探索船队已远航至吕宋、婆罗洲,甚至与印度洋上的商船有所接触。

“均田令”的彻底推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自耕农数量暴增。朝廷大力推广曲辕犁、筒车等新式农具,兴修水利,引进占城稻等优良品种,粮食产量稳步提高。

至定鼎二十年,帝国在册耕地面积比立国初翻了一番有余。手工业方面,官营的“天工院”在鲁妙子的主持下,不断改良纺织、冶金、造船、制瓷、造纸等技术。而私营手工业在统一市场与低税政策的刺激下,也蓬勃发展,洛阳、长安、扬州、广州、泉州等地成为巨大的手工业中心与商品集散地。商业空前繁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隋运河基础上整修拓宽)与四通八达的官道水陆联运,使得货物其流。

丝绸之路在帝国强力保障下更加安全兴盛,长安、敦煌、龟兹、疏勒等地胡商云集。海上丝绸之路也日益繁忙,广州、明州(宁波)、泉州等港口桅杆如林。帝国发行了统一的铜钱与信誉良好的“宝钞”(纸币雏形,有金银和丝绸储备),金融体系初步建立。

确立华语为官方语言,编纂《华文正韵》与《定鼎大典》(一部囊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农工医药的巨型类书),大力推行官学教育。

各州县皆设官学,蒙学普及率远超以往任何时代。在坚持华夏文化主体地位的同时,对归附各族文化采取相对包容态度,佛教、道教、祆教、景教乃至草原萨满信仰,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危害统治,皆可合法存在,但需接受管理。

这种文化向心力与包容性,加上先进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使得边疆地区的“华化”进程虽非强制,却自然且迅速。无数胡商、遣华使、留学生汇聚神都,带来异域风情,也带走华夏文明的火种。

当然,军事科技任何人都带不走。(本章完)

第1127章 大唐双龙传(二十年 下)

易华伟亲自定下基调:“格物致用”。天工院不仅是顶级工匠的殿堂,也吸引了大量对自然之理有兴趣的学者。在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医学、农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改良的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使得书籍成本大降,知识传播加速。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火药虽未大规模军事化,但其开山掘矿的用途已被重视。对于各种“奇技淫巧”,只要证明有实用价值,便能得到赏识甚至封赏,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持续近二十年的总体和平、生产发展、医疗改善(惠民药局体系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导致人口呈爆炸式增长。

定鼎初年,帝国人口约在五千万左右(经过战乱恢复),至定鼎二十年,经过多次普查统计,在籍人口已突破三亿大关,并且仍在以每年数百万的净增数迅速攀升。巨大的人口既是压力,也提供了无尽的劳动力与市场,更支撑起庞大的常备军与官僚体系。

城市规模急剧扩大,神都洛阳、西京长安居民皆逾百万,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巨城。市民阶层壮大,文化生活丰富,戏曲、说书、杂技等娱乐行业兴盛。虽然土地兼并随着经济发展已有苗头,但均田令的底线、活跃的工商业以及不断向边疆移民的政策(朝廷鼓励百姓前往辽东、河套、西域等地垦殖,给与土地、免税等优惠),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内部人口压力。

至定鼎二十年,华帝国已步入其第一个鼎盛期。这是一个疆域空前辽阔、中央集权高效、经济充满活力、文化自信开放、科技稳步前行、人口繁庶无比的超级帝国。

易华伟凭借其穿越者的先知与铁腕,成功地将一个古典帝国拔升到了接近其自然条件与社会结构所能承载的效能极限。帝国的官僚机器在精心设计的制度下有条不紊地运转,四方的贡赋与商税如同血液般源源不断汇入中枢,支撑着庞大的开支与建设。

当然,盛世之下亦有隐忧。庞大的官僚体系难免滋生腐败与惰政,尽管监察院权力巨大,但猫鼠游戏从未停止。

边疆地区的统治成本高昂,民族融合过程中偶有摩擦。人口爆炸对资源与环境造成的压力开始初步显现。帝国与西邻萨珊波斯的关系在边境稳定后,随着商路竞争与势力范围的微妙重叠,也逐渐变得复杂。

但无论如何,在定鼎二十年的这个节点上,华帝国犹如一轮正当午时的烈日,其光芒普照之处,万物竞发,气象万千。

……………

定鼎二十一年,春。

岭南道,邕州(今南宁)西南,左江之畔。

岭南的春天来得早,却并不总是意味着明媚。时值三月,淫雨霏霏已连绵半月,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河谷盆地浸泡得如同巨大的、潮湿的苔藓毯子。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混杂着腐叶、淤泥、瘴气,以及某种挥之不去的颓败气息。

远处,喀斯特地貌特有的青灰色石峰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如同沉默的巨兽脊背,冷漠地俯瞰着这片被遗忘的角落。

这里没有确切的地名,官方文书上称之为“思过里”,当地俚僚(壮族先民)则因其聚居着一群特殊的“北边来的贵人囚徒”,称之为“鬼哭峒”——并非真有鬼哭,而是指这些外来者常年面色凄惶,低声啜泣如鬼魅。

一片低矮、杂乱、显然缺乏统一规划的屋舍,紧挨着左江一条浑浊的支流散布开来。房屋多是就地取材,以竹木为骨,糊上黄泥,顶上覆着厚厚的茅草或捡来的破碎陶瓦,勉强遮风挡雨。

不少屋舍因连日阴雨,墙壁洇出深色的水渍,茅草顶棚耷拉着,滴滴答答地漏着水。屋舍之间是泥泞不堪的土路,被无数双沾满泥浆的脚踩踏得坑坑洼洼,积着一汪汪浑浊的泥水,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

此地便是李氏家族,前唐皇室及其核心宗室、部分死忠重臣后代的流放聚居地。自定鼎元年李唐覆灭,他们被分批迁徙至此,已整整二十一个春秋。

晨,卯时初刻。

天色依然昏暗,雨势稍歇,转为恼人的牛毛细雨。湿冷的空气如同无形的冰针,穿透单薄的麻布衣衫,刺入骨髓。聚居地东头,一座相对“规整”些的竹木屋里,透出一点昏黄如豆的油灯光。

屋内陈设简陋到了极点。一张粗糙的原木桌,几张吱呀作响的竹凳,一个陶土垒砌的简易灶台,角落里堆着些农具和柴火。墙壁上挂着几件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衣物。空气中弥漫着霉味、草药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衰败气息。

李渊,这位曾经开创大唐基业、君临天下的高祖皇帝,如今正蜷缩在一张铺着干草的旧竹榻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而硬、早已失去原本颜色的旧棉被。他须发尽白,稀疏杂乱,如同深秋的枯草贴在布满深壑皱纹的脸上。曾经锐利有神的眼睛,如今浑浊不堪,眼窝深陷,时常失神地望着漏雨的屋顶,或是墙角爬过的壁虎。

他比实际年龄显得更加苍老,腰背佝偻得厉害,瘦骨嶙峋的手背上青筋与老人斑交错,微微颤抖着。

二十一年的流放生涯,不仅摧垮了他的身体,更彻底磨灭了他最后一丝属于帝王的精气神。最初的愤怒、不甘、屈辱,早已被无尽的恐惧、忧虑、悔恨所取代。他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唐国公、唐王、大唐皇帝,只是一个在瘴疠之地苟延残喘、日日惶恐不安的囚徒老头。他害怕岭南每年夏秋肆虐的时疫(瘴气),害怕当地偶尔不怀好意的俚僚山民,更害怕的,是那远在数千里之外、神都洛阳深宫中,那位高深莫测的华帝!

他总觉得,那位轻易击败了佛道魔所有顶尖高手、一统天下的年轻皇帝,之所以留他们性命,绝非仁慈,而是某种更可怕的,如猫捉老鼠般的戏弄与折磨。他生怕哪一天,一道冰冷的圣旨突然降临,宣布李氏“谋逆”、“结党”、“怨望”,然后便是……满门抄斩,鸡犬不留!

这种悬在头顶、不知何时落下的利剑,比直接处死更令人煎熬。他常常在深夜惊醒,冷汗涔涔,梦见玄甲军士破门而入,刀光闪烁,儿孙哭喊……

“咳咳咳……”

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绪,撕心裂肺,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李渊费力地用手帕捂住嘴,帕子上赫然带着暗红色的血丝。

“父亲!”

一个同样苍老、但身形尚算挺拔的身影急忙从外间走进,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黑乎乎的草药汤。正是李世民。

李世民也已年过五旬,鬓角染霜,面容饱经风霜,昔日秦王、天策上将的英武之气被生活磨砺得只剩下一股沉郁的坚忍。身上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褐,裤腿卷起,沾着泥点,脚上是一双磨破了的草鞋。

“药熬好了,快趁热喝了吧。”

李世民小心翼翼地扶起父亲,将药碗递到他嘴边。药味苦涩刺鼻,混杂着岭南特有的、李渊始终无法适应的草药气息。

李渊皱着眉头,勉强喝了几口,便推开了,喘息着问:“世民……今日……今日可有……洛阳的消息?或者……邕州刺史府那边……有什么风声?”

他几乎每天都要问一遍,尽管明知希望渺茫。

李世民眼中闪过一丝痛楚,低声安慰:“父亲,暂无消息。昨日去峒口市集换盐的承乾回来说,一切如常。刺史府的差役……也并未格外关注我们。”

他隐瞒了差役的呵斥与勒索,以及市集上其他流民或本地俚僚投来的、或好奇或鄙夷的目光。

“如常……如常……”

李渊喃喃重复,眼神更加空洞:“如常才是最可怕的……他到底想怎样?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啊!”

他忽然激动起来,枯瘦的手抓住李世民的衣袖:“世民,你说,他是不是在等我们……等我们自己熬不住,死绝在这鬼地方?!或者……等我们哪个不肖子孙,行差踏错,给他一个斩草除根的借口?!”

“父亲!慎言!”

李世民脸色一变,急忙压低声音,警惕地看了看屋外。尽管聚居地都是自家人,但谁又能保证没有华朝安排的耳目?长期的囚禁与恐惧,早已让猜疑如同藤蔓,在每个人心中滋生蔓延。

李世民将父亲重新安顿好,盖好被子,看着老人如同惊弓之鸟般的脆弱模样,心中如同刀绞。他何尝不恐惧?不煎熬?但他是一家之主(至少是实际上的),是父亲和数百族人的主心骨,他不能像父亲一样彻底崩溃。他必须强撑着,带领族人在这绝境中……活下去。

天色渐亮,雨丝依旧。

聚居地开始有了活动的人气,但这份人气也带着挥之不去的暮气与麻木。

女眷们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裙,挽着竹篮或木盆,到河边捶洗衣物,或是去屋后小块的自留地里,冒雨采摘一些勉强生长的野菜。她们大多面色菜黄,眼神黯淡,手上布满劳作留下的茧子和裂口,早已不复当年长安、洛阳宫中或府邸里的雍容华贵。许多人低声交谈着,话题无非是今日的餐食、阴雨带来的关节痛、某个孩子又发热了,以及……对洛阳模糊而恐惧的揣测。

青壮男丁则三三两两,扛着简陋的锄头、柴刀,走向聚居地外围那一片贫瘠的山坡地。那是他们被允许开垦的“份地”,土地贫瘠,多砂石,且位于山坡,水土流失严重。他们需要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出养活数百口人的粮食,尽管收成往往连糊口都勉强。更多人被组织起来,在李世民的带领下,进行一些公共劳动——修补被雨水冲垮的田埂、疏通淤塞的排水沟、加固摇摇欲坠的房屋。这些活计繁重而卑微,但对于这些曾经锦衣玉食、手掌大权的王孙贵胄而言,却已是生存的必需。

李建成佝偻着背,正在自家屋后费力地劈着湿柴。他比李世民更显苍老,早年与李世民争斗的锋芒早已被流放生涯磨平,只剩下被生活重压和常年郁郁寡欢摧残出的病弱与颓唐。他咳了几声,动作迟缓,劈几下便要停下来喘息。他的儿子、曾经的大唐皇孙们,大多沉默寡言,眼神中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疏离与迷茫。

李元吉早已在数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瘴疠”(恶性疟疾)中病逝,留下孤儿寡母,日子更加艰难。他的遗孀杨氏,一个同样憔悴的中年妇人,正带着两个半大的儿子,在泥泞的菜地里试图扶正被雨水打歪的菜苗,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从她麻木的脸上滑落。

年轻一代,情况更加复杂。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大唐”、“长安”、“皇宫”的记忆极其模糊,甚至根本没有。他们出生或成长于这瘴疠之地,“皇帝”、“王爷”、“国公”对他们而言,只是父辈口中遥远而苍白的词汇,以及身上那无法摆脱的“前朝余孽”的枷锁。

他们一方面承受着家族的沉重历史包袱,小心翼翼地活着,生怕触犯禁忌;另一方面,青春的躁动、对外界的好奇、对现状的不满,又如同暗流,在年轻的心灵中涌动。

李承乾(李世民长子,已过而立)算是年轻一代中较有威望的。他继承了父亲的部分坚毅,也多了几分长期底层生活磨砺出的实际。他负责与外界(主要是峒口市集、偶尔来访的差役)打交道,用家族女眷编织的简陋竹器、采集的草药、或是偶尔猎到的山鸡野兔,去换取食盐、铁器、布匹等必需品。他见识了外界的些许变化,知道华朝日益强盛,新政推行,百姓生活似乎远比他们这些“罪囚”要好。这让他心中充满了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滋味。

既有对华朝统治事实上的承认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又有对家族命运的深深不甘与无力。

更年轻的,如李泰(李世民四子)、李恪(李世民三子,已故,其子在此)等人的后代,则分化更明显。有的心灰意冷,只求苟活,早早学会了俚僚的语言和生存技能,几乎与本地人无异;有的则偷偷藏起父辈留下的、早已残破不堪的书籍。多是些经史子集的残本,或是李渊、李世民凭借记忆默写的一些治国方略、兵法心得,纸张早已发黄脆裂。

在夜深人静时,就着微弱的油灯,贪婪地阅读,仿佛能从那些模糊的字句中,触摸到一个他们从未拥有、却注定要背负的辉煌过去,并从中汲取一丝虚幻的慰藉与不甘的火种。

但这种行为是绝对禁止的,一旦被发现私藏“前朝禁书”,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这些年轻人的“学习”,如同地下活动,充满了紧张。(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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