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赵煦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解释。他更相信宋军的强大，对于石越的解释，他半信半疑——石越心里面很清楚，赵煦需要的是一个时间表。如若他给皇帝约下一个明确时限，皇帝的怀疑在短时间内，就可能转变成一种狂热的信任与期待。可惜的是，给皇帝的许诺是绝对不能乱下的，任何人若忘记这一点，他的结果都不会太好。石越也不希望有任何时间表影响到他的谋臣与将军们对战事的判断——就算石越不在乎自己的结局，折可适、王厚们也一定会在意。他们与石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倘若石越也没有好结果，为石越所重用的折可适与王厚又岂能有好结果？
但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九月下旬，左丞相韩维意外病倒——虽然不是大病，但是一个七十五六岁的老者，其实也没什么小病可言。韩维只能回到府邸休养，几乎不能再视事——如果皇帝没有特旨允许的话，他就不能在私邸办公接见各级官员，而小皇帝虽然殷勤的遣使问疾，送汤送药，可对此事却闭口不提。而向太后一向秉持着不过问外朝政事的原则，也未加干涉。
祸不单行，石越在意外丧失朝中的一大重要支持之后，又发现回朝之后的韩忠彦，态度也变得暖昧起来。虽然韩忠彦不存在倒向皇帝的问题，韩家对于小皇帝本来就是绝对忠诚的。但汴京的来信说皇帝多次召见韩忠彦密谈，时间往往长达一两个时辰。与皇帝关系密切的桑充国也给石越写了一封信，提到皇帝与桑充国之间的一次长谈，信中声称皇帝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形成石越左相、范纯仁右相、韩忠彦枢使的新朝局。石越不难嗅出其中的言外之意——小皇帝心中未来朝廷的格局，已经渐渐形成。他希望借助拥有遗诏辅政大臣身份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韩忠彦，来构筑属于他的朝廷。
石越对此并不意外，因为这几乎是小皇帝理所当然的选择。当高宗皇帝赵顼将韩忠彦的名字写进他的诏书之后，韩忠彦就已经必然是这几十年中大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尽管他关键时候颇能杀伐果断，但平时看起来却是锋芒内敛、温和忠厚，和朝中三党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加上他的家世带来的河北、开封士大夫的支持，可以说韩忠彦是绍圣朝中地位最稳固的宰执。
谁都希望这样的人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石越亦不例外。让他忧虑的是，他知道韩忠彦并不象他表面上的待人接物那样，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他肯定是在某些事上被皇帝说服了。只是石越还不知道是什么事！
陈元凤与李舜举、王光祖所统的南面行营近五万人马，在九月的最后一天，终于在冀州集结完毕。陈元凤希望这支人马立即前往安平，却在石越那儿吃了个闭门羹。石越根本不见他，让他在武强等了三个时辰后，只派了一个小吏出来通知，南面行营诸军全部前往东光休整待命，违制者斩。陈元凤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冀州，李舜举、王光祖却都不敢违令，乖乖将人马带到了东光，与李浩的骁胜军交接防务。看着李浩率领兵员不整的骁胜军开往武强，陈元凤只好将满腔的恼怒发泄到奏章之中，向皇帝与两府抱怨受到的不公待遇，并反复宣称，加入南面行营的生力军后，宋军可以在任何一个战场对辽军取得优势。
这肯定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怀疑。韩忠彦的来信中，就委婉提到希望石越给南面行营用武之地。但石越与王厚却也有不用南面行营的理由。休说他们行军之后需要休整，所谓“兵贵精而不贵多”亦是不破的真理。野战并非攻城与守城，在安平方面，无论防守或进攻，各军之间的协调远比兵力的多寡更重要。他日宋军出击，必以马军为主力，马军再多，列阵之时，纵深不过十排，否则大阵连转弯都做不到。如今安平的宋军骑兵，若倾巢而出，用最紧密的队列列阵，正面已经宽达一二十里之遥——而实际上，无论是慕容谦、唐康或者韩宝，大约都不会列这样的阵形，所以他们其实也已经有充足的中军预备队。在这种狭小的区域进行会战时，两军的作战方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左中右前四军或者左中右三军，各阵之间配合作战，先互相射箭，射完箭后再冲杀格斗——至少有近两百年，世界岛东部的这种会战方式都没有发生过改变。而决定最后胜负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个军阵，在这种会战之中，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其中一个军阵失败，则全阵溃败。
所以，尽管石越与王厚也希望可以使用南面行营中的骁骑军与宣武二军的兵力，但是同时也都觉得那并不急迫，相反，他们更担心这两支禁军加入后可能的失控。隶属南面行营的殿前司精锐禁军，除非石越亲自坐镇，就算是王厚去，他们也未必会老老实实听话，万一这两支军队到达安平之后，急躁的攻击辽军，结果就可能会是灾难性的。更何况，陈元凤也肯定不甘心南面行营的两支主力被抽调而失去控制权。再说冬季滹沱河的运能有限，安平宋军的粮草补给，大半还是要依靠陆路运输，既然没有明显的好处，反而有可以预料的风险，石越也不愿意再去增加补给的压力。
河间府地区，石越就更加不敢令南面行营进去。章惇可以与田烈武这个好脾性的人合作愉快，但如果是陈元凤与南面行营，就算章惇设计让耶律信全歼了这五万人马，石越也不会感到意外。那里如今就是章惇的地盘，整个河北，除了石越，以章惇的性格，他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南面行营进入河间府，这五万人马的粮草，到时候都得指望章惇，章惇必定会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而陈元凤却几乎没有可能俯首听命。章惇并非什么良善之辈，他要断了南面行营的粮草供给，石越都不知道该如何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偌大一个河北，倒也并非没有容得下南面行营五万人马的地方，只是石越却没有仙法奇术可以将这五万人马变到保州、博野去。南面行营以步军为主，带有大批辎重，若要去保州、博野，只能走官道绕道而行，先去真定府，再经定州东出，就算不考虑补给问题，正常行军也要十几天，若以此前的速度来看，只怕他们一个月都到不了。更何况深州、真定、定州诸州县，早已经不堪重负，这五万人马再去，粮草供应，很难指望当地州县，须得由宣台另行补给，免不了又要至少征发几万民夫。更重要的是，战争之中以上下同心为贵，如南面行营这样的部队，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对于这样一个烫手山芋，石越也只好将它按在后方，放到自己的眼皮底下。只是如此一来，石越便不免要落人口实，便连他自己也知道，他纵是无私，亦见有私。在赵煦和朝廷的大臣们的心里，陈元凤与南面行营是完全不同的形象，至少他们也会觉得其“锐气可用”，石越无论如何辩解，也都难以服人。但他却到底不能让事实去证明他才是正确的——那样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石越和耶律信各自背负着不同的压力，将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河北战场。双方心里面都知道，这一次的僵持，注定短暂。虽然没有人知道这脆弱的平衡究竟会在何时被打破，但双方都意识到气温的变化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个时期，仿佛整个世界岛东部的焦点都在河北平原之上。至于河东地区，虽然两国都部署了大军对峙，但自开战以来，长达五个月的平静，让这个地区几乎被人遗忘。不过，在历史上，河东与西京道，也从来都不算是契丹与中原王朝交战的重点。哪怕追溯到耶律阿保机的年代，舞台的中心，也是河北的幽蓟地区。近两百年内，塞北与中原的争斗，河北一直都是主角，而河东则几乎微不足道——发生在此处的战争，无论胜败，都极少影响到大局。
一直到绍圣七年九月结束，历史都依循着这两百年来的轨迹运转着。尤其是在长达五六个月的平静之后，在宋朝的河东路与辽国的西京道，双方都有不少人开始相信，他们只是这场战争的看客而已。
所以，即使当十月初至之时，雁代都总管章楶与河东行营都总管折克行突然大举兴兵，自雁门、大石谷路两道并出，做出大举进攻朔、应辽军之势，许多人也觉得那只是迫于宋廷压力的徒劳之举。
朔州有耶律冲哥亲自坐镇，近在咫尺的应州也非当年潘美、杨业时兵力空虚的应州，辽军扼据形胜，以逸待劳，宋军倾河东之兵出击，结果十月八日折克行在应州遇伏，受挫退兵；十日，章楶闻折克行不利，亦引兵还雁门。自十月五日出兵算起，河东宋军的这次出击，前后不过五日，便告夭折。
2
绍圣七年十月六日。
太行山的北部山区，从前一个晚上起，飘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这场雪不是很大，在地势较低的地区，地面上只是积了一层薄薄的雪。但是，这样的天气，已经令从宋朝河东路瓶形寨至辽国西京道灵丘的那条八十里的山间谷道，更加难走。
这条道路已经废弃许久了。这八十里的谷道，半程是山间谷道，半程则是由滱水河谷自然形成的，此后经历代先民的开辟，便在此处形成了一条沿溪河而走，可通车骑的道路。这一条道路，也被视为飞狐道的一部分。但是，最晚是入宋以后，这条道路被人们渐渐的荒弃了。因为道路联结的两端，分属于宋辽两个对立的国家，即使是在两国关系良好的时候，商旅、使者的往来，也不会走这条道路。河东路出雁门至大同，有一条隋唐以来的官道；河北地区更是往来便畅，除非奸细或者贼盗，几乎不会有人来这儿。在人迹罕至最少近百年后，原来的道路都许多都湮没不见了，许多地方草长没膝，甚至长满了横七杂八的灌木。很难想像，这里竟然曾经也是一条重要的道路，甚至还曾经商旅往来，十分热闹。
但在十月六日这一天，这条废弃的古道上，却突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骑兵，朝着灵丘城的方向前进。这是一支奇怪的军队，骑士们装扮各异，有些是典型的游牧民穿着，头戴毛皮覆耳帽，身穿窄袖长袍——既有左衽，也有右衽；但还有相当一部分骑士，一看就是陕西汉人的穿着，厚厚的绵袍外面，裹着一件宋军常穿的紫衫，还套着深绿色的背子——上面都绣着“河套”二字。而他们低声交谈的语言也各式各样，虽然主要都是说陕西官话，但也有一些人说着难懂的蕃语，有时候一次交谈，甚至包含三四种语言，而他们互相之间，竟然也都能听懂对方在说些什么。
他们的队列拖得很长，大半也是因为道路所限，迫不得已。走在这支骑兵最前头的，是五十骑左右的骑兵，他们超出大部队十多里，谨慎的搜索前进，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会停下来，将自己隐藏在道旁的树木、岩石之后，抓紧手中的长弓。偶尔，在这条道路上，也会有一些砍柴的樵夫出现，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毫不留情的射杀。尽管这些倒霉的樵夫几乎不可能是敌方的细作，无论是东边的灵丘也好，西边的瓶形寨也好，他们的探马最多放到城外二十里——这是最完美的距离，既足够让他们的守军对敌袭做出反应，同时也能很好的保证细作的生命安全。但这些人显得十分小心，的确，行走在这条道路上，道路两旁的大山阴森森的耸立着，倘若敌军提前知道行踪，在路边的山上设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毕竟，哪怕是简单的搜索道路两旁的山头也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的话，前锋小股部队行进的速度，只怕比部队最后面的神卫营都要慢，这八十里的谷道，走上两天也不见得能走完。
而在这五十名骑兵身后十里左右的，是数百名骑着骡子或驴，手里拿着斧头、长锯等工具的男子，他们中间有些穿的背子上绣着一张正待发射的床子弩——这是宋军某几支神卫营选择的徽记。但更多的人更像是普通的百姓。在那些神卫营士兵的指挥下，这些人熟练的砍倒、搬开道路上的树木，甚至还来得及给一些坑洼泥泞的地方铺上木板。
在他们的身后几里，则是四五千骑的大队骑兵。以及队伍最后方的，拖着火炮的牛车，与神卫十九营的宋军们。
“十哥，你说这个走法，天黑前能赶到灵丘么？”
一位三十来岁的神卫营武官抬头望了望天色，天空中细小的雪花乱舞着，看不出什么时辰来，他低声呸了一下，说道：“这条道，俺和吴将军帐下的徐参军一道，走了四五回，也拿着沙漏计算过时辰，路是难走一点，但并非走不了，天黑前，定能赶到灵丘。”说完又轻轻掸了下头盔上的雪花，朝问话的那个武官说道：“仲礼，你到后头盯紧点，才走了三四十里，已经扔掉两门火炮了，振威脸色已是很难看了，再出点差错……”他的这句话都没有说完，一个守阙忠士小跑着过来，说道：“陈将军，范将军请你过去说话。”
他点点头，催着那个叫“仲礼”的武官去了，刚转身上马，朝着神卫营车队的中央驰去。
这个男子叫做陈庆远，乃是宋军神卫第十九营的都行军参军，官至致果副尉，因为行第第十，所以军中常呼为“十哥”。他口中的“振威”，正是该营都指挥使，振威校尉范丘。宋军的编制、武阶，皆以神卫营最为混乱，大的神卫营规模庞大，主将往往以昭武校尉担任，与一个军相同；小的则主将不过一致果校尉。而这个十九营，规模虽然不大，但因为装备了十门克虏炮，主将便也官至从六品上的振威校尉，连个都参军也是致果副尉。
没跑多久，陈庆远便已见着范丘，他骑了一匹黑马，正微侧着身子，和身边的几个参军低声说着什么，见到陈庆远过来，范丘不待他行礼参见，便说道：“十将军，你不是与徐参军去勘了四五回路么？”
“是。小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