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7章 艰难的第一步(上)

下面乱哄哄的,在认真讨论到底年息多少才是他们心中的底线。

上面安静静的,刘钰内心是真的有一个明确的数目,但对这些商人是否愿意投资,内心没谱。

说一个听起来很魔幻现实主义的想法,让荷兰人出钱,养大顺的海军和陆战队,有没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不但有可能,而且是非常有可能的。

几年前刘钰在欧洲考察过,欧洲的大量资本,现在缺乏投资空间。

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在20年,集中爆出来两三个大泡沫,实在是钱多的没地方花了,可是工业革命这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还没爆发。

一旦货币超发,且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很容易出现泡沫和投资狂热,或者是对一些奇葩东西的炒作。不管是郁金香、南海公司股票、还是密西西比黄金,都是差不多的道理。

二三十年过去,欧洲有什么新的利润增长点吗?

应该说,是没有的。

不但没有,甚至还有所倒退。

按照刘钰的估计,如果大顺想要在荷兰借国债,只需要给到6%左右的年息,就能借到。

如果按时还钱,把信誉评级刷上去,十年之内,完全是可以的降到5%、4%左右的。

但是,按照借国债的利息去考虑拉拢荷兰金融资本的想法,又是错误的。

得给荷兰的金融资本足够的利益,才能让他们控制议会,完成游说,从而投资大顺的“东印度公司”。

这个年息,刘钰认为,大约在8%以上即可。

现在欧洲各国的国债,利息最高的,也就是俄国。但俄国体量真不大,用不了那么多钱。

大量的闲钱没地方可去,8%的年息,足够荷兰的金融资本出卖自己的祖国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为大顺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那就是账目十年才公开一次、十七人董事会大权独揽、各省商会之间的分歧在统一的利益面前可以暂时搁置。

这些基础,决定了大顺可以拿到公司的控制权。

只要,大顺这边承诺,每年至少8%的年息分红、甚至10%。但前提是大顺要对董事会绝对控制,荷兰的金融资本是可以答应的。

10%的年息,在荷兰真的已经挺高了。

大顺不缺资本,就说南洋这么大的摊子,其实二三千万两白银的股本,也就够了。二三千万两白银,大顺还用不着跑去荷兰借钱。

只不过,大顺没法吃独食,只能拉上荷兰人。

拉上荷兰人之后,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了:用荷兰人的钱,统治荷兰的前殖民地。

8%左右的年息,或者稍微高点,荷兰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大顺这边。

刘钰怀疑,8%的年息,是否足以说服大顺的商人阶层?

前期来看,利润不会太高,经过估算,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原有市场规模、以及南洋驻军、土改、战争等花费。

至少在三五年之内,其实也就是12%、13%这样的水平。

而且既然要考虑日后要与荷兰、法国联手,废掉英国的制海权和《航海条例》,军舰也得造。

每年至少也得从利润中拨出一艘战列舰、两艘巡航舰的钱。

当然要说日后打赢了,完全控制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当然是不止12%这么低的回报率的。

问题是商人阶层最多也就看三五年,这都算远见了。说的天花烂坠,三五年之内见不到钱,他们多半会选择撤资。

现在话也不能说满了,今年与荷兰的谈判肯定是没戏的,怎么也得拖到明年。

现在注资,至少要到明年过年,才能拿到年息。其中还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政治活动,也需要从公司资本里扣除。

话不能说满,刘钰预留了一些余地,基本也就是这样了。

主要还是前期吧,英法瑞葡等国的贸易,还不能停。瓷器、丝绸这些,也不能专营垄断,这也让利润不能那么高。

虽然有种种困难,不过也要好的方面。那就是葡萄牙人虽然带走了香料种子,在巴西种植,可是那里的人工成本也好、环境也罢,暂时还不能动摇东南亚的香料地位。

要打垄断的价格战,可以暂时放一放,日后再说。

而印度方面,刘钰说动皇帝的,是印度的地丁银。

往印度方向动兵,大约也就三五千人的规模,急不得,花费也不是很大。皇帝也不希望印度的地丁银让商人阶层插手,这笔费用可以不算。

暂时来看,大顺能接手的,其实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遗产。基本上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的利润是多少,大顺这边暂时最多也就拿这么多。

当然一个八百万两白银资本、12倍杠杆的债券,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利润还是可观的。加上大顺可以废除一些原本荷兰公司的奇葩制度,也不用担心缺乏白银通货买大顺货物,只要渡过利润最低的前几年,日后肯定是日进斗金。

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恰好相反。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刚开始的几年,动辄50%的回报。从而养成了荷兰全民投资的习惯。

不过,改变社会意识的这个使命,已经由许多年前的对日贸易垄断公司完成了。松江府的豪商们,现在也是乐于将钱进行投资和债券的。

对日贸易公司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影响巨大。刘钰要的主要也是这种改变社会意识的影响力。

作为铺垫,现在看来,很有意义。

大顺不可能采取英荷东印度公司的模式,朝廷这边又要对董事会进行控制,这里面也就掺杂了朝廷的信誉。

所以刘钰既不能说什么“愿赌服输、做买卖哪有只赚不赔的”这样绝对正确的话。

也不能给出一个过高的、足以引诱众人、让众人纷纷投资的回报率。

法国搞了个密西西比公司,许诺的回报率倒是高。但泡沫炸了之后,法国的政府信誉跌落了二十年,现在借钱都不好借。

以刘钰这些年在商贾阶层中积累的信誉,其实要玩击鼓传花、高额回报诱惑之类的把戏,七八千万两还是可以弄到的。真要学约翰·劳,狠狠心,搞一个密西西比神话类似的南洋神话,搞诈骗集资,弄个一二亿两也差不多。

不过,大顺作为一个封建帝制国家,两千年积累的惯性,这种商人的信任、将近二十年时间培养出的在新兴阶层中的信誉,刘钰觉得比七八千万两是要值钱的。

于是他也只能小心翼翼,即便内心觉得好好搞的话,也未必不能达成15%的年息。

可他不敢说。

因为不能十分确定,也不敢说百分百的把握。

朝廷下场,有些话就不能乱说了。

如今自也只能是给出个最低值,然后愿者上钩。

最低值,基本上还是可以保证的,这一点没啥问题。

这个放在欧洲已经足以让金融家、银行家们疯狂注资的年息,在大顺这边之所以刘钰心里没底,主要还是大顺这边的土地价值。

佃户普遍的50%地租,大顺又他娘的搞人头税摊入土地税,废除人头税,也就意味着要按照土地摊派。

大顺的税率真的不高,将近十亿亩土地,一年收个2000万,还真就是二三十税一的水准。

可是底层到底被收多少钱,谁也没数。

废除人头税,基层谈判不按人头按土地,吃亏的,肯定还是自耕农。

土地价格这几年是降低的。

小农破产,实属正常。

土地价格降低,标准的佃户50%的地租率……大顺倒是从不用担心羊吃人,因为英国地主是因为地租太低收回了土地,大顺这边的地租,除非是羊拉金子否则不太可能羊吃人。

英国那边的封建传统地租,确实不高。

资本主义地租,确实高。

当然土地所有者愿意将土地收取资本主义地租,而放弃封建的“祖宗之法”。

英国的封建传统,动辄租期就是祖孙三代。

最少21年、最长99年,基本就是永佃制了。而且地租比大顺这边低得多。

99年,放在四五百年前,好像没啥变化。但放在这个时代,99年物价鬼知道涨成什么样了,按照99年前的地租标准,土地所有者也没法保持贵族体面了。

这年月,平均一英亩土地的租金,是20便士。

一英亩大约是6亩地。

240便士是一英镑,三两白银,也就是一英亩土地租金,大约是三钱银子。

平均两亩地才一钱银子的租金。

大顺肯定是没有这么低的地租的,半钱银子你想租一亩地?加了个零,还差不多。

以满清乾隆时代的地契来看,最富庶的苏州府,一亩地的价格,在米价昂贵的时候,是12两银子一亩;米价正常的时候,是4两银子。

地租,是八斗、九斗。

也就是说,这块地的地租,保证能收到八斗,地价在米价暴涨的几年,是12两银子一亩。但随后就降到了4两银子。

正常米价就算一石米一两银子,八斗怎么也得有个六七钱银子。

这还是米价高涨的时候,而实际上,上海县的土地,正常年份也就二三两银子,因为收租子只能收五斗。

历史已经证明,搞摊丁入亩,会导致土地价格下降,因为劳役、徭役、摊派不按人头按土地,那么小农更容易破产、土地价格也会下跌。

能收五斗租子的土地,二两银子一亩。

往少了说,就打五斗租子,只能卖四钱银子。

这年回报率是多少?

40%。

稍微赶上灾年,米价上涨,回报率动辄年息100%也有可能。

现在问题来了,就大顺这国情、这惯性,这土地保值程度……

有一万两银子,是买地呢?

还是投资有风险的有限责任制公司波动的股票?

这是傻子都知道的选择。

故而说,大顺也好、大明也罢,没法在本国借国债、没法照猫画虎学西欧银行、国债等模式的原因,非常简单。

你朝廷无能,既给不出50%的年息、又不能让耕者有其田让佃租下降。

朝廷要是能给出50%的年息,两年翻倍的国债,你看有没有人买?

但是朝廷又不能拉金屙银,怎么可能给得出50%年息的高利率?

或者哪怕按照古儒那一套空想,搞成人皆有其田、十一税、井田制,哪怕国债10%的年息,你看有没有人买?

但是颜李古儒学派那一套,三十年租佃之后土地归佃户所有,也就类似于三十年分期赎买制度,和平过渡……连空想都算不上,简直是妄想。

放到贸易投资上,也是一样。

在荷兰,5%的年息,就能贷到款,只要信誉够;8%的年息,能让资本把募股的门槛挤爆;15%的年息,能让你直接发公司资产20倍的债券。

在大顺,资本歪头看看,转身去囤地了。

5%的年息,也配让天朝的资本投资?

所以阻碍大顺的毒瘤到底是啥?

这与个人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与土地拥有者是好人坏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到底是什么逼着刘钰去与屠杀过台湾和澎湖的荷兰人合作、非要找国外市场,对国内市场的狭小几近绝望?又到底是什么逼的刘钰对这些商人们不敢报出最低年息,而是还要担着损失信誉的风险也要多报一两个百分点?

刘钰心里是一清二楚。

但他解决不了,也不敢解决。

(本章完)

第778章 艰难的第一步(中)

大顺的根本问题在内部。

刘钰始终在外面折腾,是为了由外而内催生解决问题的阶层。

但现在,内部的问题反过来制约了新时代的发展。

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

将人头税摊入到土地税中,这是一条鞭法的继承,其中的逻辑非常明确,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贯以之。

好的方面是放松了对人口迁徙的控制、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可坏的方面,就是土地价格降低,小农更容易破产,在地租保持五成左右不变的前提下,买地囤地的收益率远高于投资工商业。

这一点,在当初刘钰鼓动开发虾夷投资的时候,豪商们就说过这个问题。

他们虽然没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知识储备,但是长久的经验让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以土地计税,必然导致导致土地售卖价格下降,因为苛捐杂税的无底洞也和土地绑定了而不再与人头绑定。

想要真正让工商业发展起来,既要让资本流向工商业,也要开辟更大的市场。

大顺这边还需要做很多配套的政策。

比如将永佃制普及下去、比如进行减租政策,但这些实行起来又着实是难。

明末倒是出现了一波永佃、减租、减息、不为奴的风潮。

不过那风潮可不是朝廷政策推动的,而是佃户、奴仆们直接抄家伙,趁着“天地翻覆”的机会,拿刀子逼着地主们逼出来的。

然而乱局结束之后,士绅们又撕毁了当初逼出来的契约。

或曰:“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

大顺内部其实是个内部割裂的社会。

华北地区、北方大部,经过明末长久的战乱、拉锯、起义、反抗、屠杀,如今基本还保持着小农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地主不是非常多。

运河地区,因为长久的水患,民风凶悍,贼匪太多,动辄出现天灾之后,打着“孔老二被困陈蔡的时候,从叫花子祖师范丹手里借过吃的,但是他妈的日后也没还。现在我们这些叫花子都是范丹的徒孙,让你们这些孔老二的徒孙士绅还点钱、还点吃的,父债子偿、师债徒偿,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这样的口号,靠着底层宗教组织起来,乱成一团。有些地方士绅不得不多有让步;有些地方则是士绅就是贼匪的头目,搞出什么佃户避讳、除夜权之类的魔幻情况。

过了江淮,江南地区,大地主、大庄园就比较多了。明代流下的蓄奴习俗、大量的兼并的土地、绝大多数人是佃户。这和北方、尤其是华北、西北等大顺当年杀人比较多的地方的经济基础,就完全不一样。

再往南,宗族势力强大、基督教传播日凶,大量的被宗族欺压、被吃绝户的人,都是暗地里的基督徒。土、客矛盾,宗族械斗,也给了宗教极大的可乘之机。加之对外贸易中心北移,出现了许多的失业者,宗教这几年着实泛滥。

这种基本被撕裂的社会,隐藏在大顺开疆拓土的盛世之下,都是潜在的巨大危机。

危机之下,便是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阻碍。

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注定了许多商人本身也是囤地的大地主。这就使得他们在本地的关系网很深,对于囤地收租这种事也非常熟悉了解。

同时也意味着,想要在资本主义萌芽地区,通过减租、减息、永佃等方式,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就非常困难。

没有配套的政策,想要发展工商业,就特别的难。而这个政策,不是说朝廷鼓励工商业发展就能发展的。

大顺想要让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长大,和西欧是不一样的。

大顺想要发展资本主义,要么减租、减息、永佃、土改。

这样的好处,一是增加国内市场的购买力。

二是降低土地的收益,从而让资本自发向工商业转移。

这是符合资本逐利性本质的,也是治标治本的。

但大顺做不到。

要么政府官办。

但政府官办,以大顺的封建王朝的组织能力,也就能办一些重工。

比如军工、造船、钢铁,当然这个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科学院已经搞出了蒸汽机。

要么,再就是靠先知,靠后世的见识,把握时代的命脉,找到利润率极高的新兴产业。

不说和囤地买地的回报率一样——除非这先知掌握了炼金术,否则鼎盛时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也就和在大顺买地收地租差不多——但至少不能太低,如此才能吸引民间资本。

而且这种产业,还不能与民争利,还不能危机到大顺的小农经济,这是大顺的统治基础。

所以只能去外部找市场。

也所以,组建南洋贸易公司,以垄断对抗垄断、以舰队对抗舰队,这就至关重要。

拿到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拿到了欧美市场,一些新兴产业的利润也会上升。反过来又能促进资本流向工商业。

而这种对外贸易,又注定了彻底官办就是死路一条。彻底官办的结果,只能是趋于保守,甚至逐渐萎缩退化成闭关锁国的十三行模式。

而且其中的巨大开销,不把民间资本拉进来,就大顺这垃圾到极点的税收能力;这眼瞅着就被连印度都没有、远不是日不落的英国的国库岁入超越的基层控制力和财政体制,根本玩不起官办的七海争霸。

这就落回了今日宴会的主题。

投资回报率。

南洋问题,军事层面从来不是问题。

经此一战后,刘钰非常肯定自己之前有点过高地估计了敌人,实际上大顺不需要猛造一堆战列舰,也一样可以拿下南洋。

军事层面的问题,就像是切豆腐一样简单。

真正如愚公所面对的两座大山一般的难题,是下南洋之后的政治、贸易、经济问题。

所有觉得下南洋、开口岸、搞贸易,就能让天朝瞬间强大、开化、日后便是第一强国、子孙吃香的喝辣的的人的思维,和满清酋长搞十三行的思维模式本质上是一样的。

区别无非就是一个在广东开门、一个在马六甲开门。都是等着人家上门提货,就多出来点香料的几百万两收入而已。

很简单的道理,拿茶叶举例:影响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的,不在于一口通商还是五口通商,而在于伦敦的茶叶专营垄断交易所;在于伦敦议会的高额茶叶进口税;在于法国的本国替代优先、国家工业主义政策下的鼓励本国殖民地咖啡;在于荷兰瑞典丹麦的走私贩子能不能躲开英国舰队在北美的缉私巡航。

更不要说诸如英法的《棉布禁止令》、斯德哥尔摩这北极圈地区尝试养蚕、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丝织工厂、墨西哥桑蚕产业鼓励令等等这些奇葩且蛋疼的现实。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本质,是福建的武夷红茶,终于从高关税清单上取消了。因为再不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合法”茶叶,就要被走私贩子逼死了。“合法”渠道的茶叶便宜了,走私贩子没活路了,所以要倾茶。

这茶叶既不是锡兰茶、也不是印度茶,因为那一年英国还没偷到茶种呢,倾的就是福建武夷的红茶。

当时的高关税政策,使得茶叶市场已经饱和,只能降税来扩大市场。

在一个饱和的市场里,不去考虑市场的问题,却去考虑是供货商那边不自由贸易,单纯从商业逻辑来考虑,那也说不通。

刘钰极端反对满清的十三行和一口通商,故而极端反对下南洋和开放贸易就一劳永逸什么都解决了的想法。

因为这两者本质上就是一回事,是完全不懂现实世界经济逻辑的臆想。

大顺面临的问题,或者说,中国在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不是自己是否开放贸易。

而是,欧洲是否开放贸易。

大顺也好,大明也罢,主观上是封闭的。

既没有政策鼓励、也没有退税保护、更没有什么配套的出口优惠。

但客观上,就像刘钰整天鼓吹自由贸易一样,一群主观上思想封闭僵化且根本不懂贸易的封建官僚,凭借劳动人民两千年的智慧和努力积累的底蕴,却可以随便喊自由贸易。

此时的欧洲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真搞自由贸易,有任何一个能在大顺搞成贸易顺差的,那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得重写。

主观上的封闭、客观上的贸易优势地位,使得大顺的处境非常的别扭。

现在大顺需要的,不是自己开放贸易、反思自己。

而是要有足够的炮舰,去欧洲敲门:开门,自由贸易。

下南洋,拿到的是货源。

这和大顺原来的贸易模式一样,丝、茶、棉、瓷,都是货源。无非就是从出口五大件,变成出口六大件。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这大顺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想要破解对外交流的封闭、想要扭转全民族沉睡的窘态,这条路的开头确实是走的无比艰难。

从一开始的征西北,解决东北西北之陆地之患,使得大顺可以下南洋而无后顾之忧;再到让利于商人,将对日贸易公司的利润拿出,逐渐扭转社会的惯性意识,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让一些商人逐渐习惯了投资股份制公司;再到欧洲之行的纵横捭阖、机关算尽,最终下南洋……

这都是这条路的开头。

大顺现在只是在这条漫长之路的起点,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迈出了半只脚。

如今,即便只是半只脚,这这半只脚还未落地。

因为,让这些新兴阶层能够投资、能够认识到权益和义务的统一、能够忍受自己花钱养军队来维护自己利益、能够将大量的金银从土地上转移到海上,这才算是这只脚真正落地。

迈出这条漫长的、逆天改命之路的第一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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