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内情，殿中众人，连御史中丞李之纯都不知情。因为弹劾苏辙的奏章虽多，但实际参预弹劾的御史只有四人，他们并未知会李之纯，而是独立上奏，其所上奏状，赵煦又基本都留中了。不过杨畏颇会揣测上意，皇帝虽然留中，但他却并不罢休，仍是联络几名御史反复论列，摆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外人虽然知道杨畏等人在揪着苏辙不放，但大都以为还是王巩的事情，御史们小题大作，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要皇帝多表几次态，事情自然平息，便也没太放在心上。
然而杨畏却比众人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他极会罗织罪名，不仅大挖苏辙旧账，而且将攻击的火力集中在了苏辙为“蜀党”领袖之上。其实他口中所谓的“蜀党”，乃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过是这两年一些汴京人士对在汴京的川蜀官员、士子的戏称而已。这些人分属旧党、新党、石党，其中也有中立派存在，并不是一个政治派系，充其量就是一个川蜀士大夫的同乡会而已。绍圣以来党争并不激烈，各派关系最多就是竞争关系，谈不上敌我矛盾，同乡同籍的士大夫也没必要仅仅因为政见不同，便老死不相往来，乡党的关系网，还是需要维护的，而绍圣间川蜀籍官员以苏氏兄弟地位最尊，两人名望又高，自然便被众人尊为首领。而苏氏兄弟都不是多谨小慎微的人，苏轼的性格尤其不甚讲究，旁人戏称之为“蜀党”，他们也并不当一回事，不但不急着撇清澄清，反而自己有时候也如此自称开玩笑。
杨畏便拿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蜀党”是什么，又没有什么官方解释的，你说是同乡会，我亦可以说你动机不纯，所谋者大。虽然结党也不是什么大事，绍圣以来，朝中的旧党、新党、石党，基本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但那到底是长期被动形成的，王安石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新党，司马光也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旧党，石越更是至今都不承认有所谓的“石党”。如果苏辙真的在主动结什么“蜀党”，那么，姑且不论这是不是犯了严重的忌讳，至少也已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而且，杨畏的确也抓到了苏辙的把柄。
虽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苏轼做的。在苏轼的牵头下，以钱庄总社为首的一众商行、商社，共同乐捐了一万贯的巨款，在汴京置办田地、房舍出租，以每年租佃所得用来资助在汴京游学的川蜀籍士子。苏轼是不拘小节之人，自然觉得这是一桩好事，也是一桩雅事。因为白水潭学院声望日隆，各地来汴京游学的士子也与日俱增，但千里迢迢来汴京求学，无疑会在经济上给许多人造成沉重的压力，象川蜀的士子出川来京，就算家境还算殷实的士子，也往往要顺路贩卖点货物，以补贴用度。到了汴京以后，生活成本远高于他处，大多也是生活拮据。因此苏轼便牵针引线，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苏轼虽然贵为翰林学士、文坛领袖，周应芳等豪商巨贾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出一万贯巨款来巴结他，一千万文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弟弟户部尚书苏辙的面子，值得一千万，他一个翰林学士的面子，却值不得。于是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用了苏辙的名义，苏辙也认可了此事，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
这件事情本身，的确是不存在利益交换的。要不然苏辙也不会非常得意，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好事。周应芳等人出这一千万，也只是为了交个户部尚书府的门槛钱。有过这么一层来往，苏辙对他们有了好感，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进出苏辙府上的机会。
也是苏辙这十几年来仕途过于顺利，便如杨畏等人所讥讽的，他自从与石越结盟，仕途便是一帆风顺，从熙宁六年同判工部事，到熙宁八年做到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此后除了一段时间出外做官，大部分时间都是位列执政，特别是自熙宁十七年以后至今，已是做了八年多的户部尚书。这么长时间身居高位，养尊处优，无论是谁，没得意忘形都算不错，绝不可能做到事事小心谨慎，不留任何把柄。更不用说苏辙算是石党，本来就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加上绍圣以来，各党之争已大为缓和，他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保持警惕。
但当这件事情被杨畏翻出来后，苏辙便明白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就是所谓的瓜田李下之嫌，杨畏固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但苏辙要说自己与周应芳等人私下没有交易，又有谁会相信？
赵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颇为巧妙，一方面，他压下所有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留中，但同时他也不是真正置之不问，而是挑了几份奏状亲自交给苏辙，让他解释。苏辙也已是久历宦海，岂能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
皇帝这是顾全他的面子，让他主动辞职。若是他还不知好歹，那这些奏状必然都会刊登在邸报上，到时候恐怕就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包括苏轼在内，一大批川蜀籍官员都可能会被连累。
因此，他马上就自辩解释，一方面表明自己无辜，另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疏漏，辜负了皇帝的信任，自请出外。
苏辙能如此知情识趣，赵煦便也不为己甚，又假意慰留，苏辙当然也不会当真，依旧坚请出外。他心里面非常清楚，皇帝这是准备要变更宰执大臣了！现在的宰臣之中，韩维、石越、韩忠彦是先帝钦定的辅政大臣，范纯仁、吕大防是旧党领袖，旧党刚刚罢了个刘挚，短时间内也不便再动此二人，许将是硕果仅存的新党，新党中若没有合适人选代替，皇帝也不会动他，此外李清臣正得皇帝宠信，章惇在河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稍加考虑，苏辙便发现原来自己的位置其实早已经岌岌可危，而自己竟然毫无所觉！
这些复杂的内情，此刻崇政殿内的六人当然也不会知道。
但赵煦开口之后，却也无人感到惊讶。
不说今日苏辙未获召见已是明显的信号，这六人亦不会象苏辙自己一样当局者迷，做为旁观者，他们早就猜到，如果皇帝打算调整宰臣，苏辙的地位便是最危险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小皇帝对石越并不信任，石越功劳越大、声望越高，和石越走得太近的苏辙便越是危险，皇帝轻易不能动摇石越的位置，为了平衡各派力量，就有必要从其他地方着手削弱石越的力量，苏辙就是最理想的目标。
如果没有庞天寿从河北带来的安平事件的调查结果，也许苏辙的事还有转机，皇帝不会如此迫不及待的下手，应该会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比如让苏辙出任高太后的山陵五使之一，甚至如果石越转变态度支持北伐，或者苏辙觉察到危机设法获得小皇帝信任，那么结果亦有可能改变。但庞天寿带回的调查结果，以及石越对北伐的态度，无疑都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不信任，虽然皇帝不得不拜石越为左丞相，但也让他更加急于赶走苏辙，他甚至已无耐心再等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了！
能够削弱石越一派的力量，也是吕大防与许将期待已久的。二人都是格外仔细的听着皇帝所说的“罪名”，待到皇帝说完，吕大防马上便说道：“陛下，苏辙久居户部，一直尽忠职守，其侍奉高宗、故太皇太后、陛下，皆谨慎守份，从无大错。虽然略有小过，还望陛下从轻处分。”
他这是名义上求情，实际上定性，其余几人岂能听不出来？范纯仁心中对他的不满更甚，他今日议事屡受挫折，换成他人，此时便不会再说话，但范纯仁是外圆内方的性格，虽不免气馁，却仍是说道：“所谓蜀党一事，甚是无稽，惟受钱庄总社捐赠一事，确有不妥，然亦非私用，陛下明察秋毫，既已知原委，臣以为不当以此小事遂罢执政。”
韩忠彦也说道：“苏辙掌户部八年，为国家理财，井井有条，人才难得，还望陛下体恤。”
赵煦忙道：“乃是苏辙自请出外，非朕欲加罪。”
吕大防没想到范纯仁竟然还会替苏辙说话，心中更是不喜，冷言道：“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苏氏兄弟自负才高，行事向来不拘小节，不检之处臣亦多有耳闻，如苏辙既为天下理财，岂宜私见商贾？所谓蜀党一事，亦非无可诟病。凡士大夫显达之后，回馈乡里，建立义仓，扶危救困，办学倡教，本为美事。然凡事过犹不及，苏辙既为执政，当待天下之士为一体，岂能因同乡便加照顾？若朝廷公卿皆学其行，则乡党遍立于朝堂，这朝堂之上，还能有公论？苏辙初时或为人所惑，不觉其非，如今既为御史所察，苏辙亦算是正士，岂能无愧？其既求去，当全其美。”
许将也不客气的说道：“便是蜀党今日非党，亦难免日后不成党。士大夫若秉于公义，因所见相近，以道德相交，遂互通声气，而成其党，本无不妥，盖其是为天下之公，只因一人势孤，难济大事，遂引同类，以求同衷共济。而乡党则不然，乡党不过因同乡同籍之谊而成朋党，其结党不过是求互相照应，甚至为念同乡之情，官官相护，弄权谋私，此乃国家蠹虫、朝廷大害，本当防微杜渐。苏辙为朝廷执政，岂能连这点见识都没有？其之所以无所忌讳，纵不是为厚植党羽，亦是惑于虚名。朝廷不明言其罪，已是陛下宽厚，念其多年辅臣之劳，顾念宰臣体面，其亦自知于此，遂请出外，陛下当全其志。”
这番话说得范纯仁、韩忠彦再无言语。
赵煦又问韩维：“韩丞相以为如何？”
韩维知大局已定，只说道：“还望陛下多念苏辙在宰府多年之劳。”
赵煦点点头，道：“苏辙侍奉两朝，勤劳王事，不为无功，虽有小过，朕亦不以此小过而责大臣，然其既求去，亦全其德。如此，便罢苏辙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仍赏其功，本官转特进，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洪州。”
如此处分，相当于正常罢执政，众人都是无话可说，一齐顿首，称颂皇帝宽厚。吕大防与许将尤为高兴，吕大防在意的是苏辙出外极大削弱了石党的势力，而许将却是觊觎户部尚书的位置，苏辙腾出了位置，他取而代之的机会更大了。
而最高兴的则莫过于小皇帝赵煦，这还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在与宰臣议事时掌握住局势，而且取得的成果更是他之前完全不敢奢望的——不但终于基本上决定了北伐的国策，还通过了让石越担任高太后山陵使、罢免户部尚书苏辙等重要人事变动，这也让他掌握住了接下来两府重新布局的主动权。可以预见，他对于两府宰臣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强大。
这也让他终于感受到了做皇帝的快乐！
此前在内东门小殿召见司马梦求、李稷等人时的愤怒、不安，这时候都一扫而空，结束崇政殿的召见之后，赵煦便即返回福宁殿，一路之上，所有的内侍、宫女都能明显的感受到皇帝那种轻松与情不自禁的喜形于色。
回到福宁殿后，赵煦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对跟在身边服侍的庞天寿感慨道：“朕承大统七年矣，未有如今日快意者！昔时读《汉书》，见汉高言‘吾今日始知天子之尊也’，朕至今日，始知其意！”
9
汴京城西，汴河金梁桥北，西梁院。
这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四合院，尤其是在豪宅林立的汴河两岸，西梁院看起来，就象是一户寻常小富人家的宅邸，就算是世居汴京的土著，如果不是就住在金梁桥附近，恐怕也绝对想不到，此处竟然会是兵部职方司的总部。
此刻，西梁院内的一间四合院内，兵部侍郎司马梦求正在埋头细读堆积如山的报告，而仅仅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四合院内，职方郎中曹谌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时不时抬眼的向着司马梦求所在的四合院方向张望——虽然他心里也很清楚，他其实是不可能看得见司马梦求正在做什么的。
但除此以外，曹谌其实也做不了太多事情。职方司郎中名义上职方司的主官，然而因为司马梦求这个兵部侍郎的存在，曹谌倒更象是一名副使，职方司的决策、人事，乃至重大的案件，司马梦求可以说是事无不预，曹谌只能奉行而已。但他也无可奈何，司马梦求在这方面的经验、能力，远非他可比，而且在兵部，兵部尚书韩忠彦与司马梦求有明确分工，兵部五司中，韩忠彦直管武选、兵籍、库部三司，司马梦求则掌管职方、驿传二司及讲武学堂，对曹谌来说，司马梦求不是仅是现官，还是现管，他根本无力抗颉。
曹谌并不是心甘情愿做这个“副使”的，他虽然是外戚，但曹太后早已去逝，便是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高太后，也同样已经逝世，曹家在宫中已经没有直接的倚靠，职方司郎中又是一个很紧要的衙门，因此，曹谌也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出身世家名门，曹谌在许多方面还是颇有优势的，他从小就耳闻目睹，家学渊源，熟知本朝各种典故，兼之曹家是累世将门高第，曹谌不仅非常了解宋朝军队的运作方式，而且因为历代先祖的关系，在禁军之中人脉深广，还有与生俱来的威望——在宋朝禁军中随便找一个高级将领，都可能本人或者祖上曾经是曹谌某位祖辈的旧部，这种祖宗的遗泽也许再过一两代就会消失殆尽，但至少在曹谌这一代，依旧还是切切实实的资本。在极重阶级之法的宋军之中，禁军将领仍然会买曹谌的账。
然而事与愿违，曹谌在职方司的任上，却并不能施展拳脚。他虽然也从在职方司任职的前班直侍卫、内侍中笼络了一批亲信，却依旧远远无法和司马梦求的势力相比，相比司马梦求，他的优势不值一提，尤其是皇帝非常信任司马梦求，而且这个信任，可能还在他之上，这让许多班直侍卫、内侍出身的职方司官吏都选择在他与司马梦求之间保持中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