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6章 终章 九三年(十四)

激辩的声音不断在刘钰的棺材旁回荡,用的都是刘钰说过的一些话,这是大顺这些年特有的奇景。

死人,是可以“封圣”的。

因为死人不可能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解经。

于是确定了刘钰的确真的死了的消息后,大顺这边的实学派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拿着刘钰的话,作为各自的论据,争论日后的事。

谁都知道,现在大顺的情况是不稳固的。

继续这么搞,早晚要出大事。

既都已经在朝廷内了,那么这些人自是希望以改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顺的改良,倒不至于说改良改良,越改越凉,而是改良到现在,改的矛盾叠加。

旧的矛盾,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一阵头大。

新的矛盾,也伴随着李欗的政变和后续的手腕,把工业给拉了起来,然后把先发地区的、新的阶级矛盾,也彻底激化了。

李欗以为,资本的胃口是可以满足的。于是死守着内地的钞关,通过严格的管控,和对外扩张的许诺,觉得可以将他们喂饱。

但实际上,是喂不饱的。越喂,越强大。

强大,便会要内地市场。

三十年前,支持李欗的新兴阶级,认为李欗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守护者。

而现在,他们认为,这个人,已经阻碍资本主义体系了,尤其是严重地阻碍了囤地买地、内地市场的放开等等。

《茶馆》里,崔久丰说秦二爷办实业,【可是他那点事业,哼,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秦二爷是在北京天津办的实业。

其实放在此时的大顺,道理也是一样的,无非伸手指头的不是洋人而已。

江汉地区的纺织业,如今刚开始萌芽。

但是,原材料,掌控在松苏资本手里;大顺的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白银流入,皆在松苏。

谁在江汉地区搞点纺织业,松苏资本伸伸手指头,就能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大顺的情况,和后世不一样。

大顺不缺原材料,也没有说原材料产地已经被帝国主义控制了。

而是现在大顺自己就是帝国主义,大顺不需要、也不可能为了憋工业化,让江汉等地大批量种棉,以满足工业所需。

相反,印度、爪哇的棉,质量又好、商业资本劫夺制下又便宜。海运成本在这摆着,江汉的棉花种植业,实际上还没起步,就已经被印度和爪哇棉冲死了。

再加上粮食问题,大顺朝廷本来也不鼓励江汉种棉,加上之前太子闹出过来湘楚米禁的事,这也确实吓人。

故而说,江汉地区现在起步的纺织业,靠的是川楚市场、靠的是从长江运来的印度爪哇棉。

这种情况下,假如完全打消钞关封闭子口取消国内“关税”。

那么,你是资本家,你会选择在汉口建纺织厂,从松苏运原棉过去?还是会选择在松苏建纺织厂,把棉布卖过去?

这,是个不需要用脑子考虑的问题。

这么说吧。

在呢绒时代,英国圈地放羊,羊吃人,那是有道理的。

若是黑人已经开始在南方州吃西瓜、摘棉花,英国还去圈地种棉的话,那绝对是脑子不够用了。

所以,在大顺打赢一战后,“棉吃人”的惨剧,就不可能在大顺内部上演了。

大顺也绝对不可能去鼓励种棉花了——小农经济且小块土地所有制下,种棉花不简单。需要极强的组织力,去改良棉种,消灭旧棉种防止退化杂交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北洋时代,一些地方官员感叹若想改良棉种,非得等大灾之后赤地千里屯田推广才行。

大顺不鼓励。

小农种的那些短绒棉,在前机械时代,已经不堪商用了,因为短绒在技术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纱线韧性不足,除非用浆洗法这道麻烦工序否则是不可能做宽幅布的。

是以,一战胜利,大顺内部的棉花种植业,就死了。

这也是印度棉纱能够引发大顺内部手工棉布一波发展的原因。

因为大顺在印度……还是老马的那句话,商业资本占据统治优势的地方,必然会表现出一种劫夺制。

办的那些事,若在大顺内部办的话,早叫起义军烧了紫禁城了。

不只是棉花。

历史上,盛宣怀玩过一次生丝投机,最后崩盘的原因,说到底,就一句话: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产生丝。

这个道理放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轻工业的各种原材料,凭借海运优势,先发地区几乎都能拿到,而且价格都很低。

一方面是运输成本。

一方面是种植园和规模化生产的模式。

还有就是殖民地之所以叫殖民地,那是因为殖民者不是去为殖民地人民服务的,而是去劫夺的。

原材料是原材料。

茶叶之类的东西是茶叶。

这不一样。

大顺朝廷可以死死守住茶叶不能外流,任何试图在南洋、锡兰、印度种茶的,抓着就杀。

但是,对于殖民地种棉花、搓生丝、种大米、种香蕉、种油棕、种黄麻等,相当支持且鼓励。

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关于本土种植业和殖民地竞争的时候,该站哪边的问题,在大顺不是个问题。

而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里对大工业集中在优势地区的思考,在大顺才是个被大顺这边的人思考的问题。

而这实际上又是一个问题:甜菜疙瘩周围,肯定有榨糖厂,以及榨糖业带动起来的一大堆产业,从而容纳了大量的就业。否则,这些人就会被甘蔗糖冲死,失业。

大顺这边,则是用了奇葩的手段,造成了同样类似的问题:对轻工产品征收内地保护税、对原材料原棉生丝棉纱等免内部通行税,从而造成了各省原有的手工业中心格局基本没变,并且萌芽茁壮。

毕竟,刘钰出走后,跟着李欗从龙的那批人,都经历过漕运问题给大顺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原本的工商业中心的衰亡、经济格局的改变,这些后遗症影响了大顺五十多年,才将将治好。

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格局,又是用类似大运河的手段,人工维系的。

只要取消“国内关税”这个听起来可笑的东西,大顺的经济格局会再度发生巨变。

而如反对直接取消的那人所言,这样的巨变,可不是废漕运那百万漕工的规模,这影响的可就大了。

不是说取消不好。

而是说,这玩意儿他不是玩游戏,点一下按钮就解决;更不是定义一下这是进步,那是阻碍进步,就能念得那些要被历史车轮碾过的人闭目待死的。

哪怕说拿三,他面对着小农问题、工人问题,还得装模作样地写本小册子《论贫困的消除》,提出来脑洞大开胡编数据的垦殖农业容纳失业者的路子。

大顺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思维。

甚至于,这压根不需要从别人那学,移民、垦殖、屯垦、迁徙,实边、缓解人地矛盾,这玩意儿大顺不需要别人来启发。

而是说,正如打着要解决小农问题旗号的拿三,实际上背后靠的是大资本一样,最后说话如放屁,这边说什么“国内的普遍贫困去侵略中国弄那点市场是脑子有病”,上台反手就去打二鸦。

大顺这边其实也一个鸟样。

刘钰出走前,李欗与之夜谈,大言迁民问题、人地矛盾,将来要解决云云。

然而,实际上,包括说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开发移民,完全是在给从龙之功回报、给资本创造机会、原始积累的那一套低价售卖国有的土地。

不是说这样不能移民,而是说数量……相对于大顺内部的人口而言,数量还是太少了。

比如说,北美那边。

大顺这几十年间,人口已达三五百万,吓得法国人连大顺的六尺轨都不敢用。

问题是,这好几十年,还有金山银山,算上当地人口出生,几十年三五百万人……够大顺在北美获得人口优势,可对内地的人地矛盾卵用没有。

换句话说,想大规模移民,只靠一纸《宅地法》,是没用的;只靠蒸汽船的发展,也是没用的。

真想办成这事,得靠朝廷出大钱补贴。每个人最起码得补贴张船票吧?北美西进运动,不提铁路优势、资本拓展这些,只说最基础的小农大篷车,也不是不能去。

问题是,大顺这边,难道让小农赶着大篷车横渡太平洋?

再者说了,“农民”和“农民”的概念不一样。

河南如今已经憋到人均3.13亩土地了,人均土地极度不足,使得地主收租肆无忌惮:爱租不租。

一些地方,已经憋到65%的租子了。这种情况下,别说横渡太平洋、也别说大篷车了,一些佃农长短工家里有没有个人拉的平板车都是问题。

的确,大顺的货币改革,是有成效的。

解决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问题,或者说解决了奇葩的民间用本币、交税用外币、货币商人金融资本和收税机构一起压榨的蛋疼局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就人均3.13亩土地,你就再减轻,他也过的艰难。

伱哪怕说不收税,就河南一些被黄河屡次决口、水旱灾祸害过、盐碱化的地方,现在化肥纯粹的遥遥无期,这人均3亩地,亩产能多少?

事情走到这一步,压根不是什么发展工商业能解决的。这不是说发展工商业不对,而是说宏观上对,但在具体上得讲方式方法、得讲现实、得将当前情况、得用长远眼光看问题。

大顺现在的主要问题,压压根不是放开内部钞关还是不放内部钞关的问题。这和刘钰没出走时候的情况,压根不同。

只能说,一群人围着刘钰的棺材在这继续刻舟求剑。显然,大顺这边的人又不是傻子,这种围着棺材刻舟求剑的行为,实则就是刻意避开了大顺现在解决当前困境的关键问题——钱。

有钱,才能朝廷出钱推动迁徙。这种迁徙,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尤其是扶桑的铁路已经开修。

但这种迁徙,必须是以“百万、甚至几百万每年”的规模,否则于缓解人地矛盾这个问题上没用。而如果不是为了缓解人地矛盾,只是血缘民族上的民族空间什么的,那大顺就是三十年前死了,关系都不大。

换句话说,假设每个人补贴船票迁徙成本算100两,那么这需要大顺每年拿出个四五亿两来干这个事。

钱,谁出?

为什么说现在大顺的问题根本不是内部钞关的问题,因为……历史上,185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快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全世界的市场都已经被欧洲卷进去了,那么全世界一共能“养”多少工业人口?

不说大顺全国,山东加江苏,这两个省多少人口?

然而,内部钞关又是大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去了趟巴黎目睹了欧洲可能要剧变的这群人,很清楚欧洲一旦出事,大顺这边依托欧洲市场的大量产业要出大事。

历史,最终还是在斗争中前进的。

大顺放开子口和钞关,大顺必死,并且一定会死的非常难看。因为,这会让内地彻底陷入连小地主都活不下去的地步、农村全面崩溃。

而大顺死,才有未来。因为大顺自身的缺陷,解决不了农民和土地问题,也无法集中资源完成刘钰早就设想过的“大东进运动”。

(本章完)

第1497章 终章 九三年(十五)

工业化是解决大顺现在普遍贫困的最终良药,但任何事情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有时候,围绕着一个长远的目标,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进两步、退一步的。

后世伊里奇说过,左的幼稚病问题。

实际上,这个类似的问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

法国的重农学派就是个典型。

不是说自然秩序、国内市场、世界市场、无形之手这些东西不好——好不好是相对来说的,相对于法国的旧制度,肯定是进步的。

而是说,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倒是小事。

更大的问题是步子迈太大,就67年重农学派对法国粮食危机的“等待自然秩序调节”的表态,只能说他们没被法国的底层挂树上,那真是命大。这会激起非常剧烈的反对,甚至达成某种物极必反的效果。

仿佛,不考虑现实,只要全面自然秩序,一切就好起来了。而如果没好起来,那肯定是秩序不够自然。

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幼稚病,并且这种幼稚病一直延续。并且,很可能达成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的效果。

大顺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有些类似。

这个问题,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工商业的幼稚病。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刘钰没出走之前,是大顺的工商业起步艰难,所以要不惜代价地维系工商业的发展,让他们成长起来。

而现在,情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的确,当时刘钰是说过,工商业发展是解决大顺普遍贫困的终极解决方法。

但是,这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慢慢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来个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直接搞炸了。

大顺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诸如什么人种、民族精神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基于物质基础、历史条件的不一样。

说一个耳熟能详的简单的故事。

《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里,七人众面对杨志,说自己是“濠州人,去东京城贩枣子”。

这里不提成书过程中的地理问题,只说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亦算是可以从侧面证明,在盐铁会议之后,天朝内部在政策上是国内统一市场的,是可以跨越千里贩卖商品而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以及帝国面积广阔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运费之后,无利可图。

这么说吧,后世相对于18世纪,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贸易的。

那么,后世却没有人把煤,往大同运,去大同卖煤;也没有人收一堆木材,去大兴安岭卖。

所以,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贸易在后世根本不存在吗?因为没有人把煤往大同卖、也没有人把木材往大兴安岭卖。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

某种程度上讲,在铁路建设之前,大顺国内的市场就是这样的:政策上的国内的自由贸易、现实里因为地理因素运输因素导致的区域性经济。

就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顺,比如说,关中丰收。

你从陕西收了一堆粮食,跑到江南去卖,也绝对没人管你,更不可能说不允许这么卖。

唯一的问题是,要不是脑子发烧、钱多到没处花,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

这是大顺之前的国内经济、贸易、国内市场的问题——你哪怕说前朝大明,甚至更往前的蒙元,也没听说诸如限制某地不准纺织、限制某地只能放羊不准纺呢绒。

而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

比如法国、比如意大利。

这里不提法国的重农学派,那太激进了。

说个不太激进的重农修正派,伦巴第改革主义,他们的重农主义,面向的也是“国内”林立的关卡、和各种限制、区域间的贸易限制而发出的。

要注意的是,“国”与“国”是不同的。

大顺是个国。

意大利也……呃,当然,此时并不存在意大利,况且就算是说此时存在意大利,那么意大利这个国的国内贸易,距离上最多不也是“濠州人士去东京城贩枣子”的水平吗?

也即是说:大顺国内,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的限制。使得大顺在原则上,过去在国内是自由贸易的,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都算是非常吓人的资本自由——买卖土地,毫无限制,产权清晰,土地上几乎没有乱七八糟的封建权益,什么养鸽权、狩猎权、拾穗权什么的,全都没有。伱有本事拿到地契,《大顺律》就会保护你的所有权,至于你怎么拿到的,这个基本不管。毕竟说,《大明律》、《大顺律》都有对最高利率的限制为年息36%,但是九出十三归之类的花样层出不穷,也压根管不明白、管不了。

而在欧洲,是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都合格,毕竟国土也不大。但是,封建势力、商人行会、区域寡头、封建法等等,使得连“国内粮食的自由流通”,都需要弄出一个非常激进的学派,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再说一遍:《国富论》,不是对英国现状的总结,而是对英国现状的批判。

同理。重农学派,也不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总结,而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批判。

《国富论》不是在说“我来解释下为什么英国这么富庶”。

而是在狂喷“英国再这么搞迟早要完”。

甚至于,他在介绍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走私、私掠、海盗销赃、垄断权等事实,而是扭曲为这就是自由贸易的成功。

因为是黑的,所以才呼唤白的。

而不是后来,我是黑的、我牛叉,所以黑的才会牛。

破除了这个思想钢印之后,再看大顺和欧洲的情况,也就明白二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啥了。

意大利和法国的问题,是过去的封建制度、区域性地方势力,数百年的历史因素,使得他们明明具备了“国内统一市场”的条件——意大利的地中海运输、法国的劳役修公路,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根本不存在一个地理和运输条件的难题。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不是把江南米运到甘肃去救灾缓解粮价,这两者虽然都是“国内”,可距离上的差别可大了去了——所以,他们具备了物质基础,却还欠缺社会意识、也欠缺这种消除国内地方势力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施政手段、政治构建。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而大顺是反过来。

因为火轮船、铁路、海运的发展,使得大顺原本在地理上并不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具备了。而大顺这边,自始至终对于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限制,在政策上并不存在,过去没有只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导致的。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火轮船铁路的发展,使得大顺不得不面临许多之前并不存在的问题。

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重农学派的启蒙,以及他们的“思想”上的革命,使得法国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混乱。

而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实际上已具备出现这种全国性的混乱的基础。

但在意识上,还需要启蒙。需要理解啥叫私有制、啥叫自然秩序、啥叫国内的自由贸易。

所以,在法国,是“辞藻胜于实质”。

法国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类型的全国性的混乱和面粉战争?

因为之前,光是和面包、商会、城市面包行会、区域封建等相关的、稳定面包价格的法令,就有七八十条啊。

为什么会出现全国性的混乱?

重农学派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地方的各种区域性法令、行会、垄断,用粮食做自由贸易自然秩序的样板。

因为丰收地区的底层,也不想让本地的粮食往外运,这会导致粮食涨价。

所以,饥荒的地方,囤货居奇,老百姓反对;丰收的地方,囤货收购,拉高粮价,老百姓还是反对。故而才出现了法国之前压根没经验的全国性的粮食问题。

这既可以说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幼稚病——脑子抽了吧?粮食你也敢完全的自然秩序,而且还在那大放厥词嘀嘀咕咕说不要干涉?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吧?

也可以说这反应了法国农业才是最主要的产业的现实,别的玩意儿改不改的意义不大,量太小。

而在大顺。

因为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但并不需要重农学派的启蒙,因为重农学派的那些东西大顺这边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濠州贩枣子去东京城,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没听说濠州有法令说不准运枣子去东京城啊。

而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使得大顺出现了一波可能波及全国的混乱。

因为以前只能从濠州贩枣子推着小车去东京城,而现在可以贩枣子坐火车去五国城了。

之前大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基础,法理上的国内市场、实质上的区域市场。

而火轮船和铁路的出现,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成为可能。

也即是说,大顺不需要重农学派给人启蒙,因为大顺朝廷从来没禁止过,比方说江南的粮食不能往陕西卖。商人不从江南拉粮食去陕西卖的原因,不是朝廷的法令阻碍国内统一市场,而是因为千里不贩籴的商业规律。

故而,在大顺,是“实质胜于辞藻”。

当然,这里面最终的问题,还是物质基础。

法国没有农业革命、没有劳役修路、没有西欧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打破粮食区域性问题的基础。

而大顺若是没有火轮船、铁路等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以及对外扩张、沿海先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先发地区工业品对内地冲击的问题——没有火轮船,就算松苏的纺织厂已经搞出了走锭精纺机和织布机,沿江上运的成本,也压根不可能对江汉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一二鸦之后的子口税、火轮船、内河通行,才让冲击传导到了九省通衢之地。

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的大顺存在吗?

显然,当然不存在。

因为几十年前,大顺还因为两淮盐往湖北运的问题,朝廷上下头疼无比。盐这种一年吃个几斤的东西都因为运输问题头疼成这样,怎么可能会面临交通发展带来的区域性经济被打破的问题?

人,不能对着一张白纸思考出许多问题。能对着白纸思考的,那是先知,不是人。

那么,此时的大顺,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显然,是可以的。

因为大顺已经在国内、国外,对这种冲击,进行了两次预演了。大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会从历史中总结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可能会正确地解决问题。

在内。

人的寿命毕竟短暂,而历史的变化又过于漫长且缓慢。

所以,大顺这边的人,或许不能意识到西域问题的变化,源于帆船发展和商路变化。

但是,在大顺活着的人中,可是真真实实经历过一场关于交通运输变化导致的诸多问题。

那就是大运河被废,导致的扬州衰败、鲁西衰落、胶东崛起、运河经济带崩溃等等。

这,可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比西域因海洋运输而衰落更加直观的变化。

在外。

兰开夏的衰败、利物浦因为纺织品中心东移到了阿姆斯特丹而被打断发展、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起义……这些,也都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历史”。

固然说,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衰落,和先进生产能力战胜落后生产能力关系不是太大,而是差毬不多的生产能力将原始积累中的商业霸权和国家强力的力量展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这是个稍微变换就足以以史为鉴的事实。

大顺这边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朝着基本正确的方向去分析了。

比如说,鲁西地区的棉纺织业,因何而兴、因何而衰。

因为运河,也因为鲁西地区适合种棉花,加之距离京城消费市场更近,运河运输加成等,于是临清成为了北方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因为废漕,也因为大顺对爪哇和印度的征服获得了更廉价的棉花、沿海地区的原材料粮食和技术资本的优势,于是鲁西的棉纺织业在挖黄河河道阶段的保护性出口政策下短暂存活了一阵后,终于还是毁灭了。

这看起来……似乎好像这也没啥,这点分析能力不也就是“中人之姿”吗?

但,事实上,这在大顺,可算是实学派的方法论真正走上前台的标志性分析。

因为,在此之前,分析鲁西地区的繁荣,角度多是诸如“近圣人之故里”;“孟母曾母既有纺织之事”;“女织男耕”;“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之类之类的。

当然,鲁西问题,是扬州问题的余波。

而扬州问题,给大顺这一代人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千年繁华,短短几十年间,衰败颓然。

而实学派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一个“必要的代价”的解释,否则刘钰的一系列改革将要面临极大的质疑。

由是,这种分析方法,才迅速推广开。

从扬州的衰落开始,这种不扯犊子的什么“商业意识”、“民风”、“近圣人故里”之类的分析方法,才开始兴起,并且逐渐摸向了18世纪的经济学——17世纪的经济学,全世界都一个鸟样,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英国为啥不行的时候,就大谈民族性,说英国的民族性不如荷兰,所以英国不行,迟早要完。

当然,几百年后的一些所谓经济学,弄得连18世纪都不如,反动回17世纪的水平,那是以后的事。

而就现在来说,大顺这边在政治经济学上,总算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固然说,围着刘钰的棺材,大顺这边的官员避开了大顺现在真正的大问题,但至少他们对于工商业的思考,还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工商业发展确实是未来,但怎么转型,绝不是简单的放开子口钞关、和不放子口钞关,这么简单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不分家,内地的两三亿小农问题……法国都知道砸面包店,难道这边不知道反抗冲击?

启蒙运动包罗万象,经济学也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所以不能把经济学,尤其是重农学派,开除启蒙籍。不是说在那从经院哲学分析出天、或者上帝,赋予人之权的,才是启蒙;具体到经济上,就不是启蒙了。再说个搞笑的,如果重农学派也算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那么路易十五受重农学派影响,春耕扶犁,这算不算启蒙运动的成果?如果,杜尔哥的改革成功,取缔了法国的士绅优免,由凡尔赛打破法国的区域经济保护,颁布法令解决法国那蛋疼的土地所有权,把村社的集体土地合法地属于土地贵族,这算不算启蒙运动的成果?或者说,九三年后,法国的小块土地私有制建立起来,这算不算启蒙运动的成果?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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