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0.第667章 内外斗忿,以留秋赋

第667章 内外斗忿,以留秋赋

李光顺对正常的男女情事、家庭关系感到悲观,这也并不出奇。幼年生活朝不保夕、恶意无处不在,哪怕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都很难承受下来。

李潼还算是中途加入,满打满算半年多的时间便让境况迎来了好转,但在这过程中,某些时候心态都游离在崩溃边缘。

更不要说李光顺由于生母的离弃,本身较之兄弟们还要承受多一份的非议,心情之凄楚可想而知,性格因此而变得内向敏感,但起码对家人仍是心存浓厚乐观的感情,这已经是本性不坏,殊为难得。

至于对危难境地中不离不弃的婢女感情深厚,乃至于想要为其谋求一个名份,则更说明其人重情。也正因此,尽管这个长兄有些时候显得拘泥固执,事务上并不能给李潼提供太大的帮助,但李潼对这长兄仍然心存一份敬意。

毕竟,人与人的关系绝不仅仅只是利害的结合,如果没有亲情的滋润慰藉,李潼早晚会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徒,六亲不认,自私至极。

不过李光顺想要给婢女一个名份,除了获得家人认可之外,还必须要获得朝廷的封授。毕竟一旦拥有了名份,哪怕不是宗王正妃,也需要录名于宗籍。特别有了子息之后,还需要祭告于祖宗。

李潼自有一个来自后世的灵魂,对于当下婚俗中的门第观念虽然并不怎么认可,但也明白如果李光顺确定不再礼聘正妃,那么此事便牵涉到一个一品亲王的爵嗣传承,自然需要庄重处理。

且不说当下的门第观念如何,后世哪怕一个普通人家,本身也没有什么王位需要继承,仅仅只是一个四市户口,都足以让人在择偶过程中高傲的不得了。

在这一点上,后人也实在不必苛责古人,爱情或许冲动,但婚姻则必立足现实。从古至今,也从不存在什么真爱无敌、能够跨越阶层的存在。公园跳广场舞的老大妈或许会为梁祝故事抹泪不已,讲到自家儿女亲事,首先问的还是车房存款。

婢女珠娘甚至都不是良家子,而是官奴户,或许可为宠姬细人,但想要获得朝廷、宗家的认可,仍需一番波折。这也是李光顺感到为难的地方,他几乎没有处理此类事务的经验。

如果仅仅只是两情相悦的问题,这件事还不急迫,但听李广顺说珠娘已有孕信,牵涉到子嗣名分的问题,李潼自然要帮他兄长处理好。

所以与李光顺结束谈话、返回居舍后,李潼并没有即刻休息,而是修书给都中几人,让他们尽快操作起来。即便不为正妃,起码也要谋个孺人身份,让孩儿入世不是一个婢生孽种。

如果是此前,这件事虽然难办,但也不过只是多一点波折而已。可现在,行台与朝廷之间关系已经比较恶劣,政事堂中声势被清扫一空,甚至就连硕果仅存的欧阳通,就在此前不久也因老病而被罢知政事,只是专职礼部。

不过李潼也并非没有制拿朝廷的手段,眼下已经到了九月,是秋赋入都的重要节点。行台虽然军政事宜都相对独立,但陕西道诸州县租调也需要依时上缴。

假使朝廷真的打算卡住此事以给自己难堪,李潼就打算再让他们试试今冬饿肚子的感觉。如此虽然有些小题大做,但这么做本质上也是在回敬朝廷这段时间以来、大肆于朝内朝外清洗雍王势力的举动。

眼下的朝廷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实际的行为上,其实是已经将陕西道大行台以敌国待之。除了朝内势力加以肃清之外,李潼此前所进行的一些地方上的安排也被加以破坏。

此前政变刚刚结束时,王方庆作为宣抚使前往山南道,并在宣抚任务完成后就任荆州长史,但在不久前,王方庆的荆州长史职位也被革除,转为桂州都督。

虽然从品阶和地位上而言,桂州都督身为岭南五管之一,本身也是正三品封疆大员,还要显贵于荆州长史。

但桂州地处黔中,与大行台势力所覆的陕西道相隔颇远,也并没有荆州那提领山南诸州的地理条件,本质上仍属于朝廷逐步封锁陕西道大行台于关内的举措之一。

虽然说争权夺势、各逞计谋,朝廷有这样的计略无可厚非。毕竟在前一轮中,长安幕府拔格成为陕西道大行台,使得李潼得以更加名正言顺的割据于陕西,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别的方面做出一定让步也是应该的。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李潼就需要默默承受一切朝廷近期内所施加的打压,适当时候还是要做出强硬的回应。

山南道之于关中,本就是江南道漕运的一个补充,朝廷选择优先于此下手,也是笃定大行台不会就此翻脸。

政治场上任何行为,都是逐步试探、得寸进尺,此前无论是朝内权力的肃清,还是山南道王方庆的调任,李潼都只是保持沉默,专注于大行台本身的结构搭建。

但他如果始终不作出适当回应,下一步朝廷必然就会直接对江南道下手了。

一旦让朝廷完成对整个陕西道的封锁,尽管大行台掌握关中、陇右乃至于蜀中等这几块帝国重要版图,但从长远来看,仍然比不上坐拥河北、江南与整个中原地区的朝廷。

此前的关中虽然几造帝业,但那本身还是群雄争霸的格局,彼此互不统属。而李潼若想更进一步,本身就是逆伐,大义上要亏一头。

而且关中久经开发,地力透支严重,潜力已经不高,即便不论河北,较之江南地区都已经渐有不如。朝廷之所以豪爽到将陕西道割而授之,除了雍王的确功大难酬之外,也不无这方面的考量。

可以说如果能够将雍王权势长期限制在潼关以西,即便不作更加巧妙的权术博弈,哪怕只是长期的对耗,朝廷都能将陕西道大行台直接耗死。

关于这一点,李潼自然也是心知肚明。陕西道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民生艰难与否的问题,边防以及对外扩张的压力同样极大。想要让大行台长期维持下去,就必须要妥善解决民生物资方面的限制。

大行台虽然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编制构架,但在行政方面的能力仍然远远比不上朝廷中央,来自外界的物资补充是能否维持下去的关键因素。

陆元方被革除宰相职位后,李潼此前重点关注的漕运诸事已经丧失了主导权。想要让江南漕米通过常规渠道大批量的进入关中,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眼下的大行台,处境就近似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朝廷,而且还是中唐悍藩吴元济、李师道等把持漕运、掐断江南漕米这一命脉的那一时期,甚至还要更加恶劣。

中唐时期,朝廷虽然暗弱,关东有藩镇割据,陇西还有吐蕃寇掠,西北有逐渐强大起来的回纥等胡族的寇掠敲诈,但本身还是有着一个大义的名份。而且在军费开支方面最大宗的秋防兵,其战线也都设在关内,补给线并不算长。

但眼下的大行台所需要防控的战线,自陇右直至安西,从关内直抵朔方,面对中央朝廷的围困,也并不能身拥大义的指斥讨伐。言是分陕称雄,实际上则是四面楚歌。

李潼西行最初从神都所搜刮来的那一批物资,原本他是打算能够恢复到关内生产秩序基本恢复、且已经拥有一定自足能力的程度,但入关后连番对外交战,至此早已经消耗殆尽。

尽管长安包括关内地区秩序也已经恢复稳定,田桑事宜略有收成,但秋赋入都却足以将陕西道诸州拿空。朝廷已经给陕西道这么大的自主权利,如果连这种基本的义务、大行台都还要抗拒,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所以眼下李潼也迫切需要跟朝廷吵上几架、彼此嘴炮对轰一段时间,以此来延缓秋赋的交割。

在这样的需求下,事无大小,总之你别惹我,老子已经穷疯了,就是穷横。真要惹急了我,大不了我去找我三叔求温暖。

当然,李光顺纳妃一事,既不适合、也没有必要大加吵闹,搞得满城风雨。毕竟天下私事,不适合宣扬吵闹,李潼也需要考虑到他兄长的体面。

朝廷如果聪明的话,就算这件事不合礼仪,多半也会让步应允下来,不让他有借题发挥、耍穷横的机会,先将陕西秋赋拿到手里才是最实惠。毕竟整个朝廷人吃马嚼、米虫成堆,加上各类行政开支,对钱粮需求也是极大的。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李潼也一直在思考找个无伤大雅、本身又颇有嚼头的话题,跟朝廷吵上一架,既不至于因此彻底翻脸,又能影响到彼此人、物的交流进奉,将秋赋短留一段时间,不要让关内即刻便入荒年。并争取在这段时间里,绕过朝廷的封锁,多经营几条物资补给的路线。

脑海中如此作计,夜色更晚,李潼也不再去打扰家眷休息,索性便在这居室中入宿休息。

明天继续。。。

(本章完)

671.第668章 金银为钱,成都金都

第668章 金银为钱,成都金都

第二天一早,李潼又邀兄长共进早餐,并顺便了解下蜀中如今的状况。

蜀中是关内重要的补充,就算神都朝廷再如何封锁大行台对外的交流联系,但因为地理的缘故,也无法切断关中与蜀中的沟通。

此前姚元崇便提过要在适当时间里将汉王招到长安来,以加强行台对蜀中的管制与经略。所以这一次李光顺入京,并不仅仅只是护送蕃国公主,更主要目的还是要将蜀中正式纳入大行台的结构中来。

尽管朝廷并没有明确的指令将蜀中归入陕西道,但也禁绝不了大行台对蜀中实际的管控。除非朝廷能够派遣一名身份、名位乃至于权柄都不逊于李潼兄弟的人选,坐镇蜀中以取代李光顺。

这样的人物并不多有,身份上无非李旦的几个儿子,但几个小豆丁也只能遥领其职,具体坐镇管理蜀中,还需要资望深厚的大臣,起码也得是李昭德、狄仁杰那种级别。

但不说已经被架空的李昭德,狄仁杰在朝情局势如此的情况下,是绝不可能出都的。崔玄暐刚刚身死,无论实情死因如何,都让朝情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就算狄仁杰本身愿意离都,单凭皇帝李旦一人威望手段,也并不足以主持朝情秩序的调整。

皇帝李旦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他的姻亲长者。但这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嫡长子豫王李成器并没有母族亲长,刘皇后一家几乎被武则天杀得灭族。

如果不是由豫王外族亲长担当益州官长,换了任何一个皇子外戚,都分分钟有可能将局面引往夺嫡之争的氛围中。雍王兄弟已经让皇帝李旦头大不已,若再滋乱于家门之内,那真是要他老命。

其实这一类的苗头,眼下就有了。比如说王美畅,此前在神都就不乏闹腾,后来托庇雍王才避免了被流放边远。

如今大行台创建,以他这样的身份是绝不适合继续留事行台,神都方面也的确有专门针对王美畅的召令下达长安。但也不是李潼要刻意搞事情,王美畅自己便来求见,不愿意返回神都任职,希望能继续留事大行台。

李潼对此自没有拒绝的道理,且颇为豪爽的将王美畅任命为正式的万年县令,至于原本打算授任的许敬宗之子许景,则以主簿佐事。

王美畅能力、品德高低且不论,但在万年县令这个位置上,也真的不是闲散不事,整治其长安城中那些勋贵豪强们手段强硬,不留情面,而且其态度阶段变化颇为明显。

窦氏的窦孝谌此前归都,王美畅便率领县府衙役游走治下诸坊,狠狠整顿了一下市容。一些勋贵人家为了出入方便私开坊门、或者破坏坊墙,都被王美畅狠狠惩罚了一通。

窦孝谌继承窦氏莘国公封爵后,王美畅又化身环卫使者,绕着长安诸勋贵门庭周边一通游走,若街曲植株被破坏,自是一通威罚。若院舍内外植株太茂密,那更不得了,你是要用树荫遮挡藏匿什么?直接拿入县衙一通审问。

王美畅办案全凭意气,这自然不好。但这一份意气怨情,李潼也实在不好插嘴干涉,劝王美畅大度一些。毕竟劝人大度,天打雷劈。只要其人能保证基本的政务不荒,偶有一些迁怒行为,也在容忍尺度之内。

说到底,终究还是皇帝李旦在家务处理方面过于多情软弱,没有树立起一个说一不二的强硬形象,才让这些亲戚门户各自生出许多斤斤计较的怨情。

抛开这些皇帝家事不谈,李光顺讲起蜀中的情况也是井井有条,其人能力或许不强,但做事胜在用心。

而且蜀中由于其闭塞环境,本身又远于朝廷核心的利益纷争,在事的官员得以专注于事,没有受到太多外界时局动荡的干扰,政治还算清明,民生也算稳定。诸众情况汇总起来,不失作为一个稳定后方的条件。

对于蜀中这样的情况,李潼也颇感欣慰,眼下的大行台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切实助益的补充,而不是利害纠缠、虽然利益不少但麻烦也一大堆的板块。

蜀中成都平原,虽然也有天府之誉,但周边恶劣的物流环境,并不利于大规模的钱粮外调,如果只凭常规手段进行管控,也并不足以成为关中的大粮仓,运输条件实在是达不到。

但蜀中物产丰饶、宜于囤聚,兼之外部环境相对安全,这又是其他地区所比拟不了的优势。正常情况下,蜀中这种优势可以使其成为一个绝佳的避难所,周边有乱可以避难其中。

如今,时局中有了飞钱这种兼具一定金融属性的新事物出现,蜀中又可以作为飞钱的本钱金库所在,成为一个绝佳的承兑中心。

金融或者说资本的力量,在当下这种中古世纪的生产力水平下,当然是没有强大到能够成为一国之命脉的程度,否则历朝历代便不会以重农抑商为根本。

农耕政权中,土地的产出就是维持一个政权的基础所在,其他任何获取资源的途径都不能与之比拟,因为土地恒有所产且不失度支。任何中原王朝的覆灭,都与土地政策的得失休戚相关,哪怕是自嗨过头、亡于外族的西晋。

当然也不可否认,商贸政策的合理应用,对于朝廷行政手段的不足也是一大补充。特别是大唐这种幅员辽阔、战线绵长的强大帝国,单纯农耕为本的行政手段,远不足以维持长期有效的统治。

李潼要把成都打造为一个金都的想法并非起于一时,当他提出飞钱这一概念的时候,心里就有相关的设想。不过当时的他刚刚结束丧期,仍然面对一个前途未卜的问题,纵有想法,也没有尝试的条件。

现在虽不至于说条件完全成熟,但起码也是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一些设想可以放开尝试。

蜀中的人事调整,自有大行台在经过充分权衡后拿出一个整体方案。至于眼下,李潼则就跟李光顺商讨一些具体的设想细节:“未来蜀中勾连各方的商贸事宜,必然是要做一个统筹监管。之后行台会于益州大都督府之外,加设一个市榷使职,征取榷税,以金银为钱,量货取资。”

“金银为钱?那绢、钱又将怎么行用?”

李光顺闻言后自有些不解,开口询问道。

“绢钱仍然照旧行用,无扰民生。只是官府在榷量的时候,凭金银为尺度。”

金银等贵金属,长期的不作为货币使用,只是作为一种高昂稀缺的原料,或是打制奢侈器物,或是用作储存。一方面金银并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产出,另一方面金银如果作为货币,其物理属性又决定了朝廷很难就此动什么手脚。

以铜为钱并通过滥行新钱来掠夺民间财富,这也是中原政权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其中最明显就是魏晋三国时期。

魏蜀吴三国除了在战场上争权斗势,在金融领域也是变着法的比较谁发的钱更烂,魏国搞新五铢,吴国就发当十、当百的大钱,蜀国一看还能这么玩,当十当百太小气,老子直接当千。这样的钱币,其信用度可想而知,全成一个笑话。

即便不论前朝,本朝高宗行新钱以代替开元通宝,结果也遭到了长安民众的自发抵制,乃至于为之罢市。

金银物理属性稳定,其作为货币的优越性自不待言,而且也有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王方庆就曾对李潼讲过,岭南特别是广州等地,民俗就是以金银当钱,一则岭南多有金银产地,二则广州又是外贸集中地,参与交易的买卖双方成分复杂,所以对货币的要求度就更高。

大行台在行政手段上是要逊于神都朝廷,就需要在商业方面进行补充,需要刺激商贸,让交易频繁发生。采用金银作为结算货币,也是促进商贸发展的手段之一。

但是这种变革,势必需要一个接受过程。所以李潼还是从商贾下手,商贾们贩殖为业、不事耕织、凭本生利,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自然要高过寻常小民,而且只要有利润存在,就不患商业萧条。

本身抗压能力不弱,即便新法不合时宜,所带来的反噬也有限,起码不足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一旦有了成效,又能获得最直接的反馈与收益,自然是最适合的实验对象。

李光顺对此考虑的自然没有那么深远,总之觉得少弟的决定就是对的,对此倒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点头应是。

用过早餐后,杨思勖又来报庭外郭元振求见,李潼举手吩咐召其人入内,却见一边的李光顺欲言又止,便笑语道:“阿兄有话要说。”

李光顺闻言后稍作迟疑,还是开口道:“郭元振才器的确不弱,但性情却难恪守恭谨。我倒没有太高明的观人之法,也并不是说其人忠义有亏。但此类烈驹,还是需要且策且御。”

李潼闻言后便笑着点头道:“阿兄良言,我记下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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