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3章 强盗逻辑

齐国公皱眉思索了一下刘钰的说法,心头不禁苦笑,暗道还真是如此。

就像琉球的事,哪里不知道呢?只是一直假装不知道而已。

南洋的事,怎么可能没有点口风?马尼拉都杀了多少次了,不还是一直假装不知道吗?

只要不知道,便可不用去管,这也是困于“天朝”二字。

因为一旦不能装不知道了,那就一定要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闹将起来颜面全无,皇帝丢脸是要上史书的。

可打而无利,空耗钱财。

然而君子言义不言利,天子更不好言利,便不能说是出于利益考虑不合算。

可自己的子民被人杀了不去管那也确实不仁义,那自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不知道。

这也可谓算是上下一心了。

从前朝万历年间开始,去琉球的册封天使几乎都是如出一辙,明明都清楚,但都认为自己是为国远谋,不说为妙。

如今要和七皇子与刘钰配合唱双簧,齐国公笑道:“守常啊守常,你这是又把我坑进去了。如此一来,将来征南洋,我必要支持。”

“我若支持,今日便是用计。若不支持,百年之后,软骨头的名头便要落在我头上。”

说是这样说,心中却本就支持征南洋之事,自己亦算是大顺背锅最多的公爵,多这一个不多、少这一个不少,当日和罗刹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背了不知道几个了。

两个人说说笑笑,唯独李欗心里不是个滋味,总觉得刘钰的话有些刺耳,心道我煌煌天朝,在西洋人看来就是个把头埋进沙子里装外面一切都没发生的傻鸟?

暗暗把拳头握紧,指甲直扎入手心。再一想澳门的事、琉球的事、当年澎湖忽悠其退往台湾即可的事,似乎也真是如此。

越想越气,咬牙切齿,发出咯咯响声。

刘钰和齐国公只当看不见,又拱了几句火,便将此事议定。

…………

至此为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仍旧相信,法国使节团来华一事,是中法之间围绕俄国的包围网。

这一点东印度公司上下都深信不疑,毕竟这十年间,大顺打了两场战争。

一场是在东北和俄国人打,一场是西北和准噶尔人打,背后不可能少了俄国人的事。

去年大顺的自由贸易号停留巴达维亚,而目的地是去往瑞典,这更让荷兰人确信大顺可能要对俄再度开战。

此时身在天津的尼利斯·菲利普斯曾经对此也是深信不疑,此时虽然听到了一些关于日本的风声,他也不以为意。

公司只关心对日贸易是否受影响。

而普利普斯也相信,整个事件就是一场意外:日本侵占大顺的藩属国琉球,事发了,皇帝为了维护天朝礼法,不得不出兵,但规模不会太大。

他的判断如此。

普利普斯并不属于巴达维亚总督管辖,他是对华贸易委员会的成员,直接对十七人委员会负责。

这很容易理解。

巴达维亚是隶属于东印度公司,但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哪里都有。

巴达维亚想搞间接贸易,以巴达维亚为中转站,如此巴达维亚才能繁荣,地方才能得利。

然而中转贸易,绕个大圈,以地方利益为重,就自己能玩的话还无所谓,可大顺开关,英法奥瑞丹全都在搞贸易,唯独荷兰绕个大圈中转,自是慢半拍,公司总体收益受损。

二十余年前,哈布斯堡的奥斯坦德公司,靠着直接贸易和优势,差点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给废掉。要不是股本雄厚拼降价、拼血槽、降价降到看谁先撑不住,那一次茶叶贸易就要被哈布斯堡拿走欧洲定价权了。

那事之后,才有了这么一个直接隶属于十七人委员会的对华贸易委员会,虽然地方和中央的角逐最终和稀泥,半直接半中转,没有效率优先,但总算是缓了口气。

加之哈布斯堡为了女儿继承,废掉了奥斯坦德公司做代价,少了一敌。

然而巴城地方和公司总部之间再也不是当初开拓时候了,如今就像是一个老人,暮气沉沉,各有心思。

对华贸易委员会的成员,本来就是制约巴城地方势力的,也有公司授予的对华交涉的权力。

这一次大顺要求荷兰人前往天津,也只能是委员会成员的普利普斯前来,对华贸易委员会成立后,巴城总督理论上是没有对华交涉权的。

普利普斯也清楚巴达维亚的情况,知道巴达维亚新总督对华人的激进政策。这一次大顺召见荷兰人的原因,也因此而起。

他怀疑是上一次停靠在巴达维亚的大顺船只得到了什么消息,传递回了大顺朝廷。

当初逼船停靠的事,被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绅士团一致认为是蠢货行为,可也没办法斥责,只能表达了恼怒。

巴达维亚这边也很委屈。

抓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就逼停到巴达维亚检查,以拖延一下瑞典船的回程时间,这是惯例。

瑞典人晚回去一个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就的货就能多卖出一些钱,击沉又不可能,只有用这种屡试不爽地“怀疑瑞典船是海盗伪装”的借口,“检查”一段时间。

可谁能想到逼到了一艘大顺往瑞典送俘虏的船?

现在十七人委员会还不能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普利普斯心想,如果十七人绅士团知道了,对于那个逼停的船长的处罚肯定会更重。

若没有哪条船,可能巴达维亚把当地华人杀绝了,大顺都未必知晓,哪里会像现在一样提前得到了风声?

好在他早有应对之策,来到天津等了一阵,见到了大顺负责外交的公爵之后,直接就申明了情况。

其一,那些华人是偷渡过去的。

其二,他们没有缴纳人头税,也没有居留许可证,而且大多数人行为不端,举止轻浮,不是贼就是盗。

其三,如果大顺要维护他们,巴达维亚可以把这些人全都送回福建。

情况说明之后,大顺这边就没有了动静。

普利普斯认为自己打在了大顺的阿克琉斯之踵上,他相信大顺肯定不会把这些人口要回去的。

既然你不要,那么我们怎么处置,你也不要管。将来出了事,也怪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提前通知你了,而且给他们定性为“盗贼”,你们也没反对。

他知道召见他的大顺公爵是大顺的“外交大臣”,也知道这个大臣出访过俄国和法国,但他仍旧不认为大顺照比以往有太多的变化。

在天津逗留的这段时间,欧洲各国使节齐至,在他看来这也毫无意义。

甚至他自认都能猜到这些使节来大顺的原因,不过是大顺对俄开战、对法外交之后的余波而已。

英国人来这里,是担心法国人说他们的坏话;法国人来这里,是为了巩固对俄包围网;葡萄牙人来这里,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澳门;瑞典人来这里也是因为俄国,大顺送还的俘虏正是因为俄国。

至此,他还不相信大顺知道什么叫外交。

在他看来,葡萄牙占据澳门,只要假装朝贡一下,维持天朝皇帝的虚荣和面子,就可以让所有欧洲人羡慕地得到一块在中国本土的殖民地,而代价只是冲着皇帝磕几个头而已,简直是太赚了。

可惜大顺并不想再来一个澳门,否则自己去磕几个头割走舟山,回到公司定会升职加薪。

一个明明有实力收复澳门却只要一个朝贡名分就不管的国家,怎么可能懂得什么叫外交?

今天再度被大顺新成立的外交部的外交大臣、那位姓田的公爵召见,普利普斯毫不担忧,一如既往,按照大顺的繁琐的礼仪行了礼。

齐国公再度问起来巴达维亚华人的事,普利普斯也照旧将原来的三个理由讲了出来。

齐国公打着官腔道:“可是,有人向本官告状,说是荷兰人对天朝子民区别对待。其余如爪哇人,也不用缴纳人头税,缘何我天朝海外子民便要缴纳?正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此事你们做的着实不对啊。”

普利普斯听着这个调调,心下暗笑,想着这不过是为了找借口要一些贿赂而已。

毕竟对华贸易也开展了百余年,荷兰人自觉如今已是深知中国的官场了——当年李旦作保,让荷兰人“借”给明朝官员一笔钱,其实就是行贿,可荷兰人事没办成直接翻脸拿着欠条去要钱,就这觉悟和格局,还想贸易?

今非昔比,普利普斯心里琢磨着应该给这位公爵塞多少钱,嘴上赶忙道:“尊敬的公爵,请您不要听那些盗贼的一面之词。他们懒惰而不劳作,成群结队在城中乱窜,自号乌衫党。或是偷窃,或是抢劫。对于这样的人,难道贵国不也一样要惩处吗?”

“我想,来告状的人,一定是因为偷窃或者抢劫被惩处了,这才来挑唆两国的关系,请您一定不要相信。”

齐国公慢斯条理地呷了口茶,眼神微微向上一翻,慢声问道:“难道绝无此事?可不要骗本官啊。”

“呃……事情是有的。但是,华人在巴达维亚也不需要服兵役。事实上,他们缴纳人头税而不服兵役,其余人服兵役而不缴纳人头税,这难道不是对华人的照顾吗?我想,人们更愿意缴纳人头税,而不愿意服兵役。”

齐国公心道狗屁的照顾,不过是担心当地天朝子民手里有枪而已,亏得守常早就跟我说过,要不然还真叫你说的天花烂坠。

此时他要做昏聩之官,便将眉头一皱道:“若你所言都是真的,莫不是那些乌衫党确实多有不法之举,以致受了刑罚而不忿诬告?此事到底如何,本官需得再多问问才是。”

“本官既蒙天子信任,执掌外交部,此事便不可不查清楚啊。你说的若是真的,似也的确是那些人咎由自取;可若你说的是假的……虽说士农工商,商人最贱,出海弃国,多半也是些求利无义之辈。然而……”

然而之后,并无后话,手指轻敲着桌子,似乎在思考。

普利普斯心知肚明,这便是在索贿。

一个执掌外交部的公爵,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还是靠他的一句话。

说是,就是。

说不是,便不是。

普利普斯知道,这不是一个昏聩的老傻瓜,而是一个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巴达维亚同胞的生死,他显然并不关心,而是关心这些人的生死可以为他带来多少的贿赂。

况且,此时的巴达维亚最多也就是传出了一些风声,总督只是要求各个甘蔗园统计人口以便缴纳人头税。

可能会有一些聪明人觉察出了不对,甘蔗园和糖厂被压榨的已经够狠了,如果再缴纳人头税,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普利普斯认为,应该就是上次前往巴达维亚的大顺去瑞典的船,让当地乌衫党的领袖们认为找到了一个名为“祖国”的靠山。

但显然,这个靠山并不可靠。

“公爵大人,我可以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并不会处罚任何遵纪守法的人,只是处罚那些窃贼和强盗,只是那些窃贼和强盗,恰好是华人而已。事实上,如果他们按时缴纳人头税,我们是可以保证他们的权益的。”

“如果贵国真的坚持,他们也是贵国的子民,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窃贼、强盗送回福建。但我相信,公爵大人可以明辨是非。”

(本章完)

第374章 送礼的格局

道理能否说服别人,有时候不是靠有没有道理,而是靠给多少钱行贿。

这一点上,菲利普斯从齐国公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他在广东贸易的时候没少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

现在他该陈诉的已经陈诉完了,于是说道:“公爵大人,具体的事项,我会回去写成书面的报告,送到你的衙门里。”

这意思也很明确,今天的事有些突然,我得回去准备送礼的礼物,到时候会一并送到你手里。

齐国公懒洋洋地嗯了一声,说道:“既如此,那你就回去好好‘准备’吧。两日之内送到我这。”

说罢,也没有再多的表示,而是端起来了茶,举而不动。

菲利普斯起身告辞,回到在天津暂时的住处后,顿时犯了难。

现在很清楚了,要行贿。

可是,怎么行贿、用什么行贿,他却犯了难。

之前在广东的时候,一般也就是和海关的人打打交道,那些人在顺帝国内的官职都不高。

如今却是主管顺帝国外交部的公爵,该送多大的礼?

若只是考虑送多大的礼,这还好说一些,可是又不能直接送金银。

公司有规定,有财务制度。

毕竟这是一个股份制的公司,送礼在招待费中,需要十七人委员会找会计审核的。

不能说送礼的人说送了多少就送了多少,要是说送礼一千两,结果只送了三百两,报了个一千两的账,那七百两不就被私吞了吗?

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送礼是有讲究的,按照惯例的海关贿赂有定例。

但新的,那是要“借”钱给收礼人,要让收礼人写借据的。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借出去也不用还。

可是……眼前这是一位帝国的公爵,菲利普斯对中国官员还是有些了解的。

不要说公爵,就算是节度使级别的官员,行贿的时候还要写借据,在官员看来那就是一种侮辱!

送礼写借条收据?得,这礼我也不要了,你拿回去吧。办成事难,叫你办不成事却容易。

想到这,普利普斯不禁在心里咒骂着鹿特丹人,如果不是鹿特丹人非要纠结账目,也不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现在实在是难办。

七省共和国的贸易公司,自然是数个省的商人合力办的。

十七人委员会里,八个人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剩下的省分掉其余八个,但是第十七个席位必须从除阿姆斯特丹商会外的人里选。

也就是不可能允许阿姆斯特丹拥有九票,从而使之获得单方面的控制权。

鹿特丹如今拿到了第十七人,拿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泽兰、代尔夫特、侯恩、恩克霍伊增,以九对八的优势,质疑“对华直接贸易的账目”有问题,要求必须要把对华贸易的账目公开。

包括行贿送礼,也必须要制定规范流程,以免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中饱私囊,超额报销。

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他不想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惹麻烦。

包括泽兰在内的其余商会最近对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意见很大,普利普斯虽然自认为没有私心,一切都是因为这场突发事件而尽可能保住对华贸易。

可外部问题好解决、内部问题难解决,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爆蓄积在公司内部已久的诸多矛盾。

当初奥斯坦德公司与荷兰争茶叶贸易的时候,是阿姆斯特丹商会“力挽狂澜”,派出了直航船直接前往广东和福建,稳住了茶叶贸易。

所以阿姆斯特丹商会“自恃功高”,认为应该:公司出钱,阿姆斯特丹商会出人,自行其事,只按照公司要求的茶叶数量运回即可,至于到底带了多少货,那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事,和公司总部无关。

很显然,这样会给阿姆斯特丹带来“小金库”。

本来这件事很好解决,十七人里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八人外,第二多的是泽兰的四人。

只要把泽兰拉过来,有钱两家一起赚,保住十二人,为了制约阿姆斯特丹的第十七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然而泽兰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跟着阿姆斯特丹干,那肯定是阿姆斯特丹商会拿大,他们拿小。

若借着鹿特丹商会反对的机会,泽兰站到鹿特丹这一边,就可以迫使阿姆斯特丹达成:阿一条船、泽一条船、其余省共分一条船、巴达维亚妥协一条。这比与阿姆斯特丹商会合作阿做大、泽做小要强得多。

这已经不再是百年前勠力同心、效率为先、通力合作、开拓时代的年轻小伙了。

而是一个快二百岁的耄耋老人,一个政治体活了二百年,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必然陷入内斗为先的时代。

历史上也的确如此,要不是七年战争荷兰中立、普鲁士的【埃姆登王家广州中国亚洲公司】在七年战争中被迫关闭、英法西在七年战争中在海上死命劫船贸易阻塞,导致荷兰吃了一波中立红利,就其债务问题而言,实际上七年战争再晚两三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会破产崩盘。

现如今大顺开关导致的各国贸易量增加,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的竞争比历史上要大得多,内部的矛盾更是早就压不住了。

鹿特丹商会的要求便是:本钱既然是公司出的,那么船上的货物、账本、资金流水等等,都必须要在公司内公开,不能像以前一样,你阿姆斯特丹商会拿了公司的钱去肥你们小团体。

其中,行贿必须“写借条”的规定,也是公司财务制度之一。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在这个风口上,他想的很清楚。

自己违反财务制度去行贿,救了公司,大顺不会去管巴达维亚的事。

可救完之后,鹿特丹和泽兰会不会揪着他不放?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华贸易保住了,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被扔出去的替罪羊。

可自己如果不违反公司财务制度,不去行贿,真的导致对华贸易出了问题,他的前途也就没了,可能还要被质问“为什么当时不作出决断行贿”?

派人回总部请示,一来一回,快一点两年,慢一点三年,根本不现实。

开拓时代,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怎么效率怎么来。那时候的公司职员不会想这些勾心斗角的事。

可现在,时代变了,不再是那个不需要考虑内部勾心斗角的时代了。

将忧心的事和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大致一说,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笑着说道:“委员先生,这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

“六年前福尔德因号商船前往广东贸易,您是知道的,所有的水手和船长都会购买私货,回去售卖。当时茶叶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很高,船长手里的现金不足,于是将福尔德因号船长室里的镜子,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和广东的商人交换了三十二箱工夫茶。”

“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只用了一箱茶叶就换回了福尔德因号的镜子,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收入。”

“中国人不会制作玻璃,更不会制作镜子。您可以将船上的玻璃和镜子都拆卸下来,再加上船长室的装饰品,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公爵。”

“这是默许的商业行为和船长福利。而且这样也不违背公司新的财物规定。我想,那位中国的公爵看到一面这么大的镜子后,一定会高兴的跳起来。”

一筹莫展的普利普斯眼前一亮,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天才般的想法。既可以绕开公司的财物制度,避免内部将来的冲突,又可以为公司立下功劳,回去后升职加薪。

而且,公司计算的成本,是以阿姆斯特丹的价格计算的,自己巧妙的利用一块镜子阻止了可能的外交事件,简直就像是拿着玻璃珠子与美洲土著交换黄金和毛皮一样,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会被人传诵,成为一段传奇。

…………

与此同时,英国人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内部的小酒会。

常驻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办法扎克莱,作为一个在广州住了快十年的人,这一次跟随王室特使一同前往天津。

今天这场酒会,为的不是别的,而是为荷兰人被大顺质问巴达维亚的事而干杯。

虽然,英荷同盟。

但是,法扎克莱早在六年前就接到了公司总部的命令:严密监视荷兰人在广州的直航贸易,尽可能动用当地的关系,用行贿、散播谣言的方式,破坏荷兰人的对华贸易。

理由,也很“名正言顺”。

奥斯坦德公司是英、荷、普等国合力逼迫哈布斯堡关闭的,英荷两国在合力施压之前,是有过协定的。

即“保持各方对华贸易之现状”。

现状是什么?

现状是荷兰继续保持巴达维亚的中转贸易,阿姆斯特丹的直航贸易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奥斯坦德公司关闭,就维持原本的贸易模式。

结果呢?奥斯坦德公司一倒闭,你荷兰人不但没恢复原样,反而变本加厉,船越来越多,这是【无耻而令人作呕的商业欺诈】。

而泽兰商会,又是对英茶叶走私的大客户。本来荷兰人已经不讲信誉破坏了密约协定,泽兰商会又火上浇油,英国人已经很不爽了。

用英国那些私下的大谈国事之地下小报的话说,这件事叫“我们伟大的乔治国王用英国的影响力,无私地帮助荷兰人扫清了对华贸易的最大竞争对手;热情地以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国事诏书》继承法的变更,并发誓用英国人的鲜血来保卫特蕾莎公主。那么我们英国得到了什么?答:他的儿子,又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国王。”

这一次荷兰被大顺质问“巴达维亚华人生存状况”问题,法扎克莱不只是幸灾乐祸那么简单,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特使先生,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让荷兰人退出对华贸易的机会。当年荷兰人用造谣中伤、诽谤,甚至屠杀的手段,将我们驱赶出了东南亚和日本。甚至当我们试图重开对日贸易的时候,又是荷兰人向日本诋毁,使得日本人以我们的国王娶了天主教的凯瑟琳公主为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贸易请求。”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造成中国与荷兰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如果中国能够单方面禁止与荷兰的贸易,对整个公司的利益提升是巨大的。我们就只需要应对哥德堡的走私贩子就可以了,而不用去考虑更恼人的泽兰走私贩子。”

“现在是一位中华帝国的公爵主管外交,我们或许可以用荷兰人当初在日本阻挠我们的手段,来对付荷兰人。”

“Oculum pro oculo, et dentem pro dente!”

特使很认可这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法扎克莱先生,波沃尔伯爵特意叮嘱我,您在广州住了许多年,对中国的了解远不是那些在伦敦的人可以相比的,一个绅士应该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这一次除了用于采购礼物的一万英镑经费外,还有八千英镑的特别经费,用于一些意外的开销。如果您需要贿赂这位工具,可以从八千磅的特别经费中随时支取。”

说完,举起酒杯,微笑道:“敬‘Oculum pro oculo, et dentem pro dente’!敬可敬的东印度公司。”

法扎克莱举起酒杯,轻碰之后,笑道:“这一次是帝国的皇帝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京城,您可能不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语,大概就是说撒旦很容易见到,但撒旦手下的小鬼们很难对付。”

“而这,也正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很难开展对华贸易的原因。如果可以见到皇帝,一切都容易解决。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连他们的县长都很难见到。”

“如今我们可以直接见到公爵,甚至不久之后可以直接见到皇帝,那么这些‘特别经费’应该使用在合适的人身上。”

“皇帝不需要贿赂,皇帝只需要国礼,他有整个帝国。公爵,并且还是主管外交的公爵更理应得到这份特别经费。如果能够获得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在中国的一切行动都将很顺利——在他们的官场上,上级的命令是下级必须遵守的,而上级的命令下级也会巧妙地找出其中的关键,并且做成上级希望做成的样子。”

“我认为,特别经费的一半,都可以用在这位公爵身上。而他带给我们的回报,必然是十倍于此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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